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先生有点奇怪，多生了个心眼，让下人跟着出去，正看见这位行家在门外街上拦着来人横竖要买。下人回来报告金先生，金先生大怒，这快赶上明抢了。第二天金先生就让人捎了一句话给那位行家，要么卖给金先生，愿意再加价一倍，要么自己拿着那幅‘仇英’，从此就别想在上海滩混了。”
“那幅画是假的。”陈千里说。
“正是如此。”易君年扔掉烟蒂，“那位行家自己画的。”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故事是好故事，可这故事像是从《笑林广记》里偷来的。”
他从大衣内取出一册广益书局版《笑林广记》，递给易君年。易君年接过去翻开，书中夹着半张跑马厅大香槟票。
“这回大香槟赛，开出头奖二十万。”易君年一边说，一边往怀里掏，“赌马的人越来越多了，市面越是萧条，跑马场就越热闹。”他掏出半张马票，上印“提国币一元作慈善捐款”。他把那两个半张合到一起，凑成完整的一张。
易君年不用再假装冷淡，有点激动地去握陈千里的手。他刚经历被捕和审讯，释放后又听说老方牺牲了，时刻都在担心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陈千里却没有握住那只伸向他的手，只是朝对方笑了笑。
“我叫陈千里。”他说。
听到这个名字，易君年愣了一下。
“陈千里同志，”他克制着情绪，但语气仍然有些悲愤，“老方牺牲了。”
天色昏暗，路灯渐次亮了起来，陈千里注视着易君年：“哪来的消息？”
“我们在巡捕房里面有内线情报。他们在老方儿子的剃头铺里找到了老方。老方儿子也被捕了，敌人严刑拷打，就想知道老方在那里准备跟谁接头。是你吗？”
“老方在码头附近跟我接头，他离开时没有什么问题。”陈千里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判断，但他决定有些事情要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按理说，你们刚出狱，不应该急着跟你联系。”陈千里说得很直率，“但我必须找到‘老开’。”
易君年又点上一支烟，脸上忽明忽暗。陈千里觉得自己看不清对方的表情。
易君年轻轻叹了一口气，知道陈千里的话是对的，虽然他很想立刻就取得对方的信任，他想马上重新开始工作。
“‘老开’，就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
“他现在在哪儿？”
“他还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敌人就冲进来了。我们陆续进房间，每个人都往桌上放了骨牌。十二个人如果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人应该拿出一对骰子，证明他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可就在那时，听到了枪声，接着有人跳楼，大家紧急疏散，但两边通道都堵住了，我们只能回到房间，混乱当中我看到那对骰子已经放到了桌上，说明他已经到了。我意识到我们马上就会被捕，他是唯一知道会议秘密的人，不能让敌人发现。情况太紧急了，我没有多想，把骰子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陈千里想了想，又问：“你觉得敌人知道‘老开’就在这些人中间吗？”
“我估计敌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化名，从没有人提起。老方通知大家时也没有说过。”
“审讯过程你能回忆起来吗？”
他们站在这里的时间会不会太久了？陈千里转了个身，背靠着围栏。天差不多完全黑了，远处路灯下偶尔出现一两个行人，大马路上新近安装了霓虹灯，在黑夜里勾勒出一两幢大厦的轮廓。如果有人看到他们在这里说了那么久，会不会觉得奇怪？他在想。
“押解到龙华的第二天，上午很早就开始提审。我比较晚，我要到下午。有人听见女牢也是上午就开始提审。后来我听凌汶同志说，先提审了小董，就是董慧文—”
“在狱中你们有联络通道？”
“那倒没有，女牢隔得太远了。是出狱后，出狱之后我和凌汶见了面。”
他在躲闪什么？陈千里心想，夜色中他隐约感觉对方窘迫地笑了一下，接着又说了下去：“她是上午出狱，知道那天我们都会被释放，她叫了两辆黄包车，让一辆空车在警备司令部释放犯人的门口等我，她自己坐一辆远远地看着。我们都联系上了，我们六个人，释放时就约好要互相保持联系，谁先找到组织就通知大家。我和凌汶原本就一起工作，她是下线。我们这个小组专门做情报，她是内勤和交通，忠诚可靠，她丈夫前些年牺牲了。我信得过她。
