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处理好了皮肤上的伤口，又休息了一两天之后，我要了辆车，带上两个我不大认识的学生，就启程回去。
路上我绕了个弯，再到新休斯敦去看看。反正塞尔科克的探险会等我。
地下蓄水层。
到了新休斯敦，我跛着脚爬上城墙并绕行了一圈，看着下面的城市。我在此出生，可它现在已是一片废墟。然后我从城墙下来走到那辆被遗弃的越野车边，并坐到里面去。明亮的阳光透过已经裂开了花的挡风玻璃照了进来。
埃玛·韦尔在这里坐过。埃玛·韦尔在这里，在新休斯敦生活过，至少在那激战的几周里—一那几周我也在这里。我隔着手套用手帕擦了擦座位扶手。过不久我就要去冥王星，去为奥勒格·戴维达夫率领的宇航队留下的纪念碑“刻铭”，把它献给火星发展委员会，而正是它迫使戴维达夫这群人铤而走险的。
然而，戴维达夫、埃玛和火星星际飞船协会必将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巨碑属于他们，现在如此，永远如此。
委员会像一个柔道运动员，在必要的时候扭回身子，希望借此拉得我失去平衡，把我摔开；但如果我用力得当并坚持用力，我就能摔倒它。
这一次他们的计划将被挫败。火星星际飞船协会抗争过，埃玛·韦尔抗争过，我也抗争过，而且我将坚持抗争，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能让火星自由。
留恋过去意味着什么？每一天都进入虚无，我们生命的每时每刻都必须体现为现在。现在就是全部事实。但人并不仅仅就是真实。正如一位诗人所说，我们就像巨人在岁月中飞驰而过，每个人都在此过程中不断地一片片脱落，对人只能作此理解。如果记忆不能包容我们的一切，我们就更应该留恋过去，使它不至于离我们而去……否则现在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色彩的炫耀，声音的喧嚣在这种意义的现在里，人这种被拉长了的巨大动物互相之间只能触摸到一点点露出的末梢，即他们空间意义上的自我一一没有谁能真正了解别人。留恋过去就是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双手使劲抓住旧车座位扶手，直到听到它们的破裂声。我所了解的一个人曾经在这里坐过。她是死在这里还是已经逃走，我永远无法得知。我寻找她的虔诚之旅已经失败，在那片破碎的土地上我所遇到的一切都只是我自己，或者鬼魂。但这时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认识：这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立时一种不可阻挡的平和感觉像水，像空气，充盈我的全身。
不管埃玛是活下来了，还是在那个晚上死于斯皮尔峡谷，她毕竟生活过，抗争过……一个伟大的女性，热爱火星，为之奋斗，把她所有的自我都奉献给一个理想：让我们可以作为自由人在这里生活。我知道事实就是如此。所以，不管她是从车上逃走了还是就死在现在我坐的这个座位上，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意识里，在我的生命中她仍然活着。而这已经足矣。
我们的生命像植物，生出叶子，开出花，然后又随风飘落，永远消逝。我猜想在纸上记下这段故事不会有什么作用，文字只不过是岩石世界上的一层薄纱。但是我仍然很高兴自己记下了这一切。不久我们将去第九个行星，在这段间歇当中我感到完全无所着落，处于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生活的边缘；脱去了所有的习惯、见解和期待，我就像一片草叶，在露天中颤抖。过去的生活在我脑海中旋转，像岩素馨花顺着谷底小溪流下。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能伴我进入我的新生活，因为即使是自述这个动作本身现在对我也已像是个梦，支离破碎，谵妄且不真实。虽然如此，世界的这些部分既已织成一层薄纱，它们就将继续为我所知：我们感受最深的，也就记得最牢。淡淡的联系自存。
