不多久前她还承认说作为一个妈妈没办法对自己的孩子做到完全的了解，现在她又表现出笃定的态度。沃格尔知道，这是失踪案件中父母的典型表现。他们想提供帮助，但他们也知道自己对此得承担一部分责任，至少是对孩子有所疏忽。但是当你对一件事感到恐惧时，就会本能地为自己辩护，即使是以否认明摆着的事实为代价。玛丽亚·卡斯特纳已经开始抵触了。但是探长必须了解更多。“您最近有没有发现她有任何异常行为？”
“您说的异常是什么意思？”
“您了解您的孩子，不是吗？一些微妙的迹象，就能推测出很多事情。她睡得好不好？吃起饭来正常吗？她的情绪有没有变化？她有没有变得封闭、难相处或是表现出其他先前没有过的态度？”
“她就还是安娜·卢。我了解我的女儿，沃格尔探长，要是有什么问题，我会察觉出来的。”
这个女孩有一部手机。据沃格尔所知，那是个老款非智能的手机。“您的女儿上网吗？”
两个家长对视了一下。“我们的教会不建议去鼓励使用这种技术。互联网上充满了陷阱，沃格尔探长。这可能会对一个好的基督徒在教育上带来误导性的观念。”玛丽亚说，“但是，我们从不禁止女儿做任何事情，这是她的选择。”
当然，为什么不呢，沃格尔心想。有件事上，那个女人是有道理的。危险常常来自网络。像安娜·卢这样敏感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煽动。互联网上有一群设套者，他们能够操纵那些脆弱的头脑，渗透进他们的生活。他们一步步让对方放弃所有的防御并且扭转信任关系，他们设法代替至亲的家人，对未成年人进行远程遥控，直到对方做了自己想要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娜·卢·卡斯特纳是一个完美的猎物。也许这个女孩只是在表面上按照父母的意愿去做，但她会在其他地方接触到网络，可能是在学校，图书馆或其他地方。他们需要核实一下。不过，眼下还有其他方面需要深入探索。“您是这个镇上将特许权卖给采矿公司的幸运儿之一，对吗？”
他是朝着布鲁诺·卡斯特纳问的这个问题，但再次由他的妻子介入回答：“我父亲在北边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土地。谁能想到会值那么多钱……我们把一部分钱捐给了教会，还缴清了这间屋子的房贷。剩余的钱就留给我们的孩子吧。”
沃格尔知道那肯定是笔不小的数目，可能足以保证卡斯特纳一家将来几代人都能过上体面日子了。他们本可以负担得起各种奢侈品，甚至哪怕只是选择购买更大更漂亮的房子。相反，他们决定不去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探长实在不明白怎么能够如此轻松地放弃这意外的福利。反正他记了下来，头还埋在记事本中，又发问道：“你们没有受到金钱方面的要挟，所以暂时排除掉勒索的可能。但是你们过去有没有遭受过威胁呢？是否有任何人——甚至是亲戚或熟人——对你们有所嫉妒，怨恨或不满的行为动机？”
卡斯特纳一家似乎对这些问题感到非常惊讶。
“不，没有人。”那位女士立即说道，“我们只跟教会成员来往。”
沃格尔反思了最后那句话的含义：这一家人天真地相信在教会情谊中不存在冲突的空间。此外，他丝毫没有疑问，答案一定会是这个。在踏进他们的家之前，他已经知道了他们的生活，获取了需要知道的有关他们的一切信息。
公共舆论通常只停留在表面。因此，当发生一些异常事件，诸如某个简单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失踪，而这个女孩又来自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时，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威胁是来源于家庭之外的。但是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警察总是对从家庭外部开始进行调查感到不满，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案件的隐情更加普遍而残忍地隐藏在家里。