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济良有了一次跟52号的领导人埃贝尔博士谈话的宝贵机会。他说他有能力建造一座领袖墙，这堵墙二十丈长、三丈高，每一块垒上去的石头上，都有领袖的头像浮雕。他还可以打造无数希特勒的立体雕像，让它们耸立在世界各地。“大人，俺来过德国，俺知道德国到处都是优质的花岗岩。”埃贝尔博士说：“我明白你是想照你现在的样子活下去。这是不可能的，来到52号的人，首先得为领袖的事业承担科学实验的义务，你没有别的选择，我也没有权力让你脱离领袖批准的实验计划。”王济良说：“等等大人，你还是应该看看俺的手艺。”
几块被运来修建焚尸炉而没有用上的闪长岩成了他的救星。这种比花岗岩更坚硬的岩石，可以打造成石器。王济良就用自己仓促打造的闪长岩石器，照着只要有墙就会悬挂的希特勒标准像，完成了一尊花岗岩雕像，粗放而写意。埃贝尔博士看了一眼就觉得是他见过的最好的领袖像。不知是博士自己的决定，还是他请示了更高的官员、更有权力的部门，或者纳粹们都认为，建造一堵领袖墙和在世界各地耸立起希特勒雕像，远比拿一个东方人做生化实验更重要、更神圣，居然让王济良实现了苟活下去的想法。很快，52号死亡集中营宽敞的院子一角，变成了王济良打造领袖墙和希特勒立体雕像的现场。有两个健康的犹太人在帮助他搬运石头，他们都感谢他，让他们摆脱了实验的危险。
一丝不苟的打造进展缓慢，三年后领袖墙才在勃兰登堡市的中心广场耸立起来。历来细心的德国人这次却变得粗心大意，没发现每个浮雕头像上都有一个或几个就要溃烂的毒疮，有的在眼睛里，有的在鼻子上，有的在下巴或胡子里。仇恨如同海里的盐，无处不在却很难分辨。三年里每个星期王济良都会看到剃着光头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被押进毒气室，毒死后又被活着的犹太人或吉卜赛人运往焚尸炉，每见一次，就会庆幸一次：老天爷和祖师鲁班的保佑，让俺成了石匠，是石匠的手艺救了俺。领袖墙立起来后，他又开始打造希特勒雕像，有头像、立像、半身像，有等身的，也有巴掌大的，都是就着石料，因地制宜。每个雕像上也都毫无例外地留下了王济良的仇恨：猪鬃般的胡子、被骟掉的睾丸、毒蜘蛛一样的纽扣、长在肚子上的狼眼、象征死亡的纸铜板。有一次一百多个犹太人用木桩滚动、绳索牵拉的办法运来了一块没有裂缝、大得出奇的花岗岩。埃贝尔博士要求他不要破开，就打造成一尊。“我要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领袖像，后人无法超越。”王济良高兴地说：“太好了，俺又有效劳的机会了。”他花了半年多，才粗略完成脸部的雕刻，时常来检查的埃贝尔博士催他快点儿，他却越来越慢。他说他要雕出最温情的笑容、最漂亮的胡子、最光滑的皮肤、最威严的手势以及最逼真的头发、手掌的纹脉、衣服的纤维等。他觉得埃贝尔博士的屡屡催促，意味着这最大的雕像也是他最后的工作，完成之后，博士将把他抓进实验室，开始实验东方人的病毒耐受力。“大人，这么大的整一的石料俺从来没见过，上帝真是偏袒德国，千万可要对得起了。等着瞧就是了，世界上最伟大、最神奇的领袖像，是一点儿一点儿磨出来的，在它耸立起来时，德国就会胜利。”他反反复复说着类似的话，极力拖延时间。拖延是最无奈的反抗，也是最有成效的自我保存，埃贝尔博士突然死掉了。他嗜喝白兰地，用实验器具做酒杯，休闲时喝，忙累时也喝，一天能喝好几次。有一天他给妻子打电话，打着打着抓起来就喝，结果他抓错了，喝下去的不是酒，而是准备注入五十个人体的实验病菌。他当场死亡，来不及有任何交代。王济良听说后用中国话说了一句《黄鼠狼吃鸡》里的戏词：“天理昭彰不分男女，报应不爽无别古今。”从此他的工作越来越慢。52号的新任领导人几次想把他投入毒气室，都因为这尊巨大而神圣的领袖雕像不能半途而废而改变了主意。
1945年4月，王济良的工作不得不收尾了。就在他雕刻巨像的右脚皮鞋时，纳粹在52号进行了最后一次毒杀和焚尸。第二天便有了隆隆的炮声，所有的纳粹看守仓皇逃跑。傍晚，进军勃兰登堡的苏联红军进入了52号死亡集中营。当一个苏联人用手势告诉王济良，他可以马上离开时，他说：“别催俺，俺的工作还没完。”他似乎担心活灵活现的雕像会顷刻复活，拿起榔头和铁凿子，先凿瞎了希特勒的眼睛，又凿塌了它的鼻子，凿烂了它的嘴，最后在胸腔上开出了一个大洞，又在大洞上拉了一泡屎。第二天，王济良去了这座城市的中心广场，看到耸立在那里的领袖墙已经被炮火摧毁，便去不远处苏联红军的营地要了些吃的，花一个星期时间，把所有石块上的希特勒浮雕都凿成了缺鼻子少眼的残废，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勃兰登堡。