说明：本书借用【云中孤雁】制作的模板
第七章
伟人们将其事迹托付于你，
可真是大大失策，
本为志其荣耀而将你竖起，
却落得姓名湮灭：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你却只是以此回报，
坟墓是否值得信赖，
看看你就能轻易知道。
……迈克尔·德雷顿《玻利一奥尔比恩》
有时候我梦见冰柱群，怀着敬畏的心情，走过那严寒的盆地，身边就是那高大的白塔。在梦中我经常变成了“波赛风”号的一员，于2547年首次飞往冥王星探险。我和其他船员一起在一个平原上着陆，上面满布火山口似的盆谷和破碎的黑色玄武岩，不远处有些古老的宇宙探测器。西亚逊博士呼叫时我也在场，和艾容司令官以及她的官员们一起站在驾驶室里。西亚逊博士乘一艘登陆艇出去测定冥王星的磁极。他的音调很高，由于兴奋而变得沙哑，听起来像是害怕什么似的。在他停顿时可以听到电波咝咝的噪音和毕剥声：“我正于地理极点着陆……请尽快派一批人过来……这里有个……有个建筑群……”
然后我会梦见和艾容还有其他官员们一起挤进一辆登陆艇，向北朝着极地疾驰而去，大家都保持着紧张的沉默。冥王星的地表在脚下飞掠而过，模糊中只见一片黑色和一个接一个盆谷的圆形边缘。我记得在梦中产生的一个想法：那不停的电波咝咝声就是这个行星发出的声音。随后发生的就像“波赛风”号带回的影片中的情形，就好像我的梦把我带进了胶卷……我们可以看到前方黑沉沉的地平线；冥王星的月亮，恰尔罗，像一道细钩低低地挂在天空。
在它下面则是许多白点，那是一群白色的高塔。
“我们着陆吧。”艾容平静地说。白色的立柱排成一圈，一端埋在地里，另一端指向密密麻麻的星空。
然后我们都下了登陆艇，穿着太空服，步履不稳地朝那建筑群走去。
太阳像一个亮点，悬在塔群上方，把苍白的光洒满平原。塔影投在我们走过的地面，人群在走进一根立柱的阴影时便消失了，走出阴影时才又重新出现。
我们走过的地表是黑色的尘土样的沙砾，每个人身后都留下了巨大的足印。
我们走在两根立柱之间，显得异常渺小，然后又进了这些立柱形成的巨大的不规则圆圈。看起来似乎有一百根，每根大小粗细都不同。
有人通过内部通讯器说：“冰。它们看来像冰。”
没有人接腔。
每到这时候我的梦就变得混乱起来。事情的发生都没有了次序，或许多事情同时发生。耳机里的讲话声乱糟糟地，眼前的景象也互相冲撞抵牾，就像最初那手持照相机拍得的胶卷一样。
人们找到了可怜的塞恩·西亚逊。他紧靠着一根最大的立柱，脸罩贴在冰上。在阴影笼罩下几乎看不见他的身子。
他受了惊吓，当人们把他带回登陆艇时仍小声地、反复不停地说立柱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动。
这话倒使大家有点害怕。
有几个人走过去细细察看一根倒塌的冰柱，它在撞到地面时破裂成许许多多的碎块。还有人走近那三根三角形的塔条，观察它们的边棱；塔身几乎是透明的。
而我则站在一根立柱的顶上，一切活动尽收眼底：小小的银灰色身影或在立柱间穿行，或站在圆圈中心朝四周观望，或爬上倒塌的那根立柱的碎片……
然后有人叫了起来，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声音：“快来看！快来看广“镇静，镇静，”
艾容说，“是谁在说话？”
“在这里。”一个身影挥了挥手臂，然后指向他身前的一根立柱。
艾容快步向他走去，我们大家都在后面跟着，又在她身后挤成一团，仰视着这根冰塔。
冰的表面平滑，略呈透明，上面刻着这些符号。
艾容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这些符号，身后的探险队员们也都看得目不转睛。
在睡梦中，我知道它们是两个梵文单词，却用娜奈基字母刻出：abhyud和aby—ut—sad.而且我知道它们的意思：行进，向更深处推进；引导人们向外。
