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他不管如何努力，一直没干成任何农活，只好去厨房，帮助炊事班把新麦馍和绿豆汤送到打麦场。旧城县很穷，这儿的农民一年四季很少能吃到“好面馍”，对他们来说，“好面馍”管饱就是人生最高幸福了。颜哲有次帮木匠齐师傅往家拉柴火（干木活后的废料）。乡间土路凸凹不平，到齐师傅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齐师傅八岁的儿子已经睡着，但老爹一回来他就醒了，在床上拧来拧去、吭吭吃吃地不安生。颜哲有点奇怪，说齐师傅你家孩子是不是不舒服？还是当爹的知道儿子的心思，起身把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少一半白面多一半红薯面）掰下半个给儿子，他睡床上大口大口吃完，这才安心入睡。齐师傅对颜哲说：家里除了麦忙天，从来不敢吃花卷馍的，更不用说好面馍。儿子日盼夜盼地盼他回来，就是惦记他从农场带回来的花卷馍。
知青农场建场头年，知青们生活之苦不亚于周边农村，但我们占便宜处是新建农场，按规定三年不交皇粮，所以从第二年新麦下来后，在麦忙期间可以享受短短几天的神仙生活――四两一个的白面馍，想吃多少吃多少。这个情形传到附近农村时，曾让周围的农民羡死妒死，甚至到县里去告我们。
麦忙天吃饭时有个奇怪的现象：既不知道饿，因为炎热和疲累让人失去了食欲；也不知道饱，随便一吃，一两斤馍就进肚了。连我也能吃两个大杠子馍，更不用说崔振山了，他几乎每顿都是三四个，过了麦忙期别人都瘦，就他膘肥油厚，像是秋天刚填完膘的狗熊。
但今天很奇怪。颜哲把馍篓扛来了，四两一个的白杠子馍散发着新麦的甜香，逗人馋涎，但每个人，不管男女，不管棒劳力和弱劳力，都只吃一个就不再拿了。颜哲努力劝他们多吃一点，但人们都微笑着，不无留恋地看看馍篓，一个个离开了。等到撂垛的赖安胜和崔振山把场地收拾净，也来吃馍时，颜哲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连崔振山也只吃一个，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馍篓。
颜哲把我拉到一边，现在他的心里话只能对我一个人说了。他皱着眉头，严肃地思索着。他说：
“大伙儿‘定量取食’这种现象，看起来是小事，实际有很深刻的意义。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利他素可以驱使每只蚂蚁都忘我地劳动，却忽略了另外一点：它也能驱使每只蚂蚁公平地取食。否则，只要蚁群中出现一只贪得无厌的成员，就能破坏整个蚂蚁社会的秩序。”
这一点他说得太对了，我绝对信服。在高中吃食堂时，大伙儿的碗筷吃完后都放在公共碗架上。平时这种秩序很稳定，但只有出现一个捣乱者，出现一个自己没碗筷而偷用别人碗筷的家伙，很快就会激起一波凶猛的偷窃风潮，因为丢失碗筷者急于吃饭，都会很生气地顺手捞一副碗筷来用，而且没有良心负担。蚂蚁社会中没有任何限制性的措施，没有人类社会中的法令、道德、惩罚、大门、铁锁等，它们怎么有效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真令人佩服。
颜哲说：“这么说来，咱们的蚁素确实很成功，在我尚不明白其深层机理的情形下，就成功地复现了自然界蚁素的所有功能。”
我由衷地佩服他的分析，我想，他眼光的敏锐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
“但这样不行，麦忙期间活这样累，仍按农闲期间的取食标准是不行的。问题是――”
