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琳达和艾瑞克附和道，“这就是人类等待了几个世纪的召唤。去读读《启示录》，去读读《启示录》上说的天选之人。我们就是天选之人！”
“可能吧。”我回答。这时他们已经开车把我们送到吉诺酒吧旁，索诺马郡的一条小街上。这条小街允许车辆长时间停放，我们租来的车子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了车。
琳达·兰普顿来到我身边，手搭住我的肩膀，吻了我的嘴唇——热烈的、带有某种程度（应该说很大程度）情欲的吻。“一定要回我们身边来，”她在我耳边呢喃，“你保证。这才是我们的未来，只属于非常非常少数人的未来。”我心想：甜心，你大错特错了，这是属于每个人的未来。
然后，就到了此刻。多亏了瓦利斯的大力帮助（但我更愿意相信这帮助出于圣索菲亚），我们快要到家了。一想到圣索菲亚，我就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么一幅画面上：小女孩索菲亚，坐在动物中间，前面摆着书。
我们三个站在橘子郡机场，等候行李。我说：“他们没全说实话。比如，他们说，索菲亚说的话，做的事，全都录了音，录了像。这就不对。”
“这你就弄错了。”凯文说，“现在已经出现了先进的监控系统，能远程操控。虽然我们看不见，但那女孩很可能处于监控系统的摄录范围内。米尼没说大话，他确实是电子硬件设备方面的专家。”
我心想：为了再次体验瓦利斯，米尼宁愿去死。我呢？在1974年，我体验过一次。此后，我一直渴望它回来，渴望得骨头都疼。我的身体跟我的意识一样渴望，甚至更加渴望再次见到瓦利斯。可是，瓦利斯很明智，没有再来。它是对的。不愿再出现在我面前，这证明瓦利斯在乎人类的生命，不肯随意夺走。
毕竟，只一次接触，就差点儿要了我的命。我可以再见瓦利斯一次。但跟米尼一样，这也会要了我的命。我可不想死。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我到底该做些什么？我还不清楚，我们几个都不清楚。我已经在脑中听到了A.I.的声音，其他人，越来越多的人，也会听到这个声音。瓦利斯，这活着的信息，会渗透整个世界，复制人类的大脑，跟人类结合，在潜意识中，在不知不觉中帮助他们、指引他们。没人能确定自己是否已经和瓦利斯结合，除非这种共生关系濒临崩溃。而人跟人接触时，也没人能确定，对方究竟是普拉斯梅特人，还是普通人。
或许古老的秘密自证法将再次流行，但也有可能已经流行开来了。当两人握手时，得用手指飞快地做出两个交叉的弧形，做出鱼形标志。除了握手的两人，旁人无从知晓。
我回想起一件事。应该说，不止一件，都跟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有关。1974年3月，在瓦利斯主宰我、控制我的意识的那段时间里，我为克里斯托弗举行了正确的、复杂的入会仪式，让他位列永生者之中。瓦利斯传来的医学知识救了克里斯托弗的肉体，但瓦利斯所做的不只如此。
这是一段我极为珍视的经历。当时，我偷偷摸摸地瞒着所有人，连我儿子的妈妈都瞒过了。
首先，我泡了一杯热巧克力。接着，做了个热狗，放了常用的配料。尽管克里斯托弗还很小，但也喜欢热狗和温热的巧克力。
在克里斯托弗的房间里，我——应该说，我体内的瓦利斯，扮成我的瓦利斯——跟他一块儿坐在地板上，玩了个游戏。我先是开玩笑地把温热的巧克力举过儿子的头顶。接着，仿佛一不小心，我把巧克力洒到了他头上，滴到他头发里。克里斯托弗咯咯笑着，伸手去擦。自然，我也伸手帮他擦。趁此机会，我俯身下去，在他耳边悄声说：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除了克里斯托弗，没人听见我说的话。接着，我借帮他擦头发的机会，在他的前额画下十字架的标志。于是，我为他施了洗，又施了坚信礼。赐予我权柄的并非某个教会，而是我体内活着的普拉斯梅特——瓦利斯本尊。接着，我对儿子说：“你的秘密姓名，你的教名，是……”我对他说了名字。这名字将永远成为秘密，只有我、他和瓦利斯知道。
然后，我从热狗面包上掰下一小块，递了出去。我儿子——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小的幼儿——像只小鸟一样，张开了嘴巴。我把小块面包放了进去。看起来，我们俩不过是在分享食物，普通、简单、常见的食物。
出于某些理由，有件事很要紧——至关紧要——他不能吃到热狗里夹的肉。在这种仪式中，不能食用猪肉。这是瓦利斯告诉我的要紧知识。
克里斯托弗闭上嘴，咀嚼面包。此时，我递上那杯温热的巧克力。让我惊讶的是，尽管他这么幼小，平常只喝奶瓶，从没用过杯子，此刻却迫不及待地接过我手上的巧克力杯，举到嘴边，喝了一口。
