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拉托夫？”伊力哈穆问。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对，”热合曼点点头，“从哪里呢，谁知道，来了这么个木拉托夫。有人说他原来是州上的一个干部，后来选择了苏联国籍退了职，还是苏侨协会的什么专员。细高个儿，脖子又细又长，脸粉红粉红的，大耳朵，耳轮向前，戴眼镜，大家都说他长得像鹅。他四月初来到这里，住在庄子上廖尼卡家里。不久，廖尼卡的爸爸马尔科夫就‘回国’走了，木拉托夫却仍然住在这里，有时候在廖尼卡家，有时候去伊萨木冬家，有时候在地主婆玛丽汗家，有时候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老鼠洞里。艾拜杜拉，还是你说吧，你和他打过一回交道呢！”
“有一天深夜他从玛丽汗家里出来，我拦住了他。”艾拜杜拉接下去说，“我说：‘木拉托夫先生，你到我们乡下来要干什么？’他说他受苏侨协会的指派来了解侨民的生活情况。我告诉他，这里除了廖尼卡一家，都是中国生中国长的中国公民。就是廖尼卡本人，也出生在中国，确认了中国国籍，与中国人结了婚。说来说去，可以当作侨民对待的只有马尔科夫一人。‘现在马尔科夫已经走了，这里还有您的什么事情呢？’我又追问他深更半夜跑到地主分子的房子来搞什么名堂，他被我问得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却说什么苏联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坦克和火箭……”
“你说了什么呢？”伊力哈穆注意地问。
“我说：‘你别忘了，你脚底下踩着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
“好！”伊力哈穆不由得喝起彩来。
“好什么？”艾拜杜拉气愤起来，“第二天我往大队汇报，库图库扎尔反倒责备我不该干涉苏侨协会的合法活动，说什么这是外交问题，用不着我们管，还让我在党内作检讨……我不写检讨，后来他也没再提。”
“哼。”伊力哈穆皱了皱眉。
“所以说，事情还得从库图库扎尔说起。”一直静听着的热依穆这时插了一句。这句话马上引起了伊力哈穆的重视，他问：
“你说说，库图库扎尔是怎么回事？”
“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不好说啊。”热依穆摇摇头。
“就说丢了粮食吧，”热合曼老汉说，“他来了一个全大队晚间戒严！这究竟是要干什么？难道社员晚上出门就会偷麦子不成？这一下可了不得了，闹了个人人自危，阿西穆阿洪的房子刚刚刷了一半，他不刷了，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地就会陷下去。有的人甚至连打馕都畏畏缩缩，有的干脆改吃蒸馍馍和烙饼……”
“为什么？”
“有人传出话来，说是要查谁家粮食多，粮多就有偷麦子的嫌疑。还有人说要看谁家打的馕多，干粮准备得多就有准备外逃的意思。今天我那老太婆伊塔汗为打馕的事拿不定主意来问我，让我骂了一顿……哎，伊力哈穆江兄弟，看看伊犁人的眼睛吧，他们有点惊了，连见面握手的时候都心不在焉，东张西望。俗话说：‘马惊了,跑一道山梁就能缓过劲来，人惊了,就不知道会跑到哪个天涯海角!’解放这么多年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沉默了一会儿，三个人几乎是同声说道：
“这究竟是怎么了？”
三个人担忧地、信赖地望着伊力哈穆。
从一下车，伊力哈穆一再自问和问别人的不正是这个问题吗？他能够回答吗？他怎么回答呢？
但是有一条是清楚的：他不能够不回答。
……上级说过：一九六二年，在我国历史上，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是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复杂、尖锐、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二年的伊犁，更是充满了恶风险浪，国内和国外，朋友和敌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天灾和人为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斗争特别激烈，营垒尚未分明。一九六二年，说是苏修在我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活动，欺骗和裹胁我边民六万余人外逃。在这段时间有多少各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和正直的公民在思索，在纳闷，在焦急地互相询问：“这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该怎么办？”后人阅读历史的时候，也将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得到答案，从中汲取国内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现在，刚刚下汽车的，只有三十岁的维吾尔族党员、工人—农民伊力哈穆，他当然不可能像史家那样地去充分地汇集资料，周密地进行分析和评价。然而，生活、斗争、族人、战友以及敌人都在催促他作出回答，哪怕是初步的、直感的却必须是正确的回答；而且刻不容缓！
一声尖厉的哨音打破了人们的沉思。“这是预报。再有十分钟大队戒严开始。我们该走了！”
“等等，”伊力哈穆抬起了手，他起身打开了自己的行李包，从最里面拿出一个不太大的镜框，他用袖子擦拭了一下其实并无灰尘的玻璃。“你们请看！”