问题是这取决于利他素的深层作用，不是解释和命令所能改变的。颜哲为此很发愁，无计可施，忽然我想到了一个权宜的办法，我说：
“颜哲哥这样行不？你带头多吃，我也跟着你多吃，也许别人会以为这就是新的规则，会学我们的样――要知道如今你是蚁王呀，我算个副蚁王吧。”
颜哲眼睛亮了：“行，咱们试试看。”
他很高兴，夸我，说我与他的搭档简直是“绝配”，因为他擅长于走“正”道而我擅长于发现“奇”径，会不循常规地出牌。我被夸得有点害臊，说你先别夸我，能行不能行，还不知道呢。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我们加大了取食量，经过短时间的震荡后，其它人很快就跟我俩一致了。只是，为了保证别人吃饱，逼得小饭量的我，还有因不干重体力活而减了饭量的颜哲，不得不强撑着多吃，一直坚持到麦忙天过去。那些天，我们肚胀便秘，打嗝放屁，着实难受。旧城县农村有一个流传的说法，说皇上最会享福，金銮殿左边支一个油锅，右边也支一个油锅，每天啥时想吃油条啥时候炸。这在农民心目中是最高境界的幸福。如今我知道，当一个吃饭无节制的皇上，其实是件很痛苦的事。
六月的农活不断头，麦收刚过就是插秧。插秧轮到知青唱主角了，因为农场中的老农都来自种麦区，没干过插秧，他们都四十多岁了，学做新农活肯定赶不上学生娃儿。所以他们只负责挑秧送开水，为插秧的知青当后勤。颜哲是主力中的主力，插得又快又好，还把插秧编成口诀：脚走两条线，两眼朝前看，左手（拿秧把的手）跟着右手（分秧和插秧的手）转。
但今年人们不许他进秧田。今年在秧田中大露风头的是岑明霞。她进了秧田就不见直腰，很快把别人远远地抛到后边，而且秧插得非常整齐，像是用直尺划出的格点。孙小小早忘了对岑明霞的敌意――喷了蚁素后，农场里已经没有这样的“恶”念了――大声夸奖岑明霞：
“明霞姐你真厉害，插秧又快又整齐，谁也比不上你！”
岑明霞直起腰，敲敲腰眼，显然她已经腰酸背疼，但看着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脸上浮出灿烂的笑容。这些天来，这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已经是见惯的风景了。我看着她，也像颜哲那样往深层次思考，我想蚂蚁社会中一定也有技艺超群的个体吧，一定有的，在自然界，差别是绝对的。那么，这些技术超群的蚂蚁，也和普通蚂蚁一样享用定量的食物，它们的积极性会不会受到打击？或者说，缺乏激励规则的社会，是不是会导致平庸占主流？如果没有，那我们只能更佩服蚂蚁社会的高明设计。
我想啊想啊，得不出结论。也许，这种思考是颜哲这样的人特有的专利。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再思考下去，因为正在微笑的岑明霞忽然弯下腰，剧烈地干呕起来，呕得满面胀红，眼中盈出泪水。我忙跟过去，正好过来送稻秧的赖安胜也急忙跑过去。我关切地问：咋啦？咋不舒服？我去喊卫生员吧。岑明霞摇摇头，说不用了，忽然有点恶心，这些天已经呕过很多次了。这时孙小小忽然笑着喊：
“明霞姐你别是怀孕了吧，怀孕的女人都要呕吐的。”
我吃一惊，心想自己的反应实在太迟钝，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呀，反倒是傻唿唿的孙小小最先反应到。那会儿我非常尴尬，几乎不敢看岑明霞。未婚姑娘怀孕，这在当时的社会里是非常丢人的事，何况她的身份是女知青？鉴于当时严厉的法律，那个让她怀孕的男人是要蹲大牢的。我替岑明霞脸红，也替赖安胜担心，这些天来，我对他的恶感已经全都消失了，我不希望一个好人落得个悲惨下场。
