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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雷蒂再也没有回那家旅馆三层的房间。一个无聊的警卫收走了他的语言学课本和装衣服的手提箱，然后拿去拍卖了。科雷蒂另找了一栋公寓住了进去。公寓的女房东是一个讨厌的
浸信会禁酒主义者，每天晚餐前，她都要带房客做祷告；她还总是把食物煮过头。科雷蒂从不与他们共进晚餐，女房东对此并不介意：因为他告诉她，自己有免费的工作餐。现在他
撒起谎来熟练自如。他从不在公寓里喝酒，也从未醉醺醺地回去。在房东眼中，科雷蒂先生有点怪，但他总能按时支付房租，也从不弄出什么声响。
造房舍。
科雷蒂已经不再去找那个女孩儿了，也不再出没于酒吧。只有在去出版社仓库上班，或从那里下班的时候，他才会从纸袋子里喝上几口——那家出版社所在的工业区里几乎没有酒吧
。
他总是上夜班。
偶尔，拂晓时分，他蜷缩在凌乱的床边（平躺着他是永远也睡不着的），快要人睡时，会想起她——安托瓦妮特，还有那些人，那些归栖者。有时，科雷蒂也会有白日梦似的幻想…
…他们或许就像家鼠一样，经过亿万年的演化，变得只适合寄居在人类建筑的夹层中。
他们是以酒为生的动物，有独特的新陈代谢方式，他们将烈酒以及鸡尾酒、红酒、啤酒中的酒精和各种蛋白质转化为所需的一切营养物质。他们可以像变色龙和岩鱼那样随意改变外
形以保护自己。因此，他们能潜伏在我们身边而不被识破。或许，科雷蒂想，他们是逐渐演化成现在这样的。早期，他们有人类的外表，吃人类的食物，只是隐约觉得自己不属于这
里。
或许，他们精明狡猾，对都市生活独有一套适应方法，还能感应到周围出现的同类。
或许，这都只是他的胡思乱想。
昏昏沉沉地，科雷蒂进入了梦乡。
换新工作后第三周的星期三，从没找过他的女房东敲开了他的房门，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找他。她的语气中习惯性地带着几分怀疑。科雷蒂跟着她穿过黑暗的走廊，来到二楼客厅的电
话旁。
拿起老式的黑色听筒，听筒里先是传出了音乐声，然后是含混不清的对话声、大笑声。电话那头没人跟他说话，但酒吧里播放的背景音乐是那首《我家孩子长得丑都是因为你》。
接着，电话挂断了，听筒里传来一串忙音。
科雷蒂独自一人待在自己房间里，听着楼下女房东一成不变的脚步声，才意识到自己完全没必要待在这里。他已经收到了召唤。可女房东要求，如果退房，至少得提前三周通知她。
这就意味着科雷蒂得多给她一些钱。直觉告诉自己，他应该再去找那个女孩儿。
科雷蒂起床时，隔壁一个基督徒工人在睡梦中咳了几下，他悄悄地溜进楼下放电话的客厅。科雷蒂打电话告诉出版社仓库的夜班领班：他申请辞职。接着他挂断了电话，回到房间里
，锁上了身后的房门。生锈的钢制五斗橱上摆放着一幅外框花哨的耶稣画像，科雷蒂站在画像前，慢慢脱光了身上所有的衣服。
接着，他数出九张十美元的钞票，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在五斗橱顶部的祷告牌上。
那些钞票看起来漂亮极了，堪称完美。它们是他从体内取出来的。
这次，他并不想随便闲聊。女孩儿喝的是玛格丽特，他也点了相同的酒。她伸出灵巧的双手，从低胸裙中晃动的双乳间抽出钱付了账。他瞥见了那里正缓缓闭合的腮缝，内心突然涌
起一阵莫名的兴奋，但这种感觉并未反映在胯下。
喝完第三杯玛格丽特，他们的臀部碰到了一起，快感一波又一波，缓慢地袭遍他全身。他们相碰触的部位黏黏的，科雷蒂的衣服上裂开一个拇指尖大小的口子。他变成了两个人：身
