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希望是，”卡布拉尔回答说，“不是，整个该死的晶片必须回炉。”
“与我们签订合约的生产商在马来西亚？”戈达德问。
“我们和他们一直合作愉快，”卡布拉尔答道，“他们总是保质保量。但是这次生产的专用集成电路很复杂，是用来给我们自己的专利特莱恩液晶显示屏当驱动的，所以他们提供的产品出了问题——”
“把液晶屏换掉呢？”戈达德打断他说。
“不行，先生，”卡布拉尔回答，“除非重新设计整个外壳，那至少得花六个月。”
我突然灵光一闪，这些专业词都向我跳了过来：专用集成电路……特莱恩专利液晶屏……
“专用集成电路就是这样，”戈达德说，“总是会有部分产品出问题。合格率如何？百分之四五十？”
卡布拉尔看起来非常痛苦地回答：“零。产品装配线有问题。”
戈达德紧闭着嘴，似乎满腔的怒气就要爆发了。“回炉集成电路需要多长时间？”
卡布拉尔迟疑了一下才回答道：“三个月——如果我们走运的话。”
“如果我们走运的话，”戈达德重复着他的话，“是啊，如果我们走运的话。”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三个月会把出货日期推迟到十二月。那是不行的，是吗？”
“是的，先生。”卡布拉尔回答。
我敲了敲戈达德的胳膊，但他没有搭理我。“墨西哥的厂商也不能稍微快点给我们提供产品？”
生产总监，一个叫凯西·戈尼克的女人说：“或许能快上一到两个礼拜，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帮助。而质量顶多能达到标准以下。”
“真他妈一团糟。”戈达德说。以前我还从没有听他说过脏话。
我拿起一张产品说明表，又拍了拍戈达德的胳膊。“能失陪一下吗？”我问。
我冲出了展示厅，走到休息区，打开了我的手机。
诺亚·莫登不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于是我给他的手机打了电话，只响了一声他就接了：“什么？”
“是我，亚当。”
“我接了电话，不是吗？”
“记得你办公间里的那个丑娃娃吗？那个会说吃‘我的大裤衩吧！戈达德’的娃娃？”
“‘爱我露西尔’。我才不会给你，自己买去。”
“它的肚子上不是有个液晶屏吗？”
“你想说什么，卡西迪？”
“听着，我需要问你一些关于液晶屏驱动的事儿。专用集成电路。”
几分钟后我回到了会议室，总设计师和生产总监正在就能否在Guru小小的壳子里塞进另一个液晶屏而展开激烈的争论。最后我终于有机会插话了。
“打扰一下。”我说，但是没人注意我。
“明白了吧，”埃迪·卡布拉尔说，“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推迟将它投放市场的原因。”
“好吧，我们承担不起推迟投放市场所带来的后果。”戈达德突然插话说。
我清了清嗓子。“请容我打扰一下。”
“亚当。”戈达德说。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我说道，“但是还记得那个小机器人娃娃‘爱我露西尔’吗？”
“我们在干什么呢？”瑞克·杜兰嘟囔着说，“失败史回顾展？别跟我提那玩意儿了。我们发出了五十万个那样的丑娃娃，结果全都退回来了。”
“没错，”我回答，“那正是我们为什么会有三十万个专用集成电路——为特莱恩专利液晶屏特别定制的ASIC——在范-纳依斯市的仓库里闲置的原因了。”
有些人在吃吃地笑，有的人干脆狂笑起来。其中一个工程师对另外一个人说，声音大到足够让大家都能听到：“他对连接器有一点了解吗？”
有个人说：“真够闹腾的。”
诺拉看着我，摆出一副同情却又爱莫能助的样子，耸了耸肩。
埃迪·卡布拉尔说：“我真希望有那么简单，呃，亚当。但是专业集成电路不能互换的。它们必须与针脚兼容。”
我点头说：“露西尔的专用集成电路是SOLC-68型针脚阵列，不是跟Guru采用的集成电路排列一样吗？”
戈达德盯着我。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是翻纸的沙沙声。
“SOLC-68针脚，”其中一个工程师说，“是啊，应该能行。”
戈达德环视房间，拍了一下桌子。“那么好吧，”他说，“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诺拉含泪冲我微笑着竖起了大拇指。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又抽出了手机。有五条短信都是同一个号码发来的，还有一条上标注了“私人”。我接通了我的语音邮件信箱，听到米查姆讨厌的声音说：“我是亚瑟。已经有三天没有你的消息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今天中午前给我发电子邮件，否则后果自负。”