奇怪的是我为之羞愧或担心的这两个人，在蚁素的作用下，都抛弃了正常人的思维规则。岑明霞并没有脸红羞愧，赖安胜也并没有恐惧担心。他们听了孙小小的话后，都恍然承认了这个事实，然后脸上漾出更加灿烂的笑容，那是为人母和为人父的喜悦。这种喜悦应该是所有动物的本能，蚁素也遮蔽不住。
赖安胜小声问：“你真的怀孕了？”
岑明霞点点头说：“一定是了，两三个月没来例假。”
然后很陶醉地用手摸肚子。那儿当然不会有胎动，但她已经在预先聆听胎儿的唿唤了。
孙小小大声向别人宣示这个喜讯，周围的男人女人都围过来，很有兴趣地盯着岑明霞的肚子。我面红耳赤，逃一般离开这里。我在场长室找到正在看英文书的颜哲，把这个情况告诉他。颜哲也傻眼了，他比我更清楚“女知青怀孕”的严重后果，同样不愿赖安胜有那种下场。何况这事一捅出去，就会彻底破坏他刚开始的社会实验！我俩关在屋里商量很久，想不出可靠的办法。打胎的办法不是没想过，但在当时严厉的清教徒式的社会规则下，干这件事太难，超出两个知青的能力。颜哲一向对自己的智力自负，但在这种事上，他的“只会走正道”的智慧没有用处。我比他强一些，但今天也想不出其它的出牌方法。
天晚了，田里的人们收工了，他们踩着夕阳，说说笑笑地走回农场。不少人簇拥着岑明霞，热烈地谈论着什么，尤其是孙小小，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不用说，全场人都知道了岑明霞怀孕的“喜讯”，他们身上洋溢着更加浓郁的幸福。
我俩透过场长室的窗户，心情复杂地盯着他们。往常我俩非常喜欢以旁观者的角度，也多少带点居高临下的眼光，欣赏场员们脸上的幸福，看着他们，我们自己也不酒自醉。但今天这种表情让我俩啼笑皆非。我们在为闯祸者忧心忡忡、绞尽脑汁想捂住这个裂缝，而当事者却浑然不知眼前的灾祸，还在一如往常地“幸福”着。最后，颜哲咬咬牙说：
“那――就让她生下来吧。分娩前让她一直待在农场里，咱们把这个秘密捂住。”
我大吃一惊，疑虑地看着他。颜哲解释说：
“秋云你听我解释。如果把岑明霞送到县医院去流产，哪怕找到可靠的关系，也很难保证不泄露秘密，那赖安胜就惨了，咱们的社会实验也肯定泄密。再说，看看岑明霞的欣喜表情，她会同意流产吗？肯定不会。他们喷过蚁素后，只受‘利他本能’的控制，不会有这种世俗的担心，而‘繁衍后代’应该是利他本能的第一目标。”
颜哲苦笑着加上一句：
“其实，蒙昧者最幸福，作一个高高在上的、清醒的上帝，是最痛苦的啊。”
我对他这种“清醒的痛苦”深有同感，这会儿我真后悔不该留在“外边”陪颜哲。但对他的决定我还是坚决反对，我说：
“你的担心不错，但不管咋说，也不能让一个未婚姑娘生下私生子呀，那会毁了她的一生。”
颜哲说下边的话时，显然颇为犹豫。看来他不想对我说得那么深，那么直白。但犹豫良久，还是没有瞒我。他说：
“我决定让她生下孩子，还有更深的考虑。秋云，也许你对我的这些考虑有反感，希望你认真听我说完，并且――我说句不中听的话――请你不要站在女人本能的高度、而要站在哲理的高度思考问题。行不行？”
他执拗地盯着我。我不知道什么是“女人本能的高度”，什么是“哲理的高度”，但我还是点头答应了，他这才往下说：
“我得从20年前说起。那时我爸爸一再说：蚂蚁的利他主义社会是内禀稳定的，他对这一点极为看重。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蚂蚁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机制，可以自动产生足够的蚁素，在族群内部形成一个自我激励的闭环，从而把利他社会永远延续下去，不需要一个上帝来监管和校正。