还有一次，我处于睡醒前的半睡眠状态。这时候，你心里清楚你想起来，可又有什么东西使你起不来。我梦见又一次去冰柱探险，下决心要把关于它来历的争论彻底澄清。这时我醒了。人生中有少数这样值得庆幸的时刻；你醒来时仍在为一件什么事惊恐、忧虑，马上却意识到这件事只在梦中，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但这次不同。这个梦是真的。时间是2610年，我们正在向冥王星飞去。
“雪花”号上共有79位乘客：24个机组成员，16个记者，还有39个科学家和技师。探险行动由路站高等教育学会赞助，但它实质上是我一手促成的。想到这里我痛苦地哼了一声，翻身下了床。
我的冰箱是空的，所以用水抹了抹脸之后，我就出门来到走廊里。
走廊墙壁是粗糙的木块，钉成具有各种不规则的微倾斜度的样子。地板是凹凸不平的苔藓块，踩上去出乎意料地舒服。
当我经过琼斯的房间时，门开了，琼斯走了出来。“多雅！”他喊道，低头看着我，“你出来了！我在休息室没看到你。”
“是的，”我说，“我工作太久了，现在倒想参加一个聚会。”
“据我所知，布林斯顿博士想和你谈谈，”他说着，用手指梳理他那打了结的灰褐色头发，“你去吃早饭吗？”
我点点头。于是我们一起沿走廊走下去。“布林斯顿为什么要和我谈谈？”
“他想组织一个关于冰柱的系列学术报告，由我们每人讲一次。”
“啊，胡扯。他想要我也参加？”布林斯顿是考古学家中的头，因而很可能是这次探险行动最主要的成员，虽然从名义上说，来自学会的罗斯特博士才是我们的领队。对于这一点布林斯顿了解得很清楚。他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家伙……一个爱凑热闹的地球佬（其实只要说地球佬就够了），一个傲慢的学术骗子。不过还不完全是骗子……他做过扎实的工作。
我们拐了一个弯，来到通往公共餐厅的大走廊。琼斯朝我咧嘴一笑：“很显然，他认为系列报告没你参加不行。你知道，这是由于你的历史重要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
“让我休息一下吧。”
我们来到餐厅外的白色门厅里，在装在一堵墙上的一块蓝色大信息屏幕前停下来。下面有一块控制板，可以把信息输入屏幕。
显示在屏幕上的新问题用的是橘黄色粗体字母，就是那个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大问题：“冰柱是谁竖起来的？”
但人们作出的回答自然都是些玩笑。
在屏幕中心有人用红色手写体敲人了：“上帝。”
另有黄色字体显示的“一颗冰晶流星的遗留物”。
在一个角落里有扁长的绿色字母：“尼德兰德。”
下面又有人反对说：“不对，是另外一位外星人。”
看到这儿我笑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回答（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条是“冥王星是另外一个星系发送过来作为信息的行星”），不过大部分在冰柱发现之后、尼德兰德公布他在火星的研究成果之前的那年里就有人提出过了。
琼斯走近控制板。“我有一个新答案，”他说，“用什么字体呢？就用黄色哥特体吧：‘冰柱乃史前文明遗迹。’……这是琼斯的基本论点，即人类起源不在地球，在早期就已经有了航天技术……但其上雕刻乃戴维达夫星际飞船所为。”
我责备他说：“琼斯，你又来了。这些答案中有多少是你的名堂？”
“最多一半。”他说。看到我绝望的表情，他咯咯地笑了，我也不禁笑了起来。但在进入公共餐厅之前我们又都换上了一本正经的表情，严肃地皱着眉头。
在餐厅里，巴克思·尼米特和他那些研究陨石微粒的人们都坐在一张餐桌前，和布林斯顿博士一起用餐。看到他我就立即止步，往厨房走去。
我和琼斯挑了餐厅另一端的一张餐桌坐下来吃饭。
