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球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老易同志，凌汶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药号，莫少球早已作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凌汶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以前来过广州吗？”莫少球问他们。
“在广州工作了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易君年回答道，“凌汶同志没有来过广州，不过她的丈夫龙冬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凌汶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龙冬牺牲的事情，她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她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她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龙冬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龙冬），总是说龙冬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凌汶知道，她身边那些龙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她偶尔说出的片言只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
况且，林石告诉她，龙冬并没有牺牲。
“龙冬？我知道他，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
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她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她。
“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她坐到莫老板身旁，对凌汶说，“不过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是不是？”她又转头问莫老板。
“你个八婆。”莫少球笑着骂她。
“龙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十七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
“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若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
“我做了几个月交通，后来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第街，天一亮就要送到。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
“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平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平民宫你知不知？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平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尽？军阀，就是摆摆样子。
“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第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我又不认识这个人。
“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靓，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龙冬同志。
“龙冬，我记住了这个名字。欧阳书记还说，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更秘密，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要是落到敌人手中，后果很严重。
“实在太感谢龙冬同志了，他说，龙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我觉得他说得太多了，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暗暗为龙冬同志担心，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
“又过了一年，我看到《广州民国日报》上说，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忠德，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龙冬同志，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报告当地警察，可以领二百大洋。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卢忠德，这个名字我记得，省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好像是个海员。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不知道是不是他。”易君年忽然想起，插进来说了一句。
“那很有可能。”莫少球说，“大罢工后，党组织找了一些革命意志坚定、机智干练的工人，让大家转入地下，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我也去考了公安局，仆街的公安局长朱晖日让人排着队挑，我长得像根甘蔗，瘦蜢蜢，被赶出来了。”
“什么时候的报纸？”凌汶问，“你说《广州民国日报》上登过，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
“我记不清了，民国十八年，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
“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凌汶接着问道。
“浆栏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西关报馆街，那里说不定有人知道。”莫太太说。
几个人正说着，伙计在下面叫“老细，有客”。
来人从瑞金、长汀、永定、大埔一路过来，走了十来天。他对莫少球说：“在青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就怕没赶上。”
他是苏区来的信使，有重要口信，必须当面向林石传达，没想到林石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信使愣住了，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只有见到林石，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
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林石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必须由自己来听取。
对于信使，这是一种考验。他可以停止传达，原路回去复命。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安全第一。可因为是口信，他知道内容，明白关系重大，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他不是普通信使，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像林石一样，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作出决定。
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汶，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他问他们。
“订了来回程船票，明晚七点上船，半夜十二点开船。”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莫老板把他领上楼，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
广州交通站的情形，林石向易君年介绍过。莫老板和莫太太，他们不是假夫妻，伙计也是党内同志，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负责人是莫少球。平时药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务还是要避开他们。林石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苏区来的老肖”。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林石，他说：“他怎么搞的，自己不来跑一趟。”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易君年想。他告诉老肖：“林石同志受伤了，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人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
“伤在哪里？”老肖显得特别关切。
“腿上，”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画了一下，“子弹贯穿了，伤不算很重，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伤口恢复得不错。”