我说：“这是我的血，这是我的身体。”
我的小儿子喝过后，我接过杯子。最伟大的圣餐仪式至此完成。施洗、坚信礼，还有最为神圣的圣餐仪式，我主最后晚餐的圣礼。
“我主耶稣基督的血，为你而流，让你的身体与灵魂永恒不朽。喝下去，记住基督的血为你而流，感恩于心。”
这是最为庄重肃穆的时刻。牧师成为基督，而基督本人则通过神圣奇迹，为忠实信徒献上了身体和血。
很多人都知道，在这样的奇迹中，葡萄酒（或者温热的巧克力）变成了圣血，华夫饼（或者一小块热狗面包）变成了圣体。但是，哪怕是教会人员，也极少有人意识到，立在教徒身前端着杯子的人，正是他们的主，活生生的主。我们战胜了时间。我们几乎回到了两千年前，我们不在美国加州圣安娜，而是在约公元35年的耶路撒冷。
在1974年3月，当我看到古罗马和现代加州重叠的时候，我见到的景象，正是通常来说只有藏于人们内心的信仰之眼才能见证的画面。
我的这种如双重曝光般的体验，证明了天主教弥撒的奇迹。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奇迹，而是真正的奇迹。
我说过，有个术语能够形容这一切，即“重获记忆”。也就是说，记起我主和我主最后的晚餐。
那一天，使徒们最后一次聚在桌边的时候，我也在场。你信也好，不信也罢。Sed per spiritum sanctum dico; haec veritas est. Mihi crede et mecum in aeter-nitate vivebis.
我的拉丁文不够好，可能有错。总之，我结结巴巴想表达的意思是：但是，我通过圣灵说出这番话。这话千真万确。相信我，你就能跟我在一起活在永恒中。
行李来了。我们把行李票交给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十分钟后，我们驾着车开上高速公路，朝圣安娜的方向，朝家的方向驶去。
13
凯文一边开车，一边说：“我累了，真的累了。操他妈的交通堵塞！这些人都是谁啊，怎么都拥到55号公路来了？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我心想：我们三个，要到哪儿去？
我们见过了救世主。还有，疯了整整八年后，我被救世主治好了。
这些事都发生在同一个周末……哎呀呀，更不用说，我们还从地球上最疯狂的疯子那儿，完好无损地逃了出来。
真奇怪，一个人居然会坚信，在别人扯瞎话的时候，他一眼就能识别。在大众兔子车里的时候，我听着琳达和艾瑞克瞎叨叨什么他们是另一颗星球来的三眼人，我马上就知道，他们疯了。能识别疯话，证明我也疯了。明白他们疯了，而我也疯了。这可把我吓得不轻。
飞去索诺马的时候，我是疯子；现在，回到圣安娜，我已经神志清醒。虽说清醒，我却相信自己见到了救世主——而且救世主还是个黑发小女孩，有犀利的黑眼睛，说起话来比我见过的任何成年人都更有智慧。还有，我们想离开，却被兰普顿三人阻挠的时候，是她——或者说瓦利斯——插手干预，帮助了我们。
“我们有任务，”大卫说，“要前进，然后——”
“然后怎么样？”凯文问。
“我们先前进，然后她会告诉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大卫回答。
“猪还会吹口哨呢。”凯文讽刺道。
“你看，”大卫精神十足，“菲尔清醒了，没事了，这可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
“自从你们认识我以来的第一次。”我替他补完。
大卫说：“是她治好了菲尔。拥有治愈的力量是弥赛亚降临世间的绝对证据，无可辩驳。这你也知道，凯文。”
“照这么说，圣约瑟夫医院可就是城里最好的教会了。”凯文嘲讽道。
我问凯文：“你有没有抓住机会问一问索菲亚你的那只死猫？”我问这个问题，本是想嘲笑凯文，谁知他竟然转过头来，认真地回答：
“有。”
“她怎么说？”
凯文深深吸了口气，紧紧握住方向盘，答道：“她说，我那只死猫……”他顿了顿，提高音量，“我那只死猫太笨了。”
我爆发出一阵大笑，大卫也一样。这么多年来，我们几个没人想到过这个答案。车子没有撞到猫；而是那只猫明明看到车子，却还一头撞了上去，就像个保龄球一样直直钻到车子的右前轮底下。
“她说，”凯文继续说道，“宇宙有严格的规则，像我的死猫的那一类，就是会一头钻进汽车底下的那一类，已经不复存在了。”
“嗯，”我说，“务实地说，她的话没错。”
关于死猫，索菲亚给了解释，已故的雪瑞也给了解释。把她们俩的解释拿来比较一番，会发现很有趣：雪瑞一脸虔诚，告诉凯文，上帝很爱他的猫——她真是这么说的——所以带走了这只猫，把它留在自己身边，而不是凯文身边。这种解释，说给一个二十九岁的大男人听，根本没有说服力。你只能拿这种话来哄孩子，而且是小孩子。可就算是小孩子，一般也能听出这完全是在瞎扯。