我大为震惊，他直接给我打了电话，无论电话是如何被转接的，都是在冒风险。这表明他这次绝不是开玩笑的。
他说得对，一直联系不上我。但是我也不打算再被联系上。对不起啦，哥们儿。
第二条是安托因发来的，他的声音既高又紧张：“亚当，你需要来医院一趟。”这是他的第一条声讯。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全都是安托因的。他的语调越来越急切。“亚当，你到底在哪里？快来啊，伙计！现在就来。”
我在戈达德办公室前停了一下——他还在和Guru项目组的一些成员闲聊，于是我告诉弗洛伦斯：“能不能请你转告Jock我有急事？我父亲出事了。
第六十章
还没到我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当然了。但是我仍然像个疯子一样开着车赶过去。每个红灯，每辆左转的车辆，每个“上课时间限速二十英里”的标志——一切都在努力延误我，阻止我在父亲去世之前赶到医院。
我把车违规停在了外面，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在医院的停车场里慢慢找车位。我直奔急救室入口，像推着病床的急诊大夫那样砰地一声撞开了门，冲向分诊台。分诊台后那个蠢笨的值班护士正在打电话，有说有笑，显然是在打私人电话。
“弗兰克·卡西迪？”我问。
她看了我一眼，继续聊天。
“弗朗西斯·卡西迪！”我大吼道,“他在哪儿？”
她生气地挂上电话，瞟了一眼电脑屏幕，说：“三号房。”
我拼命跑过候诊区，拽开沉重的双开门，冲进病房，看到安托因坐在绿色帘子边的椅子上。看到我的时候他脸上一片茫然，双眼都是血丝，什么也没说。我走近他，他摇摇头：“对不起，亚当。”
我猛地拉开了帘子，我爸爸就坐在床上，眼睛还睁着。我想，你看，你错了吧，安托因，他还活着呢，这个老混球！然而我发现他的肤色不对劲，有点蜡黄色，他的嘴巴张着——这是最可怕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视线一直离不开那儿。活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张嘴的，那是在痛苦的喘息中定格，最后一次歇斯底里的呼吸，愤怒,几乎是在咆哮。
“噢，不！”我呜咽着说。
安托因站在我背后，把手放在我肩膀上。“他们十分钟前宣布了他的死亡。”
我抚摸着父亲的脸，他蜡黄的脸颊很凉。不是冰冷，也不暖，只是比它应该有的温度略低几度。他的皮肤摸上去就像雕塑土，了无生气。
我感到无法呼吸，就好像是在真空里一样。周围的光线似乎也在闪动。我突然号啕大哭：“爸爸！不！”
我泪眼朦胧地看着父亲，抚摸着他的额头，他的脸颊，他的皮肤粗糙并有些黑汗毛从毛孔里扎出来的红鼻头。我靠向他，亲吻着他愤怒的脸。多年以来，每次我吻父亲的额头或者脸颊时，他几乎没有任何回应，但我却总是深信自己从他的双眼里看到了一闪而过的窃喜。现在，他是真的没有任何回应了，当然了。我整个人都麻木了。
“我希望你能有机会跟他告别的。”安托因说。我能听到他低沉的声音，可我却不能转身看着他。“他又像上次那样呼吸困难，这次我甚至没有浪费时间跟他争吵就直接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他拼命地喘着气。他们说他得了肺炎，可能已经有段时间了。他们还在争论要不要给他插上管子，但是他们连插管子的机会都没有。我一直在不停地打电话。”
“我知道。”我说。
“本来有些时间的……我本想你能来跟他告别的。”
“我知道，没关系。”我强压着悲痛说。我不想看安托因，我不敢看到他的脸，因为听起来他好像在哭，这是我无法面对的。我也不想让他看到我在哭，这当然很愚蠢，我的意思是，如果连你父亲过世了你都不哭，那你肯定是有毛病。“他……说了什么吗？”
“他基本上是在骂人。”
“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
“没有，”安托因过了好久才回答，“他没有问起你。但是你知道，他几乎没说什么，他——”
“我知道。”我只希望他不要再说下去。
“他基本上是在咒骂大夫，还有我……”
“是啊，”我盯着父亲的脸，“不奇怪。”他的额头上都是皱纹，愤怒地起着皱，就那样定格，成了他最后的样子。我伸出手来抚摸着那些皱纹，想把它们抚平，但是徒劳无功。“爸爸，”我说，“对不起。”
我不知道自己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有什么对不起的？他老早就该死了，死对他来说比活在持续的痛苦中要好得多。
