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雪林姑丽解除婚约以后，泰外库也好像甩掉了一个负担。他恢复了他那艰苦而自在的赶车人——单身汉的凄凉而又自由潇洒的生活。在那以后，没有人再追问他关于萨塔尔或者叫做赖提甫的事；他牢记着这个教训，不再乱交朋友，有空暇时间他宁愿帮助别人劳动。他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如果你需要人帮忙，那么，切上半公斤羊肉，准备好饭，去请泰外库吧。单身汉的时间总是比较富裕的。
泰外库很少回自己的房子。没有人经营，庭园里的果木和蔬菜也都没有长好，这一年，他节衣缩食、汗流如雨才盖起来的房子，对于他原来并不是那么必需的。所以，当大队的小学为了方便七队庄子上社员的子弟就近入学，在庄子上物色一个地点筹办低年级的两个班的分校时，泰外库慨然把房子借给了学校，自己搬到从公路通往庄子的木桥附近的一间废弃的旧理发室。当学校给他送来少量的房屋租金时，他含笑谢绝了，“给孩子们买个皮球玩玩吧。”他说。
就连被一九六二年春季的旋风吹得头晕目眩、家破人散、哀痛欲绝的乌尔汗，她的生活也慢慢回到了虽不开阔却也渐渐单纯和平稳起来的渠道。在玉米地昏倒以后，伊力哈穆让狄丽娜尔跑了一趟叫来了她的妹妹。几天之后，她回了娘家。父母和弟妹并没有人责备她，由于自己的罪孽而招来的不幸，是比任何语言都更严厉的教训。在娘家住了没有几天，帕夏汗却又托人传话给她：“波拉提江有消息了，快回来。”乌尔汗连夜步行赶到了爱国大队，赶到了库图库扎尔家里。库图库扎尔深锁着双眉，为难地告诉她，他专门为了这事跑了好几天，托付了他在县上、市上、州上的所有的朋友。好不容易打探出来，她的儿子波拉提江在那一天流落街头，被一个尼勒克县的没有子女的老汉收留带走了。
“我马上到尼勒克去。”乌尔汗哭着、说着、抓着自己的胸口。
“你怎么去？去了找谁？如果收养孩子的人不肯把波拉提江交给你呢？”
“波拉提江认识我，波拉提江认识他的妈妈，波拉提江会找我的，会跟着他自己的妈妈走的。”乌尔汗甚至露出了笑容。她满怀信心地、讨好地向库图库扎尔解释道。
“波拉提江认不认识你，那是次要问题。” 库图库扎尔冷冷地、不屑地反驳，“你有手续吗？你有证明吗？尼勒克的各级领导部门，谁认识你？谁能证明你不是个骗子、疯子、人贩子？谁能证明你是一个忠诚可靠的中国公民？是一个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社员？谁能证明你不是那边派来的奸细？再说，孩子不是人家从你的手里夺走的，不是从你的房子里偷出来装在麻袋里背走的，是你自己抛掉了他，你还有什么权利去索要孩子呢？”
“我的天啊，”乌尔汗的脸又变成了蜡黄色的了，“库图库扎尔书记！库图库扎尔大哥！帕夏汗姐！我的亲亲哥哥，亲姐姐！”乌尔汗哭着伏在了库图库扎尔的脚下，“请你们可怜可怜我吧，请你们给我想想办法！请你们帮助我，把我的孩子找回来。我一辈子感谢你们；我每天为你们做五次祈祷！我，我愿意永远做你们的奴婢！让我的儿子，让我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亲戚和朋友永生永世都感激和歌颂您们……你们饶恕了我的那一勺肮脏的血犹言“饶了我的狗命”。吧。”
“起来起来，让我们再想想主意，” 库图库扎尔沉吟着，敲打着自己的前额，“我可以叫大队给你开个介绍信，但是，跨县办事必须有公社以上的公函，公社肯不肯给你开证明呢？以你的情况，你一是叛国盗窃犯的家属，二是外逃未遂的罪人，谁愿意管你的事情呢！”
“我……”乌尔汗抽泣着，深深地低下了头。
“再说，人家收养你的孩子已经快一个月了，吃饭穿衣照顾，哪一件是白给的？你能空着手就把孩子领回来吗？”
