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她看上去挺好的，他说，不过她得了一种血液病，隔一阵子她的血就会在血管里凝结起来，她就病得不行。我看她活不长久，他说。
天啊，我说。
是啊，他说。这对索菲亚真是件揪心的事。她还得照顾她从小带大的白人姑娘。现在她妈妈又死了。她的身体也不那么壮实了。而且，亨莉埃塔不管有病没病都很难对付。
唉，她是有点麻烦，我说。我突然想起耐蒂在一封信里说起过她们那个地方小孩生的一种病，好像也是血液凝固的毛病。我拼命回想她信里说的非洲人治这种病的办法，可我想不起来。我真没想到会跟某某先生说话，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连我该说些什么都想不出来。
某某先生望着他家的房子，等着我说话。好半天他才说了声“晚安”，便离去了。
索菲亚说，我走了以后，某某先生过了一段很糟糕的日子。他关起门窗躲在屋里，屋子都发臭了。他不许人进去，后来哈波只好硬把门撞开。他打扫屋子，买了粮食，给他爸爸洗了澡。某某先生虚弱极了，没有力气反抗，而且他已经把一切都置之度外。
他睡不着觉，她说。夜里他老听见门外有蝙蝠拍门。烟囱里有东西直响。可最糟糕的是他听得见他的心跳个不停。白天一切都好，一到夜里，他的心就狂跳起来。跳得响极了，房子都震得嗡嗡响，像打鼓似的。
好些个夜里哈波去跟他爸爸一起睡，索菲亚说。某某先生总是缩成一团，睡在床边上。眼睛死死盯着一件件家具，看它们是不是会向着他倒下来。你知道他个子矮小，索菲亚说，而哈波又高又结实。有一天夜里我上那儿去告诉哈波一件事—我发现他们俩躺在床上睡得死死的。哈波把他爸爸搂在怀里。
从那以后，我才又对哈波产生感情，索菲亚说。没过多久，我们就盖起新房子。她笑了起来。我说过没有，这一切都挺容易挺轻松的？我要是说了的话，上帝让我自己去割荆条当鞭子。
他怎么振作起来的？我问。
哦，她说，哈波让他把你妹妹其余的几封信都寄给了你。从那以后，他就好起来了。你知道，心眼太坏会害了自己的，她说。
阿门！
最最亲爱的西丽：
我现在真希望我回到家里，能看着你的脸说，西丽，这真是你吗？我努力想象岁月使你长胖、给你增添皱纹以后的你的模样——还有你头发的发式。我本来身体结实而瘦小，现在我已经挺胖了。头发也开始花白。
可是塞缪尔说，他喜欢我这个花白头发的、胖乎乎的小老太太。
你吃惊吗？
去年秋天我们在英国结的婚。我们到英国去，想从教会和传教士协会那里为奥林卡争取些救济。
奥林卡人一直尽量不去理会那条路和新来的白人筑路一事。但他们终于得面对这个现实，因为施工人员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当地人必须搬迁到别处去。施工人员要把村子所在地当橡胶种植园的指挥部。方圆几十里地之内，只有这块地方常年有新鲜的雨水。
奥林卡人和他们的传教士虽然大声抗议，但仍然被赶到一块一年只有六个月有雨水的贫瘠土地上。没水的时候，他们必须向种植园主买水。雨季的时候，那里有条河，他们在附近岩石上凿洞筑蓄水池。他们用施工人员带来的、用完扔掉的油桶贮水。
但是最可怕的是屋顶树叶的遭遇。我一定给你写信说过，这儿的人拿屋顶树叶当上帝来崇拜，他们用屋顶树叶做草房的屋顶。唉，种植园主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盖起工棚大院。一栋给男人住，一栋给女人和孩子们。因为奥林卡人发誓他们不住不用他们的上帝当屋顶的房子，所以建筑工人造了工房但没加屋顶。然后他把奥林卡村庄和周围几十英里的土地彻底翻了个个儿。把劫后残存的每一棵屋顶叶子树都挖掉了。
我们在炎日下熬了好几个星期，有一天早晨，一辆大卡车开进我们住的大院，卡车的响声把我们吵醒了。卡车上装满了波纹铁皮。
