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学生基督教协会的成员，并负责礼拜天在附近的村子里讲《圣经》。和我共同负责此事的是一位理科学生。我是在足球场上认识他的，他来自特兰斯凯地区的旁多兰，名叫奥利佛·塔博。我从一开始就认为他的才能很高，是一位思路敏捷的雄辩家。他不愿意接受我们许多人自觉自愿接受的陈词滥调。奥利佛住在博达豪尔，这是一个英国教徒开办的旅馆，虽然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他接触不多，但是可以看出，他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有时，我们一伙礼拜天步行到艾丽斯城内的某个餐馆去吃饭。餐馆是白人开的，那些年月，一个黑人直接从前门进入餐馆是不可想象的，在里面吃饭的黑人就更少。然而，我们却倾尽所有，围着厨房吃了一圈，想吃什么就要什么。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不仅学习物理等科学知识，而且还学习交际舞。对着餐厅内的一台音调嘶哑的破留声机，我们花好几个小时练习狐步和华尔兹。我们每人都轮流跳男步和女步。我们的偶像是维克多·西尔维斯特，他是交际舞世界冠军。我们的教练员是一位同学，名叫司马利·西万德拉，他后来成了交谊舞高手。
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有一个非洲人舞厅，名叫恩彩拉曼兹。它迎合了当地黑人社会的需求，但对在校学习的学生来说却是个禁地。但是，一天晚上，由于急于找女舞伴练习舞步，我穿上衣服溜出了宿舍，直奔那个舞厅而去。那是一个豪华的地方，我感觉很新奇。我看见对面有一位可爱的女士，于是就请她跳舞。一会儿，她就投入了我的怀抱。我们一起跳得很默契，我能想象我当时的舞姿是多么的神气。几分钟后，我询问起她的名姓。“鲍克韦太太。”她温柔地说。我几乎要把她丢在现场快速离去。我朝对面望去，发现了劳斯伯瑞·鲍克韦先生。他是当时最受人尊敬的非洲领袖和学者之一。他当时正在那里和他的内弟、我的教授Z. K.马修斯闲聊。我向鲍克韦太太表示歉意，然后在鲍克韦和马修斯教授的目光下腼腆地把她护送到一边。我真想钻入地下，我违反了许多条校规。但是，在福特黑尔大学负责纪律的马修斯教授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他认为，只要你努力学习，就是令人高兴的事，他就能容忍。自从恩彩拉曼兹那个夜晚之后，我学习更加努力了。
福特黑尔大学的特点在于它的复杂程度，无论是从学术方面还是社会方面，对我来说都是新鲜而惊奇的。按照西方标准，福特黑尔大学的开放程度可能不怎么样。但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乡下的青年，它已经够开放了。我第一次穿睡衣，开始感觉不舒服，但慢慢地习惯了。我以前从来没用过牙刷和牙膏，在家里，我们用灰把牙齿擦白，用牙签清洁牙齿。连冲水厕所和洗热水澡对我来说也是新鲜事。我开始使用香皂，而在家里，多年来我一直使用蓝色的清洗剂。
可能是由于这些不熟悉的事情，我十分想念我在孩提时代就熟悉的一些简单的娱乐活动。有这种感情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个。我参加了一个探险小组，晚上秘密到学校的农场去探险。在那里，我们点起篝火烤玉米吃。我们坐在篝火周围，边吃玉米，边讲荒诞不经的故事。我们这样并不是因为饥饿，而是出于重新捕捉那些对我们来说最有乡间趣味的一种需要。我们有胆识，有健美的体格，吹嘘我们毕业后将挣多少多少钱。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青年，但是，实际上我仍然是一个迷恋乡间乐趣的乡下男孩。
在福特黑尔大学与世界隔绝的同时，我们则热心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展情况。和我的同学们一样，我是大不列颠的热心支持者，并且，当我知道在我大学第一学期期末典礼上讲话的那个人将成为英国驻南非的大律师的时候，我特别高兴。他名叫扬·史末资，是南非前总理。福特黑尔大学以主人身份招待他，并把他拥戴为世界政治家，这是莫大的荣誉。当总理J. B.赫索格主张中立的时候，后来成了副总理的史末资，正在全国发动南非向德国宣战的运动。我非常渴望亲眼看到像史末资这样的世界领袖。
三年前，当赫索格发起运动取消开普非洲人的投票选举权的时候，我发现史末资对非洲人表示同情。我更关心的是，他帮助建立了“国际联盟”，在世界上倡导民主，而不是在国内压制自由。
史末资讲了支持大不列颠向德国宣战的意义，以及英国主张的西方价值思想——我们作为南非人也同样主张。我记得，他的英语口音几乎与我的英语口音一样糟糕！我同我的同学们一起衷心地为他欢呼，拥护他关于为自由而战的号召，而忘记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还没有自由。
