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又对日本女人如法炮制，把两具尸身撺到洞中的一个深洞中，又往里边盖了一层石头。然后，把两人的血液用离心机分离，富含病毒的血清冷冻起来。塔马拉帮他干着这些事，忽然笑嘻嘻地说：
“巴兹先生，咱们干嘛要用机器和电来生产病毒？我看这个办法就不错--抓他几百个异教徒，每人都注射病毒，等他们快病死时，把他们的血抽出来，再分离出血清，完全是废物利用。既不费电，不需要机器，也不需要到乡村收购动物血清。”
其它三个人也都说好。巴兹大笑，说这个方法确实好，西方社会的病毒学家们绝对想不到这样简单高效的办法。不过，此后他们并没用这个办法，倒不是因为良心上的责难，而是担心，如果在巴阿边境失踪的异教徒太多，会引起国外注意，从而暴露这个秘密巢穴，那就得不偿失了。
那两具被抽干鲜血、惨白枯萎的尸身就这么长埋在山洞里，永远不会见天日。不过此后巴兹注意到，四个手下都尽量避免去那片埋人的地方，尤其是夜里。恐怕他们并不是害怕，作为狂热的圣战者，哪个人手上没有异教徒的血？可能是怪那俩人的死相太恐怖吧，所以一直阴魂不散，虽然塔马拉他们羞于承认这一点。到目前为止，他成功生产了多达两吨的粗制天花病毒。
当天夜里，他们拉着四头骡子和毛驴离开山洞。独腿的塔马拉不能跟着去，在洞口与他们告别，可以说是永别。刚才巴兹给四个人每人发了500阿富汗尼，这几个小钱连路费都不够。塔马拉已经年近六十，只有一条腿，他的晚年可想而知。巴兹很想多给他几个钱，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从哈姆扎那儿得来的钱已经差不多花光了，在美国购买农场花了一部分，投资办天香公司花了大部分，剩下的至少得够应付这次行动。
不过一条腿的塔马拉倒没显得伤心，笑嘻嘻地同四人告别。22年前，即阿富汗战争前，那个化名穆罕默德的大阔佬曾送他两粒很值钱的钻石，他拒绝了，因为知道自己没几天好活。但安拉对他特别眷顾，枪林弹雨中熬了二十多年，虽然丢了一条腿，倒是一直没有送命。所以说，这22年已经是赚的啦。虽然想到拒绝到手的财富，这会儿难免后悔。
四头骡子和毛驴离开了洞口，留在洞口的塔马拉向伙伴们挥挥手，点起一个火把扔到山洞里。那里已经洒了汽油，一团烈火立即熊熊燃起，从洞口窜向夜空。
塔马拉拄着双拐，在大火的背景下一跳一跳地走了，这边四个人拉着四匹牲口，小心地沿着陡峭的山道向喀布尔出发。等把喀布尔的事情办妥，这三人也要同巴兹告别，那同样是永别。这些年他们一直是为圣战活着，受苦、杀人、逃命，没有家庭，没有亲情，唯一的人生目的就是当烈士，进天国。如今天国没收他们，圣战也不需要他们了，今后怎么活，他们有点茫然，有点伤感。
四野没有灯光，一钩残月照着崎岖的小道。贾马尔和伊斯麦走在前边，艾哈麦得断后，把巴兹夹在中间。巴兹感觉到了三个伙伴的沉闷，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这无疑是他组织的最后一次行动，不管成功与否，他的人生恐怕就要挽个结了。现在，支持他干下去的精神力量，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仇恨。他恨骄横霸道的美国人，恨养尊处优的日本人欧洲人，恨暴富的中国人印度人。恨那个化名穆罕默德的家伙――他和自己的主子选择了屈膝和享受，却把病毒转送给他，让他同异教徒玩命；恨哈姆扎――他曾是自己的精神教父，被美国人逮捕后却很快变节；恨当年的圣战训练营的教官们――他们把年轻的齐亚·巴兹从正常人的生活中拉出来，把他变成一个圣战者，毁了他作为正常人的一生。但不管怎样，已经54岁的齐亚·巴兹只能沿着这条路走到头了。
旅途上很顺利，路上也遇到过政府军的关卡，他们对四头牲畜和三个残疾人组成的商队没有怀疑。马上就要穿越阿尔隅关隘，穿过之后离喀布尔就很近了。巴兹又接到那个中国人的电话，信号不大好，巴兹大声说：我正在途中，你大声点！在噼噼啪啪的噪音中，何志超说他已经把货物发运到喀布尔，现在他要乘飞机赶到东京，监控此后的广告行动。巴兹回答前顿了一下――在荒凉的阿尔隅关隘处，在一列骡队中间，他得酝酿一下情绪，找回沙特富商塔拉勒的感觉――然后平静地说：
