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四十年代初，盛世才去了一趟苏联，对于苏联完全失望，他乃撕下假面，把林基路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起投入监狱，接着，残暴地杀害了他们。一大批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青年也成了盛世才的特务机构的捕杀对象。搜捕名单上本来有赛里木的名字，由于友人报信，赛里木星夜出走，逃到拜城县的农村靠打短工为生。在这个号称“富裕“拜”即“巴依”的另一种译法，富裕、财富、富人之意。”的地方受尽了贫穷和饥寒的折磨。
一九四四年，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形势的影响下，又受到了苏联方面的鼓动与策应，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的人民举行了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武装起义，这个消息迅速传遍了全疆。赛里木决计翻天山、越达坂即山隘。、经新源、走伊犁，投奔三区革命政府。对于“三区革命”，毛主席早有明确结论：“三区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但是，在联结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的穆扎尔山口，他被国民党兵扣留，从他身上搜出了来自三区的报纸和小册子，他被毒打了一顿，几乎当场被打死。后来，又在刺刀的胁迫下，被迫给国民党的一个运输队拉骆驼，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捱饥忍渴，走了三个多月，走得两脚鲜血淋漓，到了边远地方的最边远的地区和田。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和赛里木缠腰的褡包里分文莫名的情况，伊犁的革命运动已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国民党兵也不再担心他会跑向三区。由于赛里木有文化，被和田的大教长、维语称作谢赫斯拉木的一个头面人物所看中，收下他当了教长的仆役，农忙时在教长的田产中务农，冬季则帮助教穆斯林抄写经文。就这样，一晃就是五年。
和田是个更加荒僻和滞后的地方，尽管有钱人得以享用举国闻名的和田地毯、和田美玉、艾得莱斯丝绸一种土法手工织成的丝绸，具有自然而然地随机变易的独特色彩和图案。，但是劳动人民身上只有奴隶的绳索镣铐，并时时处在猖獗流行的黄疸、麻风、性病的魔影之中。这一段生活并没有摧毁赛里木的意志，而是百倍强烈地加深了他对革命，对于新生活新世道的渴望。
一九四九年底，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解放军的先遣人员来到了和田。当时，国民党军的一些死硬分子勾结反动的上层人物企图趁解放军立脚未稳哗变，杀害先遣工作干部后逃亡国外。此事被赛里木得知，他连夜冒险找到了解放军的工作队，报告了这一消息，采取了防范措施。幸而大部队以无畏的精神，沿着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三次出发、三次都中途折回的阿克梯奥什古路，斜穿大沙漠，进行了惊人的强行军。从阿克苏神速赶到了和田，粉碎了敌人的垂死疯狂反扑。
这之后，赛里木参加解放军，入了党。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他一直以解放军干部的身份参加农村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一九五三年以后，他正式转入地方，担任区长，一九五七年开始任县长。一直到一九六二年，为了加强“反修”前哨阵地伊犁的工作，他和其他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一起，被调到了北疆。十几年前，他想去伊犁投身革命未能实现，如今，在全新的条件下。他肩负着十倍于当年的历史重担和党的嘱托，他来到伊犁了。
伊犁，这是他向往已久的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在这里，他面临了全新的，复杂得多的环境。这里的对外交往、民族分布、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关系错综复杂。这里是“反修”前沿，老沙皇曾经占领伊犁十年。这里，民族成分非常多样，新疆的十三个民族，除去塔吉克以外，维吾尔、汉、哈萨克、回、满、锡伯、蒙古、塔塔尔、柯尔克孜、乌兹别克、达斡尔、俄罗斯都有它们的成员世代居住。这里的生产和文化都比较发达，人们见过世面，说话做事，都比较精明和大胆。这些地方与赛里木已经熟悉了的南疆、特别是和田不同，连这里说话的语调和某些词汇，也与和田大相径庭。和田人读“一”是读“毕”，而伊犁人是读“勃尔”。动身来伊犁以前，和田的有些同事和乡亲担心地告诉他，伊犁的工作不好做，伊犁人比较“狡猾”、“爱吹牛”、“酷”维吾尔语亦喜欢用“酷”一词，指自我保护、算计精到、不吃亏……有汉语中“奸”的意思，但比“奸”好听一些，约是褒贬兼而有之。。他们说：
“您没听过那个歌谣吗？伊犁人都是好汉，穿着西装打战，半夜里跳墙，见着狗就出汗。”
他们还说：
“看我们和田人有多么纯朴！亘古以来卖杏的妇女都先请顾客吃杏，吃完之后再请顾客自己数核，按核数付钱。如果她们到伊犁去卖杏，伊犁人还不是吃上一百个杏只给你十五个杏儿的钱，另外八十五个杏核，他们早装到口袋里，准备带回家砸杏仁吃呢！”
“不要相信这些对外乡人的嘲笑，”赛里木回答说，“难道和田人被人家笑话得还少吗？没来和田以前人们就告诉我，这儿生活着的是一些愚顽而执拗的人，说和田人卖一堆鸡蛋一块钱，给一块钱的票子要，而给两张五角的或者十张一角的他就会认为你欺骗了他而和你打起来……”