“有时先来提一个，过会儿再提出去一个，偶尔也会两三个人一起提审。先出去的不一定会先回来。审讯并不在同一个地方，每个人回到牢房以后都尽量回忆，好把需要警惕的事情告诉其他同志。我自己被提出去审了两次，军法处侦缉队的队长游天啸，两次提审他都来了，就来一会儿，时间不长，应该是在几个审讯室跑来跑去。游天啸一点也不相信我们事先想好的托词，他很确定我们不是在赌钱。我们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怎么会聚在一起，他反复盯着问，我想他猜到我们有一个特殊任务，推测应该会有一个传达任务的人。第二次提审时，他提到了骰子，他问谁是把骰子拿出来的人。”
“你是说第二次提审时，他知道了骰子的事情？那么—是有人在提审中向敌人泄露了这个秘密？”
易君年认真地想了想：“应该不是。游天啸领着人冲进会场时，他自己拿出一对骰子放到桌上，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如果是那样—”陈千里似乎一边努力思考，一边斟词酌句，“你怀疑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了？”
“我认为—”易君年艰难地说出了他似乎考虑很久的想法，“组织内部很可能有内奸。”
陈千里摇了摇头，好像决定暂时放下这个想法：“我要跟‘老开’同志取得联系。”
“上级也没有告诉你到底是什么任务？”
陈千里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易君年：“你们约定了出狱以后，用什么方式互相联络？”
易君年把大家的联络方式告诉了他。他发现这位同志的记性特别好，每个地址和联络方式他都只说了一遍，而对方没有再问。
两人分手时，陈千里又回转身问易君年：“那个卫达夫，是不是专门负责安排安全住所的同志？”
“组织上安排他进房屋经租处工作，一旦需要设置秘密联络点，或者安全住所，他很快就能安排好，哪怕临时通知他也没有问题。他手里也有一些十分可靠的铺保。”
易君年把《笑林广记》卷了卷攥在手里，迟疑了片刻才又说道：“但是菜场会议被敌人破坏以后，加上部分同志被捕入狱，他有些意志消沉。”
“那我就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一下。”陈千里摘下帽子，挠了挠头发。易君年看了他一眼：“对，要过年了，我也该去理个发。”
陈千里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暗夜里。易君年压了压帽子，收紧大衣，背着手朝跑马厅路路口走去。穿过马路时，他随手把《笑林广记》扔进了一辆路过的垃圾车，拉车的骡子垂着头毫无知觉。
易君年在马立斯大楼前停下脚步，又点上一支烟。寒风中行人缓步走着，仿佛并不着急回家。他直到抽完那支烟，在鞋底碾灭烟蒂，才顺着暗红色的砖墙转进弄堂。
照片
马立斯新村。弄堂很深，从两侧房子的底楼飘来阵阵油香，不知哪户人家的小孩忽然一阵吵闹，片刻之后就又陷入沉寂。
易君年抬头看一户人家。窗帘拉着，室内开着灯，映照着窗台上的花影。瓶花是安全信号。他转到弄底，推开一扇虚掩着的门。这是后门，里面是厨房，这会儿没人，底楼几家租户烧好饭菜，都进了房间。
他径直上了二楼，敲敲门，凌汶打开房门。
易君年脱下大衣，挂在门旁的柚木衣帽架上。桌上放着刚做好的饭菜，豆芽炒肉片、猪脚黄豆汤，还有炖萝卜。
“楼下人家有没有问你最近去哪儿了？”易君年问她。凌汶是二房东，前些年，龙冬租下了这幢弄堂房子，择吉接了她住进来。他们俩是夫妻，比那些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一起假扮夫妻的同志，更容易适应环境。不像在其他系统工作的同志，国民党暴露真面目前，龙冬就已经转入地下为党做情报工作。“四一二”大屠杀前夕，很多同志在国民革命高潮中过于轻敌了，龙冬所在的小组虽然相当隐蔽，但因为没有与党的公开活动完全隔离，在国民党大肆“清共”时仍然遭到破坏。不过敌人没有发现这幢房子。
“我说到亲戚家住了几天。”吃饭时凌汶告诉易君年，“我猜他们可能知道。楼下小宝说，有陌生人到房子里来问过，巡捕房姚探长陪着。那天带巡捕冲进菜场的，不就是这个姚探长吗？”
有人读了凌汶写的那部小说《冬》，会以为她和龙冬很难分得开。谁也不会想到他说走就走，都没见上一面。联络站暴露，特务悄无声息地冲进房间，凌汶正在那里取信，也被抓了进去。幸亏销毁了密信。凌汶不在逮捕名单上，特务并不知道她也是小组成员，关了几个月就把她放了。等她出狱后，龙冬却不见了，与他有关的所有东西，几乎全都消失。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
“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