王济良一边乞讨一边走，来到不来梅港时已是六月。等了三个月才等来一艘英国货轮“考文垂”号，上前打听行程，意外地遇到了辛格船长。原来“泰晤士”号在战争中给美、英联军运送给养时被德国人击沉，辛格船长侥幸获救。德国人投降后，他被英国船业公司聘任为“考文垂”号的船长。辛格船长钦佩地说：“又是来找吉娜的，都第五次了，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多么伟大的爱情，执着而残酷，浪漫得不可思议。我要是女人一定嫁给你。”王济良跟着“考文垂”号在不来梅和南部非洲的开普敦之间漂流到来年四月，才有机会回到青岛。日本人早已败走，青岛如今是国民政府当政了。他激动又沉重地踏上故乡的岸，迷迷茫茫走向团岛，去砖房看望哑巴。
第44章
砖房空着，哑巴不在。王济良急着向邻居打听，看到邻居也变了，都是新近搬来的，不知道以前的事。他又去了毕史马克街负一号。出来开门的是玛丽娅，吃惊得“啊”了一声，转身回屋叫出了王实诚。王实诚面无表情地望着他，就像望着一个陌生人，半晌才喃喃地说：“你还活着？”王济良点点头，急切地问：“你们好吗？你娘呢？”“死了。”“什么？”“我说她死了。”只听屋门“咣当”一声响，哑巴从里面“腾腾腾”地跑了出来。王实诚哭着说：“娘，你别跟他去，他肯定还会把你扔掉，他不是俺爹。”王济良哭了，哑巴也哭了。
从这天开始，王济良和哑巴又住进砖房，过起了从前的生活。他对哑巴特别好，想补上对她的亏欠，尽管他知道有些亏欠是永远补不上了，哪怕他做牛做马。在被他丢弃的日子里，哑巴要过饭，被日本兵轮奸过，跳海自杀被人救起过。儿子知道后，搬来砖房跟她一起住，可这也不能免除她的灾难，还会有日本兵前来作孽。玛丽娅说：“那就都搬到我家来吧！”王实诚不吭声，太不好意思了。玛丽娅又说：“来吧，这是妈妈的意思。”玛丽娅一家是受到特殊保护的，1939年“二战”开始，德日形成联盟以后，横冲直撞的日本兵就再也没有进过她家。王济良寻思：他不仅亏欠了哑巴，还亏欠了儿子，亏欠了玛丽娅一家。这一家是多好的人，他如何才能报答这份恩情？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来看望爹娘的儿子。儿子把一沓钱放在桌上说：“别的不用想，你只要对俺娘好点儿就行了。”
靠着玛丽娅的妈妈的关系，王实诚在大华贸易行得到了一份翻译商业文件的差事。玛丽娅早先在美国天主教圣方济各会创办的圣功女子中学做中文教员，因为不愿意当修女，也来到了大华贸易行。来后不久，贸易行就被“皇族资本”吞并。王实诚在大华贸易行虽然挣钱不多，但他有玛丽娅可以依靠，把大部分工钱交给爹娘也是可以的。但王济良只接受了一个月，就拒绝了。他拍着胸脯说：“你娘有俺呢，饿不死她。你的钱你收着，将来有用。”他觉得自己不缺胳膊不缺腿，靠儿子吃饭是件耻辱的事，何况他几乎没有抚养过儿子，哪里有脸接受儿子的抚养。他在码头上找到了活儿：给外国轮船装卸货物，是最苦的苦力，每天干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一干就是两年多。有一次他意外地发现，自己正在装货的这艘船叫“不来梅”号，仔细瞧了瞧，果然就是当年运送五百多石匠和铁匠前往德国修建炮台的那艘船。他心里有些嘀咕：“不来梅”号属于“皇族”，当年到底是德国军方雇用了“皇族”的船，还是“皇族”委派军人去德国修起了炮台？谁比谁大呢？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德国的情形：在不来梅市，他被抓进“皇族”大楼的地下室关了一个月，如果不是自己想办法逃跑，一定会被亨利希害死。他想打听亨利希，想知道修完炮台后这个人是不是又来到了中国？想一想又算了，自己只是个干活儿挣钱的人，知道那么多干什么？别再打听出祸害来。
给外国轮船干活儿的好处是干完就付钱。每次拿到工钱，王济良就会全部交给哑巴，表示他心里已经没有吉娜，再也不走了。哑巴明白他的意思，却并不相信，她的感觉向来准确：石匠的心也像石头一样实，牢靠得很，但不是对她而言，所以越牢靠越让她担忧。那个外国女人在他心里埋下的根苗就像韭菜，割了一茬儿还有一茬儿，不会枯死的。哑巴不会说，说了也没用，默默地生活，也默默地等待。她知道自己等来的，总是不幸。
