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两位教师是讲英语的，有一些是讲法语的，但我和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我能容忍的教师只有一个迪米特里艾兹，这仅仅是因为他也是教英语的，而且他的英语会话和理解能力比其他任何人强得多。跟他讲话才能超出基本英语的范围。
他带我去逛村里的餐馆，我品尝了希腊饭菜，欣赏了希腊民间音乐。但是那地方白天也总是有一种令人忧伤的气氛。那么多别墅都用木板钉死了，狭窄的街道上人很少，吃饭总是要到那两家好一点的餐馆，走来走去总是碰到同样的老面孔，是一种过时的黎凡特乡村社会，属于巴尔扎克戴圆筒形无边毡帽的奥斯曼帝国时代，不属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不得不同意米特福德的看法：生活极端枯燥。我试了一两家渔民酒馆，气氛欢快一些，但我感到他们认为我是去猎奇的，而且我的希腊语也一直未能提高到岛上方言的水平。
我打听和米特福德吵过架的那个人，但似乎没有人听说过他或那次争吵，甚至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候车室”。米特福德显然在村子里度过了很长时间，结果是除了迪米特里艾兹以外，大家都不喜欢他。仇英心理的余波依然严重存在，而且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而进一步激化，这也得忍受着。
我很快喜欢上了周围的山。其他老师则除了必需的日常活动之外，谁也不愿意动一下。学校有高高的围墙，围墙上有铁蒺藜，除星期天外，不准学生越雷池一步。星期天也只能沿着海边的公路走半英里到村里去。山上总是很干净、清新、僻静，令人陶醉。除了自己的无聊之外，无人与我相伴。我平生第一次开始观察自然，遗憾的是我对大自然的语言懂得太少，跟我的希腊语知识一样可怜。我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注意石头、飞鸟、花朵、步行、游泳和绝妙的气候，没有任何地面和空中交通——因为岛上没有一辆汽车，村外没有公路，一个月也没有一架飞机飞过——这一切使我感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健康。我开始获得肉体和精神的某种和谐，起码是感觉如此。这是一个幻想。
当我到达学校的时候，艾莉森寄来的一封信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信很简短，一定是在我离开伦敦的那一天上班时写的。
我爱你，你无法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因为你自己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这就是本星期以来我一直试图让你明白的一件事。我只想说一句话：有朝一日你坠入情网，请记住今天。记住我吻了你，然后走出房间。记住我沿着街道往前走，一次也没有回头。我知道你在注视着我。记住我做的这一切，我爱你。如果你把我的其他一切全忘了，请你记住这一点。我沿着街道往前走，一次也没有回头，但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爱得那么深，今天我要恨你到永远。
第二天，她又来了一封信。信封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撕成两半的支票，在其中一半的背面潦草地写着：“不，谢谢。”过了两天，第三封信来了，兴致勃勃地谈论她刚看过的一部电影，纯属聊天性质。但是在信末她写道：“忘掉我寄给你的第一封信。我当时情绪糟透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以后我不再守旧了。”
我当然给她回信，如果不是每天，一个星期也有两三次。我的长信充满了自我开脱，自我辩解，直到有一天她写道：
请别再这样没完没了地谈论你我之间的事情了。告诉我你那边的情况，小岛，学校。我知道你的为人。你还是保持你的本色吧。如果你写你那里的情况，我可以想象自己跟你在一起，和你一起目睹一切。请不要生气。宽恕即忘却。
在我们的来往书信中，信息逐渐取代了情感。她写信跟我谈她的工作，谈她新交的一个女朋友，家庭琐事，电影，书籍。应她的要求，我写学校和岛上的情况。有一天，她寄来一张穿制服的照片。她把头发剪短了，向后挽起，塞在前后有檐的帽子底下。脸上有微笑，但那制服和那微笑结合在一起，给人一种不真诚的职业化感觉。照片明白无误地提醒我，她已经变了，不再是那个我舍不得忘掉的、孤僻不爱说话、无与伦比的艾莉森了。后来是一周一封信。头一个月想起她时的肉体痛苦逐渐消失了。但有时候我知道，我还是非常需要她，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让她在床上躺在我身边。这只是性挫折的表现，不是因为失去爱而感到惋惜。有一天，我想：如果我不到这个岛上来，我也会和她断绝关系。写信已经变成一项例行工作，不再是愉快的事情了，我也不再在晚饭后匆匆忙忙赶回房间来写了。我在教室里匆匆写就，叫一个学生把信送到校门口，赶上最后一分钟交给学校邮递员。