这是小说中那对恋人的一段对话（她把自己和龙冬的名字赋予了他们）。有一天早上，小说中的汶告诉冬，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过了一年多又传来消息，龙冬牺牲了。凌汶找不到组织，而这幢房子当初由他们夫妇出面承租，并没有暴露，根据上海的房屋租赁规则，房屋业主不得无故取消租赁权、收回房子。房租月月往上涨，她发现只要出租一部分房间，她就仍然可以住在这里。等易君年找到她，让她恢复工作后，她倒是提过想把房子退租，但易君年不同意，他说，这房子从没有当联络站使用过，连自己的同志都很少知道。既然组织上不用另外花钱，你何不就住着呢？说不定以后可以派用场。其实她心里也不想离开，因为龙冬。
“巡捕房来说了些什么？”易君年询问道。
“要有什么要紧话，他们会跟我说的，我这儿邻居关系好。”
“那是因为你不涨租金。”
“当然不能涨，我们不能当剥削阶级。”
“你这个二房东，要是跟别的二房东不一样，就会让人怀疑。”
“那也不能涨价。”
易君年点点头，笑骂了一句：“小宝这只小流氓，对邻居倒客气。”他说的是楼下的租户吴四宝，从前在跑马厅做过马夫，被跑马厅董事会一个洋大人看中，挑他当司机。小宝抓住这个机会，在跑马厅一带混得风生水起，外面马路上都叫他“马立斯小宝”。
“他们都这样，说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我下午见了上级来人。”易君年一边往饭碗里盛汤，一边说。
“这不是有点冒险吗？”他们刚被释放，按照地下工作的一般原则，党组织在与这些人重新接头前，应该有一个静默期。
“也许是因为任务很紧急，所以当初才会临时召集开会。关键是，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也没有现身。”易君年拿调羹在汤里搅了两下，又放下碗，“老方也牺牲了。”
凌汶感到十分悲伤。除此之外，她也隐隐自责。在看守所她最后拿定主意，写了那封密信。被捕后再次启用秘密信箱，这么做很不妥当。信一交到陶小姐手上，她就开始后悔。她一直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犯了大错，她觉得老方牺牲跟那封信有关。
“做秘密工作，事前要考虑周全，现在就不要多想了。”易君年漫不经心地说着，心思像在别的什么事情上，他经常这样，凌汶见多了不以为怪。他们都是能在脑子里把事情琢磨清楚的人，她就做不到。她要是认真思考一件事情，就总想拿支笔写下来。人和人不一样，同样是动脑筋，老易看起来就像心不在焉，所以她有时候觉得，易君年如果不想回答一个问题，就会显得漫不经心。
因为易君年，她才能重新联系上党组织。像龙冬一样，易君年也掌握了一个秘密情报网。老方常常说，老易把天线安进了敌人的心脏，我们有一个易君年，安全保卫工作就省了一半心。市党部、警察署、巡捕房，老易都能搞到情报。常常是半夜，老易跑到她这里，交给她一支香烟或者一颗蜡丸，告诉她有人面临危险，要求她连夜送出情报。这种时候她总是为自己和小组同志所做的工作而自豪。
“这是什么？”
易君年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抽烟。他拿起茶盘边的小纸片，盯着看了一会儿。凌汶手上拿着抹布，凑过来看。
“随便乱涂的。”
她习惯随手在纸上涂抹，成形的想法会记在小笔记本上，零零碎碎的想法写在小纸条上。一张文稿纸裁成一小沓，放在口袋里。纸条上写着“内奸”“骰子”，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你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易君年说，“很危险。”
他点燃一根火柴，在烟灰缸里烧掉了字条。
“我觉得肯定有内奸，能不能从敌人内部找到线索？”
易君年深深吸了一口烟，慢慢地说：“我会查。如果我的怀疑没错，这个内奸应该十分隐秘，即使在敌人那边也不会有几个人知道。”
“你有怀疑对象吗？”
“不要轻易去怀疑一个同志。”易君年看了看她，严厉地说，“随随便便把同志打成内奸，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
“如果不把他查出来，组织会遭到更大的破坏。”
这句话说中了易君年的心事。从今天接头的情况来看，上级一定也在怀疑。
“你觉得敌人这次为什么会释放我们？”他一边想，一边漫无目的地随口问凌汶。他没有找到老方，但他找过卫达夫。那天逃跑后卫达夫混进菜场人群，正好碰到熟人，连忙上去搭话，以此为掩护，离开了菜场大楼。出去以后卫达夫似乎找过老方。
“你不相信卫达夫说的话？”
“或许吧，或许—”易君年沉吟着说，“你觉得那天在菜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有人开枪，有人跳楼，有人逃跑，说是赌钱，桌上却没有钱，特务会相信我们的话吗？组织上虽然能找到关系，托人营救，可如果特务们相信手里抓着的真是共产党，他们能放了我们？”
“假意释放我们，监视跟踪？”
“你不是怀疑我们内部被敌人渗透了吗？”易君年望着她。
“如果你不相信卫达夫的话—”凌汶忽然想到，“你是不是认为他出卖了老方？”
起风了，夜晚房间里有点冷。易君年坐在客厅沙发上，凌汶到隔壁取了暖水瓶，给他泡了一杯茶。易君年接过茶杯时，凌汶看到他手腕上被灼伤后的疤痕，伸手轻轻摸了一下。她心里有个问题一直都没找到机会问他—