“好的，这边也会按时发运。东京那边的事务就全部托付给你了。”
42024年元月东京、喀布尔和北京
孙景栓一行四人在日本玩了十几天，游览了京都、平安神宫、富士山风景区、横滨的中华街和迪斯尼乐园等，洗了温泉。元旦这几天他们呆在东京，仍入住到八重洲富士屋饭店。一方面是休整，这些天实在跑得太累太疯，连劲头最大的吉吉也叫喊吃不消了；另一方面是体验一下日本人的过年习俗。饭店的安排很周到，门前摆挂上松枝和竹枝扎成的“门松”；除夕夜带客人去神社守岁，聆听108声的除夕钟声；元旦早晨为客人准备了“屠苏酒”、“杂煮”、和其它专门为新年作的菜，像青鱼子、黑豆、用酱油和糖煮的小干鱼等。富士屋饭店的经理还带着员工来给住店的客人拜年，送了贺卡。
初三这天他们在东京市内游玩，到银座逛了商店，看了歌舞伎表演；又到秋叶原逛了LAOX和 AKKY两个有名的电器百货公司，为亲友们买了些日本电器当礼物，买的太多，没办法随身带，让商店打包寄回中国。走出百货公司已经是傍晚，西天的红霞慢慢变淡，夜色开始加浓，各家店铺的霓虹灯都亮了。日光大街上人流如潮，一点也不比北京王府井的人少。他们在人群中移动着，寻找一家中意的饭店去吃晚饭。忽然吉吉指着天空喊道：
“娇娇，你看飞艇！三架巨型飞艇！”
“爸，妈，真的是飞艇，好大啊，真漂亮！”
三架白色飞艇在左后方天空中悄悄升起，正向这边飞来。体形巨大犹如外星飞船，几乎遮蔽了半个夜空，让天空也变得逼仄起来。艇的四周彩灯闪烁，勾出了飞艇的清晰轮廓，艇下部还装有旋光灯，把七彩光束旋转着投向下方的夜空，漂亮得有如童话。两个孩子高兴地尖声叫喊着，大人们也在喊叫，一齐仰着头观看。这时，从三架飞艇尾部，忽然同时拖出一条白色的巨龙，巨龙旋即分散，变成纷纷场扬扬的雪花，飘洒到人群中。人们都努力伸长手臂向空中抢抓。孙景栓抓到几张，原来是漂亮的白色纸花。纸质很轻很柔，类似绢的质地。纸面上附着像蝴蝶翅膀鳞粉一样的东西，滑不留手，用手捻一捻，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纸花上印有夹有汉字的日本文字，是一首俳句和宣传词。孙景栓先注意到下面的署名：中国天香化妆品有限公司敬启。不禁哑然失笑，对妻子和孩子们说：
“是香水广告！是一家中国公司的，这些家伙们挺能整啊，把空中广告整到东京了。”
何莹和两个孩子也都抓到了纸花，孩子们高兴地嗅着，说真香，原来咱中国的香水也不差呀。俩人还费力地辨认着纸上的文字。这时吉吉抬起头，奇怪地说：
“孙叔叔，飞艇怎么是在播撒天花病毒？你看这上面的字，天、花。”
孙景栓还没说，娇娇抢着回答：“弱智啊，那是'天之花'，意思就是天上飞洒的花，是天女散花的意思。”
孙景栓看看吉吉指着的那行字，是“天の花”，吉吉不认得中间的平假名，把前后两个字连起来读了。孙景栓不禁失笑，吉吉不愧是梅茵的外孙、薛愈的儿子，家学渊源啊，马上就能联想到天花病毒。他点点吉吉的脑袋说：
“你姐姐说得对，确实是'天之花'的意思。传染病的那个'天花'，日语中不是用这两个汉字，而是用'痘疮'。”
何莹责备女儿：“哪有骂弟弟弱智的？不像个姐姐的样！”
娇娇不服气：“这是我们的口头禅，根本算不上骂人话。再说，他也老说我弱智。”
何莹笑了，吉吉确实也常说这个字，便说：就是吉吉说你，你也不许说他。吉吉还有点不服气，问：
“孙叔叔，天女散花是中国的传说，日本也有这种传说？”
“有。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吉吉这才相信了，到地上捡纸花，捡了一大棒。周围的日本人也大都抓到了纸花，把它当做一个过年的彩头，在鼻子前嗅嗅，装到口袋里。飞艇播撒着纸花，慢慢飞远，消失在夜空中。孙景栓领家人吃过晚饭，乘出租车回到富士屋饭店。在门厅里碰到一位30多岁的男人，看见吉吉和娇娇手里都拿着纸花，用汉语问：
“是不是中国人？”
“是的。你也是来旅游？”
那人喜悦地说：“不，我是来做广告。孩子们手里拿的纸花就是我公司的香水广告。”
孙景栓和何莹夸了两句，说这个广告绝对称得上大手笔，效果不错，相信你们的香水能一举打开日本市场。又问了对方的房间，就告别了。