床另一边的帘子被拉开了，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皮肤黝黑的人走了进来，我认出他就是上次那个佩特大夫。
“亚当，”他说，“我很遗憾。”他看起来是真的很难过。
我点点头。
“他的肺炎感染很严重，”佩特大夫说，“肯定已经潜伏了好久了，尽管上次住院的时候他的白血球指数并没有显示任何异常。”
“嗯。”我说。
“以他的身体状况，这实在是雪上加霜。最后，在我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给他进行插管治疗之前，他就心肌梗塞了。他的身体承受不了了。”
我又点了点头。我并不想知道细节，有意义吗？
“其实这样最好。否则他可能需要插上管子再多受几个月的煎熬，你也不会希望他那样的。”
“我知道。谢谢。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你只有——只有他，对吗？你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你没有兄弟姐妹？”
“对。”
“你们父子关系一定很亲密。”
真的吗？我想。你怎么知道的？这是你的职业医学看法？但是我只是点了点头。
“亚当，你希望我们给哪家殡仪馆打电话？”
我努力回忆母亲过世时办丧事的那家殡仪馆的名字。几秒钟后，我记起来了。
“如果我们有任何可以帮你的，乐意效劳。”佩特大夫说。
我看着爸爸的尸体，看着他蜷缩的拳头、愤怒的表情、瞪得圆圆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然后我抬眼看着佩特大夫说：“你能让他闭上眼睛吗？”
第六十一章
殡仪馆的主管还是当年操办我母亲葬礼的那个人。他很热心，也很和蔼可亲。他的头发有几块有点儿黑过头了，蓄着一把直立的大胡子。他叫弗兰克——“跟你父亲的名字一样。”他说。他把我领进殡仪馆，里面看起来就像简陋的乡村小屋，铺着东方地毯，有些深色的家具。中间是个大厅，旁边有几间房子。他的办公室既小又暗，有几个老式钢制文件柜，还挂了些船和风景画。这个人一点都不矫揉造作，似乎真的很关心我。弗兰克说了些他父亲过世的时候的事儿，那是六年前，他说那段日子对他来说非常痛苦。他递给我一盒面巾纸，但我根本用不着。他在为如何在报纸上发表讣闻做笔记——我暗自奇怪，谁会看呢？有谁会真的关心呢？——我们决定了该采用什么样的措辞。我努力地回忆爸爸过世了的姐姐的名字，还有他父母的名字，我这辈子见他们的面加起来还不到十次，而且只是叫他们“爷爷”、“奶奶”。爸爸和他的父母关系很僵，所以我们很少见面。我对爸爸漫长而复杂的就业经历有点记忆模糊，我可能忘了一所他曾经工作过的学校，不过那些重要的学校我都想起来了。
弗兰克问起父亲的从军纪录，我只记得他在某个军事基地参加过基本训练，从来没有去哪儿打过仗，而且他对军队深恶痛绝。弗兰克问我希不希望在父亲的棺材上放上国旗，作为老兵，父亲有权享受这份荣耀。但我拒绝了。爸爸才不会希望自己的棺材被盖上国旗，他肯定会破口大骂，会说这样的话：“你他妈觉得我是谁？庄严地躺着的约翰·肯尼迪？”弗兰克又问我希不希望军乐队在葬礼上吹葬礼号，父亲也有权享受这个。他还向我解释说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号手了，他们一般都是在墓边放磁带代替。我说，不，我爸爸也不会想听“葬礼号”。我告诉他我只希望他尽快安排好葬礼和其他一切事宜。我希望它赶紧结束。
弗兰克给举行过我母亲葬礼的那家天主教堂打了电话，预订两天后举行葬礼弥撒。据我所知，不会有外地赶来的亲属了。我们亲戚中惟一活着的就是一个他从没见过的阿姨，以及我的几个表兄妹。有几个人我想应该算是爸爸的朋友，尽管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并且都住在本地。弗兰克问我有没有希望父亲穿着下葬的衣服，我说他可能有，我得找找。
接着弗兰克带我到楼下展示棺材的套间。它们看上去都很大、很俗气，要是老爸看到了，一定会笑话它们。我记得母亲过世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地说殡仪行业只是在偷窃亡者家属的钱财，他们如何对棺材漫天要价，而棺材最后总是得埋到土里的，要那么好的棺材有什么意义呢？还说他听说他们总是在人不注意的时候用便宜的松木棺材把贵重棺材偷偷地换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是看着母亲的棺材被埋进土里的，我不认为他们能骗人，除非深更半夜地来把它挖出来，我实在不太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情。