体内部的细胞与她的细胞慢慢融合，而躯壳仍随意地坐在吧台边的凳子上，双肘搁在酒杯两边，手指摆弄着调酒棒，面庞对着空气露出善意的微笑。在昏暗而凉爽的夜色中，平静得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有那么一次，不过只有一次，那个忧心忡忡的科雷蒂仿佛又回来了。他低头瞥见红宝石般色泽的软管在搏动，卷须顶端锋利的口器在他俩之间的阴影里忙碌，仿佛两只怪异的海葵将
触须纠缠在了一起。他们正在交合，但无人知晓。
此时，酒保又递来一杯酒，对他疲倦地笑了笑，说道：“外面还在下雨呢吧？总是下个没完。”
“是啊，都下了整整一周了，”科雷蒂回应道，“没命地下。”他说话的语气恰到好处，与真正的人类无异。
梁涵 译
* * *
爱玛姑娘，电影《花街神女》（Irma la Douce）中的女主角。艾玛是一个法国妓女，装一袭绿衣。该片拍摄于1963年，由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执导。
汤姆科林斯（Tom Collins），一种由苏打水、杜松子酒、糖、冰块和柠檬混合成的饮料。
康韦和洛蕾塔（Conway and Loretta），美国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乡村音乐组合。
艾米丽·波斯特（Emily Post，1872—1960），美国女作家，以写作礼仪书籍著称。
彼得比尔特（Peterbilt），美国一家重型卡车制造商。
野火鸡（Wild Turkey），美国肯塔基州产的一种美式威士忌酒。
沃特福德水晶（Waterford crystal），爱尔兰一家著名的水晶、玻璃品制造商。
瞬膜（nictitating membrane），一层可遮住角膜的半透明眼睑。一些两栖类、爬行类和鸟类有瞬膜，大多数哺乳动物的瞬膜已经退化。
救世军（Salvation Army），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慈善公益组织，常为穷人分发食物、建
浸信会（Baptist），基督教新教主要宗派之一。
玛格丽特（margarita），由龙舌兰酒、酸橙或柠檬汁调制的鸡尾酒。
第6章 蛮荒之族
弘按下开关时，我正梦到巴黎，梦到冬季阴暗潮湿的街道。阵阵疼痛涌上后脑，在眼睛后方爆炸，形成一堵蓝色的霓虹之墙。我惨叫一声，蜷着身子从吊床上滚落。惨叫对我来说是
家常便饭，这一点得强调。反馈信号在我脑袋里横冲直撞。疼痛开关是植入的骨导电话的一段辅助电路，直接与疼痛中枢连接，专门用来驱散媒介人头脑中的巴比妥迷雾，唤醒他们
的神智。几秒钟之后我才缓过神，自己的身份像冰山一样从迷雾中渐渐浮现：我是谁，身在何地，我在这干什么，谁唤醒了我。
弘的声音通过骨导植入片传入我脑中，在耳朵里轰然作响：“真是的，托比，你好歹为别人的耳朵想想，你何必叫那么大声？”
“你觉得我在乎你的耳朵吗，长岛博士？你的耳朵在我眼里就是——”
“行啦，没时间听你甜言蜜语了，小伙子。咱们还有正事呢。你太阳穴上的五十毫伏棘波是怎么回事啊？你在镇静剂里加什么东西了吗？”
“你那什么烂脑电图，弘。少发神经了，我不过是想睡觉而已……”我瘫倒在吊床上，想再度沉入黑暗中，可他的声音仍不屈不挠地往我脑袋里钻。
“没办法，老兄，今天你当班。一小时之前，我们有艘飞船回来了。密封舱那帮人正在锯喷气发动机，好让她穿过大门。”
“谁回来了？”
“蕾妮·霍夫曼斯塔尔。托比，她是一个物理化学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民。”他停下话来，等我哼唧完了才接着说，“确定是一颗肉弹。”
