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秘密》
作者：[美]菲利普·迪克
1
那天，爱马士·肥特接到格洛莉亚的电话——这是他精神崩溃的开端。电话里，格洛莉亚问他有没有宁必妥。他反问：要这个干吗？她回答，她打算自杀，正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给所有的熟人，收集宁必妥。到目前为止，她已经收集了五十粒。不过，想要保证自己能死透，还得再加三四十粒。
爱马士想也没想，立即认定格洛莉亚的这通电话肯定是一种独特的求救方式。多年来，肥特一直生活在某种幻觉里，认为自己有能力帮助别人。精神科医生曾经跟他说，要想好起来，他必须戒掉两样东西：其一是毒品麻醉剂（这他没做到）；其二就是帮助别人的念头（他还是老惦记着帮助别人）。
老实说，他没有宁必妥，也没有随便哪种安眠药。他从来不吃安眠药，只吃兴奋剂。所以，给格洛莉亚安眠药好让她自杀，这一点他做不到。而且，就算能做到，他也不愿意。
“我这儿有十粒。”他撒谎道。他不能说实话。否则，她就会挂电话。
“那我开车来你这儿拿。”格洛莉亚理智而且平静地回答。刚才问他有没有药的时候，她说话的音调也跟现在一样。
听到这儿，他明白了，她来电话，不是向他求救，是真想死。她彻底疯了。要是没疯，她就该想到，讨药的时候应该找些借口掩饰，不能直说。因为如此一来，她就害肥特成了杀人同谋。现在，一旦他答应给她药，就等于想要她死。他不想让她死，根本不存在这种动机。谁也不想让她死。格洛莉亚文雅又温柔，可惜迷幻药吃太多。肥特已经有六个月没见她了。显然，在这期间，迷幻药毁了她的脑子。
“你最近在干吗呢？”肥特问道。
“我最近一直住在旧金山的锡安山医院。我自杀失败，妈妈送我进了医院。上周才出院。”
“你身体全好了？”他又问。
“全好了。”她回答。
就这样，肥特慢慢地疯了。 他被拖进了无法明说的心理游戏中，但当时他还被蒙在鼓里。这游戏没有出路。格洛莉亚·克努森毁了自己的脑子，也毁了朋友——就是肥特——的脑子。很有可能，她几通电话打下来，用差不多的几句话，一口气毁掉了六七个人的脑子。这些人，都是她的朋友，都爱她。毫无疑问，她父母的脑子肯定也被她毁了。从格洛莉亚理性的声音中，肥特听到了虚无的弦音，空洞的铮鸣。在电话那头，跟他说话的不是人，只是一个具备反射弧的东西。
当时，肥特还不明白，有时候，面对荒唐的现实，变疯倒是恰当的应对办法。听着格洛莉亚理性冷静地诉说自己的求死愿望，就像吸进了具有传染性的疯狂病毒。肥特仿佛被“中国指套”困住，越想把手指拉出来，指套就收得越紧。
“你这会儿在哪儿？”他问。
“莫德斯托，我爸妈家。”
肥特住在马林郡。格洛莉亚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才能到他家。要是换成肥特，才懒得长途奔波。失心疯还有这点好处：你肯开车来回六小时，只为拿十粒宁必妥。想要寻死，干吗不直接开车出去撞个稀巴烂？格洛莉亚连寻死这种疯狂事，也没法按常理思考。肥特想：多谢你啊，蒂姆·利里，多亏你大力提倡使用毒品麻醉剂，鼓吹用药后神志顿悟的愉悦，才会有今天。
此时，肥特还不知道他自己也命悬一线。此时是1971年。等到1972年，他就会跑到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市北部，在陌生的城市里，形单影只，囊中空空，惊惶失措，想方设法地要自杀。幸好，现在，他对此还一无所知，只想着把格洛莉亚骗到马林郡来，好帮她打消自杀的念头——上帝把我们蒙在鼓里，从不让我们知晓自己将来的命运，这真是巨大的恩典。再往后，到了1978年，爱马士·肥特会因为悲伤过度而彻底疯狂。他会割开自己的手腕（在温哥华时自杀未遂），吞下四十九片高浓度洋地黄片，坐进车子里，关上车库大门，发动引擎。结果，这次仍然自杀未遂。唉，身体的自愈力量，超出了大脑的认知范围。说到大脑，格洛莉亚的大脑倒是彻底控制着她的身体——她精神失常得十分理性。