出于这种原因——至少这是他的借口——爸爸给妈妈挑了一具最便宜的棺材，上了色的廉价松木，看起来像是红木。“相信我，”母亲过世之后我在殡仪馆里哭得一塌糊涂的时候他对我说，“你母亲不赞成浪费钱。”
但是我不会这么对他，尽管他已经不在了，我怎么做他都不会知道。我开保时捷，住“海港家园”的大公寓，也能给我的父亲买一口好棺材。当然，用的是他一直鄙视的我的工作所得。我挑了一口看上去很高雅的红木棺材，它还有个叫“记忆保险箱”的东西，是个小抽屉，你可以在里面放些死者生前使用的东西。
几个小时后我开车回家，蜷缩在我从来不收拾的床上，进入了梦乡。那天晚一点的时候我去了爸爸的公寓，翻了翻显然很久没有打开过的衣橱，找到了一套看上去很廉价的蓝色西服。我从来没见他穿过这套衣服，衣服的双肩上都积了一层灰。我还找到一件礼服衬衫，但是找不到领带——我想他从来都没系过领带——于是我决定拿我的给他。我在房子里找了找他可能愿意陪他下葬的东西，一包香烟，或许吧。
之前我一直害怕来这儿会睹物思人，害怕会忍不住哭起来。但是我来到这里，看到老头子只留下这么点东西，只觉得深深地悲哀——淡淡的香烟味、轮椅、呼吸管和苏丹式躺椅。在房子里痛苦地找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放弃了，决定在“记忆保险箱”里什么也不放。就让它象征性地空着吧，干吗不呢？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挑出了一根我最不喜欢的领带。这根蓝白色条棱纹的领带看上去就让人心情阴郁，因此我根本就不觉得可惜。我不想再开车回殡仪馆，于是下楼让门卫找人把领带快递过去。
第二天要守灵。我提前二十分钟到了殡仪馆。空调开得有点儿冷，空气里还飘着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弗兰克问我是否想私下向父亲“表示尊敬”，我说当然了。他指了指中央大厅那边的一间房间。当我走进房间看到敞开着的棺材时，我好像被电击了一下一样。父亲躺在棺材里，穿着那套廉价的蓝色西服，系着我的蓝色棱纹领带，双手放在胸前。我的嗓子一堵，但是那种感觉立刻就消失了，我并没有悲伤到流泪——这很奇怪。我只是觉得自己整个人跟被掏空了一样。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真实，不过尸体都这样。不知道是弗兰克还是谁给他化的妆，化得不赖——没扑过多的胭脂之类的——但他看起来还是像图索德夫人蜡像馆里的蜡像，不过是比较逼真罢了。一旦灵魂离开了躯体，无论多么厉害的殡仪从业者也不可能妙手回春。他的脸呈现出不自然的”肉色”，嘴唇上好像稍微抹了些棕色的唇膏。他看起来不像在医院里时那么愤怒了，但是他们还是无法让他显得宁静安详。我猜想他们已经尽力抚平他眉间的皱纹了。他的皮肤现在已经冰凉了，比在医院里时感觉更像蜡了。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吻了他的脸颊。感觉很奇怪，不自然而且不干净。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个肉体躯壳，这被废弃了的外壳，这个曾经装着我父亲那神秘而又令人恐惧的灵魂的容器。我开始跟他说话，因为我想大概每个儿子都会跟他们死去的爸爸聊聊。“好吧，老爸，”我说，“你终于还是走了。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我希望你在那儿比在这儿要快乐。”
突然间我为他难过起来，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绝对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记得有几次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小时候他把我放在肩上的时候，有次他的球队得了冠军的时候，他被巴塞洛缪·布朗宁学校雇用的时候。只有这样的几个瞬间而已。但是他很少笑，除非是苦笑。或许他应该服用些抗抑郁剂的，或许这才是他的问题所在，但是我很怀疑。“我并不怎么了解你，爸爸，”我说，“但是我尽力了。”
