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抑郁好转了两年，接着又日复一日地严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中国日益激烈的内战，眼看和平无望，那张纸或那句话的到来越来越渺茫，被她重新拾起的“命令”又因为病情加重而被她痛苦地抛弃了。没有等待的生活才是最暗淡的生活，妈妈的日子变得乏味、枯燥、沉闷、无所事事。她跟王实诚一样，动不动就会说到死。王实诚是想为玛丽娅而死，而妈妈是为了世界，她说：“我死了，世界也就不存在了。”可妈妈的世界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地球，也不是全人类，她装满内心的其实还是那张纸或那句话，就算她已经决意不再等待，但存在毕竟是存在，未来不会因为人的绝望就不会到来。妈妈还是想着未来，一个天天想到死的人却比谁都固执地企盼着未来。复杂的心情、矛盾的姿态就像硬币的两面附着在妈妈身上。妈妈太苦了，她因为内心世界的封闭和不可抗拒的沉默，而活得比谁都苦。
痛苦的日子里，妈妈不再想接触任何人，除了玛丽娅和王实诚，甚至都不愿意接触户外的空气，极少走到院子里来，更不要说上街了。家里所需的一切都是玛丽娅在采购。渐渐地，她连客厅也不去了，从厨房到卧室，每天往返数次，是她的全部。“妈妈，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去海边转转吧？”玛丽娅和王实诚都不止一次地说过。得到的回答是沉默，无边的沉默。只有一次，当玛丽娅说起维多利亚海湾的风景之美，说起如果妈妈不去海湾看看，那真是辜负了生活也辜负了青岛时，妈妈说：“你是要我去跳海自杀呀？”玛丽娅哭了：“妈妈，妈妈……”
就在这种畸形的沉默和对死亡的日常化思考中，妈妈等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国民党节节失败，共产党即将解放全中国。对每个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这个转折点都至关重要。“德国亲戚”一大早紧紧张张来到“负一号”，径自上楼去了妈妈的卧室：“来了，来了。”妈妈问：“什么来了？”“德国最高军事机构的命令。”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念了一遍上面的文字，又把那张纸交给了妈妈。妈妈看着，目瞪口呆，突然一阵哆嗦，把那张纸团在手里号啕大哭。等来了，终于等来了，德意志的命令——祖国的声音：“解除关于维多利亚炮台的禁令，公开建造炮台的所有秘密。”这个命令终于以“一张纸”的形式和“一句话”的内容，来到了“皇族资本”，又来到了“负一号”的妈妈面前。妈妈哭了很久，整个“负一号”都在抽搐。
玛丽娅不说了，神情悲伤得如同泡在雨里的海，从里到外都是湿的。我想安慰她又不知从何说起，给她倒茶，又请她喝汤，好像她还湿得不够。突然她站了起来，懊悔地说：“今天真不该来这里，说了这么多不该说的事。”“可是，你好像并没有说完。”“说完了。”“不，你是在用眼泪接着说。”她不吭声，片刻才说：“不想再说了。”“也就是说，不想再说服我了？”“你看着办吧！其实我知道，就算我全部说出来，也不可能说服你；就算我说服了你，又怎么能说服‘五人调查委员会’呢？活该我们摊上了这样的灾难。”我要送她回“负一号”。她拒绝了，说要自己走走。我们来到聚福楼的门口。天上正在落雨，路面上的湿像是润着我们的情绪，均匀而细腻。我目送她的背影，恋恋不舍地凝视着她的哀恸的袅娜，一种怜惜、一股酸楚从心底奔涌而来。我突然转身，快步过去，骑上了我的脚踏车。
但是我没想到，我会在半路上再次碰到玛丽娅。她坐着一辆洋车，从另一条路上斜插过来，拦住了我。她叹口气说：“我想了想，还是全都说出来吧，已经都这样了，还有什么必要隐瞒呢？”我们冒着细雨霏霏的夜色朝前走去，前面是高高的教堂尖塔，是幽静、寂寞的城市一角。她的话语就像她的脚步滞涩而沉重。
第49章