史末资在福特黑尔大学对那些改变信仰的人传教。每天晚上，住在韦斯雷旅馆里的学监都要分析欧洲的军事形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会簇拥在一台老式收音机旁，收听BBC广播电台播放的温斯顿·丘吉尔富有鼓动性的讲话。尽管我们支持史末资的立场，但是，他的来访也引发了许多争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我的一个同龄人，名叫尼亚提·康基萨，虽然被认为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学生，但他却谴责史末资是一个种族歧视主义者。他说，我们可以考虑考虑我们这些“黑色英国人”自己，英国人企图使我们文明化的同时也在压迫我们。他说，荷裔南非人与英国南非人之间不管相互如何对立，但是，两个白人集团总是会团结起来对付黑人的威胁。康基萨的观点使我们很吃惊，他似乎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一个同学低声对我说，尼亚提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模模糊糊听说过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组织，但知之甚少。随着南非向德国宣战，赫索格辞了职，史末资成了总理。
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我邀请我的朋友保罗·马哈巴内与我一起去特兰斯凯过寒假。保罗来自布隆方丹，由于他父亲扎丘斯·马哈巴内牧师的原因而在福特黑尔大学很出名。他父亲曾经两次出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他与这个组织有联系，因而得到了一个叛逆者的罪名。当时，我对这个组织并不怎么了解。
在寒假期间的一天，保罗和我去了特兰斯凯的首府——乌姆塔塔。当时，乌姆塔塔只有几条大街和一些政府建筑物。我们站在邮局的外面，这时当地的行政长官——一位60多岁的白人走到保罗面前，让保罗到邮局里面为他买几张邮票。任何白人让任何黑人去为自己办事，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行政长官说着就想给保罗钱，但是，保罗并没有要。这位行政长官很生气。“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的脸涨得红红地说。“没有必要问你是谁，”马哈巴内说，“我知道你是谁。”行政长官问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无赖！”行政长官大怒，说：“你要为此付出大的代价！”然后就走了。
我对保罗的行为感到很不舒服。我佩服他的勇气，但也认为他这是惹是生非。行政长官很熟悉我，如果他让我而不是让保罗去办这件事，我会老实地照他的吩咐去做，并把这件事忘掉。但是，我钦佩保罗的所作所为，尽管我自己还不能也这样做。我开始认识到，一个黑人并非必须接受每天被白人强加在身上的侮辱。
寒假过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早早返回了学校。我感觉到自己更加有力量，并且感觉什么东西都变新了。我努力学习，一直到10月份考试。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想我将成为一位有大学学位的学生，就像格特鲁德·恩特拉巴提一样。我认为大学学位不仅是做官的通行证，也是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条件。校长亚历山大·克尔、佳巴福和马修斯教授一直一遍一遍地教导我们，作为福特黑尔大学毕业的学生，我们是非洲的精英。我相信，世界将在我的脚下展开。
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我最终能使我母亲重新得到财富和荣誉。这些财富和荣誉是她在我父亲去世后失去的。我将在库努为她建造一所像样的房子，并配备花园和现代家具。我将支援她和我的姐妹们，以使她们买得起这么长时间买不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梦想，它似乎是我能够实现的梦想。
那一年，我被提名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候选人，学生代表委员会在福特黑尔是最高的学生组织。当时，我不知道围绕选举竞争将制造许多麻烦，而这些麻烦又将改变我的命运。学生代表委员会选举在那年的年末举行。当时，我们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按照福特黑尔大学的章程，从全体学生中选出6名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选举前不久，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讨论有关问题并让大家发表意见。学生们一致认为福特黑尔大学伙食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力应当增加，以便让它在学校管理中不只是一个橡皮图章。我同意这两个动议。如果学校当局不接受我们的要求，学生将投票联合抵制这次选举。我同他们一起参加了投票。