赛里木说得大家全笑了。
他到了伊犁，他听这里的领导向他讲解了这里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他知道了阶级敌人的狡猾、阴险。但是，他更看到了人民的觉悟和成熟。这里毕竟是伊犁，是个比较发达、文明、见过世面的地方。这里的人民毕竟受过长期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考验锻炼。领导指出：值得惊异的不是六二年伊犁发生了一些动乱；从伊犁所处的位置和历史沿革看来，这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值得惊异的是，尽管发生了空前的麻烦，尽管相对来说我国对于这一类事件并没有很多准备，例如，六二年事件时，我们的边界几乎是不设防的，我们的人民仍然是坚决地克服了一时的混乱，立即恢复了各项工作正常轨道。领导强调：天并没有塌下来，伊犁河水也没有倒流，祖国的统一、各族人民的团结经受住了冲击，被冲走的只是一小撮泥沙，团结和统一像天山一样地巍然屹立，牢不可破。
但是，斗争的胜利并不是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赛里木懂得在这样一场特殊形式的较量以后打扫战场、清理队伍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中上层干部正在开三级干部会，有关传达报告指出：已经有几个隐蔽得很深的，在六二年的事件中玩弄两面手法、兴风作浪、策反通敌的高级干部被揪到了光天化日之下。领导指出：事实证明，外部势力所以当时能掀起那么几个可怜的浪头，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混在我们内部的一小撮坏人的策应配合。领导说，是敌对势力在我们的队伍里安下了大大小小的钉子，这是我们的心腹隐患。六二年的事情是坏事，但是干坏事的人不可能不留下痕迹，不可能不露出马脚，这就给我们创造了辨踪寻源，拔掉大小钉子的空前有利条件，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
赛里木很自然地考虑到农村，考虑到农村的这一仗应该怎么打法。现在，太好了，毛主席的指示下来了，他完全相信：毛主席的指示来自群众，来自实际;而当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实际生活的客观要求，被革命领袖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后，将会演出一场场怎样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的活剧啊！
正像一个熟练的音乐家看到乐谱就听得见管弦交响、鼓乐齐鸣的合奏；像一个建筑师看到蓝图就看得到大厦高楼，作为一个富有实际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赛里木从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中，已经感到了千百万群众继续革命、创造历史的有力的步伐。党的号召将像春风一样地吹遍祖国大地，斗争的风雨将把锦绣江山洗濯得更加明媚，打完了这一仗，他们就能专心致志地过好日子喽……而为了达到这一点，需要他做的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和麻烦的工作。
毛主席亲自为“前十条”写下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一节。毛主席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的多次反复过程。这一段深深地教育了他。这说明“前十条”是来之不易的，说明“前十条”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是我党长期以来的农村工作经验（也还有教训）的总结。对“前十条”的领会和贯彻，也将有一个艰巨的、可能是曲折的过程。
赛里木还体会到，根据主席的“反复过程”说，也就能理解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磕磕绊绊了。三面红旗伟大恢宏，做起来是需要多次反复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多灾多难、历尽坎坷而又绝不言败的党，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现在，有什么党能与她的坚定与苦干相比？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为止，在赛里木的心目中，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称得上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枕戈待旦、鸡鸣起舞、如火如荼、宁折不弯，古今中外，你再见不到任何别的组织成员能与他们相比！
为了能较快地和较正确地领会和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文件的精神，当务之急是要下去，取得第一手资料，解剖麻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使赛里木深知正确地掌握下情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花力气的事情。他始终不理解，为什么有少数领导干部，他们竟能那样轻易地作判断、发指示。他们浮皮潦草地坐车转了一转，下车看了一看，或者听了几句汇报，问了几个数字，就能长篇大论地指示起来。他们在路边发现了几棵草，马上就批评那里的田间管理工作，其实，大多数田亩里有情况他并不知晓。他们看到生产队文化室里撂着许多书籍，马上就笑嘻嘻地点头称赞这个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也许这间文化室平常是锁着门，只是上级来的时候才打开那么三分钟的……还是弄清了情况再发言吧，有几个小时不作指示是不会被低估和不敬的。