“毛主席！”众人都站了起来。米琪儿婉扶着巧帕汗也凑了过来，同声欢呼。镜框里镶着的是毛主席和维吾尔族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握手的照片。
库尔班吐鲁木是于田的一个老农，说是他几次意欲骑毛驴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后来他两次到京并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有一张著名的新闻图片，记录的是毛主席与他握手。
“这是谁？”伊力哈穆指着库尔班吐鲁木问。
“库尔班吐鲁木。”艾拜杜拉回答。
“库尔班吐鲁木，是不是前年到咱们家来过的那个客人？我认识他，我给他做过油塔子吃。他见到了毛主席？”巧帕汗老太太流出了泪水。显然，她认错了人。
不过，这是不需要纠正的，人们谁不以为，那双紧紧握住主席的巨手的双手正是自己所熟悉的、或者干脆就是自己的手呢？“这就是我们大家，”伊力哈穆点着头，微笑着说，“毛主席的手和我们维吾尔农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主席关心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看，主席是多么高兴，笑得是多么慈祥。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毛主席挑起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担过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担子。所以，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又怕又恨。领导说，目前在伊犁发生的事情，说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自称是我们的朋友的人，正在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利用我们内部的一些败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挑战，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猖狂进攻。但是，乌鸦的翅膀总不会遮住太阳的光辉，毛主席的手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第三章
离奇盗窃 大队的宵禁令所为何来
树多的地方鸟多，花多的地方蜂多，草多的地方牛羊多，水多的地方粮食多。在伊犁河谷地区，慷慨的大自然的恩泽就是这样地被及万物，伊犁就是这样一个树多鸟多花多蜂多草多牛羊多水多粮多的地方。何况是在春天；春天的破晓时分，正是百鸟争鸣的时刻。布谷鸟热烈地呼唤着对方——维吾尔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他们用一对被迫分离了的情人的名字——再娜甫与喀咕克——来称呼这种鸟的雌鸟和雄鸟。小麻雀活泼地寻找着伴侣，一会儿从苹果枝头扑棱扑棱飞到桃树顶上，一会儿又从茶棚檐头飞到羊圈里边，吱吱喳喳地与山羊抢食。野鸽的叫声低哑而温存，像发自一个饱谙风月而又长久感情荒芜了的女子。黄鹂的鸣啭清脆而又圆融，好像吹响了一个灌了一半水的哨子，哨音舒卷自如地滴溜滴溜在天空打旋。就是在房子里，筑巢在伊力哈穆的住室的房梁上的一对燕子夫妻，也不等天亮就叽叽喳喳辩论个不住，春天的风让它们急于表现与释放自己。巧帕汗老太太喜欢燕子，她相信，房室被燕子选中做巢，乃是这一家人心地善良的证明。为了便利燕子的出入，安装房门的时候老人硬是让木匠在门的上方开了一个缺口。
伊犁的庄稼人，哪一个不曾在春天的黎明被美妙的鸟鸣催醒？鸟声意味着大地的生机，意味着万物的欣欣向荣，提醒着农事的繁忙，传达着生活的欢快而急促的节奏。伊力哈穆就在这“四面鸟歌”声中一骨碌爬了起来。他舀起满满一葫芦瓢水，走到廊沿上，用这在春晨的有些刺脸的冷水痛痛快快地漱着口，洗着脸、脖子和手臂。他起劲地、出声地洗漱着，激励着、召唤着自己身上的无限精力。
伊力哈穆一连喝了三大碗奶茶，喝得脸红了、出汗了，血脉流通，精神舒畅。之后，他带上党的组织关系和其他手续到公社去。
公社党委和管委会的办公地点，就设置在原来恶霸地主马木提大肚子的大院。减租反霸的时候，马木提被处决了。前面提到的地主婆玛丽汗就是马木提的小老婆。解放初期，这里是第十一区人民政府，现在的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那时是副区长，直到如今，有些叫惯了口的农家仍然称呼赵书记是赵区长。公社正在动工基建，到处堆放着木材、砖石和灰砂，调整经济的六十年代初期，这种景象是很叫伊力哈穆欣喜的。伊力哈穆从一九五一年担任公社团委的委员，一九五八年又当了一年生产队长，和公社的同志都十分熟悉。一进公社院子，就是无止无休地握手和问好。维吾尔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貌的民族，只要当天没见过面就要互相施礼和问候，哪怕是挂紧急的长途电话，也要先问哪怕只是一声好，何况伊力哈穆许久没有到这方来了。找有关人员办理了手续以后，伊力哈穆推开赵志恒书记办公室的门。坐在赵志恒对面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下车以来伊力哈穆已经多次听人提到过的库图库扎尔。
库图库扎尔今年四十二岁，近来开始有些发胖，动作随之略显得有些笨重。然而他的面孔仍然是漂亮的，蓄在上唇的、连成一线的黑亮黑亮的小胡子很有风采。他穿着一身崭新的灰干部服，上衣袋里插着自来水笔，显示出身份与一般农民的不同，他用响亮然而又混杂着一种近似假嗓的刺耳的声音向伊力哈穆问好。握手的时候也是像城市的知识分子那样紧紧一握，一摇，松开。然后，他摊开左手，做了一个相当优美的姿势示意伊力哈穆可以坐下。