这种自稳定机制正是利他社会得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再看咱们的社会实验，从目前情况看相当成功，但你别忘了，它与蚂蚁社会相比，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镜像不对称――咱们的小型利他社会需要一个外部的监管者，一个上帝。上帝为他们注入蚁素，随时校正运行中出现的误差。可是，如果一个利他社会不得不依靠外部监管者，那是非常不可靠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怎么保证一定有这么一个上帝？不能。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机制，保证能随时产生一个尽责的上帝。”
我不禁悚然。这些天来，我一直陶醉于农场的幸福感中，没有考虑到我们的计划原来还有这样大的疏漏，甚至是本质的、不可校正的疏漏。我对颜哲更佩服了，他确实比我站得高，想得远。颜哲皱着眉头继续说：
“还有更可怕的前景呢，那就是这个利他社会之上，可能出现一个恶的、自私的上帝。因为上帝本人并不受利他素的约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他。只能寄希望于他的自我约束，但这就更不可靠啦。一旦他心存恶念，那他就会把他控制下的、高度纪律性的社会变成一种可怕的力量。你――想想这种前景吧。”
我更加悚然，也更看清了我和颜哲的距离。这些天，我非常投入地帮他创建这个利他社会，但实际上我是浑浑噩噩的，根本没想到其中还有这样可怕的陷阱，也没想到我绝对信服的颜哲其实一直如履薄冰。我仰脸看着他，目光已经不是钦佩，而是敬仰。想想吧，他其实就是这个微型利他社会的上帝，可以为所欲为的，但处在这样的位置上，他还保持着清醒，保持着强烈的自省意识。这太难得了。颜哲看到了恋人的敬仰之情，心情放松了，笑着说：
“好在这个难题并不是完全无解，我爸爸发现了一种可能的途径。”
“什么途径？”
“生物在进化中会根据环境会随时改变自己的形态，或行为方式，并且能够把这些变化纳入本能中，这称为获得性遗传。有关例证非常多，比如英国的一种蛾子在多煤灰的环境下，能在几代时间内把体色加深，形成保护色；又比如食肉的熊猫在环境变化时逐渐改为食用箭竹。其实，拉远了说，生物的所有行为方式，都是在进化中逐渐产生的，并慢慢固定下来，变成能通过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本能。”他强调说，“非物质的动物行为，可以通过物质形态传给下一代，对这一点很多人不相信，想不通。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完全相信。你接着说。”
“所以我爸爸相信，虽然人类利他社会开始时只能由外部管理者创建，但经过若干代之后，也会把利他习性固定下来，变成族群本能。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手段尽量把这个时间段缩短，比如，不超过五代就能固定。”
我沉默了。我太迟钝，到这会儿才悟到他这番长篇大论最后指向何处：“你是说――有意在这个微型社会中开始繁衍后代，然后研究后代会不会把获得性的习性变成本能？”
“对。岑明霞的儿女将是第一个，甚至可以说，咱们创建的利他社会从婴儿降生那一刻才算真正开始。所以，这其实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她本人的最大荣幸。这个婴儿的意义非常重大，即使冒一些险也值得，即使让婴儿母亲做出一些牺牲也值得。”
