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冬天，四清工作队到来了，他非常害怕，听了一个月的宣传讲解以后，他带上随身换洗的衣服，带上两个大馕来找工作组。他交代了自己的真实情况，他准备好了立即接受拘捕和制裁。他交出了连夜写的书面交代材料和绝命书。他严肃地考虑了由于自己罪大恶极而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他情愿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惩罚。他唯一的要求是在他饮弹伏法以后把他的绝命书交给他的妻子和儿子，如果妻儿还在中国的话。
他的绝命书是这样写的：
我的亲爱的过去的妻子乌尔汗和可爱的儿子波拉提江：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活着。也许你们被欺骗、被裹胁，真的到了那边，在饥寒中，在冷眼和轻视中流落异邦？也许你们还留在家乡，代我受辱，代我受罚，你们作为反革命外逃盗窃犯的亲属而受到应有的监督管制？也许乌尔汗妹妹已经再婚而留在我的名下的只有永久的诅咒！也许你们已经在耻辱和磨难中患病在身，或不久于人世？但是，我没有忘记你们，对于你们的思念，这是比我即将接受的处决更痛苦的报应，对于你们的思念，回忆，这却也是我的罪恶的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一片光辉。当然，这种思念只不过给你们带来耻辱而已。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夜，大风呼啸，飞石走砂，天昏地暗。库图库扎尔，这个伪装的歹徒，这个不见血的杀人犯和两条腿的狼把我从家里叫了出来，我在迷茫之中被他引到了地主婆子玛丽汗的家门旁。不知从哪里出来了三个人把我拥到了玛丽汗家里。库图库扎尔不见了。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来过咱们家的赖提甫。另外两个人的凶恶的样子我就不细说给你们了。赖提甫说，目前侨民协会在伊宁市设立了几个转运站，各县准备去那边的人在那里食宿，办理手续和购买汽车票。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去阿拉木图，转运站需要很多的粮食。因此，他们要求我打开仓库。我说我不准备去苏联，即使我准备去苏联也无权打开仓库，因为仓库里的粮食属于七队的社员。那两个凶神一样的人掏出了刀子，说是没有时间和我进行争论，行，跟着他们一起干，不行，送我下地狱。赖提甫又告诉我，大队书记也是他们的人，全伊犁都是他们的人，侨民协会的命令就是最权威的命令，他们说什么都算数。而且，他们从库图库扎尔处知悉，公社党委已经上报准备逮捕我，一两天批下来我就得锒铛入狱。只剩下了一条路，跟他们一起干，他们将负责把我安全地送到侨民协会转运站，送到边界那面，保证我可以在塔什干或者阿拉木图，在伏龙芝或者杜尚别或者阿什哈巴德任意选择职业，并且由于我在后勤供应方面的贡献说不定还要获得一笔金卢布奖金。而且，赖提甫补充说，他将立即采取措施把你们二人也送到那边去，我们将会团聚在一起。在赖提甫说完这些以后，他们从我的腰身上搜去了随身携带的、我习惯地把它绑在腰带上的仓库钥匙。
错了！大错已经酿成了！我走过了这样一条黑色的路。这条路的起点上，我只是接受了一点小小的拉拢和贿赂，多吃了一点点肉和多喝了一点点酒。这条路的终点，是盗窃，是叛国，是背叛了祖宗，背叛了亲人，背叛了天山，背叛了伊犁河和塔里木河，成为祖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为什么没有走呢？是一九六二年五月六日早晨，天还没亮，赖提甫通知我去汽车站，并且说你们两个人在等着我，说是你们也已经变成了“侨民”。我没有看见你们，他们又说你们已乘坐第一辆车走了。大约十点钟，我们来到了边界。这是一片开阔地，中国这边种了一点春麦，由于浇不上水庄稼长得不好，然而总算有一点绿色的小麦。苏联那边是一片荒地，两边戒备森严的铁丝网都打开了口子，全副武装的外国士兵在“维持秩序”，稍远一点停着一排用帆布整个蒙起来的大卡车，卡车的发动机轰隆轰隆。咱们这边，缴验了真的和假的苏侨证的人们连喊带叫，连推带搡，连骂带跳。像一群在暴风中失去了头羊（山羊），东奔西突的羊只（绵羊），像一群从失了火的森林中跑出来的兔子。大多数人处在一种疯狂和兴奋之中，也有一些人在跨过边界的最后一刻丧魂失魄，面无人色。这一群羊和兔子，这一群兴奋若狂和面无人色的伙计，在跨过了边界的第一步以后，忽然一个个都垂下了手，垂下了头，规规矩矩地排成了队，一声大气也不敢出。他们小心翼翼，呆头呆脑地去接受检查、检疫和消毒。他们接受消毒的样子才可怕呢。几个保养得很好的，白皮细肉的，肥肥胖胖的那边的小伙子，他们抓着一把一把的药粉洒在这些假苏侨的身上，把药粉塞到这些假苏侨的前襟和后脖领子里了，然后还要经过药液的喷洒。浓厚刺鼻的药味一直传到了国境线这边。我站在边界上眼看着这一切，我听到外国士兵和检疫工作人员吆喝驱赶这些假侨民的粗暴的声音。这些像牲畜一样，甚至连牲畜都不如，可说是像虫子一样地被检疫和消毒，浑身都是药粉和药液的人们，最后被装到卡车的车厢里，帆布的下边，没有窗口也没有换气洞，他们就这样被运走。我的真主！这有多么可怕，多么冷酷。这里哪里有一丝一毫自由、幸福、享乐的影子！维吾尔人的乐园究竟在哪里？维吾尔人的幸福究竟在哪里？维吾尔人的未来究竟在哪里？是在那边吗？在铁丝网的那一面？在陌生而森严的异邦？在趾高气扬，养尊处优的外国官员的手心里？在不透气的卡车篷布下面？还是在令人窒息的化学药粉药液的喷洒之中？