大多数精神失常都和古怪离奇连在一起。比如，在头上扣个平底锅，腰上系块毛巾，全身涂成紫色，然后出门。格洛莉亚却不一样。她礼貌文雅，像往常一样平静。如果她生活在古罗马或者日本，人家根本不会觉得她有问题。连她的驾驶技术很可能也跟平常一样好：碰到红灯就停下等，控制车速不超限，一路平安到肥特家，来取那十粒宁必妥。
我就是爱马士·肥特。我特地用了第三人称，好让文字显得客观——这种客观性不可或缺。我对格洛莉亚·克努森没有爱慕之情，但我喜欢她。住伯克利那会儿，格洛莉亚夫妻俩常开派对，格调高雅，而且每次都邀请我跟我太太。格洛莉亚会花上好几个小时，做好小巧的三明治，准备多种葡萄酒，还会精心打扮。她一头黄棕色短发打着卷儿，十分可爱。
话说回来，爱马士·肥特没给格洛莉亚宁必妥。一周后，格洛莉亚从加州奥克兰市西纳农大楼的十楼窗口跳了下来，在麦克阿瑟大道的人行道上摔了个稀巴烂。至于爱马士·肥特，则沿着危机暗伏的漫漫长路一路下滑，最终陷入悲惨与疾病的混乱泥潭——也就是天体物理学家们所说的，整个宇宙的最终命运。所以，肥特不过是走在了时代和宇宙的前面。到了最后，他早已想不起究竟是哪一起事件引他走上一路熵增的下滑之路。上帝慈悲，让我们不晓得将来，也忘了过去。得知格洛莉亚的死讯后，整整两个月，肥特不停地哭，不停地看电视，毒品麻醉剂也越用越多。他的脑子越来越糊涂，可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上帝的恩典真是无边无际。
其实，一年前，因为精神疾病，肥特失去了妻子。如今，精神疾病就像瘟疫，到处流行。没人知道这多大程度上该怪罪于毒品。总之，在1960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美国加州北部湾区这个地方，算是彻彻底底地毁了。抱歉，我这样说，但这是事实。再美妙的辞藻，再繁丽的理论，也掩盖不了这个事实。政府当局到处追捕精神病人，却变得和那些病人一样疯狂。他们打算把每一个不是当权派拥趸的人都抓起来。政府那些人，个个都像怀着深仇大恨。有一回，一名警察瞪着肥特，那眼神凶狠得仿佛恶狗。还有一回，政府当局打算把黑人马克思主义者安吉拉·戴维斯从马林郡监狱转移走。转移那天，整个市民中心都被搞瘫痪了——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激进分子找麻烦。电梯被拔了电线，门上重新贴了标签（上头的信息全是假的），地区检察官则躲了起来。肥特目睹了这一切。那天，他正好去市民中心图书馆还书。在中心大门口电子检查区，两名警察把肥特手里的书和文件全都撕了。肥特感到莫名其妙。那一整天，他都觉得莫名其妙。在自助餐厅吃饭时，他看到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紧紧地盯着食客，一个都不放过。最后，肥特不敢开车，便叫了出租车回家。他觉得自己怕是疯了。没错，他是疯了。大家都疯了。
我呢，是个科幻小说作家，以此为业。我惯于跟幻想打交道，我的生活就是一部幻想小说。不扯远了。格洛莉亚·克努森已躺在加州莫德斯托市的一个大箱子里。我家相册里还有一张她葬礼上花环的照片。照片是彩色的，能看得出花环有多美。照片背景里有一辆大众车，而我正弓着身子，钻进大众车里——葬礼进行到一半时我就躲到一边。我实在受不了。