琼斯研究进化论和史前史，是在整个太阳系都出了名的异端学者。他盘子里除了几个苹果什么也没有。在他在小行星伊卡诺恩的家里，有一条食谱规则宣称：任何食物都不得以牺牲另一“生命系统”为其代价。
这一条琼斯一直坚持。他特别偏爱苹果，三两下就把它们吃光了。
我刚要吃完我要的炒鸡蛋时，布林斯顿博士走了过来。
“多雅先生，你总算出了房门，真令人高兴，”他大声说，“你不该老把自己关起来！”
其实我经常出来参加聚会，不过当我出来时总是很小心地避开布林斯顿。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
“我在工作。”我说。
“啊，我明白了。”他笑了笑，“希望那不至于使你参加不了我们小小的系列讲座。”
“你们的什么？” ．“我们正组织一个系列演讲，希望每人都能参加。”那些搞微陨石的人这时都转过了头来看着我们。
“每个人？”
“呃……每个代表了对这个问题持一种不同看法的人。”
“有什么意义呢？”
“什么？”
“有什么意义呢？”我重复了一遍，“这船上每个人都了解其余所有的人就冰柱问题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
“但是在学术报告中我们可以就所有这些见解展开讨论。”
真是学究式的想法。“学术报告什么也做不成，只会是一大堆争论、互相指责和旧话重提。我们混战了多少年了，也没有谁改变观点。现在我们正要去冥王星看个究竟，弄清冰柱到底是谁所立。为什么还要让大家把已经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呢？”
布林斯顿的脸涨得通红：“我们是希望能说出新东西来。”
我耸了耸肩：“也许有可能吧。听着，尽管放手搞你们的演讲会，不必把我算进去。”
布林斯顿停了一下。“如果尼德兰德在这里，”他沉思地说，“那倒也没什么。可现在呢，缺了两个主要的理论家。”
我感到对他的不投机感一下子变成了嫌恶。他知道我和尼德兰德之间的关系，所以用这话来刺我。
“是的，呃，尼德兰德以前也去过冥王星。”他确实去过，不过很可惜他没有好好利用那次机会。
他们什么也没做，只是立了一块纪念碑，纪念那些被他发现的小行星采矿员们进行的那次星际探索。那时候，人们对他的解释深信不疑，甚至没有想到要挖开地面去看看。
“即便如此，如果这次探险将证实或推翻他的理论的话，相信他也会想参加的。”他感觉到我心中的不快，声音越来越大，“告诉我，多雅先生，尼德兰德教授是以什么作为借口不加入我们的探险呢？”
我久久地盯着他。“他怕的是会有太多的学术报告会，”我说着，站起身来，“对不起，我要回去工作了。”
我走到厨房，取了一些食物，然后回到了房间。我觉得自己树了一个敌人，不过我并不十分在乎。
是的，雅尔玛·尼德兰德，那著名的冰柱研究专家，就是我的曾祖。
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清楚这事，虽然父亲一提起它就心中不快。（父亲并不是他的外孙，我们的亲缘关系由母亲而来。）在10岁以前，我就读完了尼德兰德的所有著作……关于冰柱的论著，五卷本的火星史，还有早期关于地球考古学的书。那时我和父亲住在甘尼米德。父亲很幸运，在一艘太阳航船上当船员并参加厂“星际大回旋”比赛。这种比赛使船员有机会进入木星大气层的最外圈。
通常他并不如此幸运。太阳航行是富人的事，而他们往往并不需要船员。所以大部分时间父亲只是打短工：清扫街道，在工地上做搬运，以及短工协会指导手册上所列的任何工作。后来我才知道，他很穷，无计谋生，为了活下去四处碰运气。或许我的生活受了父亲模式的影响。
他是个小个子，我的父亲，个儿矮，身架子也小。他穿着工人的衣服，留着下垂的髭须，老是咧着嘴笑。人们看见他带着个孩子，总是感到吃惊—一—他看起来不像个重要人物。但是，当他先后在火星、在火卫Ⅱ生活时，他曾是一个四人婚姻的成员。另外一个男人是个著名的雕刻家，在艺术界门路很广。而我妈妈又是尼德兰德的外孙女儿，在火星大学有些关系。他们合力办到了这件难办的事（尤其是在火星上）：获准生一个小孩。后来这四人婚姻解体了，只有父亲愿意照看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因为正是时时看到我这个婴孩才使他从忧郁病中解脱出来。他是这样告诉我的。于是我就由他抚养（我那时6岁，从未到过火星），并一起启程去木星。