西丽，我们得花钱买铁皮！这一下奥林卡人微薄的积蓄花光了，塞缪尔和我辛辛苦苦攒起来打算回家以后供孩子们上学的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科琳死后，我们年年都打算回国，但总因我们越来越关心奥林卡的各种问题而不得脱身。西丽，波纹铁皮实在难看。他们想办法用这种冰冷的、硬邦邦的、亮晶晶的、难看极了的铁皮盖屋顶的时候，女人们哀声痛哭，她们的哭声震天，从洞穴似的墙壁内一直传到几英里以外，整个上空响彻她们伤心的哀号。这一天，奥林卡人终于承认他们暂时失败了。
奥林卡不再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他们只要我们教孩子们念书——他们看出来我们和我们的上帝都无能为力。塞缪尔和我决定要为最近发生的暴行采取些措施，尽管很多我们交往较多、比较知心的人已经逃跑去投奔母布雷人。母布雷人又叫森林人，他们住在丛林深处，不肯为白人工作，也不受白人统治。
于是，我们带着孩子去英国。
这真是一次神妙的旅行，西丽，不仅因为我们已经几乎忘记外边世界是怎么回事，忘记还有轮船啊、煤火啊、街灯啊、麦片啊这类东西，而且还因为和我们同船的有许多年以前就听说的那个白人女传教士。她现在退休不做传教工作，要回英国去住了。她带着一个非洲小男孩，她给我介绍说是她的孙子！
当然大家不可能不注意一个年迈的白人妇女带着一个黑人小孩。全船的人都在窃窃私语。她和孩子天天在甲板上散步，他们走过白人身边时，白人们马上停止说笑，不再出声。
她是个会自得其乐的、身板结实的蓝眼睛女人，银灰色的头发有些像干草。下巴颏挺短，说起话来像是在咕噜。
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正好和她坐同一张桌子。她告诉我们，我快六十五岁了，大半辈子是在热带过的。可是，她说，一场大战快要发生了，比我离家时他们打的那场战争规模还要大。英国人的日子不好过了，不过我想我们会熬过来的。我错过了上一次战争，她说，这次，我要亲身在场领略一番。
塞缪尔和我从来没想过战争的问题。
啊呀，她说，非洲到处都有要打仗的迹象。我猜印度也一样。先造条路一直通到你储存货物的地方。再把你的树砍了造船，造船常用的家具。接着在你的土地上建起你不能吃的东西。最后强迫你在里面干活。非洲到处都是这种情况，她说，我想缅甸大概也是一样。
可哈罗德和我决定离开那儿，是吗，哈里？她边问边给小男孩一块饼干。小男孩一言不发，只是慢慢地若有所思地嚼他的饼干。亚当和奥莉维亚带他去看救生船。
多丽丝——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多丽丝·贝恩斯——身世挺有意思。不过我不想多说免得你厌烦，因为我们听到后来都腻烦了。
她生在英国一个望门贵族的家庭，她父亲是位爵士之类的人物。他们一年到头不是举行舞会就是出席舞会，可这些舞会都极无聊。她想写书。她家里反对。全都反对。他们希望她结婚。
我结婚！她拉长着声调说。（她的想法真是怪极了。）
他们想方设法说服我，她说，你们简直难以想象他们用了些什么法子。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像我在十九、二十岁的时候见到过那么多喝牛奶长大的年轻人。而且一个比一个更乏味。还能有什么比上流社会的英国人更乏味呢？她说，他们让你想起毫无滋味的蘑菇。
船长现在安排我们和她在同一张桌子上就餐。我们不知道在一起吃了多少顿饭，她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她说，一天晚上她正梳洗打扮准备参加又一个枯燥乏味的晚会的时候，她突然想到要当传教士。她躺在澡盆里，心想修道院都要比她住的宫堡强。在修道院里，她可以想问题，她可以写作。她可以自己做主。不过，当了修女，她不可能自己当领导，自己做主。圣母，修道院院长，等等等等，才是领导。啊，当个传教士就不一样了！到了遥远的印度的荒无人烟的地方，单身一人！这简直是进了天堂。