我站在边界线上，我的后面是生我养我的故乡祖国。我的前面是陌生而森严的异邦。我如果抬起脚再走那么一小步，就将和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过去、这四十年的春夏秋冬永别。风吹动了小小的麦苗。云铺展在灰蒙蒙的天空。我闻到了一点炒菜的气味，风和云哪里懂得这边境的严峻？小小的麦苗啊，我们中国人是多么勤劳，即使在这样瘠薄的土地上他们也辛勤地撒下了金黄的种子。我想起土改的时候学的一支歌：
我们的乐园是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幸福是我们的劳动，
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歌声。
看那些哆哆嗦嗦地被吆赶着的可怜又可恨的人吧，因为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土地，离开了自己的劳动创造的一切，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唱不出自己的歌儿。他们在边界这边又骂又闹……但是一到那边呢，他们就断了脊梁骨，他们成了离了娘的孩子，离了秧的瓜，成了丧家之犬……
而我呢，我已经扼杀了我自己，堵住了自己重新做人的道路。我将成为这些混蛋中的一个，我将即刻被装到黑色的帆布下面。永别了，我的祖国！我抛弃了你！抛弃了祖先的坟墓，亲人的祝祷，烧饭的灶灰和伊犁河上的晨雾。我抛弃了伊犁的苹果，巩留的枞树，昭苏的骏马，特克斯的奶牛，察布查尔的西瓜和新源的一望无际的绿油油那拉提草原。我抛弃了故乡春天的黄鹂和黑主人一种鸟名。，夏天的麦浪，秋天的豆叶上的朝露和冬天的雪橇。我抛弃了《东方红》的歌声，抛弃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抛弃了幼年时期的朋友和青年时期的爱情。抛弃了你，乌尔汗，我的最亲爱的女人，还有你，波拉提江，我的后代，我的维吾尔骑士！乌尔汗，你可为我流干了眼泪，白掉了头发？波拉提江，你可为我失去了双颊上的笑靥和儿童的天真？我忽然明白了，我完全相信了，你们没有走！你们一定不会走！你们一定留在中国！即使你们走了，也会很快回来！你们就在我的背后，看着我！啊，无所不在的真主，你启示我认识了这一点。如果说我，一个贪污犯和盗窃犯，一个吸毒、浪荡的二流子，一个变成了外国颠覆势力的奴仆和工具的罪人伊萨木冬，都不能忘情于祖国，那么你们，你忠诚而正直的乌尔汗与纯真而良善的波拉提江，难道你们会背向自己的祖国，而面向这强横的、傲慢的、冰冷的异邦吗？
我跪下了一条腿，我又跪下了第二条腿。我哭着匍匐在祖国的最边缘的一寸土地上，真主！降死于祖国的逆子吧，让我罪恶的身躯卧倒在祖国的宽阔无边的胸怀里吧。
“请问，您怎么了？”
我听到了一声清亮的呼唤。我回过了头。我看到的是我们中国的边境工作人员，他年岁不算大。他是汉族，但会说维吾尔话。他镇静，精明，警惕而又略带忧郁。他说：
“如果您还没有拿定主意，如果您来到这里是被诱骗或者被胁迫，如果您留恋家乡，您就转回来吧！祖国就在这边！”
他用手一指，我看到了万道霞光，我听到了《东方红》的乐曲。我搂住了他的脖子，然后，我向他跪下了。
……
乌尔汗，我的小妹妹，我的忠心耿耿的妻子，我的老实巴交的、可怜的女人！我的爱和我的心，如果我当初听你的话……完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一时的错误要用一生来做代价。现在，四清运动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庄严的、伟大的运动，我细细学习了文件，听了报告，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我理应受到祖国和人民严厉的惩罚，即使仅仅为了你的痛苦和羞辱，我也该！我希望你为波拉提江找一个真正的父亲，一个勤劳和廉洁的人。我希望你教育波拉提江永远不要走我的路。我希望他在祖国的大地上辛勤劳作，不吝惜每一滴汗水；我希望他严格律己，不接受一点一滴诱惑。四清四清，愿他永远清白，永远干净。对于我们穆斯林，没有比清洁和清真更重要的，为了清真，我们可以从容地就死。请不要为我难过，更不要怨天尤人，祖国是多么宽宏！我将死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我的灵魂将永远依恋着祖国的山水，祖国的大地！
工作组同志细细地听了他的话，认真地做了记录，又看了他写的“绝命书”和交代材料。伊萨木冬站了起来，提着准备好的小包袱。他说：