我们在这儿搞出不少好玩的工作术语。他的意思是：一艘装有生物遥测系统的飞船返航了，船上有一具温暖的肉体，但船员的心理状态尚未确定。我合上眼，在黑暗中晃荡。
“看来只能由你充当她的媒介人了，托比。本来应该是泰勒，他与蕾妮的心理特征同步，可惜他休假了。”
我很清楚泰勒休的是什么“假”：他的忧郁症发作了，此刻正泡在农艺舱里，依靠阿米替林、有氧运动与之抗衡。忧郁症是媒介人的职业病之一。我跟泰勒不太对付。想想也挺有意
思，人往往如此，跟自己心理特征越相似的人，越是难以相处。
“嘿，托比，你从哪儿搞到这些药的？”老掉牙的问题了。“夏米安给你的？”
“你妈给我的，弘。”真是明知故问。
“好吧，托比，赶紧起来，五分钟内到‘天堂’口电梯那儿，不然我叫俄国护士下来帮你。都是男护士哦。”
我没搭理他，只管在吊床里边晃荡边玩游戏，游戏的名字叫“托比·哈尔伯特的宇宙方位”。我没狂妄到把自己作为宇宙中心，而是仍将太阳置于中心位置——这个发光天体，白昼
的主宰。在它周围，我转动了几颗超大行星，组成了我们安逸的故乡星系。不过在地球朝向火星约八分之一定点处，我悬置了一根粗壮的合金柱子，有“齐奥尔科夫斯基I号”的四
分之一大，充当它的模型。“齐奥尔科夫斯基I号”固定在地月引力之间的L-5拉格朗日点上，被称为“劳动者乐园”。我们需要光帆才能悬在这里，光帆由二十吨铝制成，呈六边形
，每边长十千米。光帆先把我们拖出地球轨道，现在被当做船锚使用。我们利用它在光子流中抢风掉向，悬停在这个被称为“高速路”的奇点旁。
法国人称之为le métro，也就是“地铁”，俄国人则称之为“河流”。“地铁”体现不出距离感；而“河流”，对美国人来说，体现不出那种孤寂感。如果你不介意把奥尔加牵扯进
来，不如叫做“托维亚夫斯基近点角坐标”。奥尔加·托维亚夫斯基，我们的奇点女神，“高速路”的主保圣女。
弘自然不相信我会主动起床。在俄国卫生员进来前，他用遥控器打开了我寝室的灯，故意让灯光频闪了几秒才稳定下来。光线落在主保圣女奥尔加的画像上，那是夏米安贴在舱壁上
的。画像足有几十张，她的头像一再登上报纸和时尚杂志，我们的“高速路”小姐。
奥尔加·托维亚夫斯基中校是苏联太空项目同级别人员中最年轻的女性，她驾驶着一艘改装过的“阿里亚特6号”只身前往火星。改装后的飞船携载了新型空气过滤器的原型机，届
时该设备将在苏联四人火星轨道实验室里接受测试。其实他们大可以在“齐奥尔科夫斯基号”上远程操纵“阿里亚特号”，但奥尔加想把任务的耗时记录下来。他们当然没让她闲着
，而是给她安排了一系列常规氢键射电耀发实验，是苏联-澳大利亚科学交流项目中最无关紧要的实验项目。奥尔加很清楚，她在实验中的作用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家用计时器，但她
是一个勤恳的军官，她精确地依照时间间隔按下按钮。
她将一头棕发挽在脑后，用发网箍住，简直是《真理报》上刻画的太空劳动者的理想形象。她无疑已经超越了性别，成为史上最上镜的宇航员。她又检查了一次“阿里亚特号”的天
文钟，手悬在控制键上方，只要按下去就将触发第一次耀发实验。此刻的托维亚夫斯基中校并不知道自己正处在一个特殊的空间点附近，它日后将被人们称为“高速路”。
她终于按下六键触发程序，“阿里亚特6号”喷发出耀眼的光芒，穿过了最后几千米航程，它的持续脉冲射电能量达到1420兆赫——那是氢原子的广播频率。托维亚夫斯基启动射电
望远镜追踪信号，再通过对地同步通讯卫星，转发给位于南乌拉尔和新南威尔士州的天文站点。“阿里亚特号”的射电影像被耀发残像遮蔽了3.8秒。
地球监视器屏幕上的残像消失后，“阿里亚特号”已无影无踪。