这次大会后不久，预定的投票选举开始了。多数学生都抵制选举，但是25个学生（约为全体学生的1/6）参加了投票，并选出了6位学生代表委员会的委员，其中也包括我本人。同一天，6位当选的委员碰头讨论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一致决定集体辞职，因为我们支持联合抵制选举并且也没得到多数学生的投票支持。然后，我们起草了一封辞职信，并交给了克尔博士。
但是，克尔博士很聪明。他收下了我们的辞职信，然后通知第二天晚饭时在餐厅举行新的选举。这将确保让所有的同学都参加选举，以避免产生借口，说学生代表委员会没有得到全体学生的支持。那天晚上，选举按照校长的要求如期举行。但是，同样只有那25个学生投了票，同样还是那6个学生当选学生代表委员会委员。似乎一切还是老样子。
正是这个时候，我们6个人召开了碰头会，讨论我们应该采取的立场。投票差异很大，其他5位当选人坚持：我们是在全体学生中当选的。我认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全体学生都在选举现场，但是多数人并没有投票，说我们拥有他们的信任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既然我们一开始的目标是联合抵制选举，这是全体学生一致赞成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仍然坚持那个决定，不能被校方的某些诡计所蒙蔽。我没能说服我的那5位当选伙伴，只好第二次辞职，我是6位当选的学生中唯一第二次辞职的。
第二天，我被校长召了去。克尔博士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实际上他也是福特黑尔大学的创始人，是个很受尊重的人。他严肃地回顾了过去几天内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让我重新考虑我的辞职决定。我告诉他我不能重新考虑。他让我晚上睡觉时再仔细考虑考虑，第二天告诉他我的最后决定。但是，他警告说，他绝不允许他的学生不负责任，并说，如果我坚持辞职，他将只好把我开除出福特黑尔大学。
他说的话使我震惊，并使我度过了一个不安的夜晚。以前我从来没有作过如此沉重的决定。那天晚上，我咨询了我的朋友兼辅导老师K. D.马叹兹玛。他认为，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辞职是正确的，不应该屈服。当时我觉得，我相信K. D.马叹兹玛胜过相信克尔博士。于是我谢别K. D.马叹兹玛，回到了宿舍。
尽管我认为我所做的在道理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仍然拿不准我的辞职正确与否。难道是我正在为一个无关紧要而抽象的原则毁掉我的大学生涯吗？我发现把坚持自己的私利而牺牲自己看作是对学生们负责的原则是难以接受的一种想法。我打定主意，不能在我的同学们眼里当孬种。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在福特黑尔大学的学业。
第二天上午我去克尔博士办公室的时候，我仍然处于难下决定的心态。直到他问我是否作出了决定时，我才真的拿定了主意。我告诉他我决心已定，我无法问心无愧地为学生代表委员会服务。克尔博士似乎对我的回答有点吃惊。他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很好。当然，那是你的决定，我也对这个问题再考虑考虑。我建议，如果你参加学生代表委员会，明年你可以再回到福特黑尔大学继续读书。曼德拉，你有一整个夏天的时间考虑这件事。”
正如克尔博士一样，我对自己的回答也感到有些意外。我也知道离开福特黑尔大学是鲁莽的。但是，我需要折中的时候却又无法折中，似乎我身上有一种什么东西不让我搞折中。我在感激克尔博士的立场和愿意再给我一次考虑机会的同时，也非常愤恨他决定我命运的绝对权力。如果我愿意，我应该有退出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权利。这个不公正的处理痛苦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这时我才明白，克尔博士不是一个大救星，而是一个并非总是和蔼可亲的独裁者。那年年末我离开福特黑尔大学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被遗弃的痛苦感觉。
8...