下葬仪式结束后，格洛莉亚的前夫鲍勃、我，还有个眼泪汪汪的朋友——他既是格洛莉亚的朋友，也是鲍勃的朋友——在墓地附近找了家高级餐馆，一起吃午饭。女服务生把我们三人安排在餐馆不起眼的角落里。这大概是因为，尽管我们三个都穿西服打领带，但看起来仍像嬉皮士。没关系，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不记得我们吃午饭时聊了些什么。葬礼前一夜，鲍勃和我——我是说，鲍勃和爱马士·肥特——开车到奥克兰，看了电影《巴顿将军》。下葬仪式之前，肥特第一次见到了格洛莉亚的父母。他们俩跟去世的女儿一样，对人极为礼貌。格洛莉亚父母家的客厅是庸俗的加州农场风格。格洛莉亚的几个朋友，三三两两地站在客厅里聊天，缅怀让他们聚在一起的人。不出所料，克努森夫人化了厚厚的妆。有人死去的时候，女人总化浓妆。肥特拍了拍死去姑娘养的猫。猫名叫“猫总统”。肥特想起与格洛莉亚共度的几日，那时她开车来他家取并不存在的宁必妥，结果白跑一趟。肥特见到格洛莉亚，向她承认自己撒了谎。可格洛莉亚却泰然自若，甚至有些无动于衷。想死的时候，人不会在意这种小事情。
“我已经把药吃掉了。”肥特说。又是一个谎言。
两人决定开车去海滩，去雷斯角半岛，濒临太平洋的广阔海滩。两人乘坐格洛莉亚的大众车，由格洛莉亚驾驶（肥特压根儿没想过，格洛莉亚可能会在冲动之下，把她自己和车辆连同肥特一起彻底毁灭）。一小时后，两人便一同坐在沙滩上，吸起了麻醉剂。
肥特最想知道，格洛莉亚为什么要自杀。
格洛莉亚穿着一条洗旧的牛仔裤，一件T恤，胸口印着米克·贾格尔乜斜眼睛的脸。海滩沙子柔软舒适，她脱了鞋。肥特注意到，她涂了粉红色的指甲油，还精心修护过双脚。肥特心想，就连死，她也要跟活着时一样优雅。
“他们偷光了我银行账户里的钱。”格洛莉亚说。
她的叙述字斟句酌，条理清晰。片刻后，肥特明白过来，“他们”并不存在。格洛莉亚的叙述，全面地展示了何谓彻底的、毫不留情的疯狂。这种疯狂由如宝石般优雅精致的细节组成，她就像牙科医生，用精密的工具，一一补充了全部细节。她的叙述中没有断层，找不出任何错误——除了整篇叙述的前提：她认定，每个人都恨她，都想抓她；而她自己，不论从哪方面看，都一文不值。就这样，肥特眼看她一边讲话，一边慢慢地消失，那景象奇妙极了。格洛莉亚，就这么字斟句酌地，一个词接一个词地，用语言消抹了自己的存在。他想，是理性，使得她成为，嗯……成为“非生物”。她的意识，已经成了一块巨大的、熟练的橡皮擦。留在这儿的只有她的躯壳——或者说，没有意识居住的肉体。
这天，在海滩上，他明白了一点：她已经是个死人了。
吸完麻醉剂后，两人沿着海滩散步，聊着海草、海浪的高度之类。海鸥鸣叫着，绕着两人头顶盘旋，就像玩具飞盘。海滩边零零散散有几个游人，或闲坐，或闲逛。除此之外，一片荒凉。海滩上立着布告牌，警告人们当心暗流。肥特想破脑袋也不明白，格洛莉亚为什么不直接投海。他简直没法理解她的思考方式。在她脑中，只盘算着还需要几片宁必妥（其实她并不需要）。
“‘感恩至死’乐队出的专辑里，我最喜欢《工人之死》。”闲聊中，格洛莉亚说道，“可我觉得，他们不该在歌里宣扬嗑可卡因这事。听摇滚的人里头，很多都是孩子。”
“他们没宣扬。那首歌只是讲了有个人嗑可卡因，结果可卡因间接害死了他。他驾驶的火车被撞了个稀烂。”
“就因为这个，我才开始吸毒。”格洛莉亚说。
“就因为‘感恩至死’？”
“就因为，”格洛莉亚回答，“每个人都叫我吸毒。别人总要我做这做那，我烦透了。”
“别自杀，”肥特说，“搬来跟我一块儿住吧。我也是一个人，而且我很喜欢你。至少试一试，就几天。我可以带几个朋友，帮你搬东西。我们俩有好些事情可做，比如四处逛逛，或是像今天这样到海滩来。这儿挺美，是吧？”
格洛莉亚没有应声。