那以后父亲从不提起我母亲，或四人婚姻中的其他成员，或我那著名的外曾祖父（他尽量不让我提起这个话题），甚至火星也不谈论。他有许多特性，其中之一便是他的敏感……他是个诗人，却只为自己写作，从不付费让他的诗进入公共档案。他喜欢天上、地下各种景色，搬到甘尼米德后我们一起穿着保护服长途跋涉，翻越甘尼米德光秃秃的小山，观看木星或某个月亮的升起，或观看日出，在所有的黎明中这仍然是最光辉灿烂的。我们在一起感到舒服自在。我们安静地消遣时光，这成了父亲大部分诗歌的素材。
不过，父亲诗歌中最能打动我的还是那些火星诗。比如这一首：
在那拉苏里峡谷，划着船。
薄冰悬在河上，投下阴影，压在船下，破裂有声。
河流渐宽，拐弯，迎来阳光；
古老的峡谷过后又是百折千回。
呼气即成冰。
红色的峡谷越升越高，
山后是山，谷后有谷，永无穷尽。
锈红的沙石中布着黑网，风蚀的卵石挂在头顶。
那儿，在那潮湿的红色沙滩，暗绿色的沙地草，绿色。
在峡谷中我的心觉得单纯……为什么要离开？
西边的天空凝成深紫，悬着两颗星，
一颗白一颗靛青：地球和金星。
虽然父亲不喜欢尼德兰德（我想他们只见过一面），他仍然宽容我对冰柱的着迷。
不知为什么，我喜爱那些巨大的冰碑，那是我听过的最令人神往的故事。
在我11岁生日那天父亲带我来到了当地邮局（那时我们住在明亮的尤罗巴，常常远足横越那积雪的平原）.和一位服务员耳语一阵后，我们走进了一间全息影像室。
他没告诉我要看到什么，使我有点紧张，以为可能会看见我的母亲。
室内全息影像打开了，四周一片漆黑。头顶上是星星。突然一颗非常明亮的星发出强光，映出一道地平线，森森的光倾泻下来，出现了一片幽暗、多石的平原。
这时我看见了它，非常遥远：那些巨碑。太阳（我现在知道那颗升起的亮星就是太阳）只照到碑顶，白白地闪着光。在阳光照不到的下部它们只是遮住星星的黑色方形轮廓。光线迅速下移（全息加快了），于是整个碑群都显现了出来，又高又白。由于看惯了当时我拥有的冰柱模型，这时我觉得它巨大无比。
“啊，爸爸。”
“来吧，让我们过去看看它。”
“你是说把它拉近？”
他笑了：“你的想像力哪里去了，孩子？”
他把它调近了……我径直从一块巨碑中穿过……于是我们站在了碑群中心，旁边就是为戴维达夫探险竖立的纪念碑。
我们慢慢地转着圈，伸长了脖子往后仰望着。我们察看了那根摔破的立柱以及它散落的碎片，然后细细地观看那段简短的铭文。
“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真令人惊讶。，’父亲说。
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们站在空无一物的全息室里。
父亲觉察到我悲凉的神色，笑了。“不等你心情恢复，你又会看到它的。来，我们去吃点冰淇淋吧！”
那以后不久，在我14岁时，他有机会去地球。他的一些朋友要买一只小船，乘它直往地球。他们还需要一个船员。或者很可能他们并不是非要一个船员不可，而只是希望他同行。
那时我们刚刚搬回甘尼米德，而且我在大气站有一份工作。我们断断续续在那儿住了将近一年，我不想又挪动一次。
我写了一本书，描写戴维达夫探险队在遥远的太空的冒险经历。因为当时省下了一点钱，所以我想把它出版。（只要付点费，谁都可以把他的作品存人资料库并列入总目录表；至于是否有人会去读它则是另外一回事。但当时我企望会有某个读书俱乐部买下版权，把它列入该俱乐部的索引。）。
“是这样的，爸爸，你在地球和火星都住过，所以你想回去，可以在户外活动以及诸如此类。我呢，我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我情愿呆在这儿。”