沃格尔一直在和虐待女儿的父亲打交道，那些母亲非但没有保护她们，反而把她们的女儿视为危险的对手。然后，对于那些平静的生活，父母得出的结论是，挽救婚姻的最佳解决方案是用她们的血来清除掉先前的污点。有一次他甚至遇到过这样一个案子——妻子在发现性骚扰后选择掩饰丈夫的过错，而为了逃避随之而来的羞耻感，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并把尸体藏了起来。总而言之，彪悍的案例是越来越花样百出，挑战着人们的想象力。
卡斯特纳一家看上去还比较正常。
布鲁诺是一名货车司机，即使在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财富之后，他也没有停止努力工作；玛丽亚是一个谦逊的家庭主妇，一心扑在家庭和孩子身上。此外，两人还有着虔诚与坚定的信仰。
但没人能百分百保证。
沃格尔假装满意。“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要说的都说明白了。”说着，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全程未发一言的博尔基也立刻照做。“感谢二位准备的咖啡……也谢谢你们把这个给我。”他晃了晃安娜·卢的日记说道，“我相信这会很有帮助。”
卡斯特纳夫妇陪同两位警探走到门口。沃格尔又看了一眼依旧在圣诞树下若无其事地玩耍的孩子们。谁知道所有这些回忆会在他们长大成人后的记忆中留下什么呢，他想着。也许应该适时地让他们摆脱恐惧了。但是，那个扎着红色蝴蝶结等待着安娜·卢拆开的礼物包裹告诉他，总会有一些事情让他们想起家庭遭受的悲剧。毕竟没有比无法送出的礼物更糟糕的玩意儿了。礼物包裹着的幸福感慢慢、慢慢地腐烂，同时腐蚀着任何靠近它的人或物。
此时，探长意识到他们之间的沉默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便转向了博尔基：“可以先请您去车上等我吗？”
“好的，长官。”勤快的警察当即回答。
只剩卡斯特纳夫妇了，沃格尔用一种与之前不同的、周到的语调讲话，好像他真的在乎“局势”。“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他说道，“媒体已经嗅到了这个故事，很快就会成批地赶来……有时候，新闻工作者比警察更擅长查找信息，但上了电视的内容并非总是与调查结果相符。当他们不知道往哪里看的时候，就会来盯着你们。因此，如果您二位还有什么信息要透露，无论什么事……现在便是时候了。”
沃格尔说完便沉默了许久，超过了必要的时间。好了。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他的建议里实际上包含了警告。我知道你们有秘密，每个人都有。但是你们的秘密现在属于我了。
“好吧，”探长最后说道，他打破了沉默，使夫妇俩摆脱了尴尬，“我看到你们打印了有女儿照片的寻人启事，这是一个好主意，但还不够。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当地媒体来处理此事，现在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例如，发起一次广而告之的求助可能很有用。您二位觉得呢？”
夫妇俩对视着，通过眼神彼此询问。然后安娜·卢的母亲向前迈了一步，摘下了女儿制作的串珠手链，将其戴到沃格尔的左手手腕上，仿佛在庄严地进行着授权仪式。“我们将竭尽所能地配合您，沃格尔探长。请您务必带她回来。”
博尔基在车上等待时，一直打着电话。“我不知道还要多久，这得问他。”他正在向一个已经为情况介绍会等了一个多小时的警探解释。“我也有家庭。让大家冷静下来，告诉他们，没有人会错过圣诞大餐。”实际上，他担心自己担不起这样的承诺，因为他不知道沃格尔的想法。他明白同事的急切需求，但那天早上他仅仅只是充当了司机。
