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力哈穆习惯地坐近门边的高台，高台上架起一个木板，这是冬天放水桶的地方，两个水桶的旁边，还有一个贮水用陶罐。伊力哈穆一一打开水桶和陶罐的木盖，清水都装得满满的。于是他走出房子，抄起一把斧头，来到库房，那里有两个树墩子，是前一天刨出来的。他计划去劈柴火，走到那里一看才知道，柴已经劈好了，不大不小几乎是一般长短粗细的木柴齐齐整整地码在一起，连劈柴落下的木屑也见不到一粒。他放下斧头，拿起铁锨，走进小小的牲口圈，糞已经起过了，垫上了清洁的新土，奶山羊和它的已经不小的羔儿正在平静地吃草，它们不慌不忙地用舌头舐着、裹着草。他又去看了菜窖、鸡窝、打馕时烧火用的灌木枝条柴垛和饲养用的细麦秸垛，转了一圈，没找着活儿，他简直不知道米琪儿婉是什么时候干的。她带着孩子，白天把孩子寄托在伊塔汗家，她还要参加劳动，还有一天的三顿饭，清洁除垢拾掇摆设打馕洗衣挤奶……他感激，又不安。他又回到房里，屋里炕上炕下，墙壁桌面，也都打扫擦拭得像新靴子的皮面一样光滑明亮。连铁锅烟筒也是一尘不染，像凸面镜子似的从深处反映出煤油灯的白亮的光焰。米琪儿婉好像知道了他的心思，笑着说：
“您想找点事干吗？羊圈旁边麦尾子麦场上最后一道工序——再次扬场或是过箩后淘汰下来的麦糠，可以作饲料用。下面压着一个抬把子，是队上的。今天吐尔逊贝薇和我搭伙，她非要一气抬两抬把子……把两个抬把子摞在一起抬……活儿倒是多出了，可这个抬把子断了两根条。您把它修上吧……”
伊力哈穆立即找着了抬把子，磕打干净，拿进屋里，找来锤头、钉子、铁丝和老虎钳，编补起来。当他一手撇着把手的木棒，一手用力拽扯着铁丝的时候，方才觉得心里安稳了些。他一边干活，一边问道：
“雪林姑丽，今天你们休息吗？”
“呵，也可以算休息。晚上，州农科所的李所长要在公社做报告，我们都去听。早上，我就回来了。”
伊力哈穆点点头：“在实验站过得惯吗？”
“有什么过不惯的？就是每天学习太多。大家都说，还是干活痛快，这个学习呀，实在是费劲……比拉犁和挖井还费劲！”
“光痛快可不行。”伊力哈穆笑了，“你们的老师——杨老师怎样？她讲的课你们听得懂吗？”
“您说杨辉姐么，她多么好！白天，她给我们讲技术课，补文化课，要不就是带着我们劳动。晚上，我们向她学汉语，她向我们学维语。冬季是以学习为主。现在实验站的学员里，只有我和三大队一个丫头是女的，我们和杨辉姐住在一间房里，她讲完了课，总还要专门问我们俩哪一点懂了，哪一点不懂。只要有一点含糊，她就一遍又一遍地再给我们讲解，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可是她一点也不烦……”
“三年以前，杨辉刚刚到咱们这儿来的时候，连个亚克西都说不好，”米琪儿婉感叹地插嘴说，“现在已经能用维语上技术课了，她怎么学话学得那么快呢？”
“她是大学生嘛！”雪林姑丽佩服地说。
“问题不在于大学生，”伊力哈穆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医院里的刘医生也是大学生，他到现在不会说一句维吾尔族话，我亲耳听见他说过，‘有时间学英语、日语、法语，学维语有什么用？’呵，真让人伤心！杨技术员呢，她的心和我们在一起，你们看不出来吗？她多么爱我们维吾尔人民，不论是长胡子的老人，是坠着耳环的妇女，是躺在摇床上的婴儿，她都是用怎样充满感情的眼光看着啊……有了这样的心，舌头的事情就好办了……”
“我真怕她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米琪儿婉担忧地皱起眉，摆了摆下颏，“听说，她有一个对象是在上海工作的。”
听了这话，雪林姑丽有一点兴奋。她说：“米琪儿婉姐，您知道吗？那天，我和三大队那个丫头到公社杨辉的宿舍去了。她拿出瓜子和葡萄干来招待我们，还给我们看了许多照片。她家是在湖南，就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家乡，很远很远的。她家里人可多了，爸爸、妈妈、奶奶，还有兄弟姐妹，嫂子侄子……都有呢，都在关内。还有那个在上海工作的，她说是她的同学的那个人的照片。也戴一副眼镜。唉，这些汉族同志啊，为什么那么喜欢戴眼镜呢，并不好看啊……”
“人家可不是为了漂亮才戴眼镜的。”伊力哈穆说。
“不管为什么吧，我们先不提它。我和好几个丫头不由得一起问杨辉姐：‘您一个人离开家、离开亲人、离开同学，跑到我们伊犁来，不觉得孤单吗？’问完，我又后悔了，这不是成心让人难过吗？可是，杨辉姐倒笑了起来，她说：‘和你们在一起，难道还会孤单吗？和你们在一起，不就是咱们的伊犁，而不单是你们的伊犁了吗？’当然了，她说得是对的。但我总有点不明白，譬如说让我一个人到湖南或者到上海去，我怎么能安心地待下去呢？”