在南乌拉尔站，一位中年格鲁吉亚技师咬断了他最心爱的海泡石烟斗。在新南威尔士站，年轻的物理学家伸手猛打监视器，就像一个愤怒的弹球决赛选手。
上“天堂”的电梯静静地等着我，它的外观像好莱坞大片里的包豪斯人形棺，狭窄直立的石棺上罩着透明丙烯酸树脂盖子。电梯后面陈列着一排排的控制台，向视野尽头延伸，渐渐
缩小，就像教科书上灭点透视的示意图。那些罩着黄色纸袍的技师一如既往地穿梭其间。我一眼就看见了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弘：牛仔布衬衫上的珍珠母纽扣没有扣，露出里面褪了色
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汗衫。弘正聚精会神地看着监视屏上一行行的数据，没注意我已经到了。其他人同样也没注意到我。
于是我就站在那儿，仰头望向天花板——那也是“天堂”地板的底部。那东西看起来不太像天花板。我们巨大的柱形舱其实是两根套在一起的圆柱体。我现在所身处的外层柱舱，通
过绕轴自转产生重力，我们大部分的“尘世”生活都在这一层进行：宿舍、餐厅、气密甲板（探测飞船进坞处）、通讯舱和病房——这两个地方我死都不要去。
“天堂”，即内层金属柱，是这架钢铁巨人神奇的绿色心脏，是童话般归乡梦的写实，它更是全球经济伸出的贪婪耳朵，渴求新鲜信息。源源不断的原始数据通过脉冲传回地球，如
同一条洪流，承载着宇航员之间的流言飞语，以及跨银河交通的点滴线索。我常僵硬地躺在吊床里，感受那些数据带来的压力，幻想舱壁后有无数管道，而数据正在其中悄悄流淌。
那些管道就像一束束肌腱，被束缚，却不断膨胀，随时可能痉挛，碾碎我的身体。后来夏米安住了进来，听我倾诉完这种恐惧后，她贴上了圣女奥尔加画像。压力竟随之减退，直至
烟消云散。
“赶紧去找个翻译，托比。今天早上你可能要用到德语，”他的声音经静电调制显得干巴巴的，像沙子一样磨砺着我的大脑，“希拉里……”
“我在线，长岛博士，”一个BBC播音员似的声音响起，如水晶般清澈，“你那儿有法语翻译吧，托比？‘霍夫曼斯塔尔号’上有法语和英语翻译。”
“你给我滚一边去，希拉里，等别人问你话时再开口，懂不？”她沉默下来，刺啦刺啦的静电杂音中又多了一道音轨。隔着二十多个控制台，弘甩给我一个厌恶的表情。我乐了。
身体已经开始有反应了：我莫名兴奋，肾上腺素升高。我能感到它穿透了最后一丝巴比妥迷雾。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年轻帮我穿上连身衣，他皮肤光滑得像冲浪运动员。连身衣半新不
旧，里头有股难闻的味道，实际上是刻意做旧的，甚至汗味和费洛蒙气息也是人工合成的。两只袖子从袖口到肩部都打满了绣片，大多是公司的商标，来自那些对“高速路”探险抱
有幻想的赞助商。核心赞助商的商标最显眼，覆盖了我整个肩膀。这家公司应当送“哈尔伯特，托比”去星际汇合点。我的名字是真的，猩红色的尼龙布拼成的大写字母嵌在我的左
胸前。
冲浪小子面庞俊美，让我想起在中情局结识的那些搭档——他有张标准的中情局初级情报员的脸。但是，他工服的名牌上用拉丁字母写着“涅夫斯基”，下面又用斯拉夫字母写了一
遍——原来是克格勃。他没患上关节松弛的职业病，在L-5定点居住了二十年的人常为此病困扰。小伙子是地道的莫斯科人，他手持书写板，像个彬彬有礼的书记员。人不可貌相，
搞不好用报纸杀人的方法他就知道八种。接下来开始常规的药物装配；他掏出一支微量注射器放进我左手腕的口袋里一~里面是新型兴奋剂，然后退一步，在自己的书写板上画个钩