我通常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回到穆克孜韦尼，但这次则不然。考过试并回到家后，我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摄政王。他很生气，他无法理解我的做法，认为我的做法完全没有意义。甚至没听我解释完，他就不客气地告诉我，要服从校长的指示，秋天返回福特黑尔大学。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如果我与我的资助人发生争论，那将是没有道理的，也是对他的不尊重。所以，我决定暂时往后放放这件事。
佳士提斯也回到了穆克孜韦尼，我们彼此相见非常高兴。不管佳士提斯和我分别多久，连接我们的兄弟情义是不会改变的。佳士提斯去年离开了学校，现在住在开普敦。
几天内，我恢复了在家里的传统生活。我给摄政王料理事情，包括他的牛群以及与其他酋长的关系。我没有细想在福特黑尔大学的情况，但是，生活总有办法强迫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作出决断。那完全是与我必须要干的事——学习——没有关系的事情。
回家几周后，摄政王把佳士提斯和我叫到他面前。“我的孩子，”他用很严肃的语气说，“我恐怕在这个世界上活不了几年了，在我去见祖先前，我有责任看着我的两个儿子结婚。当然，我已经为你们兄弟两人安排好了婚事。”
他的这番话让我们两人感到很突然，佳士提斯和我怀着一种担心而无助的心情彼此看着对方。摄政王说，两位女孩出生于很好的家庭。佳士提斯要迎娶著名的泰姆布贵族安卡利巴的女儿，而豪利沙沙（摄政王总是这样称呼我），将迎娶当地泰姆布牧师的女儿。他说，婚礼要马上举行。彩礼通常以牛的形式由新郎的父亲办理，对于佳士提斯来说，部落将为他置备彩礼，而我则由摄政王亲自置办。
佳士提斯和我都没说什么。这不是我们向摄政王提问题的地方，而且，只要他关心，问题就定了。摄政王不允许讨论：新娘已经选好了，彩礼也置备齐了，事情最后就这么定了。
佳士提斯和我低着头从摄政王那里走出来，心里感到茫然而沮丧。摄政王是按照泰姆布的法律和风俗习惯办的，他的动机也是无可非议的，他要求我们在他有生之年都安顿下来。我们以前认为摄政王有权为我们安排婚姻大事，但是现在，这不再是绝对的了。两位新娘并不特别出众，据我们所知，她们不过是有血有肉的女流之辈而已。
尽管我对女方家庭十分尊重，但是，如果说摄政王为我选择的新娘就是我梦想中的伴侣，那也不是事实。她的家庭是显赫而令人尊重的，她那种特有的尊严也是很有魅力的。但是，这位小姐恐怕早就爱上了佳士提斯，可摄政王对此却不会知道。因为，父母很少知道他们子女爱情的浪漫的一面。毫无疑问，对于与我成婚，我的那位已经选定的伴侣也不会比我更热切。
那时候，我在社会方面比政治方面更超前。在我还没有考虑反对白人的政治制度的时候，就做好了反对我们自己人民的社会制度的准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间接地也是摄政王自己的过失，因为正是他出钱让我们接受的教育才使我们背叛这种传统的社会制度。我与女士们一起在中学和大学里待了好几年，难免有一点点风流韵事。我是浪漫的，我不准备让任何人，甚至摄政王，为我选择伴侣。
我与王后——摄政王夫人，定了一个君子之约，那就是把我的婚姻大事托付给她。我不能告诉她无论如何不让摄政王为我选择新娘，因为她当然不会同意。我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告诉她我想在她的亲戚中选择一位我认为理想的伴侣。这个姑娘确实很漂亮，但我不知道她对我印象如何。我说，我一完成学业就立即娶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骗局，但总比摄政王的主意要好。虽然王后在这个问题上同我站在一起，但是摄政王并没有被说服。他已经作出了决定，并且不会改变这个决定。
我认为好像他不给我选择的余地，但我不能接受这桩婚事。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欠考虑的。同时我也认为，如果我拒绝了摄政王为我安排的这桩婚事，我将无法再在他的庇护下生活。佳士提斯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俩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溜之大吉，而且，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约翰内斯堡。