于是她努力地培养自己对那些未开化的人的兴趣。她骗了她的父母。骗了传教士协会。她掌握语言的本领和速度给他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他们派她去非洲（最最糟糕的运气！），她在非洲开始写小说，关于天下一切内容的小说。
我的笔名叫贾雷德·亨特。我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举成名，有钱又有名，是个古怪的、成天打猎的隐士。
过了几个晚上，她又接着给我们讲。嘿嘿，你们大概认为我不太去管那些未开化的人吧？我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而他们好像也挺喜欢我。我确实帮了他们不少忙。我到底是个作家啊，我为他们写了大量的作品：描写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需要，等等。如果你想赚钱的话，你会发现写作是件大好事，好得能让你吃惊。我学会流利准确地说当地人的语言。为了摆脱总部那些好管闲事的人的纠缠，我很多报告都是用当地的语言写的。在我从传教士协会和我家有钱的老朋友那里搞到一些钱以前，我花了我家银库里近一百万英镑。我盖了一所医院，建了一所中学，又造了一所大学。还有一个游泳池——这是我允许自己享受的唯一的奢侈品，因为在河里游泳的话会挨水蛭咬。
在去英国的途中，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她说，你不会相信那儿有多太平。一年之内，我和那些野蛮人各得其所，一切都安排得好极了。我一见面就告诉他们，他们的灵魂问题跟我无关，我要写书，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搅我。我愿意花钱买这种乐趣，而且出手很大方。
有一天，我想也许是出于对我的感谢——毫无疑问，他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酋长忽然送我两个老婆。我想他们大家不相信我是女人。他们一直疑疑惑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总之是这么回事。我想尽办法教育这两个姑娘。当然，送她们去英国，学医学和农业。欢迎她们学成归来，把她们嫁给两个老在我身边的年轻人，从此当了她们的孩子的姥姥，过上我这辈子最快活的日子。她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说，我得说我是个好极了好极了的姥姥。这是从阿基维人那里学来的。他们从来不揍孩子，从来不把他们锁在草房的另一角。孩子到了青春期时，要给他们行割礼。不过哈里的母亲是大夫，她要改变这一切。是吗，哈罗德？
总之，她说，等我到了英国，我要制止他们的入侵。我要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处理他们的那些混账道路、混账的橡胶种植园、那帮混账的晒得黝黑可还是叫人厌烦的英国种植园主和工程师。我是个很有钱的女人，阿基维村是我的财产。
我们经常是安静而尊敬地倾听她滔滔不绝地谈论这一切。两个孩子很喜欢小哈罗德，尽管他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一句话。他好像很喜欢他的姥姥，对她的一举一动都习以为常。但她的啰唆和唠叨使他变得寡言少语、严肃认真、观察敏锐。
他可跟我们很不一样，亚当说。亚当很喜欢孩子，只要半个小时，他就能跟任何孩子打成一片。亚当爱开玩笑，他会唱歌，他会逗乐，他还会很多游戏。他几乎成天乐呵呵、笑眯眯的——他还有一口结实的、非洲式的好牙。
写到他的笑容我才想起来，旅途中他一直闷闷不乐。他对一切都有兴趣，也好激动，不过除了跟小哈罗德玩玩，他不大笑眯眯的了。