“您送我去公安局、去法院和监狱吧！我已经准备好了。”
工作组同志看了他一眼，严肃而平静地说：
“您先不要胡思乱想。您主动来谈这些情况，这很好。看来，您确实犯有严重的错误，您可能是有罪的。但是，您以有罪之身，却没有到‘那边’去，您爱国，您仍然是祖国的儿子。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改正错误的道路是畅通的。改正错误是被欢迎的。当然，我们要和伊犁方面联系，核对一下情况，同时，我们还可以打问一下您的家属的情况。有什么消息，我们会告诉您的。由于您谈的问题牵扯到其他的人，特别是那个人还是什么党员干部，所以，请您保密，暂时不和其他任何人谈，暂时，您还是安尼瓦尔斯拉木。好吧，就这样吧。”
伊萨木冬呆呆地站在那里，好像傻了一般。
“您回自己的家去吧，好好休息一下，做点好饭。刚才，您太激动了。”
“您，不把我送走？或者至少派民兵把我看押起来？”
“不。请不要胡思乱想。您回去吧。瞧，您还带了衣服，不要这样紧张嘛。”
“无论如何，您总应该派民兵把我监督起来啊！”伊萨木冬好像在哀求了。
“民兵的作用是巨大的，看押和监督，有时候也是有的。但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并不迷信专政手段。如果您那一年五月六日走了，我们把民兵派到哪里去呢？您没有走，您留下了，您现在来找我们。您爱自己的祖国，您信赖和依靠组织，我们为什么不信任您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呢？至于法律上的处分，行政上的处分，这要调查清楚以后，由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您为什么这样急呢？对于不制裁不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国家会毫不手软地予以制裁的。而对于确实愿意悔改而且已经有改正的表现的犯有错误的人们，党和人民从来是欢迎的。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您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我，我不配……”
“不要那样说。您还不到四十岁，您在这里的劳动表现很好。您还有的是机会换一个活法， 能选择自己的道路。您还有许多精力、体力和聪明可以献给祖国的大地……”
“谢谢毛主席！”伊萨木冬向毛主席像抚胸施礼，流着泪……
二十天后，工作组同志告诉他，已经与伊犁方面联系过了。他提供的情况很重要。同时，他可以放心的是，他的家属乌尔汗和波拉提江都好着呢，他们的生活正常，仍然住在原来的房子里。
“好着呢！正常！原来的房子里！”伊萨木冬喃喃地重复着。这过度的喜讯像超浓度的醇酒一样，使他迷醉、晕眩，喘不过气来。
“组织上的意见，请您回伊犁，和您的家属团聚，弄清你的事情，做出明确的结论，也有助于清理这件案子。为了避免惊动现在还在隐蔽着和活动着的敌对势力的代理人，我们准备派一个人先送您到县里，由县里安排您回公社，回家。”工作组同志说。
派一个同志送？呵，自己给组织找了多少麻烦！可也是，难道自己一个人就这样回去吗？
就这样，他离开了偏僻而富饶的半农半牧的小县且末，告别了阿尔金山、塔什萨依河与大片的庄严粗粝的原始胡杨林，回到了阔别将近三年的伊犁。亲爱的，别来无恙的伊犁！三年前，伊萨木冬在惊恐和混乱中，在失去了主心骨的情况下离开了你；如今，他又在忐忑和痛惜中，然而是在有了准主意的情况下归来了。等待着他的是什么呢？是和妻儿的团聚和诚实的、有指望的劳动吗？还是严厉的、应得的制裁呢？只要他一闭眼，一想起在边界线上所看到和所体验到的最可怕最可耻也是最可贵的一切，他就什么也不怕了。
他和从且末县陪送他来的工作干部同志告了别，情况还不允许他在家里像接待贵客一样地用心招待且末的来人，这使他十分难过。伊宁县公安局派车把他秘密送到了跃进公社。与县上一个同志，塔列甫特派员与里希提书记一起，他再次详详细细地回忆和叙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的所有有关情况，集中谈了有关库图库扎尔的问题。经公社领导与社教队研究确定了做法以后，塔列甫通知他：“您回家吧。”
库图库扎尔的好戏到了最后一幕。在玛丽汗给他报信以后，他和麦素木商量了一回，他们的结论是：绝处求生，硬顶下去；他们的逻辑是：在小麦窃案上，伊萨木冬不可能提出更多的旁证和证据，那么，仅凭一个人的口供，不可能定库图库扎尔的罪。只要问题定不下来，拖下去，就有希望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彻底推翻。然而，他们的估计又失算了。在由别修尔主持尹中信和赛里木参加的大队范围的揭发批判会议上，当库图库扎尔耍无赖的时候，谁能想得到，谁能梦得见他的亲哥哥，树叶落下来也怕砸破头的阿西穆颤抖着站了起来。老中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