那天，“德国亲戚”带着“命令”来到妈妈跟前时，玛丽娅一直躲在妈妈的卧室门外听着。妈妈哭够了才大声说：“这下你该满意了吧？我忠于了我的祖国，却毁了我的爱人，毁了两个人和两代人的生活。”“德国亲戚”说：“你可以告诉他了。”妈妈说：“我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见他？我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人了，早就不是了。”“那你是不打算告诉他了？”“不。”妈妈吼了一声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听王实诚说，他又要去德国，再去就是第六次了。不能再去了，不能再去了。”她用团在手里的“最高命令”揩着眼泪，却发现它坚硬得连揩眼泪的价值都没有了。“德国亲戚”沉默着，突然说：“好吧，我来想办法告诉他。”
玛丽娅紧张得双手捂住了“咚咚”直跳的胸口。后来又听到“德国亲戚”说起离开中国的事：“皇族资本”准备撤离青岛，他很快就要回德国去，希望妈妈跟他一起走。妈妈问：“你是说也包括玛丽娅吗？”“德国亲戚”不吭声。妈妈又说：“也许玛丽娅可以留给她爹，但他一生都是为了去德国寻找我们，我们怎么能用一直在青岛的事实打击他？”“德国亲戚”说：“好吧，你可以带上玛丽娅，但王实诚绝对不行。”妈妈说：“你这一生，好像从来没有成全过别人。滚，你滚，我有我的主意。”玛丽娅有些明白了：年老色衰、疾病缠身的妈妈不想见到她多年未见的爱人，这个爱人就是王实诚的亲爹王济良。而自己，天哪，居然是妈妈跟王济良的孩子。天崩地裂，她跑下了楼梯，几乎撞倒打着没睡够的哈欠从自己卧室出来的王实诚，又一头撞向门外，跑向了海。
海的抚慰是那么有力有情，玛丽娅跳进去，游啊，游啊。她想游到最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但当疲累突然降临，她发现不远处就是彼岸。她又游回来了，不知不觉游回来了。她突然意识到，和自己相比，妈妈更有天大的悲哀，妈妈也许会出事。她走上海岸，湿漉漉地跑回毕史马克街负一号，喊着：“妈妈，妈妈！”王实诚站在客厅里，双手抱在胸前，嘴上僵硬地叼着一支点着后又熄灭的香烟，瑟瑟发抖，满脸疑虑地望着她说：“妈妈上吊了。”玛丽娅冲上楼梯，又听王实诚在身后说：“我把妈妈救了下来。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我想感谢玛丽娅对我的信任，我想这爱情的千古之谜竟因为我的出现要昭然于世了，我想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错位、颠倒、失败和苍茫才能组合成生命的全部？我想我亲眼看到断臂的阿弗洛狄忒找到了那只令人猜测不已的手臂，却发现手臂上写着一行更加令人费解的文字，文字又包含着更加匪夷所思的内容。我陪伴着玛丽娅，流着泪，又送她回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玛丽娅似乎比刚才轻松了些，沉默着，脚步越来越快。
“负一号”很快到了。我轻轻叫了一声“玛丽娅”，把脚踏车靠到了墙边。她停下来望着我。我说：“我听你的，关于真相的报道……”突然上前抱住了她。她居然没有马上推开我。我说：“我知道你很坚强，玛丽娅，你会越来越坚强。”我开始吻她，就像黑夜吻着亮光，带着全面覆盖的欲望，是那样的迫不及待而又不合时宜。我说“我爱你”，就像海对岸的诉说，执着得不怕复回。我说：“如果不是遇到你，我肯定不会这么认真地对待调查，也许早就离开青岛了。”她突然推开我，慌乱地走向院门，打开，进去，头也不回。但我觉得跟回眸一笑差不多，我对她的拥抱就像风对海的抚摩，风走了，浪犹在。我说：“玛丽娅，我还会再来。”回答我的是一声猫叫，躲在黑暗中的大白猫突然蹿出来，跑进了屋内。
我回到斐迭利街的夏日旅馆，直奔劳顿的房间，敲了半天他才开门。“对不起，吵醒你了。”我看他穿着睡衣，不想让我进去的样子。他问：“你有事吗？”“当然，而且很重要。”说着就要侧身进去。他伸手拦住我说：“如果你想给我一个人说，就请在下面酒吧等着，我们喝一杯。”“你这里有人？”我好奇地伸头朝里看了看，发现米澜女士正在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我说：“既然都是这种关系了，你们两个就算是一个人了。我不去酒吧，我今天喝过酒了。”劳顿推我出去说：“那你就在门外等着，我喊你进来你再进来。”几分钟后，我跟他们坐在了一起。
听我把玛丽娅的诉说重复了一遍后，劳顿和米澜女士都很吃惊。劳顿沉思着，突然穿起外衣说：“走，我要连夜审讯王济良。你去吗？”米澜女士严肃得就像吵架：“当然。”急忙中我们忘了叫上马奇主教，半路上才想起来。一辆破旧的双套马车在劳顿的催逼下跑得很快，“嘎吱嘎吱”响着，像是就要散架。星光灿烂，以最明净的状态照耀着城市。城市有些忙乱，列队奔跑的军人和疾驰的军车制造出空前刺耳的噪声，吓坏了路两边的商家，都已是门窗紧闭，连灯光都早早地熄灭了。街上一个市民也没有。突然传来一声惨叫，瘆得人直打哆嗦。米澜女士说：“但愿一切赶快结束，城市不能没有生活，尤其是青岛这样美丽的城市。”劳顿用事不关己的轻松口气说：“快了。”