是不是过一会儿再来？伊力哈穆刚有些犹豫，赵志恒便看出来了，说：“坐下一齐谈吧，都是你们大队的事情。”
库图库扎尔瞭了伊力哈穆一眼，爽朗地说：“听说是你把那个娘儿们扶回来的？你可是个大好人！她丢了儿子？这才是胡大的惩罚，活该！”他皱起了眉头，转而用一种深思和庄重的神态盯视着赵志恒，“现在，我们大队的关键任务就是破这个盗窃案，这个问题不解决，社员就不能安心过日子，谣言就不能消除，形势就不能稳住。目前，偷麦子的主犯伊萨木冬的老婆乌尔汗又流窜回来了，我建议，或者由上级公安部门把她逮捕审讯，再不然，由大队组织批斗，并由民兵监视起来。”他回身又同伊力哈穆开了个小小的玩笑，“兄弟，你大概不会给她报信的吧？”
伊力哈穆专注地望着赵志恒，对于库图库扎尔的嘲弄，似乎根本没有听见。
赵志恒思索着，眼角的鱼尾纹透露出一种老练和精明。黝黑的面孔，褪色的蓝制服，一双厚底解放鞋，显现出风里来雨里去的农村干部的特征。他用不十分准确却是流畅的维吾尔语说道：“逮捕或者批斗乌尔汗吗？根据是什么呢？”
“乌尔汗是伊萨木冬的老婆，对于她丈夫的行为，不可能一无所知。而且，她本人已经有叛国逃苏的行为，突然又回转来了，这也很可疑。”
“你说呢？”赵志恒问伊力哈穆。
“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
“对乌尔汗你也不了解吗？”
“乌尔汗么，”伊力哈穆顿了一下，说，“乌尔汗出身很苦，土改那阵是积极分子，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报名要当志愿军，她还到县里参加过宣传演出。结婚以后，她被家务缠住了，伊萨木冬又不让她参加集体生产和政治活动。我的感觉是，她本质上不是坏人。再说伊萨木冬，虽说是交了一批狐朋狗友，本质上也还比较单纯的呀……”
赵志恒唔了一声，他没有想到伊力哈穆的话是这样明朗。在这个动乱的时刻，许多人都学会了模棱两可、含含糊糊、非驴非马、亦是亦非地表态。表态的关键不在于你说得对还是不对，真还是不真，表态的关键是不要负任何责任，不要留任何把柄，不要给个人找任何麻烦，不要蹚污水。特别是这样的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牵扯到是非功过的事宜上，在一个有点混乱的时刻，人们说起话来，不是总听到“也可能吧”、“很难说”、“说不定”、“不会吧？不过，也有看不透啊……”之类的回答吗？谁敢这个时候为别人说好话啊！
库图库扎尔更是意外，他这次倒是并无恶意地脱口问道：
“你断定乌尔汗与她男人是无罪的？”
“我只能说，依过往的印象，我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来。我还认为，不论情况多么复杂，斗争多么尖锐，我们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漏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您的意见呢？”伊力哈穆反问。
“呵，当然。”库图库扎尔答。
赵志恒点点头，表示了对伊力哈穆的话的赞许，并以一种向自己提问的口吻说：
“把乌尔汗抓起来？根据什么？交群众批斗？批什么斗什么呢？她要到‘那边’去吗？我们认为，包括已经去了的人的多数，仍然并不见得就成了咱们的敌人，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可并不是反对苏联人苏联公民。再说乌尔汗自己又回来了嘛，不管什么情况，总是不走了嘛。她知道她的丈夫的某些活动吗？可能知道，也可能不完全知道。可能知道得很多，也可能知道得不那么多。这要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靠思想教育来解决。如果随意批斗，就会混淆性质不同的两种矛盾，造成逼、供、信，无助于这个案子的侦破。更严重的是，这会影响一些动摇、观望的人，使他们混乱的思想更加混乱。而且不要忘记，伊萨木冬本人，在这个盗窃事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你们有什么根据断言伊萨木冬就是主犯呢？”
“这个……当然是他……”
“想当然是不行的。要调查研究。”赵志恒转向伊力哈穆说道，“你来得好啊，正赶上一场大的搏斗。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便是反对和战胜对我国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们利用当前粮食生产上、人民生活上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国内的阶级敌人搅到一起，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统一。他们把新疆、特别是伊犁—塔城地区作为活动的重点，这从历史上看，叫做事出有因，绝非偶然的。我们呢，就要坚定明确地进行热爱党、热爱祖国、维护团结和统一的教育。进行反对国内敌对势力的教育。进行维护民族团结的教育。要顶住这股恶风，而这当中，关键在于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时候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争取群众的大多数的；不团结住大多数，就不可能战胜敌人。同样，不打击敌人，也就无法团结和教育人民群众。库图库扎尔同志，你们大队的敌情怎么样？四类分子有些什么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