。他的专用记事本上印着一个身着连身衣的媒介人，看着就像手枪靶子。他又从拴在腕上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药瓶放进我衣兜里，里面有五克鸦片，再画钩。总共十四个口袋，最
后一个装的是可卡因。
俄国人干完活刚走开，弘就过来了。“也许她带回了一些有价值的数据，托比。她是个物理化学家，记得吗？”他的声音从耳道里传进来，没了平常从骨导植入片传来的头骨震动，
我多少有些不适应。
“那上面一切都有价值，弘。”
“这个难道我不知道吗？”他也感应到了那种特别的嗡鸣声，我俩连眼神都不敢交换。趁气氛没有变得太尴尬，他转过身，对那些身穿黄色工服的小丑们竖起大拇指。
两个技师协助我走进包豪斯人形棺，然后退了出去，盖子发出嘶嘶声，慢慢合上，就像一个巨大的护面罩。我启程升往“天堂”，去迎接一个名叫蕾妮·霍夫曼斯塔尔的陌生人回家
。不过是一次短途旅行，却好似永远没有尽头。
奥尔加，我们的第一位搭车客，也是第一个做耀发实验的人，失踪两年后再次出现。在哈萨克斯坦的丘拉塔姆，一个灰蒙蒙的冬季清晨，人们在磁带上记录下了她的回归。
如果两年前有一位从事电影剪辑的虔诚信徒目睹了“阿里亚特号”消失在空间点的那一幕，他或许会认为，是上帝将空荡荡的宇宙与奥尔加的飞船这两个镜头直接剪接到了一起。她
突然又出现在我们的时空，就像一个业余剪辑师做的劣等特效。她要是再晚两周出现，他们或许将永远与她失之交臂：至时地球已转了过去，她只得孤独地飘向太阳。她出现五十三
个小时之后，神经紧绷的志愿者库尔兹身穿武装太空服，钻进了“阿里亚特号”的太空舱。他是民主德国的太空医疗专家，私下喜欢抽美国香烟，这会儿在密封舱里他真是很想来一
根。他用下巴夹住头灯，从空气过滤器的矩形机核旁挤了过去。这就是“阿里亚特6号”，即使在两年之后，船舱里的氧气似乎依然充沛。硕大的头盔上投下的两道光柱，他看见微
小的血球及呕吐物颗粒缓慢飘过，在他身后旋转。他穿着这身臃肿的太空服侧身走过狭窄的通道，步入指挥舱，然后看见了她。
她漂浮在导航显示屏上方，浑身赤裸，如婴儿在母体里一样蜷缩着，姿态僵硬。她的眼睛大睁，似乎盯着什么，库尔兹永远也无法得知。她双拳浸满鲜血，攥得像石头一样硬，椋色
的长发也松散了，像水草一样浮在她脸旁。他小心翼翼，慢慢地摇摆身体飘过控制台洁白的键盘，将自己的太空服固定在导航显示屏上。他推测，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曾徒手去抓
飞船的通讯器材。他解开太空服右侧的挂钩：它自动展开了，就像伪装成鲜花的两把老虎钳。他伸出手，手仍密封在灰色的增压手术手套里。
接着，他万分轻柔地掰开她左手的手指：空的。
但是，当他掰开她的右拳时，有东西旋转着飞出来，在他的人造水晶面罩前几厘米处，慢悠悠地翻滚。看起来似乎是一枚贝壳。
奥尔加回家了，但那双蓝眼睛再也没恢复生气。研究人员自然不可能放弃，他们越努力尝试，她的身体就变得越薄。最终，因为他们迫切的探索欲，她珍贵的遗体填满了所有图书馆
的冷藏柜。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圣女被切割得如此精细：单是普列谢茨克实验室就收藏了她身体的两百多万个组织切片。所有切片被编号后搁置在一个位于地下二层的防弹生物综
合楼中。
他们对贝壳的研究倒颇有斩获。外空生物学这个学科陡然间理直气壮起来：研究人员取得了1.7克具有高组织性的生物信息，绝对是来自外星的。奥尔加的贝壳催生了一个完整的科
学分支，专门致力于研究……奥尔加的贝壳。
对贝壳的早期研究明确了两件事：首先，它来自未知的行星生物圈；其次，既然我们已知太阳系内没有别的生物圈，它一定出自外星系。奥尔加要么拜访过它的产地，要么曾与其母