“你跟我提起过，老方说，上级派来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
易君年注视着茶几上的照片，那个小小的相框，原先放在梳妆台上。
“特务好像知道这件事。”凌汶慢慢地说，好像在整理头脑中的想法，“那个游队长审讯小董的时候，专门问过骰子的事情，而且他冲进来时就拿出了一对骰子。他们没有问你吗？”
“你想知道什么？”易君年严肃地看着她。
“特务进来时，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我一下子有点糊涂了，原来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同志就是你。后来进了看守所，我就一直在担心你。”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他们知道骰子，说明他们了解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但最后却把我们放了。”
易君年陷入了沉思。凌汶知道此刻她不能去打扰他，老易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擅长发现蛛丝马迹，从片言只语中捕捉到线头，一步步分析，找到真相。
每当这种时候，她望着他，恍惚中会觉得他有点像龙冬。虽然仔细一想，又觉得他们俩并不是一种人。龙冬豁达，越是情势紧急，他越是松弛洒脱。易君年呢，她记得自己以前对他说过，他只要碰到紧急情况，就会烦躁不安，别人要是说一句话，打个岔，他甚至会发脾气。就是那一回，她头一次在他面前提到龙冬，结果差点不欢而散，要不是当时有事需要交代，他可能会拂袖而去。
傍晚时她拿着照片，坐在沙发上想了很久。那年夏天，龙冬带回一只莱卡小型照相机，他们俩一起跑到虹口公园，他装上胶卷，给她拍了几张照片，龙冬说，胶卷头上有一些这样的照片，是很好的掩护。他还跑去跟一个戴着软呢鸭舌帽的犹太人商量，让他给他们俩拍一张。那个犹太人正站在草地上又弹又唱，拿着一只古怪的三弦，琴身不是圆的，而是做成了三角形。犹太人给他们拍了照，又专门为他们俩重新弹唱了一遍。后来龙冬告诉她，那种琴叫ba-la lai-ka，他一个音一个音地教她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tum-ba-la-lai-ka，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那是一首意第绪语犹太民歌，在空旷的公园草地上，听起来特别忧郁动人，她至今都能哼出那声“咚巴啦咚巴啦啦”。
这些事情，都是老易不会去做的。她就是这样，不时拿两个人做比较。有时候越比较越觉得两人很像，有时却越比较越觉得不像。他们俩在工作时，简直太像了。凌汶常常会觉得，如果他们俩在同一条线上工作，一定会配合默契。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会跳过一些事情，直接抓到结论。他们走着走着，会突然好像想起什么事情，猛地回头，如果有特务在背后跟踪他们，就会被发现。他们和她在某个地方接头，分手时都会突然离开，就好像一句话没说完，人就像梦一样消失了。他们俩连说话的方式都很像，从交代秘密任务到日常闲话，一点都不需要过渡转折，连突然压低声音都显得特别自然。甚至，有好几次，凌汶发现易君年在安排接头方式、编造掩护借口时，居然能跟好多年前的龙冬想到一起。
“审讯时他们问了我，所以他们用了电刑。他们一用，我倒放心了，说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了，黔驴技穷。有人把骰子放在桌上，这说明上级派来的同志就在我们中间。”
易君年又一次看见茶几上的照片，他在想，要是龙冬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当机立断？“外面情况一乱，我立刻决定把骰子拿过来。这位同志是谁没人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样最好。骰子我拿着，万一敌人了解这个情况，我可以说我就是那个带着骰子的人。
“我相信自己能顶住敌人的审讯。再说，我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任务。这样，党组织最重要的秘密就安全了。在看守所，我没有把实情告诉他们，因为既不知道‘老开’是不是在我们这些被捕的人当中，也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安插的特务。我把各种情况都考虑了一遍，两个人都在狱中，两个人都逃了，或者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无论如何，我只能选择假装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的同志。”