乌尔汗一把撸下了自己的耳环，又说：“我把家里的家具和衣服全卖掉，只要……”
“那一点破烂值几个钱！” 库图库扎尔把眼一眯，撇了撇嘴。
最后，直到乌尔汗被折磨得一头冷汗，两眼又开始发直的时候，库图库扎尔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叹了口气，他说：“有什么法子？我帮忙，一切包在我身上。我给你跑一趟尼勒克，我给你领回来，介绍信呀，钱呀，你都不用管了，一切后果，我承担。不过，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再也不要找别人，如果传出去我这个书记为反革命家属办事，从此我就再不管你的事情……”
“不，不，我可以发誓！”
库图库扎尔把耳环还给了乌尔汗。乌尔汗费了老大的劲才把它又交到了帕夏汗的手中。临走的时候，帕夏汗嘱咐她说：
“现在有些人看起来好像挺关心你，其实，那是假的，他们准备从你的嘴里多套一些情况，然后把你送到劳改队。这些事你不懂，我也没法和你细说。我们俩为你费了多少心血，担了多少风险！咱俩是亲戚嘛，咱们俩的血管里流的血来自同一个来源啊！千万不要随便找别人，不要随便说话，不要出差错，不要让波拉提江回来以后再失去自己的母亲。明白吗？”
“明白，明白。”她连口答应，虽然，她并没有听明白。
过了几天，孩子真的领回来了。还是那个大眼睛，翘鼻子的男孩子，虽然稍微疲惫了些，脸上还有一道伤。“叫妈妈！叫妈妈呀！”乌尔汗哭着、笑着，抱着孩子，但是波拉提江没有叫妈妈，他躲避乌尔汗的亲吻。差不多所有庄子上的女人都到了乌尔汗的家里，来看望她们，祝贺她们母子团聚，波拉提江畏缩地躲避着客人，乌尔汗也不回答客人的任何问话，以至于客人们在庆幸她们母子的团聚的同时又怀疑乌尔汗是否变成了哑巴。孩子也不说话，不玩，不笑。只是到了深夜，孩子刚刚睡着，不知道是说梦话还是又醒来了，波拉提江大叫了一声“妈妈”！乌尔汗泪如雨下，赶忙把孩子搂到了自己的怀里。霎时间，五年来的全部记忆——胎里的顽皮的一蹬；出世后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吃妈妈咀嚼过后的馕糊糊而弄得满脸面饼糊；长出了门牙；学步、说话、够吃的、自己蹲下尿尿……每个进展所引起的欢呼，所有的这一切都复活了，都连接起来了。
波拉提江是乌尔汗的过去，也是她的现在和未来，千遍万遍地赞美真主吧，更复何求！千遍万遍地赞美库图库扎尔吧，更复何疑！是的，四月三十日那个刮狂风的夜晚，那个伊萨木冬最后出走并从此一去不返的时刻，乌尔汗明明听到了库图库扎尔的声音，库图库扎尔的身上有一些乌尔汗捉摸不透的蛛丝马迹，她曾经有过一些十分模糊的却是可怕的猜疑，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被库图库扎尔找来了孩子这一热流冲刷得无影无踪。哪怕库图库扎尔是男巫，是魔鬼，是凶犯，但他是乌尔汗的恩人，是他重新把生命还给乌尔汗的躯体，乌尔汗的有生之日，便是对库图库扎尔的报恩之年。
然而伊力哈穆遭到了巨大的不幸。一九六三年的化雪季节，白天化冻，晚上上冻，房檐上挂着一道一道、长长短短的冰溜子。一天晚上，巧帕汗没有吃晚饭。“您有什么不舒服吗？”伊力哈穆问。“不，我舒服着呢。”外祖母回答。夜里，巧帕汗轻轻地叫她的外孙和外孙媳妇。伊力哈穆和米琪儿婉连忙来到了巧帕汗面前。“要不要去请个医生？”一股冷气突然袭到了伊力哈穆的身上，他对米琪儿婉说。“不，我没有病。”巧帕汗搭腔说，“孩子，把灯捻亮一点。”