星来客接触过，无论他们来自多么遥远的地方，至少曾有能力穿越宇宙。
他们派出格罗希少校乘坐特配的“阿里亚特9号”前往托维亚夫斯基坐标。另有一艘飞船跟在他后面。格罗希少校的飞船消失时，他正在执行第二十次氢键耀发实验。人们记录下他
失踪的时间，然后等待。二百三十四天后，他回来了。这期间研究人员一直在探测这片区域，想找到那个特别的近点角，以期有所发现，并提出一套理论。结果他们一无所获：只有
格罗希的飞船再次出现——翻滚着失去了控制。在人们发现他之前，他已经自杀了——“高速路”的第二位牺牲者。
“阿里亚特9号”被牵引回托维亚夫斯基坐标，人们发现精密的记录设备没有捕捉到任何信息。它的每一个部件都运转正常，却均未发挥功用。格罗希经快速冷冻后，被一艘穿梭机
载回普列谢茨克，那里的推土机已经开始挖掘新的二层地下室了。
三年后，在他们失去第七个宇航员的那天清晨，莫斯科的一台电话机响了。电话那头的人先做了自我介绍，此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他自称受官方指派，可为苏方提供一些帮
助。值此特别关头，苏联或许可以退一步，接受西方精神病学精英的帮助。中情局十分理解，他继续说道，此时此刻苏方或许需要帮助。
他的俄语极为流利。
骨导电话的静电杂音在我的潜意识里卷起阵阵沙暴。电梯滑入狭窄的竖井，经过了“天堂”的地板。每隔两米就有一盏蓝灯，我心里默数着。数到第五盏灯时，眼前一片黑暗，电梯
停了。
我在电梯里等待着，藏在模拟“高速路”飞船的凹形控制台内，好像童话里那些书橱后面暗藏的秘密。这艘飞船是一个道具，一个布景，如同某些游乐场里，石膏做的山地牧场上黏
着一栋巴伐利亚乡村农舍——点缀而已。可我认为，如果返航者们能接受我们，他们自然就会接受我们：搞这些虚头巴脑的小道具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警报解除，”弘说，“你附近没有对接人。”我反射性地伸手按摩左耳后的伤疤，那是植入骨导电话时留下的。模拟控制台的一边打开了，“天堂”灰色的晨曦照射进来。假飞船
内部让人觉得既陌生又熟悉，好像人们离家一周后再回来时的感觉。巴西葡萄藤比我上次来时又长出不少，其中一条蜿蜒爬上了左舷窗，整个场景似乎也只有这一点变化。
这些葡萄藤曾在生物建筑学会议上引发激烈争执，美国生态学家扯着嗓子大喊，认为它们会造成氮气短缺。俄国人自从被迫接受美国人帮助，共同完成“齐奥尔科夫斯基I号”生物
项目以来，就对生物设计异常敏感。苏联的工程技术水平已然如此高超，却无法建设一个可使用的生态系统，连水培小麦的腐烂问题都解决不了。虽然最初的溃败为双方的牵手铺平
了道路，但也只是让双方坐到了同一个台面上而已。小小的葡萄藤触动了俄国人敏感的神经，他们被激怒了，坚持要种巴西葡萄藤。其实不管什么事情他们都能争起来，争的不过是
话语权。我倒是挺喜欢那些葡萄藤的：它的叶片是心形的，你若摘下一片在掌间摩挲，就有一股肉桂味散发出来。
我站在舱门旁，阳光反射进“天堂”，空地的轮廓显现出来。“天堂”采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巨幅聚酯薄膜镜依据标准时间，按照设定好的程序转动，模拟出黎明时分的曙光。树
上响起录制的鸟鸣。没有真实重力，鸟很难活下来。我们这儿没有活鸟——离心力会让它们发狂。
你第一眼看到“天堂”时，会慨叹它真的名副其实。这里一片郁葱，气温凉爽，光线明媚，簇簇野花盛开在茂盛的草丛中。你只需沉醉美景中，不必知道树木多为人造，也不用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