我又沉默了。我从刚才“哲理的敬仰”中掉下来，掉回到我那 “女人的低级本能”。颜哲说得非常对，他的设想既目光敏锐，又非常宏伟。但不管怎样，把一个未出生的孩子预先定为一个实验品，这个做法使我产生本能的反感。我不是说我的反感有什么道理，甚至可以说它简直简直地没道理，可它就是横亘在我心里，无法消除。但我无法反对颜哲，我那肤浅的思维根本无法抵抗他锐利的思想。停了很久我才说：
“那个婴儿――不可能有利他天性吧。别忘了，怀上这个胎儿时，赖安胜和岑明霞还都没有喷蚁素，还是恶人。”
“你说得对，但至少怀孕期间岑明霞已经是新人了，胎儿的本性不光取决于父母的基因，也取决于孕期的母体激素。另外，在孩子出生后，我想定期为他喷洒蚁素，强化他的利他天性。”他说，“当然，如果在父母都变成好人之后再怀孕，那会更好。以后吧，以后再让他们生下第二胎，两者可以做个对比实验，那样更有说服力。”
“这就比较好玩了，”我神经质地笑着，“比较好玩了。你说这个孩子将成为新社会的始祖，至于赖安胜和岑明霞呢，这么阴差阳错，歪打正着，一下子就成‘新人类高祖’啦。上帝真会开玩笑，让纯洁无瑕的新人类从这俩恶人的恶行中繁衍出来，就像污泥中长出莲花，从粪堆里长出灵芝。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我摇摇头，“我这句话说错了，那俩人早就不是恶人了，变成君子了。我说这话，只能说明我心底太狭隘。怪我没喷蚁素。”颜哲看看我，没有再说任何话。他太聪明，尽管我努力遮掩，但我此时阴暗的心理瞒不过他。他只是吻吻我，与我告别。临别时我忽然起了一个随意的想法：这么多天来，颜哲一直没有要求幽会时的“亲热”，我似乎也失去了这个欲望。是不是因为做一个时刻清醒的上帝，心理负担太重，以致让性欲枯萎了？我不知道。
5老魏叔
关于那个可能要出生的孩子，我俩没再商量过，没做出“是”与“否”的任何决定。我们只是关照大家：把这个消息对外保密，在孩子出生之前尽量不让附近乡庄的人在农场乱窜，以免泄密。颜哲的关照被非常严格地执行了。这点毫无疑问，场员们如今对颜哲和我的任何话都会无条件执行。
但拖延做出决定实际上就是默认。在我们的默认下，岑明霞腹里的那团胚胎一天天分了七元钱换下它。此刻房子里的光线较差，到门口刚明亮一点又很快暗下去。天变得真快，我俯下身子往盆子里盛水，阳台防裂，一天天长大，已经可以看出她有身子了。岑明霞沉津在妊娠的喜悦中，空闲时间，她不再纳鞋底，而是开始做小孩子衣服。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她飞针走线，把母亲的情意缝入一件件精致的小衣服里。
在她身边常常有孙小小，她总是兴致浓厚地说一些有关女人生育的傻话，出一些没有实用价值的主意。另一个常来的人是赖安胜，他在这儿扮演的角色比较奇特，虽然他对这个胎儿的关怀溢于言表，但似乎并不以父亲自居，而岑明霞虽然欢迎他来，似乎也不把他当丈夫看待。这么说吧，看他俩的表情，似乎并不把胎儿看成自己的私有，而是看成群婚制部落的后代。
以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目光，我猜他俩之所以这样，还是缘于心理上的某种障碍吧――虽然他们如今处在梦游般的幸福感中，喷利他素之前的一切“恶”都被隔断了，但大概他们还记得：这个胎儿并非来源于美好的爱情，而是一段令人作呕的奸情。
我赶紧摇头，驱走这种想法。我自责地想，与农场处处洋溢的明朗快乐相比，我的心理太阴暗了。只有一个办法能改变我：赶紧对自己喷利他素，那样我才能融入这个利他主义的群体中。
女知青怀孕的秘密到底没能守住。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我照例来到颜哲的场长室，向他通报一天来农场的情况。颜哲近来大多时间都猫在屋里，看英文专著，做一些小试验。场员们仍然不许他干任何农活，他和我虽然也曾努力说服大家，但不奏效。看来，利他素的确带来了 “保护蚁王”这种冥冥中的指令，是我们无法改变的。