这一学期中，我和迪米特里艾兹一起到雅典去。他要带我到他所喜欢的一所郊区妓院去。他让我放心，那里的姑娘是干净的。我犹豫了一阵，后来——不道德不正是一个诗人的道德责任吗？玩世不恭者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去了。我们出来时，天正在下雨，在入口处灯光的映照下，一棵桉树低枝上的湿树叶投下的阴影，令我想起了罗素广场我和艾莉森的卧室。但是艾莉森和伦敦都消失了，死了，被魔法召走了。我已经把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砍掉了。我决定当天晚上要给艾莉森写一封信，告诉她我不想再收到她的信了。我们回到旅馆时，我醉得厉害。现在我也想不起来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也许我不容置疑地证明了我不值得她等，也许说她使我感到厌倦，也许说我比以前更加孤寂了——而且希望保持这种状态。其实，我只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什么也没说。后来一天，我又独自到妓院去，可是我渴望的那个黎巴嫩漂亮小妞已经有客人了，其他的我都不喜欢。
十二月了，我们还在互相写信。我知道她有什么事瞒着我。照她的描绘，她的生活太简单了，没有男人，叫人无法相信。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时，我并不感到惊奇。我没有料到的是我竟然感到痛苦，感到被出卖。对另一个男人的性嫉妒成分要少于对艾莉森的嫉妒。连续好几天，过去两人柔情蜜意亲密无间的情境、两人完全融为一体的情境，不断地在我脑海里重新涌现出来，有如低级罗曼蒂克电影中的片断。我根本不想记住那些情节，但却忘不了。还有那封我一读再读的信，只用了两百个毫无新意、充满陈词滥调的词，一段罗曼史就这样结束了。
亲爱的尼古拉斯：
我再也熬不住了。如果伤了你的心，我表示抱歉。请你相信，我真的很抱歉。请你不要因为知道自己会伤心而对我生气。我仿佛听到你在说，我不伤心。
我十分孤寂，消沉。我没有告诉过你我孤寂消沉的程度，现在我也不能告诉你。起初，上班的时候我还强撑着门面，然而一回到家我就垮了。
皮特到伦敦来的时候，我又同他在一起睡觉了，这是两星期前开始的。请你，请你相信我，如果我想……你知道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知道你知道。我对他的感觉和以前不同。我对他的感觉和对你的感觉完全是两码事，你不用吃醋。
他头脑不复杂，他能让我停止思想，他能让我不再孤寂。我又重新陷入澳大利亚人在伦敦的生活境地。我们可能结婚。我说不准。
真叫人进退为难。我还是想给你写信，也希望你给我写信。我总是忘不了过去。
艾莉森
对我来说，你永远是与众不同的。你离开那一天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但愿你能理解。
我给她写了一封回信，说我一直在盼她的信，说她是完全不受约束的。但我又把它撕了。如果有什么能伤她的心，那就是保持沉默。我要让她伤心。
第8章
圣诞节前那几天，我心情特坏，近乎绝望。我开始无缘无故地讨厌这所学校，讨厌它的运作方式，讨厌它的选址：位于优美天然的景色中央，却显得暗淡隐蔽，像个监狱。艾莉森不再写信了，我也变得越来越孤独了，这是常理之中的事。外部世界，英国，伦敦，变得虚幻起来，这很荒唐，有时甚至令人害怕。我断断续续与之保持书信联系的两三位牛津朋友，也沉落到地平线之下湮没了。我有偶尔收听英国广播公司海外广播的习惯，但这些新闻广播似乎是来自月球的，它们所关注的时局与社会和我已经没有任何联系。难得一见的英国报纸变得越来越像它们自己的系列特写“百年前的今天”。全岛的人似乎都感受到了这种与当代现实隔绝的处境。每天从雅典开来的船出现在东北地平线上之前几个小时，港口的码头上总是挤满了人。尽管他们知道船只停靠五分钟，上船或下船的旅客可能不到五个，他们还是要看。我们仿佛都是囚犯，对获救仍然抱有渺茫的希望。
然而小岛依然十分美丽。临近圣诞节时，天气变得恶劣又严寒。咆哮的蓝色大海卷起巨浪，狠狠地撞击着学校海滩上的砂石。大陆上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白雪。越过波涛滚滚的大海，壮观的白色山肩如同从北斋[12]
的画中跳出一般，矗立在西北面。岛上的小山变得更加光秃，更加寂静。我出去散步往往是出于百无聊赖，但每次出去都能发现新的僻静之处，新的地方。但是最后，这一十全十美的自然领域变得令人生畏了。在这片土地上，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不能利用它，它不适合我。我是城里人，我没有根。我与自己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又无法回到一个更古老的时代。结果我成了一个斯喀戎[13]
式的无所归属的人。