“‘老开’？”
“上级派来的同志，”易君年犹豫了一下，“—他的代号是‘老开’。”
“可是，敌人提审的时候只问过浩瀚。”凌汶脱口而出。
“这样看来敌人知道得不少。”易君年反复斟酌着，“游天啸看上去很狡猾，其实愚蠢自大，自以为抓住了什么线索。我想，敌人到最后把我们放了，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相信‘老开’同志从抓捕现场逃脱了，而潜伏在党组织内部的特务却被抓进去了。”
易君年再次陷入沉思。每个人都有可能，他想。他摇了摇头，对凌汶说：“这样想下去，不会有什么进展。老方召集的这些同志，我们大都不了解。一个人的秘密，深埋在他的历史中间，党组织反复遭到破坏，继续战斗的同志，几乎没有从头就在一起工作的。
“白区工作，尤其是秘密的地下工作，为了安全起见，组织部门从不保存个人历史档案。如果有可能，我想应该建议上级，把这次每一个参会同志的过往历史都清查一遍。”
凌汶看到他伸手拿起茶几上的照片，突然觉得心里有些别扭，在这之前，老易从来没有碰过这张合影，每次他都装作没有看见。她有时候会觉得，这就是她和老易的问题所在，他们俩中间永远隔着一个龙冬。
“你以前说过，龙冬同志撤离上海，也是因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同志被捕，有不少牺牲了。为什么组织上没有让你一起撤离呢？”
“我们这里并没有被破坏，敌人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工作是内交通，接触的人少，和龙冬结婚以后，就主要做内勤。”
“是因为出了叛徒？”
“组织系统被完全破坏了，很难查清。”
夜深了，凌汶望着茶几上龙冬的照片，想着斗争是如此残酷，甚至使不少人变得面目全非。
诊所
同福里三成坊三零一弄，弄口过街楼朝马路那面墙，角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大字写着“西医诊所秦传安”，底下不像租界里有些私人诊所，列出儿科妇科内外科这些，让人觉得这位医生什么都能接诊，有点靠不住。这块牌子下面的小字简简单单，只说门诊时间是下午一时至七时，出诊面约。
过街楼上，秦传安正在发愁。这两天他已经开始怀疑诊所被监视了，马路对面弄堂口忽然来了个卖香烟的人，以前从来没见过；出诊时总感觉背后有人盯梢，他不那么确定，那张陌生面孔是不是在附近看见了好几次。
仅仅是因为他出面交了铺保吗？这倒是预先做过打算，编造了过得去的理由。本来铺保就是一个形式，亲戚之间，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担保梁士超更是名正言顺，他本就在诊所帮忙。
老方并没有想到营救会那么顺利，没几天就有消息了。前几天他打了个电话到诊所，告诉秦传安他的处境很危险，敌人正在到处抓他，然后就完全没有了音讯。
这说明敌人确实知道得不少。秦传安不知道营救工作如何进行下去，只能等着。可是没想到，人真的放出来了。诊所收到了释放通知书，可他仍旧找不到老方。
秦传安是位外科医生，此前在附近的德国医院做了好几年住院医师，随后自己出来开了诊所，公开的理由是这家德国医院规定住院医生必须单身，实际上当然另有原因。原先老方跟他说好，他只出面担保梁士超，其他人另作安排，可是老方自己却出了问题。
令人诧异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居然问他，因为同案其余几个人迟迟没有送交铺保文件，不知秦医生愿不愿意为所有同案人员担保？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看守所方面希望能让这些人早些回家。这真是一件奇事，国民党龙华看守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情味了？担保梁士超他名正言顺，担保其他同志，这不是摆明了告诉敌人，这些人都是一伙的吗？可他救人心切，假意为难了一番，等对方再一次试图说服，他就答应了下来，签了担保书。
没想到事情那么顺利，释放那天秦传安还特别高兴。崔文泰开着车，和他一起把梁士超和受伤的林石接回了诊所，其他几位同志也都顺利出狱。可一回到诊所，他就高兴不起来了。梁士超悄悄告诉他，有内奸。这么秘密的会议，特务怎么知道的？而且知道得那么详细，那个姓游的家伙甚至拿出了一对骰子。
“如果敌人知道得那么多，为什么会释放这些同志呢？”
秦传安问出这句话后，马上就想到了，如果组织内部被敌人渗透，有内奸，释放就可能意味着更大的阴谋。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老方不见了，跟上级的联系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