伊力哈穆知道外祖母指的是什么，他连忙打开自己的学习笔记本，把里边夹着的毛主席与于田县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握手的照片拿了过来，巧帕汗接过了照片，伊力哈穆扶着老人坐了起来，外祖母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指着库尔班吐鲁木说：“他到咱们家来过。”“噢，唔……”伊力哈穆回应着。“我的孩子，”外祖母又说话了，她问，“你没有见过毛主席吗？”她问得是那样炽热，那样急切，使伊力哈穆羞愧得几乎哭了出来，他知道，外祖母是多么希望他回答“见过”啊，他知道在生命的弥留时刻（他知道，这个无法避免的令人战栗的时刻就是近了），她多么希望他能多讲一点自己的领袖和救星的音容笑貌啊……但是，他只能默默地摇一摇头，巧帕汗说：“我生过七个儿女，你母亲是最小的一个……他们都没有了，现在，我只有你这个后代……你会见到毛主席的，我的孩子，你们都会见到的，我的孩子们……”巧帕汗用单数和复数不同的人称词尾重复着，底下的话含糊不清了，她笑了，笑容就这样存留在她的脸上，直到她的头无力地垂了下来。
公社党委书记赵志恒也参加了巧帕汗的葬礼，和维吾尔人一样，他的腰间缠上了白带子。是一个冷天，峭厉的寒风，震颤着的光秃秃的树枝，缓步行进的漫长的送葬行列。“啊，我的亲人，啊，我的慈祥的母亲！”声声无人应答的哭唤……忙碌的人们在这样的时刻也会停下来沉思一下的吧，关于生命的短促和价值，关于人生的意义和责任……
外祖母不在了，但是伊力哈穆总是无法习惯这个不可挽回的事实。他每天下工回来，总觉得巧帕汗正调制好了一碗“波杂”糜子米发酵而成的一种饮料。等待着他们。他碰到一些人和事，总想着告诉外祖母并听听老人有什么独到的见解。这个在最艰难的岁月保持着尊严、乐观，将他抚育成人的巧帕汗外祖母，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她讲的那些神妙的故事：木匠造出了一匹会飞的马，铁匠造出了一条渡海的鱼，农夫发现了一只下金蛋的鸡，不仅是他童年的心灵的慰藉，而且至今诱导着他去努力用劳动的双手创造人间的奇迹。她对一些人的独特的、有时似乎是任性的评断，譬如她说库图库扎尔造过假布票，玛丽汗生下了一只蜥蜴……也常常引起伊力哈穆的深思。尤其是她老人家临终含笑的那个美好的愿望，更是深深地埋在伊力哈穆的心里。
一九六二年夏天，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赛里木在赵志恒的陪同下来到了这个大队住了几天。伊力哈穆一见他，不由得怔了：“您……不是采购员吗？”问得赵志恒和在场的人谁也摸不着头脑。赛里木同志笑了起来：“还记得那个黑胡子米吉提吗？他自己是采购员，就认定我也是采购员，有什么办法？”赛里木就是在长途车上与伊力哈穆结识的那个年长的同志。他到处看了看，串了串，问了问，“你们搞得不错，应该总结个材料。”临走的时候，他对赵志恒说。
过了两天，县委办公室和县广播站来了两个“笔杆子”，都是戴眼镜、长脸的汉族干部。他们一来，就被库图库扎尔接到自己的家里，正是瓜果成熟的季节，库图库扎尔的盘子里的一牙一牙的哈密瓜流着黏黏的甜汁，库图库扎尔的舌头上也淌着甜甜的蜜水。“我顶住了阶级敌人的围攻”，“我组织了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我坚守了大队的岗位”，“我扭转了混乱的局面”，他介绍说。材料写好了，收在县委的工作简报上，库图库扎尔的名字赫然在目。后来，在州上的一个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会议上，库图库扎尔又按那个简报上的材料作了一个内容丰富、语言生动的发言，还参加了聚餐、照相，在伊犁剧院看了州文工团演出的冬不拉弹唱和《绣花毡》舞蹈。开会回来，库图库扎尔更加神气了，他俨然成了一九六二年事件中的功臣。不是吗，经过一九六二年的动乱，全大队仍然获得了不错的收成。