前一天晚上，他的直属上司通知他，第二天早晨得去阿维乔特协助探长沃格尔调查一起未成年人的失踪案件，给了他一份信息寥寥的案卷还有一些奇怪的叮嘱。于是，早上八点三十分，他穿着深色西装，披着外套打了领带，准时出现在了阿尔卑斯小镇出口处的小餐馆。
显然，博尔基听说过不少有关沃格尔及其怪癖的传言。电视上经常谈论他和他的案子，他也曾在不同的新闻广播中担任过嘉宾。报纸和新闻广播曾争相对他进行采访。沃格尔在镜头前总是放松自如，就像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总是能够即兴发挥自己的表演，并确保取得成功。
而在他们警界的传闻中，他被形容为一个固执的、控制欲强的人，只关心如何在媒体上看起来不错，并且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总是遮挡住周围所有人的光芒。
不过最近沃格尔探长碰到了些麻烦，有个案件让他备受质疑。圈内有些警察为此而窃喜，但博尔基也许是太天真，仍然认为他这样的警察身上还有很多东西可供学习。毕竟，自己还是一个初学者，这种经历必然是有益而无害的。
沃格尔向来都偏向于接手那些轰动一时、令人发指、群情激愤的犯罪案件。据说他总是谨慎地选择自己要接手的案子。
因此，博尔基现在也很想知道这位非同寻常的探长在这起有关年轻女孩失踪的案子中看到了什么。
即便安娜·卢父母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他真的认为可能发生了一些糟糕的事，但他没有看到在这件案子中有什么因素值得媒体去关注。而这通常应该正是沃格尔所关心的。
“我们一会儿就会过来。”他向对话者保证，如此结束了通话。在那个瞬间，他注意到一辆黑色货车停在街的尽头。
货车上的两名男子盯着卡斯特纳的房子，并无交谈。
警探想下车去查探时，他的那位上级正巧迈出屋子，沿着小路朝他的方向走来。然后，他意识到沃格尔放慢了脚步，然后做了件费解的事。
他鼓起掌来。
开始是慢慢地，随后越来越用力。同时他环顾着四周。掌声毫不费劲地产生了回音，接着一张张面孔开始出现在相邻房屋的窗户后边。一名老年妇女、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子女、一个胖男人和一个头上还戴着几个发卷的家庭主妇。慢慢地，又有一些目光逐渐加入。他们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沃格尔停止了鼓掌。
他最后再一次审视着周边——这次轮到他来观察了，接着他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走过来上了车。博尔基本想问问这位上级他为何要做这个奇怪行为，却被对方问道：“博尔基警探，您今天在那所房子里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这位年轻的警察脱口而出：“这对夫妻一直握着对方的手，他们看起来很亲密……但说话的却总是那个妻子。”
探长点点头，看着挡风玻璃外面。“那个男人迫切地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博尔基没有再多加评论。他发动了车，将掌声和黑色货车的疑问统统抛到脑后。
沃格尔觉得当地警局实在是狭小逼仄，所以要了个更合适做调查地方——学校体育馆，作为工作间来研究女孩的失踪案件。
用于体育锻炼的垫子和器械沿着墙堆在一边，装着排球的大篮子也被遗忘在了角落里。有人从教室里拿了些讲台当作办公桌，有人弄来了院子里的那种折叠椅。屋里有两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由图书馆提供的台式电脑，但只有一部电话连接着外部线路。篮球场的一个篮框下面放着块黑板，黑色的板面上用粉笔写着：“案子进展”。这行字的下面是当下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跟安娜·卢的家人印刷在传单上相同的那张照片、一张山谷地图。