“要是你真走了，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肥特说。后来他才明白，这些话全是不该说的，这些理由大错特错。按照肥特的话，格洛莉亚活着，就像帮人家大忙似的。就算他存心找最离谱的理由，找上几年，也找不到比这些更离谱的——他还不如跳上大众车，直接倒车轧死她算了。所以，能守着接听自杀热线的那些人，绝对不是傻瓜。后来，肥特才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在温哥华那次，就是他也想自杀的那次，他拨通了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危机中心的热线。接听热线的人给了他十分专业的建议，那跟他在海滩给格洛莉亚的建议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格洛莉亚停了下来，用手抠出嵌在脚底的小石子，“今晚，我想在你家过夜。”
听到这话，肥特的脑中不由自主地出现了性爱场面。
“老远。”那阵子，全因为反文化运动，他总这么说话。反文化运动中，流行一整套奇怪的词汇，基本上都毫无意义。肥特总爱把其中几个串起来用。“老远”就是其中一个。在肉欲的影响下，他误以为自己已经拯救了朋友的生命，正沾沾自喜。他的判断力本来就不怎么准确，此刻更是跌到了历史最低点。一个好人命悬一线，而且线头攥在肥特手里，他脑子里却想着怎么上垒得分。两人继续往前走，肥特嘴里冒出另外两个无意义的奇怪句子：“我能挖。不见。”
几天后，她就死了。海滩那晚，肥特和格洛莉亚睡在一起，但两人衣冠齐整，没有做爱。第二天下午格洛莉亚就开车走了，说是去她父母在莫德斯托的房子那儿取东西。之后，肥特就再也没见过她。他等啊等，等了好几天。某天晚上，电话响了，是格洛莉亚的前夫鲍勃。
“你现在在哪儿？”鲍勃问道。
闻言，肥特觉得莫名其妙。既然接了电话，他当然在自家厨房里，电话机旁边。鲍勃的声音听起来挺平静。“我就在这儿。”肥特回答。
“今天，格洛莉亚自杀了。”鲍勃说。
我有张照片。照片上是格洛莉亚，怀里抱着“猫总统”。她跪着，脸上带着微笑，眼中闪着快乐的光芒。“猫总统”在她怀中挣扎，想跳出来。一人一猫的左边，是圣诞树的一角。照片背后，克努森夫人用整齐的字体写道：
就这样，在我们的努力下，她终于开始感激我们的爱。
我琢磨许久，想不出这句话究竟是在格洛莉亚死前写的，还是在她死后写的。这张照片，是格洛莉亚葬礼后一个月，克努森夫妇寄给我——寄给爱马士·肥特的。肥特写信给克努森夫妇，请他们寄一张格洛莉亚的照片来。一开始，他问鲍勃要。鲍勃没好气地反问：“你要格洛莉亚的照片干吗？”肥特无言以对。在肥特让我开始写这故事时，他还问我，在我看来，鲍勃·兰利干吗对他的这一请求那么生气。我不知道，也不在乎。有可能，格洛莉亚和肥特在一起过夜这事儿给鲍勃知道了，他嫉妒。肥特曾跟我说过，鲍勃·兰利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还说这事儿是鲍勃亲口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思维中，缺少恰当的情感。这被称为“情感贫乏”。所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会亲口告诉你他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且觉得这没什么不妥。不过，另一方面，在格洛莉亚的下葬仪式上，鲍勃曾弯下腰，在棺材上放了一朵玫瑰花。与此同时，肥特正往那辆大众车里钻。到底哪种反应才算恰当？像肥特那样，钻进车里自个儿哭泣？还是像这位前夫那样，虽然没有语言，没有表情，却实实在在地行动——弯下腰放朵玫瑰？参加格洛莉亚葬礼的时候，肥特只送了一束花儿。花儿是他在来莫德斯托的最后一刻才买的。他递给克努森夫人，夫人说花儿很美。但实际上，挑选这束花的是鲍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