圣诞节假期来了。我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处游玩。我只能一个人去，好让自己离开学校清静一下。要是艾莉森没有跟上别的男人，我会飞回英国去找她。我曾经考虑过要辞职，但又想到这样打退堂鼓等于承认自己再次失败。我对自己说，只要春天一来，情况就会有所改善。我一个人在斯巴达过圣诞，独自在皮尔戈斯迎新年。乘船回弗雷泽斯之前，我在雅典待了一天，又去逛了一回妓院。
我很少想艾莉森，但我感觉到她的存在，也就是说，我想要把她抹去，但抹不掉。有时候我想终身不结婚，过隐修生活。有时候我又渴望有一个可以讲话的姑娘。岛上的女人是阿尔巴尼亚人种，灰黄色的脸略显阴郁，和独立教会[14]
的教徒一样容易被勾引。倒是有些男学生更吸引人，他们风度高雅，个性鲜明，和刻板的英国私立学校学生——一群穿粉红色制服的蚂蚁，全是从阿诺德的教学模子里铸造出来的——很不一样。我有过和纪德一样的矛盾心情，但得不到回应，因为资产阶级的希腊最痛恨男色关系，阿诺德之流在那里可以活得很自在。此外，我不是同性恋者，我只是懂得了（揭穿了我自己教育中的一个谎言）同性恋也可能带来安慰。这不仅是因为孤寂——而是因为在希腊。何为道德、何为不道德的英国传统观念在这里显得十分可笑。我是否会做这种社会不可饶恕的事，纯粹是个人的欲望问题，像抽不抽一个新牌子的香烟一样，从道德观点上看，事情就这么简单。在北边，善和美也许是可以分离的，但在希腊则不然。
现在谈我的诗。我已经开始写诗，写弗雷泽斯岛，写希腊。写诗对于我，从哲学角度看是深刻的，从技术角度看是令人激动的。我越来越梦想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功。我盯着房间的墙壁，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想象好评如潮，著名诗人纷纷给我写信；名望、赞美、更高的名望纷至沓来。当时我还不知道艾米莉·狄金森的绝妙定义，她说：“诗人与出版无缘”，当一个诗人就是一切，人家知不知道你是诗人倒无所谓。这一聊以自慰的文学前景，是我脱离现实构筑起来的，它开始支配我的生活。学校自然就成了替罪羊——一个人如果被毫无意义的日常工作所包围，怎么能写出完美的诗歌呢？
但是，三月里一个凄凉的星期天，我对诗歌的衡量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我把过去写的希腊文诗歌拿出来读，还它们以本来面目：大学生水平，没有节奏，没有结构，平庸的见解，用超量的华美修辞笨拙地加以掩饰。在惶恐之中，我又看了自己在牛津大学在东英格兰写的其他诗歌。它们也不见得好些，甚至更糟。发现这一真相，就像雪崩一样，几乎把我彻底埋葬。我不是诗人！
这一发现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安慰，它带给我的只是极端的愤怒：在同一个脑袋里，进化的精灵竟然允许思想的高度敏感和写作的极端无能并存。我的自尊心在痛苦地惨叫，像兔子掉进了猎人的陷阱。我拿起过去所写的全部诗歌，一页一页地撕得粉碎，直到手指发疼。
接着，我到山里去散步，尽管当时天很冷，还下起了倾盆大雨。整个世界终于公开宣布与我作对了。这是货真价实的谴责，是我无法置之不理的。即使是我最坏的经历，也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它们有如燃料、矿石，最终是可以利用的，并不全是废物和痛苦的经历。我历来把诗歌看成是救急的工具——是紧急出口、救生衣、辩解。现在我身处茫茫大海，救生圈像铅一样沉下去了。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忍住了自怜的眼泪。我的脸僵硬麻木有如面具，与三角墙顶端雕像的脸无异。我在雨中走了好几个小时。我坠入了地狱。
有一种人介入社会而毫无意识，另一种人则是通过控制社会来介入。第一种人是工具，是齿轮，第二种人是工程师，是司机。但是已经决定退出的人，只具备在自己的存在和虚无之间表示脱离社会的能力。这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思想，我写作，我绘画，故我在”。连续几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虚无，比过去肉体上的和社会上的孤独更可怕——一种被放逐到孤岛上的形而上学之感。那是一种几乎可以触摸到的东西，像癌症或肺结核。
才过了一天，不是一星期，就真的摸到了：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长了两个疮。我自己也料到会这样。二月底我去过雅典，又逛了一次克菲西亚的妓院。那时我就知道自己又冒了一次险。当时似乎没什么事儿。
一整天，我处于震惊之中，未能采取任何行动。村里有两个医生：一个是在职的，学校的医务工作由他负责，另一个是不苟言笑的罗马尼亚老人，虽处于半退休状态，但还接待一些病人。校医不断进出教师休息室，我不能去找他。因此我去找了佩达雷斯库医生。
他看了两个疮，又看看我，耸耸肩。
“可喜可贺呀，”他说。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