欧人监狱的监狱长显得非常不安：怎么晚上提审，不会出什么事吧？请示了张绪国和李云飞才被允许。监狱长说：“对王济良我们审了一下午，给他开出了条件，如果他承认跟共产党有关系，就放了他。他……”劳顿立刻说：“拒绝了？”监狱长问：“你怎么知道？”我说：“只有王济良才会蔑视自由，因为对他来说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东西。”监狱长问：“什么能比自由重要？”米澜女士说：“也许是爱？”监狱长又说：“连自由都没有了，还要爱干什么？”我说：“连爱都不存在了，还要自由干什么？”监狱长眨巴着眼睛，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劳顿说：“他不是不怕死，但他更怕活着没有爱。”监狱长说：“现在他只能死了。我告诉他，他要是不听我们的，枪毙他就是这几天的事。”劳顿严厉地说：“是你做主吗？没有我们的批准，谁敢动他？”监狱长笑笑说：“说句实话，你们不过是临时的，还能待着不走？”
大概是夜晚的衬托吧，审讯室显得比白天亮堂了些。灯光交错着，扭曲了凶手王济良，让他不像人，像一个鬼。他的黑瘦愈加夸张，迅速长起的头发不驯地奓起，中间却凹陷着，如同一个被掏走了蛋的鸟窝；拉碴的胡子上沾满了唾液，那是他刚才正在酣睡的痕迹。似乎他以为被狱警半夜揪起来是要枪毙他，眼里的惊惧带着生命最后的强光。死神就要降临，他本能的猥琐和胆小让他的身体几乎缩小了一倍。还是那一身破洞赫然的棉袄，但露出的棉絮已经不见了，他坐在椅子上，如同一个没有装满的破麻袋。我们坐到了桌子后面，劳顿在中间，米澜女士和我在两边。劳顿问：“我们上次说到哪儿了？”王济良不吭声，像一只被人追打的流浪猫一样警惕地瞄着我们，直到断定我们不是来枪毙他的，才扭动了一下身子，突然直起腰说：“快了，俺的事快要说完了。”然后就是沉默，眼光躲向屋角，一个老鼠洞正在和他对视。劳顿说：“说吧，这次最好说完。”他拧了一下脖子：“说完了俺就会死吧？”劳顿说：“不会，我保证。”王济良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巨大的不想死的本能销蚀了他诉说自己的欲望，还是沉默。审讯室变成了寂静的岸，都能听到远处浪涛的拍打了。一艘轮船驶过，传来汽笛的呜呜声。
我有些着急，想知道那个“德国亲戚”如何拦住了他第六次去德国？那个来自德国最高军事机构的命令对他又起了什么作用？“解除关于维多利亚炮台的禁令，公开建造炮台的秘密”，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我说：“告诉你吧，也许我们知道的比你还要多，比如……”王济良低下头，像是更不打算开口了。我望了一眼劳顿，看他鼓励地朝我点点头，便说：“你有一个儿子叫王实诚。”王济良干脆闭上了眼睛。我又说：“还有一个女儿叫玛丽娅。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弟。”王济良的眼皮“吧嗒”动了一下。我说：“你不知道吧？玛丽娅从前也不知道你是她爹，只有她妈妈吉娜知道。所以……”王济良的怯懦、可怜和猥琐突然消失了，他倏地扬起脸来：“骗子，连你也是骗子。俺以为只有外国人才是骗子。”我说：“所以她妈妈只能逼着玛丽娅去打胎。我骗你干什么？”王济良困惑地半张了嘴：“为什么要打胎？”我又说：“因为她怀上了王实诚的孩子。还不相信是不是？”王济良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蜷缩在椅子上，把头埋进胸脯，让我们看不见他的表情。我们又静静地等了半个小时。劳顿小声说：“总不能就这样等到天亮吧？”米澜女士说：“只能明天再来了。”我有些不甘心，大声激将道：“这是最后一次谈话，我们再也不来了，走！”三个人同时站了起来，椅子“吱啦吱啦”地响，脚步声传向门口。王济良浑身一颤，想站起来，沉重的镣铐又让他坐下了。他说：“别走啊！”他乞求地说：“请你们别走。”他几乎哭着说：“大人们，请别走。”说着突然就又号又唱：
你是成精黄鼠狼，
偷吃俺家大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