因为第二天他们要回国，晚上早早睡下了。半夜何莹被丈夫的翻身给搅醒，问他是不是失眠了？孙景栓摁亮床头灯，何莹看见丈夫双眉紧锁，心事重重，就问：
“你怎么了？有啥心事？”
孙景栓自嘲地说：“可能完全是胡思乱想。但吉吉那句话――说飞艇撒播天花病毒那句话，一直让我心里不安生。我在想，万一那真是恐怖分子策划的？所谓香水广告只是障眼法？”
“哪能呢，是咱中国人做的广告。昨晚还见过那个何经理嘛，他哪儿像恐怖分子。”
孙景栓摇摇头：“别忘了，12年前那个齐亚·巴兹策划'眼泪之路'恐怖袭击时，就利用了一个不知情的印地安人。”
何莹不相信他的预感，但也禁不住心中悚然。如果丈夫不幸言中，天花病毒此刻已经进入他们体内了，并在阴险地繁衍，正在悄悄蚕食他们的血肉。而且――关键是两个孩子！吉吉可能问题不大，听梅大姐说，他早已接触过“低毒天花”，有免疫力，但娇娇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太可怕了，不敢想下去。她说：
“那咱们该咋办？”
孙景栓没有回答，考虑片刻，下了决心，要通饭店总机，让总机接通中国的长途。一千多公里外，梅茵睡意浓浓地问：
“哪位？”
“打搅你了，梅茵，是我，景栓。有件急事。我记得WHO的松本先生退休后是住在东京，对不对？你告诉我松本先生的电话。”
梅茵的声音马上清醒了，她知道孙景栓在深夜里叫醒她，索要一个日本病毒学家的电话号码，绝不会是无缘无故：“对，他退休后住在东京，我有他的电话。你是――”
孙景栓简略讲了今天的空中广告。“可能我纯属多疑，但我总觉得，在这些纸花上能嗅到那个恐怖分子的味道，他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一个无知者替他干坏事。你不久前还说过：齐亚·巴兹不会就这么销声匿迹的，很可能在某一天早上突然蹦出来。”
那边悉悉索索查了一会儿，告诉了松本的电话，又说：“你做得对，凡事宁可往坏处想。有什么结果尽早告诉我。”
孙景栓没有耽误，开始拨松本的宅电。直到目前为止，何莹对丈夫的怀疑基本是不相信的，但见丈夫这么郑重，心中不由得滋生出紧张。她赶紧下床，到孩子们屋里去看，两个孩子都睡得正香，摸摸额头，体温正常，没有疹子。当然这说明不了什么，即使他们被感染上天花，一般也有几天到十几天的潜伏期。她回到主卧室，孙景栓正在同松本通话。他相当难为情地再三说明，也许他的猜测纯属神经过敏，没有多少根据。松本安慰他：
“不必客气，既然有这种猜测，反正做一次检疫又不费事。正好我这里就有纸花，是我傍晚在外面送客时捡到的。我住在涩谷区，离你捡到纸花的秋叶原比较远。这么看来，恐怕纸花撒到了大半东京，接触过纸花的人不会少于二三十万。”
“但愿只是虚惊。”
“但愿吧。如果是真的――尽管日本社会对疫情的反应非常迅速，但这么大面积的传播，恐怕也据我所知，日本国内储存的牛痘疫苗不会超过十万只。先不说这些，我这就联系东京大学的几位同行，尽早对纸花进行检疫。随时保持联系。”
“好，随时保持联系。”
挂断电话，何莹担心地问：“那咱们明天的行程？”
“只能推迟了，不能把病毒带回中国。等镜检给出否定结果，咱们再回去。”
那边梅茵不放心，来电话询问，得知与松本先生已经联系上，也知道他们将推迟回国时间，才多少放心。早上，孙景栓把两个孩子喊醒，告诉他们回程推迟了。两人觉得很突然，但这属于大人决定的事，他俩无可无不可，在日本多玩两天也没什么。两人到卫生间洗漱，何莹忍不住跟进去，督促他们一定多打几遍肥皂，把手脸洗净。娇娇不耐烦地嚷：
“妈耶，你今天咋这样罗索！”
孙景栓把妻子拉出来，悄声说：“没用的。如果是，昨天早传染上了。”
吃完早饭后两个孩子在屋里玩耍，吉吉忽然想到了昨天的纸花，他特意放在床头柜上的，现在找不到了，吉吉满屋子找：
“娇娇姐姐，见我的纸花了吗？孙叔叔，何阿姨，见我的纸花了吗？”
娇娇说：我的纸花也不见了！两人的纸花是何莹偷偷收起来的，她只好告诉孩子，纸花上可能有细菌，已经扔马桶里冲走。吉吉很不乐意，但毕竟是长辈干的，不好意思埋怨，嘟了一会嘴，也就算了。没多久，松本先生打来电话，直截了当地说：