此刻，室内回荡着一小撮阿维乔特便衣警察的交谈声，他们聚集在咖啡机和一盘甜点周围，嘴里塞得满满地说着话，不耐烦地看着时间。交谈的话题在那一阵嗡嗡声中难以辨认，但从他们的表情中可以明显看出，大家都在抱怨着同一件事。
两扇防火门同时打开了，突然而沉闷的撞击声令他们全部转过身来。沃格尔随着博尔基走进体育馆，馆里的嘈杂声戛然而止。门在探长背后猛地关上，厅里只听得见脚步声以及他的皮鞋摩擦发出的轻微吱嘎声。
沃格尔不打招呼也没看任何人一眼，就这样走近了篮框下的黑板。他凝视了片刻“案子进展”，像是在仔细研究它们。突然，他伸出手擦掉了那行字，并撕下了照片和地图。
紧接着，他用粉笔写下了一个日期：12月23日。
沃格尔转向了听众。“人已经失踪快两天了。”他开口道，“在失踪的案件中，时间是我们的敌人，但也可能是盟友，这取决于我们。我们必须很好地利用它，为此有必要采取第一步。”他停顿了一下，“我想要在国道上，山谷的两个入口处设置检查关卡。”他不容置辩地说，“你们不需要把任何人拦下来，但是我们必须发出相关讯号。”
在场的人默默地听着。博尔基站在一旁，靠在墙上看着他们。
“有人检查过加油站的摄像头跟道路交通监控摄像头是否正常吗？”沃格尔问道。
犹豫了一下之后，一名穿着格子衬衫打了蓝色领带、大腹便便的警察举起手中咖啡表示要发言。他有些困窘：“是的，先生，我们调取了女孩失踪前后几小时的录像。”
“很好。”沃格尔很高兴，“请你们再去盘查一下开车经过的男性司机，并核实他们进入或离开山谷的原因。把重点放在那些有暴力过往或有前科的人身上。”
博尔基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注意到了下面这群人的不满。
这时，另一个年龄较大的警探自认有资格来评价一下：“长官，我们人数不多、没有资源，也没有加班加点的补贴。”他的话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
沃格尔并不沮丧，他看着下面临时搬来的桌子，捉襟见肘的资源使他们显得滑稽可笑。他不能怪这些人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没有积极性。但是他也不能容忍任何借口。最终，他平静地回答：“我知道大家现在想在家里与家人一起庆祝圣诞节，并且各位将我和博尔基警探看作是两个来这里发号施令的陌生人。但是当这个故事结束后，我跟博尔基两个人就会回到我们的家乡。而你们……”他迅速地挨个扫过他们，“你们将不得不继续在街上遇到那个女孩的父母。”
一阵短暂的沉默后，年长的警察再次接过话来。这次他的语气不再嚣张：“长官，请允许我问一句：现在是一个女孩失踪了，为什么我们得去找出一个男人？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找这个女孩上面吗？”
“因为有人带走了她。”
正如预期的那样，短短一句话以石破天惊的效果落在了听众身上，冻结了所有疑问。沃格尔眼睛盯着那些在场的人。任何有常识的警察都会将这一说法视为调查的异端。没有证据支持该假设，甚至没有模糊的线索。这仅仅是个凭空指责。但它足以使沃格尔在他们脑海中萌生出有这个可能性的想法。“可能”的种子足以在短时间内成长为“确信”。他很清楚，如果他能说服这些人，那么他就能说服任何人。他投下所有赌注——不是在真正的犯罪研究办公室中，而是在学校体育馆里。他面对的也不是在该领域磨炼累积出多年经验的专业警察，而是因为缺乏装备、不知道如何进行复杂调查的地方警队。在那几分钟内，他下注投机的是案件的命运，或者也包括那个十六岁女孩的命运。因此，沃格尔亮出了他所有的技巧，试图让他们买账。