“那是因为你没有去过湖南和上海。您想起来，真是又遥远，又陌生，如果您去了，和那里的人民熟悉了，也同样会安心的。”对于随和的米琪儿婉来说，似乎什么事情都是好办的。
“可我……”雪林姑丽不想就这个假设和猜想进行什么辩论了，虽然嫂子的话没能使她信服。
伊力哈穆倒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谁不爱自己的家庭、故乡和亲友呢？”他说，“然而，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杨辉来了，把她的心血和汗水浇灌到伊犁的土地上，学说维吾尔话，像维吾尔姑娘一样地围着头巾，和我们打成一片。这才值得我们学习呢。我们也应该多多地关心和帮助她才对。”
“就是的呀？”雪林姑丽点点头，“最近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公社和实验站食堂的馕都打得不好，不成样子。也许是因为吃饭的人太多了吧？而杨辉姐最喜欢吃新打的馕啦。米琪儿婉姐，今天来不及了，下次我回来，咱们给杨辉姐打一口袋馕吧，用牛奶和面，拿出咱们的手艺来……”
“那太好了，一定的！”米琪儿婉满面笑容地回答。
说着，笑着，包子包完了。锅里的水早已大开。小女儿醒了，米琪儿婉把她从摇床上解下来，抱起，把尿，喂奶。雪林姑丽打开开水锅，拿起挂在墙上的蒸箅——是一块打了许多小洞的圆镔铁片，抹上羊油，将包子码好，提起蒸箅两端的绳子，轻轻放在锅里，盖好，又用湿布把锅盖和四周的缝隙堵严。弄好了，雪林姑丽拿起棉衣：“完成了，我走了。”
“走什么？一起吃嘛！”米琪儿婉和伊力哈穆同时挽留。
“噢，你怕艾拜杜拉回来找不着你吗？他会到这儿来的，你放心……”
于是，雪林姑丽不好意思再推辞了，她留下来，而且继续帮助清理做饭的现场。
半个小时以后，满室已经是诱人的甜美的南瓜香。揭开锅，橙红色的南瓜丁，透过薄得近乎透明的面皮发散着诱人的色、香和味。米琪儿婉先捡出一大盘子放回蒸锅里保温，这是留给艾拜杜拉的。然后三个人——应该说是四个人了，小女儿已经醒来，嗅到了包子的香味，口水已经流出，兴奋地伸手抓着——开始吃饭。
有线广播喇叭开始播音了，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播员用维、汉两种语言播音预报道：
“跃进公社广播站，现在开始晚间播音，今天晚上的播音，一共有三个内容。首先，由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同志讲话，然后转播新闻和文艺节目，最后教唱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现在，就由赵志恒同志讲话。”
“赵书记要讲话了。”米琪儿婉告诉女儿，似乎女儿也懂得什么叫党委书记，她的乌黑的圆眼珠紧盯着装着广播喇叭的木匣子。
“社员同志们，你们好！”广播里传出了赵书记的熟悉的声音，人们似乎还能看到他那亲切质朴的面孔，“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明天，我们盼望已久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就要到咱们公社来了……”
随着赵书记的讲话，社教工作队即将来到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公社的土地，吹到了公社社员的每一家温暖的房舍里，初次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们都竖起了耳朵，充满了兴趣和期待。已经知道了这件事的人，也为赵书记正式宣布的欢欣鼓舞的声调而再一次感到庄重和激动。尤其是青年们，工作队的即将来临引起了他们的多少憧憬，又勾起了多少记忆！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来自自治区、州、县上级机关的各族男女干部，曾经给农村带来过多少新的道理，新的斗争和变化，新的鼓舞和推动，穿着朴素却又与农民总是有些不同的，带着自来水笔和笔记本，还有些是戴着眼镜和手表的干部们，那些有觉悟、懂道理、守纪律，态度和蔼，办事公道的干部们，他们讲什么事情都是那样合情合理，头头是道，简直能使木头脑袋开窍，他们又是那样威严认真，打击人民的敌人，决不留情，决不马虎。他们获得了农民的多少尊敬与亲近，不是父母们经常用“你看人家工作队的”作为开场白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吗？不是许多房室的墙壁上悬挂着的镜框里都有工作队的同志的照片，并且主人总是以此为荣吗？不是许多家庭至今还保存着一九五一年原土改工作队队员的来信，或是他们写下的题词吗？现在，新的，规模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次运动的工作队，又将到来了。