“镜检结果已经出来，你的猜想不错，确实是天花。”
这句话就像晴天霹雳！纵然是孙景栓最先提出的猜测，但真正被落实后，他仍然极度震惊。一场涉及至少几十万人的生物恐怖袭击，就这么不声不响地降临了！他回头看看妻子，妻子脸色煞白如雪。松本接着说：
“纸花上的病毒浓度相当高。正在做抗体等其它实验，但这个结果已经不用怀疑。孙先生，请你们在富士屋饭店等候，很快就会有人去，为你们一家率先注射牛痘疫苗。另外，今天上午要召开内阁会议，部署对疫情的紧急反应。总理大臣说，希望孙先生也能参加。”
“好的，我一定去。”
“厚生劳动省紧急对策本部将派车去饭店等你，等你注射完疫苗后接你来开会。”
“我不用注射疫苗，我对天花有终身免疫力。只要对我的家人注射就行。”
“那好，他们马上就去接你。另外，”他郑重地说，“总理大臣让我务必转达他对你的谢意，和日本国民对你的谢意。”
“不客气，是每个世界公民的本份。噢，对了，那个出资做空中广告的中国商人恰好也住在这家饭店，昨晚碰面时，他曾主动告诉我们，广告是他做的。从这个迹象看，此人恐怕不是策划人，而只是受骗者。你可以通知警事厅来拘捕他。”
“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人的地址，是通过电通广告公司查到的。”
挂断电话，何莹捉住他的手臂，目光中浸透了惊恐。孙景栓安慰她：
“不必过于担心。咱们发现得早，没事的。天花在感染四五天内注射疫苗绝对有效，松本先生说了，一会儿就来人率先给咱们注射疫苗。天花虽然凶险，但我和梅茵、薛愈夫妇早把它的脾气摸透了，不用怕。”
何莹的脸色多少转过来一些。在正厅玩的两个孩子隐隐听见了大人的谈话，立即跑过来，娇娇好奇地问：
“真的是天花？吉吉的乌鸦嘴真蒙对了？”
吉吉自得地说：“什么乌鸦嘴，我这叫第六感！娇娇姐你别怕，我有免疫力，血里有抗体。万一你被传染上，我给你输点血就万事大吉。”
“那也得看血型。我是O型，你是A型，你咋给我输血？”
“弱智啊，只用输血清的，与血型没有关系。”
两人高高兴兴地打嘴巴官司，一点不知道害怕。娇娇没有多少天花的知识，即使是“家学渊源”的吉吉，对病情的惨烈也没有真切感受。何莹看着两个孩子，眼眶慢慢红了。孙景栓忙把她拉到一边，示意她不要无谓地加重孩子们的心理负担。
没多久，一辆救护车响着警笛开到大楼下，两位身着白衣的医护跑上楼，手脚麻利地为四个人种了牛痘。孙景栓和吉吉虽然自称有免疫力，她们仍微笑着摇头，坚持为四个人都种上。然后她们匆匆离去。今天，等总理大臣召开的内阁会议结束，全东京的医护都要进入战场，她们一分钟也不能耽误！救护车刚走，一辆警车又开到，这是接孙景栓去开内阁会议的。
八重洲离总理府很近，十分钟就赶到了。松本先生在门口迎接他，对他深深一躬，没有多说，立即领他进会议室。会议室有二十多人，孙景栓扫了一眼，只认出经常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的三木总理。总理看到松本引着一个中国人进来，立即迎过来，向他行了一个标准的日本式深鞠躬，用英语说：
“谢谢孙先生，你救了东京。”
孙景栓忙回礼，难为情地说：言重了，言重了。他们没时间多寒暄，各自坐到座位上。一位中年男子重新开始汇报，用日语急急地讲述着，还夹杂着一次又一次的深鞠躬。松本用英语告诉孙景栓，这人是电通公司的总经理，正在叙述这次空中广告的经过，并向社会请罪。三木总理制止了他，并讲了几句话。松本翻译道：
“三木总理说，请罪的事以后再说，现在先讨论应急措施。”松本叹息一声，“电通公司当然有失察之罪，但其实从规章法令上说他们毫无缺失――他们手续齐备，有厚生劳动省允许销售天香化妆品的批文，有国土安全局对空中航线的批准，有海关放行纸花的文件。只能怪恐怖分子太狡猾，或者怪日本社会太僵化。”
下面是厚生劳动省应急对策本部的负责人发言。这人显然是个专家型人物，业务很熟，讲话简明扼要，非常干脆。他说：