在整个三小时里几乎没什么人来。有几个我的高中同学，有两个朋友带来了他们的老婆，还有我的两个大学朋友。爸爸的姨妈艾琳来了一会儿，说：“你父亲有你这样的儿子真是走运。”她有点爱尔兰口音，抹了那种浓重的老年妇女香水。塞斯很早就来了，一直陪着我，待到很晚才离开。为了逗我笑一笑，他说了些老爸的旧闻，爸爸当教练时著名的轶事，那些在我的巴塞洛缪·布朗宁同学之间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个叫佩利的笨孩子，有次爸爸用符号笔在他的面罩中间画了一条线，画过制服、延伸到那孩子的鞋上，接着在球场的草地上画出一道笔直的线一直横跨过整个球场——尽管笔在草地上根本没留下痕迹，然后爸爸对他说：“你沿着这条线跑，佩利，明白了吗？这才是你要跑的路。”
有一次他叫暂停，走到一个叫斯蒂夫的球员跟前，一把抓住他的面罩说：“你是傻子吗，斯蒂夫？”然后，不等斯蒂夫回答，他就猛地上下拉动面罩，搞得斯蒂夫像个玩具娃娃那样不停地点头。“是的，我是，教练。”爸爸尖着嗓子模仿斯蒂夫的声音说。球队的其他人觉得很逗，都大笑起来。“是的，我很蠢。”
还有一天他在一场曲棍球比赛时叫暂停，大骂一个叫莱斯尼克的孩子，说他动作太粗暴。他抓住莱斯尼克的曲棍球棒说：“莱斯尼克先生，如果我再看到你戳人家，”——他猛地把球棒往莱斯尼克的胃部一捅，那孩子立马就吐了——“或者顶人家，”——他又用球棒用力撞了一下莱斯尼克的胃部——“我就废了你。”莱斯尼克吐出了血，然后开始干呕。没人笑了。
“是啊，”我说，“他是个有意思的家伙，不是吗？”现在我只想让塞斯别说了，幸好他住嘴了。
第二天早晨举行葬礼，塞斯紧靠着我坐在教堂长椅上，安托因坐在我的另一侧。主持葬礼的牧师是个显得很高贵的银发老头，看起来就像电视上的牧师，他是约瑟夫·努茨神父。弥撒开始之前，他把我拉到一旁，问了一些有关父亲的问题——他的“信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靠什么谋生、有没有什么嗜好之类的。我真有点儿被问住了。
教堂里大约有二十个人，其中一些并不认识我爸爸，只是定期来做弥撒的教区居民。还有一些是我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几个邻居，还有一个隔壁老太太。有个是爸爸的“朋友”，多年以前他跟老爸同在基瓦尼俱乐部工作，直到后来老爸因为件鸡毛蒜皮的事辞职离开。他甚至不知道爸爸已经病了一段时间了。还有几个我隐约记得的表哥、表姐。
塞斯和我，以及教堂和殡仪馆派来的几个人充当护柩者。教堂前摆了一些鲜花——我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不知道是有人送的还是殡仪馆提供的。
葬礼弥撒是那些长得不可思议的仪式中的一种，不时地需要起立、坐下、跪下，或许是为了不让人打瞌睡。我感觉精疲力竭，晕晕沉沉，还有点震惊过度。努茨神父称爸爸为“弗朗西斯”，有几次叫他的全名“弗朗西斯·塞维尔”，仿佛这表明父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事实上老爸是个毫无宗教信仰的人，他惟一跟上帝扯得上关系的时候就是骂人的时候。神父说：“我们对弗兰西斯的离去感到悲伤，我们对他的故去感到痛苦，但是我们相信他已经与上帝同在，相信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相信他跟耶稣复活那样开始了新生。”他还说：“弗朗西斯的死亡并不是终点，我们仍能和他在一起。”他问道：“为什么弗兰西斯在最后几个月里饱受病痛的煎熬？”接着他拿耶稣受难来做了回答。他说：“耶稣并没有被苦难征服。”我没太明白他想说什么，不过我也没认真听。我在神游太虚。
葬礼结束时，塞斯拥抱了我一下。安托因也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抱了我一下。看到安托因这个大个儿的脸上滚过一滴泪水，我颇感震惊。在整个仪式上我没有掉一滴眼泪；那一整天我都没哭过。我觉得麻木了，或许已经痛过了。
艾琳姨妈蹒跚地走向我，用她那双松软而又满是寿斑的手握住我的手。她鲜红的唇膏抹得乱七八糟，肯定是抹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动。她的香水浓到我不得不屏住呼吸。“你的父亲是个好人。”她说。她似乎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不想流露出来的怀疑，于是说：“他不是很习惯表达自己的感情，我是知道的。他不太会表达。但是我知道他很爱你。”
好吧，如果你坚持这么认为的话，我暗想。我微笑着向她道了谢。爸爸在基瓦尼俱乐部的朋友是个体格笨重的男人，跟他年纪差不多，可是看上去却要年轻二十岁。他握住我的手说：“我对你的损失深表遗憾。”连琼斯——怀亚特电信的码头搬运工——也带着老婆埃丝特来了。他们俩也都对我的损失深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