赵书记的讲话完了。人们议论着，回想着，互相询问着。似乎都有点不满足，都想知道多一点有关工作队的事情，多做一些迎接工作干部的准备工作。就这样，等到伊力哈穆他们吃过饭以后，社员们陆陆续续，三三两两，你找我，我问你，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队长的家里。
等艾拜杜拉卸完车，从门上挂着锁子的家找到伊力哈穆这里来的时候，房里已经坐满了人。人们七嘴八舌地问着：
“明天来吗？几点钟到？”
“来多少人，多少男的，多少女的？”
“这么说，今年的肉孜节、春节、古尔邦节他们也会在农村和我们一起过了？”
米琪儿婉拿来了扣在锅里的南瓜包子，又给艾拜杜拉倒了茶。但是，艾拜杜拉没有吃几个，包子就被青年们瓜分光了，好在每个维吾尔人的家庭里馕都是要存贮一些的，他的肚子并没有感到危机。等他吃饱喝够了，伙伴们的喜讯也已经向他报告完毕了，他抹一抹嘴，告诉大家：
“我也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呢！”
“什么好消息！”
“明天晚上演电影。”
“你怎么知道的？”
“公社的电影放映员取来了片子，骑着马和我一路同行回来的。”
“什么片子。”
“一个是《英雄儿女》，一个是《夺印》，都是由新疆电影厂配音译制的维吾尔语片子！”
“亚夏！”年轻人欢呼了起来。
“我知道了，”伊明江有些炫耀自己的“分析能力”，“准是明天晚上开大会欢迎工作队的干部，会后，放映电影。”
“喔喔！你可真聪明！你成了先知，预言家！”
“不信，我们打赌！”
“你说，会后演电影，会前可能不可能跟咱们赛一场排球？”
“工作队可不像你们这些孩子。他们又不是来打球的！”达吾提铁匠被年轻人的七嘴八舌搅得与队长说不成话，他在给青年们泼点凉水。
“那可不一定！你们记得五九年整社时那个马组长吗？他还教给我们篮球上篮呢！”
“我希望多来一些女同志。”一个矮个子的女孩子说，不知为什么，还叹了一口气。
“帮助你们挑花做窗帘吗？”一个刻薄的男青年说。
“帮助我们把妇女工作搞起来，向轻视妇女的封建残余势力作斗争！”吐尔逊贝薇说，用手指着那个说话刻薄的男青年。
“最好来几个解放军。”艾拜杜拉说，“咱们民兵连的射击成绩一直不好。”
“我说孩子们，”达吾提说，“我该说什么呢？我说希望来几个铁匠，帮助我们多打几把砍土镘？那像话吗？工作队是来抓阶级斗争的！”
“我们懂！我们懂！”青年人还不服气，“阶级斗争要抓，生产啦，体育啦，文娱活动啦，青年工作妇女工作啦，都要抓！土改那年我们的文艺演出队还到县里巡回演出呢，现在的事总没有那么紧急吧？阶级斗争又怎么样？谁说的阶级斗争一抓就不能打球了？”
就在人们纷纷表达着自己的心愿，互相辩论，互相补充着的时候，热依穆副队长进来了，他说：“艾拜杜拉、伊明江，你们怎么都在这儿？纸、墨、木片笔与毛笔都准备好了，快到办公室写标语去吧。”
“干脆把文具拿来在这儿写吧！”伊明江舍不得离开热热闹闹的队长的家，“这里又明亮又暖和，办公室里把人手冻的……”
“在这里写字，还可以在丫头们面前卖弄自己的本事……”那个口齿刻薄的青年说。
“这么说，你娶老婆是靠写字喽！”伊明江反击说。
笑声中，伊明江真去拿文具了，热依穆副队长问被青年人的喧嚣搞得插不上嘴的阿卜都热合曼：“房子的事您考虑怎么样？和伊塔汗商量一下，能不能腾出一间来给工作队的同志们住？还有做饭的事……”
“那还用问，用商量吗？”
“到我们家去！我们家房子大！”
“为什么不到我们家去？我妈做饭最讲卫生了，洗几个洋芋就用半桶水……”
队长和副队长解释着关于住房的安排，这时，伊明江拿来了木片、毛笔、红绿纸和墨汁瓶。注意的中心又转到了写标语上，伊明江不太熟练地用毛笔写汉字和新文字的标语。艾拜杜拉写维吾尔老文字的标语。维吾尔老文字是用削薄了的木片蘸着墨汁写，木片是扁的，上粗下薄，保持一定的宽度，写的时候人们拿着粗的一头，木片在纸上移动，但绝不摇摆和旋转，始终和纸维持着“刚体”的一定的角度。维吾尔老文字的笔画是比较圆润的，遇到下行时，写出来比较粗，遇到上行特别是向右上方旋转的时候写出来就非常细，带棱带角，有时候，墨不十分饱了，木片刮下来，别具类似“飞白”的效果，这样的书法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仅仅看写出来的艺术字，人们会十分奇怪，怎么也猜不出它们是用木片写出来的。
现在，姑娘们裁纸，艾拜杜拉和伊明江写。
“瞧，这个弯拐得多么漂亮！这不是字，简直是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