父亲细细地打量我，对于我的这种感情起了疑心。他有理由怀疑……因为，我后来才明白，我之所以不愿意去地球主要就是由于雅尔玛·尼德兰德在一次访谈录中说过（他在许多文章中也作过同样暗示）他不喜欢地球。
“你从未去过那里，”父亲说，“否则的话你就不会那样说了。相信我的话吧，地球值得看看。这样的机会不会很多。”
“我知道，爸爸。但这是你的机会，不是我的。”
他气恼地看着我。如今的世界孩子极少，每个人都被看成大人；而我的父亲从来就把我看得和他平等，已经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程度。这一刻他不知道对我说什么才好。
“船上会有你的位置。”
“但那得要你们挤出来。听我说，过一两年你还要回来进行太阳航行的，而我也总有一天会去地球。但在此期间我希望呆在这里。我有工作，还有朋友。”
“好吧，”他说，并转过脸去，“你有自己的主张，该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当时很难受。但是后来当我回忆起那些场景，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时，我心里的难受劲就更不用提了。父亲很累，当时正经历一个艰难时期，很需要朋友。那时他大约70岁，虽然努力奋斗，却仍然一事无成，他又精疲力竭。在那段时日里他几乎要完蛋了，我猜他自己心里也有这种感觉—一那时他还没有喘过气来。人们必须喘过这口气，才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非但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但使父亲喘过气来的并不是我，或者我的帮助。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做儿子的职责所在。
就这样他去了地球，我则独立生活。
大约两年后我收到他一封信。他在密克罗尼西亚，太平洋中的某个岛上。他遇到过一些马科萨斯海员。有一些古老的密克罗尼西亚航船组成的船队，称为哇阿考卢阿，穿行于太平洋上，不但载客，甚至也载货。父亲决定跟着一个来自加罗林群岛的领航员学领航。那些人用的仍是古老的法子：不用无线电，不用六分仪，不用罗盘，甚至不用地图。
从那天起到现在，整整45年了，他就一直干着这一行。整整45年学习如何通过观察岸上移过的椰子树测定船行速度，记忆岛与岛之间的距离，观测星象，预测天气，在阴天的晚上躺在船底板上通过感觉波浪的起伏测定轮船的方向……我回想我们相依为命的那段短短的时光，真是活一段算一段，觉得他真的找到了他的归宿。
偶尔我会接到他从斐济，从萨摩尔，或从瓦胡岛寄来的短信。有一封来自复活节岛，里面附了一张一尊塑像的照片。信上说：“这雕像可不是赝品！”
这是惟一的一次，暗示他知道我目前正在干什么。
就这样我在甘尼米德呆了下来，住在集体宿舍里，并在大气站工作。
我的生活方式和父亲在一起时已经形成；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我保持这个模式。同寝室的人就是我的家庭，这从来不成问题。
后来我的名字在搭车旅行者名单上排到了最前，使我得以搬到了泰坦。在那里我一边等待气象公司给我一份工作，一边加入了短工协会，做些扫街、推行李车、为飞船卸货等零活。
我喜欢这种工作，不久就变得十分强壮。
我通过一家寄宿旅社登出的行会广告找到了一间房，发现大部分房客也都是打短工的。大家在一起很合得来：吃起饭来热闹非凡，有时候聚在一起就闹个通宵……女房东非常喜欢这些人。
有个年纪大一点的房客，是个名叫安琪拉的女人，喜欢争论哲学问题……她称之为“交流思想”。在寒冷的晚上她会通过内部通讯叫上我们几个，把大家都邀到厨房里去。她会一壶接一壶不停地沏茶，然后用问题来刺激大家，通常是我和另外三四位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