“据电通公司估计，此次接触纸花的人最少为30万，为安全计，基本应把东京中心城区全都计算在内，大约100万人。目前首先要做的是两件事，一，宣布东京中心城区为疫区并立即封锁；二，解决疫苗来源并为疫区内所有人接种。难点在于疫苗数量和时间，全日本只有十万只疫苗，只能到世界各国求援。要考虑到，肯定不少国家要自留一些，以备万一疫情扩散到他们国家。但不管怎样，不管能弄到多少，要立即向全世界各国求援，搜集尽可能多的疫苗，优先为中心疫区的人接种。最难的是时间！天花潜伏期一般为14天，而疫苗初种成功后一般需11－13天才能产生免疫力。也就是说，如果不在接触病毒后三四天内种上牛痘，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我们要尽量赶在这个时间内完成种痘，当然这很难办到，只能勉力而为了。”
孙景栓和松本义良互相看看――他们都知道对方这一瞥的含意――但都没急着说话。会议进行得非常紧张，从人们接触天花病毒到现在已经有16个小时，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天，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两三天了！会议很快做出了决定，分头实施。总理大臣就要宣布散会时，松本义良站起来说：
“解决这次危机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可否请总理大臣、厚生劳动省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人留下，听我和这位孙先生讲一讲？会上议定的措施请立即实施，不要耽误。这和我说的新办法互不干扰。”
三木总理困惑地看看他，同意了。等其它人匆匆离开后，松本说：
“这件事如果从根说起太长，我简要地说说吧。科学界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十字，在中国南阳开创了一种有点异端的对付病毒的方法，即低毒病原体的野外放养，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化试验阶段，并在南阳市区和西藏某地分别进行了天花和鼠疫的放养。WHO和中国政府资助了这项研究，但因为这项技术牵涉到伦理上的一些争议，对外非常低调，目前尚不为公众所了解。”
三木与厚生省大臣低声交谈几句，说：“这项技术我们有耳闻。可靠吗？”
“相当可靠。当年轰动一时的梅茵事件中，仅有1例患病，1例死亡。经过WHO鉴定，梅茵博士培育的低毒天花病毒株不仅毒性低，而且在接触10个小时之内就能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使人体在真正的病毒大量复制之前产生抗体，比疫苗有效多了--只要你从心理上事先接受十万分之一的死亡率，实际上达不到这个比率的。”松本停顿了一下，“低毒天花病毒株可以用飞机进行气溶胶喷撒，一个小时内就能为一百万人 '接种疫苗'。何况我们离中国这么近，运输非常方便。现在唯一的问题是，中国库存的低毒天花病毒有多少，够不够一百万人用。请这位孙先生讲吧，他是这项技术的开创者之一。”
三木总理和两个大臣把目光转向孙景栓。后者难为情地说：
“我确实是开创者之一，但却在中途当了逃兵。近来的情形我不大清楚，我问问那边吧。”
他立即用手机联系上梅茵，同那边匆匆说了几分钟，回头对总理大臣说：
“很巧，那边此前已经做好对南阳全部县乡进行喷撒的准备，南阳是1100万人，所以存量足够这儿用。昨晚，他们知道了这边的疫情后――是我通报的――已经提前开始准备。只要两国政府达成一致，他们保证可以在12小时内把货发来。”
三木总理兴奋地说：“好！我立即同中国总理联系。来，我们一块去热线电话室。”
他带上四个人，来到一间隔音室，这里有两国元首间的热线电话。红色电话机接通了中国的唐总理，三木恳切希望对方向日本助以援手。按说，像这种人道主义救援是义不容辞的，中国总理应当非常痛快地答应，但对方显然非常犹豫，没有立即答复，说要询问中国CDC环境控制局之后再回话。三木放下电话后有些茫然和焦急，另外两位大臣略显不快，松本义良也很不解。孙景栓毕竟比他们了解中国人，苦笑着对松本说：