回想起这件事，我认为我们当时并不是没有更好的选择，我们可以设法通过中间人与摄政王商量，也许通过商量就使这个问题在我们部落和家庭的范围内得以解决。我可以去请求摄政王的堂兄孜林德劳佛酋长，他是穆克孜韦尼内阁最开明、最有影响的酋长。但是，我太年轻、太急躁，没有看到耐心等待的好处，一味认为逃走似乎是唯一的办法。
我们在保守秘密的同时制订出了详细的逃跑方案。首先，我们需要机会。摄政王认为佳士提斯和我在一起会出乱子，至少佳士提斯喜欢冒险和狂欢会对我比较保守的立场产生影响。因此，他想方设法尽量不让我们在一起。当摄政王打算出游的时候，他一般都让我们其中一人跟随，这样当他不在宫内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在一起。他更多的是带着佳士提斯，因为他喜欢让我留在穆克孜韦尼照料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得知摄政王准备外出一个礼拜，去参加特兰斯凯立法大会，这次我们两个他谁也不带，我们认为这是逃走的最理想的机会。我们决定，摄政王一动身去开会我们就去约翰内斯堡。
我没有什么衣服，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一个箱子里。摄政王礼拜一一早就走了。我们准备接近中午的时候再动身。但是，正当我们准备要走的时候，没想到他又回来了。我们看见他的车开进了王宫，就立刻跑进了花园，并藏在玉米秸中。摄政王一进屋就问：“两个孩子上哪里去了？”有人回答说：“啊，他们就在附近。”但是，摄政王有些怀疑，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他说他回来是因为忘记带泻盐了，他四处观察了一会儿，然后似乎还满意。我想他可能有某种预感，因为他可以在城里很容易地买到泻盐，当他的车消失在群山之中的时候，我们也上了路。
我们俩都几乎没有钱，但是，那天上午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商人那里，说好把摄政王的两头牛卖给他。那位商人认为是摄政王吩咐我们来卖牛的，我们也没有纠正他的错误想法。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价钱。我们用卖牛的钱租车去了当地的火车站。我们打算从那里乘火车去约翰内斯堡。
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但是，我们不知道摄政王已经驾车来过火车站，并告诉车站经理，如果有两个青年人来买去约翰内斯堡的车票，一定不要卖给他们，因为他不允许他们离开特兰斯凯。我们到了火车站，发现那位经理说什么也不卖给我们票。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的父亲来过这里，说你们想跑。”我们大吃一惊，赶紧回到我们租的那辆车上，告诉司机把我们送到下一个车站。下一个车站距离这个站大约50英里，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那里。
我们好不容易才上了车。但这趟车最远到昆斯敦。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黑人外出旅行是件很复杂的事情。所有满16岁的非洲人必须有土著事务局颁发的“土著人通行证”，要求遇到白人警察、公务员或雇工老板都要出示这种通行证。不出示通行证就会被逮捕，送上法庭，判处监禁或罚款。通行证上记有持证人的住址、酋长姓名，是否缴纳了人头税等。当时，这种人头税只向非洲人征收。后来，这种通行证变成了小册子，即“身份证”。据悉，这种身份证记录了持有人的详细资料，并且每月必须由持有人的雇工老板签字。
佳士提斯和我都已办好通行证。但是，一个非洲人要离开原属地到另一个地区去工作或居住，还需要有旅行文件，即此人的雇工老板（像我们这样的就需要监护人）出具的许可证或许可函，而这些我们都没有。就是这些文件都有，警察也可能因为其中有的文件没签字或日期不对找你的碴儿。如果根本没有这些文件，那就很危险。我们的计划是在昆斯敦下车，然后去一家亲戚那里办理这些文件。这也是一个欠考虑的计划，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昆斯敦遇见了穆旁多比尼酋长。他是摄政王的一个弟弟，对佳士提斯和我都很好。