开始时颜哲很不习惯。记得赖安胜升任场长后就彻底脱产，颜哲曾对此很不满。但现在颜哲对自己不干农活已经坦然了，因为他并没有闲着。这个利他社会是从平地建立的，还有太多的蓝图需要绘制，有太多的陷阱需要预先发现。在这些方面我是帮不上忙的，担子只能砸在颜哲一个人肩上。自他当上场长这两个月来，他虽然基本没干农活，人反而瘦了，显得很苍白，眼窝凹陷，目光中闪着高烧病人那样的炽热。当他偶尔来到人群中时，他的苍白瘦削和大伙儿的黝黑粗壮形成很大的反差。大伙儿簇拥着他，就像一群快乐的头脑简单的土著黑人簇拥着一个忧郁的白皮肤的神。
说起白皮肤的神，这儿有一点巧合。颜哲后来终于为自己找到了活儿。农场搞基建时，从场外请有几个木匠，颜哲跟着学过几个月的木工。现在基建已经结束，外来木工们都走了。但一个农场总少不了一些零星的木工活，正愁没人干呢，颜哲便把这些活计揽下来，这是技术活，再没人能从他手中夺走了。
那天我到场长室，见这儿已经大变样，墙上挂满了木工锯、刨子、凿子和斧头，一条木工长凳顺在门外边，旁边抛散着锯末和刨花。这些木工家什原来放在牛屋隔墙的一间空屋里，颜哲说挪到这儿方便，看书累了就干一会儿，等于是课间休息。
我逗他：“这是场长室还是木匠坊？以后大家喊你颜场长还是颜木匠呢？”
“随便。”
“以后就喊你小木匠吧，不过可没看轻你的意思。国家领导人中，至少李先念和李0隔着四棵棕榈树。内侧两棵棕榈树一样偏高，外两头两棵可能刚种植不久，显得略矮。它们的棕叶聚生于顶，发散得近乎松弛瑞些浪费的首饰铺、酒店以及豪华像酒店的住宅区、成年人的游乐场与难得的免费公园。将它们贯通的则是曲折的街巷，用铅笔0环是木匠出身。”
颜哲平淡地说：“还有一个人也是木匠――耶稣。”
我当时没有在意，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但后来想到他这句话，越想越觉得其中有深义。他可能并非有意拿耶稣来自比，但两人确实神似：宗教的激情，忧郁的气质，苍白的肤色，瘦削的身体，还有，目光中高烧病人般的炽热。可以说，他和耶稣一样，也是信徒簇拥的一个白皮肤的神，只是他慑服众生时依靠的是科学而不是虚无的神迹。
我和颜哲正在说话，头顶的喇叭嘶嘶地响了，是公社知青办主任大老魏找赖安胜场长。农场只有这一条线路，如果场长室的双掷开关一直放在广播档，公社领导想往这儿打电话也只能先在喇叭上喊。颜哲正要把双掷开关扳过来，喇叭里已经传出赖安胜的回话。听见他高高兴兴地说：
“魏主任，我已经不当场长了，我想干活。劳动最快乐，帮助他人最快乐！”
我心想要糟，颜哲代替赖安胜当场长的秘密守不住了。不过对这一点我们预先是有精神准备的，这件事反正瞒不住公社，他们知道就知道吧。场长这个职位并不是国家干部编制，从理论上说谁都可以当的。何况农场初创期间大老魏在这儿住过三个月，非常欣赏颜哲而厌恶赖安胜，他肯定巴不得颜哲能当场长。
大老魏是红星公社资格最老的干部，至今还保留一个习惯：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之前要先摸屁股，那是因为刚解放搞土改时，他作为上边派驻的干部，屁股后总是斜挂一个盒子炮，开会时得先把它弄正。他在农民中威望极高，不为别的原因，只为他干活不惜力。这人并不属于膀宽腰圆那种人物，长得黑瘦黑瘦，貌不惊人。但兴修水利时，工地上别人都是俩人抬一个抬筐，他是一人挑俩，为此伤了力，吐血，病治好后照干不误。农民们最看重这个，口碑相传，把大老魏塑造成了个传奇人物。这人心直口快，说话不怕得罪人。不过从反右运动过来后，这种干部在政界就不吃香了，再加上听说他在男女关系上有一点毛病，所以二十年来，他在官a住宅区、成年人的游乐场与难得的免费公园。将它们贯通的则是曲折的街巷，用铅笔在城市地图上标出，它们就构成一个字母场上上下下，至今只是公社一个中层干部。