赛里木没有带其他的工作人员，没有带汽车和驾驶员；他暂时不希望由于自己的到来而造成什么惊动。虚心体察情况，这是他一刻也不敢忘怀的毛主席的谆谆教诲。你以为在农村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容易吗？试试看？在和田的时候，他所在的县有一位汉族副县长，一九六○年带着一个翻译下乡，他非常得意地培养了四个积极分子，还说要为他们写什么报告文学呢。这四个积极分子都是相貌端正，口齿清楚，开会时爱发言的。特别是如果碰上副县长主持会议，却又发生了冷场现象，他们立刻会一面自己说着一面启发别人：“都谈一谈嘛！随便说嘛！不要顾虑嘛！谈一点是一点嘛……”真是一些可爱的宝贝！他们见到干部就会主动地凑过来，握起手来比别人紧。谈话亲切，介绍情况主动。一见领导脸上就笑成了向阳花。当副县长讲话时他们频频点头和响应，并不断地出声地说着：“正确！”“好！”“正是这样！”“就是它！”而且这四个人总是争相请副县长到自己的家中去喝茶吃饭。不用说，饭食做得比别家更可口些，一边端饭一边还要说明：
“副县长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还不是为了我们大家？我们能干点什么呢？唯一的心愿是：尽管是粗茶淡饭，也希望副县长同志吃饱吃好。多吃一碗吧！我们多吃一碗饭，不过是多挖上几抬把子土，可您呢，多吃一碗饭不知要为革命为人民多做多少大事情啊！”
然后，在副县长的满意的咀嚼声中，他们开始叙述同队的其他人的短处，并适当地提出一些个人的请求，“我欠队上二百块钱，那是因为我有病才欠下的呀……”“我儿子要结婚了，跟队上借二百块钱，队长就是不批……”
……后来弄清了，他培养的四位积极分子，一位年老的是过去的牲口贩子，或者叫牲口牙行，极善辞令，很有江湖和生意经验，他最怕的就是下地劳动，最喜爱的就是在会上发言与跟上边来的领导干部谈话，他历来都是“积极分子”，他“积极”的主要目的是不劳动而得到工分补贴或者至少是救济福利。第二位年轻人，原来是专区师范教员，因为和女学生胡搞几乎蹲了监狱，最后被清出了教师队伍。但是他对副县长说，他是因为母亲年老无人照顾才回的乡。第三位中年人说话很好，劳动也不错，来路也没什么问题，然而，他是个惯窃，不但偷鸡偷羊，而且偷过牛和马。第四位是妇女，今年二十三岁，她确实是大方、开放，口上的新名词也多，不过她已经结过五次婚，离过四次婚了……总之，副县长培养的积极分子不怎么符合条件。而另外有许多金子一样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开会的时候睡过一次觉（那次的会开得实在是又臭又长），或者是他们见到上级干部的时候脸上显得冷冰冰，或者是他们被那四位“积极分子”背后告了一状……都被副县长忽略了过去。
再说事吧，在农村，有时候一件不大的事也会出现许多种不同的版本，真是莫衷一是。譬如说一个人的性别，这本来是毋庸讨论的，完全可以在其出生的一刹那就由接生婆按照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做出斩钉截铁、至死不渝的结论来的。但是，也请试试看！如果你很晚没有结婚，如果你结婚很久没有孩子而且两口子常吵架，如果你结婚不久就离了婚，如果你的配偶作风不好……马上，你的性别就会成为探讨的话题，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猜测，甚至编造出各种故事。当然，赛里木知道，随着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这种风习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人们具有了“公社社员”这一同一的身份，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也正在为树立统一的道德标准和看待问题的方法而创造着条件。但是，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和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而农村里各种人物在出身、经历、文化、年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秉性作风等等方面的差异，当然要比城市的任何单位大不知多少倍，因而，农村的事情总会是更加众说纷纭一些，取得一致的意见要更缓慢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赛里木是抱着急切地求知的心情，抱着当小学生的态度下来的。他给自己规定的目标并不过大，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万能的领导者。
在公社，他和赵志恒大致地谈了谈。赵志恒建议他去爱国大队，这是一个不错的大队，那里党员、干部、积极分子中间，有一些很出色的人物，他们夺取了生产和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这又是一个敏感的大队，地处公路侧旁，苏侨协会的木拉托夫曾经在那里活动，出现了小麦窃案和死猪闹事的事件。那里有一些扑朔迷离的情况。“大队领导班子恐怕也有一些问题，”赵志恒说，“六一年是麦素木在那里抓点，换掉里希提的做法我本来是不同意的，但是麦素木坚持得很厉害，公社领导意见也不完全一致，最后还是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