“只在周边转一转是没有用的。”探长继续说，“我们必须击中要害。因为正如我所说的，去做其他所有事情都是在浪费时间。而浪费的这个时间，不是我们的，是安娜·卢的……”他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了黑色笔记本，干脆利落地打开了它并查阅起笔记。“差不多在12月23日下午五点，安娜·卢·卡斯特纳出门参加教堂的聚会，教堂跟她的家距离大约是三百米。”沃格尔转过身，在黑板上画了两个点，间距很近。“我们知道她没有到达那里。但是这个女孩不是会离家出走的那一类。不仅是认识她的人这么说，而且她的生活方式也证实了这一点：家里没有互联网，没有个人社交网络资料，就连手机里也只有五个电话号码。”沃格尔抬起手数起来，“妈妈、爸爸、家里、祖父母家和教会。”接着他转身面朝黑板，将先前绘制的两个点用一条线连接起来。“所有的答案都在这三百米之内。那里一共住着十一户人家，四十六口，案件发生时在家的有三十二个人。但没人看见任何东西或听到任何声响。监控摄像头朝向居民区内部而不是大街，因此它们没什么用处。就像老话说的那样，每个人都顾着自家的花园。”他把黑色记事本放回口袋里。“绑架者研究了邻居的习惯，他知道如何不被发现。这一事实让我们只能推测出他的存在，以及让我们知道他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各项准备——并且他正在赢过我们。”
沃格尔放下粉笔，边拍着手上的粉笔灰边仔细观察坐在下面的听众，想了解刚才他表达的概念是否突破了他们的防线。是的，他做到了。他使他们心中对案件产生了疑问——不仅如此，他还激发他们的动力，让他们愿意破釜沉舟地投入。从现在起，他便可以轻易地指挥他们，没人会再去质疑他的命令中的任何一个字。
“那么，好，请记住：问题不再仅仅是安娜·卢现在哪里。真正的问题是，她跟谁在一起。”探长总结道，“现在我们开始行动。”
博尔基饿着肚子走进宾馆小小的房间里。房间是这个下午跟沃格尔探长的那一间一起预定的。他几乎确定圣诞节那天会没有空房。可尽管这家亚平宁之花宾馆是山谷里为数不多仍在运营的几家宾馆之一，却几乎是空的。萤石矿山被发现后，多数住宿和宾馆都关门了。起初，博尔基还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将这些处所改建为跨国公司员工的宿舍，但随后宾馆门卫向他解释说，这里的工人几乎全部是本地人，而公司的管理层则是直接坐着他们的直升机上山，从不停留太久。
阿维乔特仅有三千名居民，其中一半的男性劳动力受雇于掌管山谷的大型采矿厂。
博尔基警探进入房间第一件事就是脱下皮鞋、抽掉领带。他这一整天穿着那身衣服冷极了。通常只有在不得不去法庭作证时他才会穿上西装，真是不习惯连续好几个小时都要穿着它们。等到自己身体的温度达到房间的温度后，他立刻脱下西服和衬衫。他不得不把它们全洗掉然后挂在淋浴间里，希望第二天它们能晾干，因为妻子在帮他收拾行李箱时忘了放一套备用的衣服。卡罗琳最近经常心不在焉。他俩刚结婚一年多，现在她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
即便你是一名警察，有着不可抗拒的原因，也很难向一个待产的年轻妻子解释为什么这个圣诞节你不能与她一起度过。
博尔基把衬衫浸在浴室的洗手池中时给她打了电话。他们的通话很短暂。
“所以阿维乔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不太开心。
“实际上，我们还没弄清楚。”
“那么他们也可以放你一天假吧？”
显然卡罗琳想要吵个架。每每她这样时，与她打交道真是令人发狂。“我跟你说过，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来说，留在这里很重要。”他试图讲和，但还真不容易。然后他被房间里开着的电视声分散了注意力。“抱歉，我现在要走了。有人来敲门了。”他撒了个谎。在卡罗琳挂断电话之前，他结束了通话。随即他跑去看电视新闻播报的画面。
圣诞节这天晚上，当人们庆祝完并准备结束漫长的一天时，安娜·卢的父母出现在了电视上。
这对夫妇紧挨着彼此，坐在一张放在小布道台上的矩形大桌子后面。他们穿着对于他们而言突然变得太过宽松的滑雪衫，似乎那么多个小时的焦虑从最深处吞噬了他们。他俩看上去样貌谦卑，一直握着对方的手。
博尔基认出这个发布会是在下午的时候，由当地电视台的技术人员在沃格尔的监督下拍摄的。他当时也在场。但是此刻，同样的场景在镜头里出现时，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他无从解释的感觉。