我得问问奥莉维亚出了什么事儿。她对回英国一事也很激动。她母亲以前常给她讲英国人村子里的茅屋，还拿它们跟奥林卡人用屋顶树叶盖的茅屋相比。不过，英国人的是方的，比较像我们的教堂和学校，不大像我们的家，她说。奥莉维亚听了觉得很奇怪。
我们到达英国的时候，塞缪尔和我向我们教会的英国分部的一位主教报告奥林卡人所受的委屈。这位主教年纪不大，戴副眼镜，坐在那儿翻弄一摞塞缪尔写的年度报告。他一字不提奥林卡，只是一味追问科琳去世多久了，我为什么没在她死后立即返回美国。
我实在不明白他想说些什么。
面子啊，某某小姐，他说，面子啊。当地人该怎么想呢？
想什么？我问。
得了，得了，他说。
我们像兄妹一样相处，塞缪尔说。
主教冷笑了一声。他真的冷冷一笑。
我觉得脸上直发烧。
算了，这样的情景还多着呢，可我何必说给你听，让你一起不好受？你知道，天下就有那么一种人，而这位主教就是这样的人。塞缪尔和我没有谈奥林卡问题就告辞了。
塞缪尔气极了，气得我都害怕了。他说如果我们还想在非洲待下去的话，只有一个办法：投奔母布雷人，并且鼓励所有的奥林卡人都这么做。
要是他们不想去怎么办？我问。他们中间很多人太老了，不能再迁回森林里去生活了。还有很多人有病。女人有小娃娃。还有些年轻人想要自行车和英国衣服，还想要镜子啊、饭锅啊这类东西。他们要给白人干活，好得到这些东西。
东西！他厌恶地说，该死的东西！
算了，我们反正要在这儿待一个月，我说，让我们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吧。
我们把很多钱花在买铁皮和船票上，我们在英国得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但这一个月对我们来说是段快乐的日子。科琳不在了，我们开始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了。街上跟我们搭话的人总说（如果他们说话的话）孩子们真像我们俩。孩子们觉得这种说法很自然，他们开始自己出去，到他们感兴趣的地方去，把他们的父亲和我留了下来，享受更为安静、更为庄重的乐趣，其中之一便是聊天。
塞缪尔当然是在北方出生的，生在纽约，在纽约长大上学。他是通过一位姑姑认识科琳的。这位姑姑当过传教士，跟科琳的姨妈一起去比属刚果。塞缪尔常常陪他的姑姑阿尔西娅到亚特兰大去看科琳的姨妈西奥多西亚。
这两位女士一起经历过不少千奇百怪的事情，塞缪尔笑着说。她们受到过狮子的袭击，象群的践踏，给雨淹过，“土人”还跟她们打过仗。她们讲的故事都叫人难以相信。她们坐在蒙着套子的马鬃做的沙发里，两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穿着有花边有褶裥衣服的神态端庄的老太太，一边喝茶一边讲这些了不起的故事。
科琳和我都是十来岁的孩子，我们老想把这些故事编成连环漫画。我们还起了各种名字，像“吊床上的三个月：黑色大陆的坐骨痛”，或“非洲地图：土著对神圣世界不敬重的指南”。
我们拿她们开玩笑，但她们的冒险经历把我们迷住了，我们全神贯注听她们讲故事。她们外表真稳重，真高尚。你简直不能想象她们真的在丛林里盖过学校，而且还是亲手盖的。她们还跟鳄鱼搏斗过，还对付过不友好的非洲人。非洲人认为，既然她们穿的裙子后边有两个像翅膀的东西，她们就应该会飞。
丛林？科琳会偷偷对我一笑，我也会对她偷偷一笑。当我们安静地喝茶时，一听到“丛林”这两个字就会兴奋起来。她们当然不知道她们很可笑，而对我们来说，她们非常可笑。而且当时流行的对非洲的看法更使我们觉得她们可乐。非洲人不仅是野蛮人，他们还是结结巴巴的、无能的野蛮人，挺像他们在国内的那些结结巴巴的、无能的兄弟。不过我们即使不是煞费苦心，也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这样比较和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