“可是，”凯文又说，“我接着问她，‘上帝为什么没让我的猫生来就聪明呢？’”
“你真这么问了？”我问。
大卫一脸无奈，“我估计他问了。”
“我的猫太笨，”凯文接着说，“全因为上帝把它造得这么笨。所以，这是上帝的错，不是我的猫的错。”
“这些话，你也对她说了？”我问。
“对。”凯文说。
我生气了，“你这眼歪嘴斜的浑球！你见到了救世主，却只顾唠唠叨叨那只该死的猫。你的猫死了，我很高兴，每个人都很高兴，行了吧？给我闭嘴！”我气得浑身发抖。
“消消气，”大卫轻声道，“我们都累了。”
凯文对我说：“她不是救世主。我们跟你一样脑子不正常，菲尔。他们北方的三个，是疯子。我们南方的三个也是疯子。”
大卫说：“要不是救世主，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说得出……”
“他们在她脑袋里接了电线！”凯文吼道，“电线一头连着麦克风，另一头连着扬声器，扬声器就埋在她的脸部。说话的是别人。”
“我得喝杯酒。”我说，“我们在‘桑布来罗大街’停一停。”
“我还是更喜欢从前的你，喜欢自称爱马士·肥特的你。”凯文说，“我喜欢爱马士·肥特。你跟我的猫一样笨。要是蠢笨会让人死，你怎么不死？”
“你想让我死？”我问。
“笨人明显活得更久，这才对。”说归说，凯文的声音低了下来，勉强才能听见。“我也不懂。”他嘟哝，“‘救世主’。真是救世主吗？都是我的错。是我带你们去看电影《瓦利斯》的。是我让你们联络上鹅妈妈的。鹅妈妈居然生出了救世主，这说得通吗？这一切，说得通吗？”
“在‘桑布来罗大街’停一停。”大卫也说。
“鱼鳍会要在酒吧举行会议。”凯文说，“这是我们的任务：坐进酒吧，喝酒。这肯定能拯救世界。可话说回来，为什么要拯救世界？”
之后，我们三人都闭上了嘴，保持沉默。凯文到底还是开到了“桑布来罗大街”。毕竟，三分之二的鱼鳍会团员都投了赞成票。
得到别人的赞同是好事。可是，要是赞同你的人，脑子比蝙蝠屎还糊涂，那可就不是好事了。索菲亚亲口说（这很重要），艾瑞克·兰普顿和琳达·兰普顿都病了。而且，兰普顿夫妇向我们摊牌并哄我们加入的时候，索菲亚，或者说瓦利斯，还为我提供了恰当的回答——恰当的词句，在恰当的时候出现。
那美丽的孩子和丑陋的兰普顿，在我看来是两回事，并不是一家人。尤其是，那两岁的孩子说的话，听起来很像智慧之言……我坐在酒吧里，手握墨西哥啤酒瓶，自问道：究竟什么才是理性的标准，如何判断听到的是不是智慧之言？从本质来说，智慧是理性的。智慧是通向真实存在的最后一步。有智慧的和真实存在的，二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也很微妙。那小姑娘跟我们说什么来着？人类不应该继续崇拜外部的神灵，只崇拜人类自身的时刻已经到来。这话在我听来，是理性的。不论这话出自两岁孩子之口，还是出自《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我都觉得有道理。
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斑马”——就是1974年3月在我面前现身的实体——其实是线性时间轴上无数个自我叠加的总和。斑马——或者说瓦利斯——是某个人类的超时间外显，而不是上帝。除非，我们崇拜的“上帝”，指的就是某个人类的超时间外显，只是我们这么说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算了，让这些统统见鬼去。我累了，我放弃了。
凯文开车送我回家。一回到家，我立马爬上了床。我精疲力竭，而且，不知为何，还有些泄气。索菲亚给了我们任务，却没有说明白任务的目的何在。更重要的是，等索菲亚长大几岁，她准备怎么生活？继续跟兰普顿夫妇在一起，还是逃走改名，到日本去开始新生活？
她会在什么地方扎根？这些年，我们将从哪里听到她的消息？难道我们得等到她成年？那可能还得再等十八年。十八年足够费里斯·F. 弗莱蒙（借用电影里的名字）再次统治世界了。我们现在就需要帮助。
接着，我又想：人类总是急切地需要救世主，但凡需要稍等片刻，就为时已晚。
这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我坐在凯文的本田车里，但开车的不是凯文，而是琳达·罗什塔。而且，本田车变成了敞篷车，变得好像古时候的车辆，仿佛双轮马车。罗什塔一边对我微笑，一边歌唱。我从没听她唱过这么美妙的歌。她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