但是，穆萨的诺言并没有实现，七队的工分值并没有提到每个劳动日两块二或者两块，而是一元六角。但这也算不坏，穆萨仍然常常讲他的诺言，只是把实现诺言的期限向后轻轻地推迟了一年。至于他的那个希望，倒是天从人愿，马玉琴果然为他生了个儿子。婴儿满四十天的时候，穆萨举行了那么盛大的“摇床喜”宴，为了给来客做菜，事先请了八个各族妇女为我们的队长削洋芋。
地球不停地运转，日月飞快地更迭，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这时间的顺序，以便结束这一九六二年的小小的前奏，把我们的长篇记录推向一九六三，特别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的本题。
一九六二年秋季多雨，场上的以及地头上还没有搬运的玉米都被淋得精湿。四队队长乌甫尔当机立断，下令把掰下的玉米棒子过称以后分别拉到各户社员的家里，由各户社员负责烘干、脱粒以后再扣除应发的口粮部分统一交回队里，各队也都学着这个做法，避免了粮食的霉烂损失。冬天事少，出门不便，遇到刮大风下大雪的日子，正好在热炕头上放上一镔铁盆的带骨玉米，全家人长幼有序地围坐，每次拿起两个玉米，互相搓挤，其中一个搓光了玉米粒，再拿第三个搓第二个。你说我笑，你问我答，你计划来年的生计，我提及村内的家长里短，炉火温煦，其乐融融。
这年的冬天又多雪，人们从房顶子上一次又一次地把雪扫到地上，结果房边的雪堆积得竟比屋顶还高。爱国大队临时组织亚森等几个木匠打了几个雪橇，为被困在伊犁河沿的牧业队的牲畜拉运草料。
到了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传出了流言，说是将要有特大的山洪，等洪水下来时连伊宁市红旗百货大楼的楼顶也将淹没。人们津津有味地传播着这种说法，却没有人当真采取什么行动；流言归流言，还没到五一节，说也奇怪，那些人人看了都觉得无处打发的积雪就不知不觉地消融了、散发了、渗透了、流走了、升华了、汽化了，到处都干干净净了，红旗大楼仍然无恙地屹立在斯大林街的西端。
一九六三年春末又多风，每场风后果园里遍地都是刚刚成形的青绿色的幼果，有一些悲观的“杞人”预言这一年伊犁人将吃不上任何水果，许多园丁也皱起了双眉。但是，五月初的草莓，五月底的樱桃，六月初的黄杏，六月底的蒙派斯苹果，都相继上市。自然界的风雨，和阶级斗争的风雨一样，起着一种选择和淘汰的作用，受得住考验的果实，只会成长得更加丰满。受得住事实检验的消息，存活了下来，而各种胡言乱语，屁随风散，蛋随扯平。风雨使生活更加生动，丰收使对于风雨的回忆甚至变得亲切与可爱起来。而一个又一个吓人消息的破灭，增加了人们茶余酒后的谈资，变成了寒冬长夜的生活润滑剂。回想这两三年，真有的可说，有的可乐，有的可惊可疯可圈可点可感可叹哟！
一九六三年最难忘的还有跃进公社爱国大队旱田的丰收。那一年山坡地上种了大批的春小麦，几个老农驾轻就熟地撒下了一把又一把的种子。风调雨顺，秋后山坡地金光灿灿。收获时节许多青年男女公社社员去到山上，自带干粮，自找水源，冷水泡馕，有的组上山三天硬是收不完更收不净。那一年直到入冬，仍然有不知来自何方的所谓“盲目流入人员”上山捡拾春麦。那一年水田也是大丰收。搞得打场拖拖拉拉，伊宁市面粉厂收购了一批芽麦，市民吃了两个月的芽面，带甜味，黏牙，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同时也有人赶上了买到的是春麦磨的面粉，春麦里面筋的含量比冬麦大，最适合做拉面条，买上春麦面粉的住户足吃了拉面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