穆旁多比尼酋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说明了需要当地行政长官签发的旅行文件，并编造我们需要这些文件的原因，谎称我们出来是为摄政王办事的。穆旁多比尼是从土著事务局退休的翻译，与行政长官很熟悉。他没有理由怀疑我所说的话。他不但领着我们去找行政长官，而且还为我们担保，并说明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行政长官听了酋长的说明后，马上为我们办理了所需要的文件，并加盖了公章。佳士提斯和我相互看了一眼，满意地笑了。但是，正当行政长官准备把这些文件递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他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事情，说：作为礼节，应当告知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我们认为这件事是在他的管辖范围内。他的话让我们很不安，但是我们仍然安坐在他的办公室里。行政长官用他的电话与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取得了联系。糟糕的是，摄政王正在拜访乌姆塔塔行政长官，此时他正坐在行政长官的办公室里。
当昆斯敦的行政长官把我们两人的情况告诉了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时，乌姆塔塔的行政长官似乎说：“啊，他们的父亲正好在这里！”然后让摄政王接了电话。当昆斯敦行政长官把我们的请求告诉摄政王时，摄政王勃然大怒。“把两个孩子抓起来！”他高声说，足以让我们通过话筒听见他的声音，“把他们抓起来，然后立即把他们送回来！”行政长官放下电话，对我们很生气。“你们两个是小偷，并且撒谎。”他对我们说，“你们企图欺骗我，现在我要把你们抓起来。”
我立即站起来为我们辩解。通过在福特黑尔学习，我懂一点法律，这回派上了用场。我说，我们向你们说谎是事实，但是我们并没有违反法律，你们不能仅仅依据摄政王的建议就逮捕我们，何况他又正好是我们的父亲。这位行政长官作了让步，没有逮捕我们。但他让我们离开他的办公室，并且不允许我们再登他办公室的门。
穆旁多比尼酋长也很气愤，他也不再管我们的闲事。佳士提斯想起在昆斯敦有一位朋友，名叫西德尼·恩克苏，在白人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们去找此人，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对我们说，他为之打工的那个白人的母亲正打算开车去约翰内斯堡，他问问看，是否能让我们搭个便车。随后，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付15英镑，他母亲就让我们搭她的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价钱，比买火车票贵得多。搭车费让我们掏空了腰包，但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决定冒险，到约翰内斯堡后再办理有效的旅行文件。
第二天一早，我们动身去约翰内斯堡。在那些日子里，如果白人开车，按照习惯，黑人必须在后排就座。我们两人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就座的。佳士提斯坐在那位女士的身后。佳士提斯是个友好而精力充沛的人，他一落座就和我闲聊起来，这使那个老太太感到很不舒服。她显然从来没有同一个对白人毫不在乎的黑人在一起待过。行驶几公里后，她吩咐佳士提斯同我换换座位，这样她就可以监视他。在剩余的路途中，她就像鹰一样监视着他。但是，一会儿，佳士提斯的魅力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她竟然偶尔被他的话逗得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