“知道唐总理为什么犹豫吗？并不是他对这项技术不了解――中国政府专意在CDC增设了一个环境控制局，就是基于这项技术的突破，当总理的怎么可能不了解？更不是吝啬或想漫天要价。关键的关键，是这项技术不能保证死亡率为零。极个别体质特殊的人在吸进喷撒的低毒病毒后，反而可能诱发天花和死亡。尽管死亡率很低――对外说不高于十万分之一，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按上次实用后的统计结果看是百万分之一。――在中国内部使用，社会可以接受这个死亡率，但在国外使用，特别是在日本使用，就不好说了。”他不客气地说，“我知道日本有相当一批右翼，心理扭曲，不能按正常人对待，不要忘了，靖国神社里至今还公开写着：二战是美国和中国挑起来的呢。这次，如果'中国病毒'最后导致十几个人死亡？或者更多的死亡？毕竟此前只进行过一次工业化试验，谁都不敢打保票。如果这样，你想想那些右翼会鼓噪些什么吧，说不定还会说这是中国研制的生物战剂呢。”
他是用英语说的，三木和另外两人都听明白了，他们互相对视，暂时沉默。这位孙先生设想的情况并非不可能。日本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国家，他不可能向中国总理保证，将来不会出现这样的言论。其实，如果真出现这样的结果（他从中国求得的低毒天花，最后导致了几百人的死亡），那他的总理大臣也当到头了。
他们沉默着，面前那部红色电话也令人难堪地沉默着。松本义良实在忍不住，激烈地说：
“总理阁下，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你们还有闲心去琢磨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古人尚且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们不要让我对政治家彻底失望！对人性彻底失望！”
最后这句话太重，说得三木面红过耳。松本说完后气恼地看了孙景栓一眼，孙的脸也红了，他知道松本的责斥不仅是对日本总理，也是对中国总理。就在这时，电话铃急骤地响了。三木立即抓起电话，听着对方的讲话，他很快笑逐颜开，不停地点头，最后说：
“好，我完全同意你的安排。大德不言谢，东京见！”
放下电话，他由衷地说：“确实是大国气度啊，再加上中国人特殊的政治智慧。知道吗？唐总理提出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低毒天花立即空运过来，由日本航空自卫队负责撒播。同时安排一次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当东京上空进行气溶胶的撒播时，唐总理和几位中国部长会同时出现在公众中，和日本人一同吸入这些低毒病毒。这样，即使真的出现什么意外，也没有人会说三道四了。谢谢唐总理，他甘愿承担吸入天花病毒的风险。”
几个人都喜悦地笑了。孙景栓实话实说：
“不，其实没有任何风险。这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再说对唐总理还可以采取一些医学措施，比如事先种一次牛痘。这么着，唐总理患天花的可能性绝对为零。不过，我确实佩服他的政治智慧，他怎么可能在十几分钟内想出这么绝妙的主意呢。”
他实在忍俊不禁，因为想到更深的一层――如果这次中国政府代表团还带来了什么需要谈判的议题，估计日本人会表现得慷慨一些吧。不过他马上想到了松本的话：不要让我对人性彻底失望，就收拢心神，不再胡思乱想了。
东京受到天花病毒恐怖袭击的消息已经传遍全日本，传遍全世界。东京人在恐惧中，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应对。本地库存的天花疫苗已经开始对人群接种，首先是对将要投入战斗的医护人员接种。原来下发到日本各地的天花疫苗迅速收拢，空运到东京，估计第二天就能投入使用。从美国和欧洲求购的疫苗也在加紧装机，但最快也得在一两天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