有那么两年，王济良的确很少想到吉娜，即便想到，也是一种决绝放弃的情绪：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有缘分的人，怎么可以去强求呢？罢了，罢了。糟糕的是，命运不罢，总要来挑逗他：“苏格兰”号又来了。当王济良出现在卸货的人群里时，亚瑟船长吃惊地喊起来：“这不是王济良吗，你怎么能干这个？”他赶紧弯腰鞠躬：“大人，在俺们中国，石匠是不值钱的，俺只能干这个。”“到我的船上来吧，你还可以干你喜欢干的。”王济良沉重地摇摇头：“俺不。”又说，“绝不。”这“绝不”是说给自己的，他担忧他还会向命运妥协：离开哑巴，扑向吉娜。亚瑟船长说：“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我老了，恐怕再也来不了中国了。”“你不来中国，俺怎么回来呀？”“找到吉娜你就不用回来了。”为了躲开亚瑟船长的诱惑，王济良一个星期没去上工。再次来到码头时，“苏格兰”号已经开走了。庆幸之余，他又深深地叹气，发现竟是惆怅而失落的，随着黄昏的到来，甚至有一丝懊悔：亚瑟船长不来了，再也不来了，以后想去也去不成了。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下亚瑟船长的建议呢？战争已经结束，说不定再去德国寻找吉娜，会万般顺利。懊悔持续了好几天，越来越强烈。不幸或者幸运就在这时再次降临了他：辛格船长的“考文垂”号突然出现在海面上，他眼睛“哗”地一亮，竟然兴奋得蹦了起来。他挤进苦力堆里去给它卸货，重复了一次让对方邀请他上船远航的经历。他又一次断然拒绝。但就在辛格船长遗憾得跟他告辞时，他又问：“大人，‘考文垂’号什么时候离港？”辛格船长“嘿嘿”地笑起来：“我就知道你会改变主意。”
原来找人也会像吸鸦片一样上瘾。一件东西、一个人，如果你一次也没找过，就永远也不想找；如果你千辛万苦寻找了一次，就很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如果你已经寻找了五次，寻找的过程一次比一次艰难，甚至威胁到了生命，你也许反而会什么也不在乎：已经死里逃生好几回了，还有什么可怕的？生命既是一种为了寻找的存在，也是一种为了死亡的奔跑。人都有一样的毛病：得不到的，一定是最好的；找不到的，一定是最应该去寻找的。有一天，回到家里，他突然抱住哑巴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哭起来，为怀中的哑巴而哭，更为遥远的吉娜而哭。敏感的哑巴立刻明白了，使劲儿推开了他。他当天晚上就开始收拾行李。哑巴不见了。
哑巴来到毕史马克街负一号，流着泪比画了几下，儿子王实诚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气得脸色紫涨，拉起娘的手就往外走。在团岛砖房的门外，儿子质问爹：“你是不是人？”王济良苦着脸摇摇头：“俺知道俺不是人，你替你娘打俺一顿吧。”“俺打断你的腿。”“打断了腿俺也得走。俺就是放不下，放不下吉娜。”儿子扑上去就打，但他是个文弱的人，无论拳头还是巴掌，打在结实的王济良身上基本就是按摩。玛丽娅赶来了，拦住王实诚说：“他是你爹。”“他不是，不是俺爹，俺不要他这样的爹。”玛丽娅拉起王实诚：“走，回去。”又问王济良，“你什么时候去德国？”王济良低头不敢看她，却坚定地说：“这个星期五。”
第45章
王济良用一阵猛烈的干咳打断了自己的话。劳顿让狱警给他端来了一杯水。他用戴手铐的双手捧着，一口气喝了下去，乞求地说：“俺浑身疼，俺讲不动了。”劳顿说：“那就不要讲了。”王济良眼里射出两道疑惧的光，神情更加哀恸了。我说：“他还没有讲完，是在乞求我们下次再来。”劳顿说：“当然还会来。”又朝向马奇主教，“你说呢？”马奇主教说：“当然，上帝赋予了他讲话的权利，会保佑他一直讲下去，直到他无话可讲。”我们也听累了，起身离开了审讯室。门外的狱警立刻进去，押着王济良走向了牢房。王济良回头望着我们，突然喊一声：“大人们，别忘了俺。”劳顿首先停下，沉重地说：“忘不了，谁都想知道结果。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你这辈子再见过吉娜没有？”我赶紧说：“你要是告诉他，他就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