喇叭里沉默片刻，吃惊地问：“你说啥？你不当场长，如今谁是场长？”
“是颜哲。他是个好人，我们都服他。”
喇叭里气急败坏地骂了一声，问：“你这会儿在哪儿？”
“我在一班宿舍。我如今就住在这儿。”
“立即回场长室！把开关扳到电话挡，再等我的电话！”
从他的语气中，我们感觉不妙。我看看颜哲，颜哲看看我。我安慰颜哲说：
“可能这个消息过于突然吧，我想大老魏不会反对你。”
大老魏住场时，与干活同样泼辣的颜哲惺惺相惜，虽说并无过深的私人交往，但“君子之交淡如水”，心中是十分器重颜哲的。后来有件小事更加深了他对颜哲的好感。农场搞基建时从场外请了四个木匠奇$%^书*（网！&*$收集整理，也挑了四个知青当学徒，主要工作是拉大锯。把要解开的圆木打上墨，用抓钉竖着固定在树干上，两个学徒踩在梯子板上，一来一去地拉锯。每天如此，学不到啥技术的。但颜哲趁休息时进去瞄艺，学得极快。一个月后他们拉锯时发现了一根“姜子木”，这是本地木匠对这种树材的俗称，不知道学名是啥。这种木头极坚硬，拉不了两道锯缝，大锯的锯齿就被磨钝了。木质呈淡黄色，夹着半透明的木筋，比重比水重，木屑扔到水里会沉底。在中原地带的树材中，像这样比水重的材料可以说绝无仅有。木匠们见了，稀罕得了不得，说这种木材最适宜做木工刨。师徒们瞒着场里，把这根圆木解成木工刨的材料，每人分了一个刨坯。
颜哲有了刨坯就自己开始做刨子，甚至没咋向师傅讨教。几个师傅颇为不屑，不相信他有这个能耐。过去的木匠没有三角和几何知识，只会背诵“鲁班爷爷”传下来的口诀，像“刨口一寸九，刨子不推自己走”之类。他们把这些口诀看得十分神秘，其中有个杨师傅，是门里出身，木匠世家，干木工已经十几年，还一直靠老爹给他做刨子。
但在学过三角几何的颜哲看来，这些太简单了。他买了一本“木工必读”，知道掏刨子的关键是刨刃角度，角度小则省力，但不得小于42度；角度大则工件光滑，但不得大于50度。一般取45度为好。只要把角度弄明白，闭着眼睛也能把木工刨造出来。
那天，颜哲的刨子做成了，几个师傅都立在旁边看他试刨。刨子轻快地在木头上滑动，从刨口吐出薄如棉纸的刨花。几个师傅都上去试试，说做得不错，用着很顺手。这下杨师傅坐不住了，他说咱不能在徒弟这儿丢人呀，赶紧为自己做了第一个木工刨。从那之后，几个师傅都对颜哲另眼看待。
后来农场要打两辆牛车，牛车对于农户来说是个大设备，其意义不亚于后来城里人的私家轿车。所以，有本事的木匠师傅们在干完活后，总要在牛车上留下一件多少带点艺术性的玩意儿，在没有一点儿文化气息的农村家庭，这也算是一次小小的奢侈。一般是在“牛仰角”（车辕上拴缰绳的一根木桩，小擀面杖粗细）上刻一串八宝疙瘩，即把一根四方木棍分割成几个正方体，再分别削去八个角成为14面体。颜哲看不上这个，打算在牛仰角上雕一只狮子或老虎。那得先得找一张画当样板吧，说来难以相信，在当时的文化沙漠中，竟然到处找不到一张动物画片，托回城探家的王全忠到颜家大院找，也找不到，都在文0均匀分配，中间的社区相对密集，是嘈杂的闹市。如果有时间，哪怕你走马观花也能淘到一些像样的玩意，我就常去逛，这是革“破四旧”时给烧了。那段时间我见他一直在找画片，就劝他：干嘛非要雕狮子老虎，雕只黄牛不就行了？咱农场的南阳黄牛多威武，眼前就是现成的样板。他说不行，他不打算雕黄牛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原因：黄牛的牛角雕出来太细，容易碰坏，而牛仰角免不了磕磕碰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