布鲁诺·卡斯特纳对着摄像机镜头展示了一张带着相框的女儿照片，这张照片是在某次教会活动结束时拍摄的，安娜·卢套着洁白长衫，脖子上戴着一个木制十字架。他的妻子玛丽亚的脖子上现在也戴着同样的十字架，她宣读了一条声明。“安娜·卢身高一米六七，红色长发，一般会扎马尾辫。失踪时，安娜·卢穿身穿灰色运动服、运动鞋和一件白色羽绒服。她还背着个彩色背包。”然后，该女子深吸口气，直视着镜头，仿佛她是在直接向所有正在听着的家长们，以及那些也许会知道真相的人讲话。“我们的女儿安娜·卢是一个善良的女孩，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有一颗博爱的心——她喜欢猫并且对人报以信任。因此，今天我们也希望告诉那些在她生命的前十六年中不认识她的人：如果您见过她或知道她在哪里，请帮助我们将她带回家。”最后，她对女儿说了一段话，似乎女儿是在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还真的可以听见她说话。“安娜·卢……妈妈、爸爸和你的兄弟姐妹永远爱你。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都希望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爱能到达你的身边。当你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会送你一只你心心念念想要的小猫，安娜·卢，我向你保证……主保护你，我的小宝贝。”
博尔基想到，即使没有必要，这个妇人依然重复了好多遍女儿的名字。也许是因为她害怕连安娜·卢遗留下的最后这样东西也要失去了。
在那一刻，一个从未想过要在电视上露面的朴实而默默无闻的女孩，以及阿尔卑斯山脉上一个名为阿维乔特的小村庄，不幸地开始出了名。博尔基对刚才那种感觉有了清晰的认识——那种当他发现自己看着发生过的场景却变得完全陌生的感觉。
那是电视的作用。好像在那里面，话语、手势有了新的依据。
曾几何时，电视只是对现实的再次反映，而现在则反客为主地将事实添油加醋，又让它变得切实可信、有理有据。
它创造了事实。
博尔基不知为何又回想起沃格尔在卡斯特纳屋外奇奇怪怪地拍完手之后，一上车便讲的那句关于安娜·卢父亲的话。
“那个男人迫切地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博尔基也即将成为一个女孩的父亲。至今已经过了不止四十八个小时，那个让沃格尔觉得笼罩着不祥阴影的男人仍不知道他自己女儿的情况。警探突然感到一阵焦虑。他不得不怀疑这个等待着他女儿的世界是否真的如此残酷。
午夜之前，卡斯特纳家中一片寂静。但是这份沉寂与平静无关，因为它印证了这所房子里长达不止四十八个小时的空虚。安娜·卢的缺席此刻愈加明显。她的父亲无法再像整个白天一样去逃避，避免去看女儿通常会出现的那些地方，比如餐桌前她的椅子或是她喜欢在晚上坐着看书或电视的扶手椅，还有她房间的门。他用其他声音填补上她声音的空缺。就好比，当再也听不见女儿说话、欢笑或哼唱的痛苦再次变得难以忍受时，布鲁诺·卡斯特纳便会移动个什么东西，如此发出的噪音就填上了安娜·卢留下的空白，可以让他将注意力从残酷的死寂中分散开来。
弗洛雷斯医生给玛丽亚开了些让她安睡的镇静剂。布鲁诺看着她服了药之后，又去给双胞胎盖毯子。他停在小房间的门口，看着他们紧张不安地睡着。这两个孩子表面上坚强，但睡相却能明显看得出他们也心神不宁。他们几乎整天都在用不经意的样子不停提问，也似乎对简短含糊的回答感到满意。但是表面的漠不关心掩盖着想要知道真相的恐惧。那一个在七岁的年纪并未准备好去迎接的真相。
甚至布鲁诺·卡斯特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他只知道他对此深感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