“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
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易君年想，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有些仍在原地坚持。林石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
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传达信息十分困难，指挥也不通畅。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
“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没有暴露身份，组织上营救出狱了。”易君年告诉老肖。
“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
“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易君年说。
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无线电台两年前就有了，十分秘密。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收发不是很稳定，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后来，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
下一年，红军在反“围剿”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但距离遥远，收发仍然不稳定，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好几次差点暴露。
“豪密”虽然设计高超，底子仍是在明码基础上增减，使用太频繁，尤其是在敌人可能了解的事情上使用，容易被找到规律。而且，老肖心里很清楚，他要向林石传达的口信，只能由最可靠的交通员面对面传达，无线电不够保密，可能也不够快。即使向上海无线电小组发报，但地下党各组织没有横向联系，需要层层向上传递，然后再由上级从另一条单线向下传达，通过好几级才会转到临时行动小组手中。那样一来，显然也不够安全。
情况紧急，可他只是信使，不能擅自决定。他想过让老莫找上级请示，设法让他到香港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电台向瑞金发报请示。可这中间无法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了。老莫的上级是不是答应联络电台？中间会有多少组织环节？他擅自决定去香港有没有问题？发报机呼叫能不能迅速连上瑞金？瑞金电台收报后是不是马上就能把译电交给正确的人，然后送到真正了解情况的领导手中？
事实上他只有三种选择：什么都不做，回瑞金重新请示；把口信传达给这两位同志中的一位，让他或者她回上海转告林石；他自己跑一趟上海。回瑞金，时间肯定来不及了；去上海，他不知道能不能马上订到船票。这两位同志，他对哪一个都不够了解。但他必须做一个选择。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广州，由谁负责？”老肖问。
“我。”凌汶回答道。每个人都很惊讶，因为看起来，易君年更像二人小组的负责人。说实话，出发前陈千里这么安排，凌汶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谁都知道易君年原本就是她所在的地下小组的领导。但陈千里就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作这样的决定：两个人的行动一切听从凌汶安排，易君年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掩护。陈千里同志真是个出人意料的人，无论如何，执行这样的任务，凌汶并没有多少经验。
“那好，你跟我到后面说几句话。”老肖对凌汶说。
竹筒楼像竹筒，门脸窄，里面却很深，像一根竹子，有很多竹节，一节就是一间屋子，头房、二厅、三厅、尾房，尾房后面还有厨房，一节连着一节。二层楼上面的瓦房顶，也是一重接着一重，但第三重和第四重瓦顶却没有连在一起，山墙之间挡着两段木板，只有从二楼屋里才看得清楚，那是一截露台。凌汶和老肖就站在这里说话。
“你知道‘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吗？”
“林石同志没有说起过。”
“是少山同志。我这次来广州，是受少山同志的直接委派，让我找到林石，向他口头传达一项秘密指令。”
“可是林石同志并没有来广州—”
“交给我的任务是当面向林石说出口信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向第三者泄露。”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呢？凌汶心里想，但她没说话。
“也许应该回瑞金请示。”老肖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多年来处理过无数难题，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犹豫，“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易君年同志说得对，我们真的应该在无线电台上花大力气。”
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些情绪，对凌汶说：“明天十二点前，你到这里来一下，我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如果能买到船票，我和你们一起回上海。如果安排行程不顺利，就只能靠你把这条口信安全地带给林石。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绝密口信，如果不得不由你来完成，你必须亲口告诉林石。”
凌汶有些茫然，她并不认识这位同志，他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交给她一件绝密任务。
“凌汶同志，这件事情如果不得不交由你来完成，你必须用生命去保护这个秘密消息，誓死完成这个任务。”
他看到凌汶的神情，又加了一句。
趟栊门
兴昌药号只是个秘密交通站，本不宜久驻。几个人在楼上悄声说话，看起来像在喝茶闲聊，所谈的事情却极其要紧。如何传递信息、如何接头、如何租艇登船接应来人，以及如何安置秘密住所，把这些事情商量妥帖，约了第二天上午来听老肖的消息，凌汶和易君年便准备离开。
“你说报馆街能找到旧报纸？”莫少球夫妇把两个人送到门外，凌汶终于忍不住又问了莫太太一句。
“往前就是光复路，”莫少球向浆栏街东头指了指，“有十几家报馆，你只能到那打听一下。”
“那些报纸捕风捉影，不会有什么线索。寻找龙冬同志，最好是通过组织。”他们俩转到光复路上时，易君年小声说。
“报纸上也许有那个联络点的地址。”她知道易君年说得有道理，可是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找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因为这些年来，那是她唯一真正能确定龙冬出现过的地方。
凌汶知道易君年心里在闹什么别扭。从上船一路到香港，易君年话里话外，一直都在提醒她，任务重要，大敌当前，不能节外生枝。
那天晚上在茂昌煤栈，陈千里也对她说过，龙冬同志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他身处危地，必须严格保密。如果是那样，她跑到广州就不能到处打听，否则可能带来无法预计的风险。所以他们心里都清楚，她到了广州一定会设法打听龙冬的下落。那为什么你们不拦着我？她简直有些生气。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这个人就是私心太重。”她说。
“隔了那么多年的旧报纸，你能找到什么？”易君年看起来也有些激动。
出发前，林石建议他们去广州时，假扮成一对夫妇。像普通殷实商人那样，他们从旅行社预定了怡和轮船公司富生号船票，二等大菜间，两个人住进一间船舱。他们多次假扮成夫妇执行任务，但像这样航行海上朝夕相处，却是头一遭。
但这并没有让易君年处于一种更有利的位置，凌汶发现与老易越是靠得近，越是觉得这个人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他似乎并不像她一直以为的那样沉稳老练。从前龙冬就算在危急时刻，也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可船上三天，易君年从来就没踏实地睡过一觉。
有一次她半夜醒来，看见舷窗的月光下，他靠在床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眼里闪着寒光，把她吓了一跳。就算睡着了他也常常磨牙，有一两次甚至在梦中惊叫。幸亏二等舱里是两张床。她想，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连觉都睡不好。
街边正是《国华报》报馆，门前挤着一堆报贩，正等着新报纸出街。那是《国华报》的生意经，一日报纸分两次出，第一次出报是前一天下午，到晚上当日新闻消息出齐，半夜再悄悄抽去先发版面，换成当日新闻。等于一份日报又兼了晚报。
“这里就是报馆，你能看到什么？”
易君年只想拦着她，在广州街头到处乱找，这既没有用处，也很危险。可凌汶好像着了魔，完全不在乎他在说什么。而且不累也不渴，在光复路上一家家打听。易君年头一回见识到女作家的执拗劲儿，他怀疑自己从前是不是有点看错她了，这时候的凌汶，显得虎虎有生气，额头上有汗，眼睛很亮。
他站在马路边上抽烟，凌汶又进了一家报馆。等烟抽完，她出来了。
她对易君年说，打听到了，十八甫街广州报界公会，旁边有个剪报社，会分门别类存放剪报，供记者们查询旧事。像《广州民国日报》那样的大报，每一份旧报、每一个版面，那里都保存着。
他没料到凌汶也能办成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可能低估了她。他原先以为她只是个耽于写作的新女性，凭着一腔热情跟随龙冬干革命。龙冬失踪以后，她就失去了方向。现在看来，只要她愿意，立刻就能表现出干练的一面。
“你还挺能干。”他感叹一句，“只要涉及感情，女人就很能干。”
凌汶没有理他。她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虽然她并不能确定易君年现在这样的态度，究竟有几分真实、几分是佯装不高兴。他对她有意思，这一直是很明确的，她的邻居、认识他们俩的同志，甚至家附近店铺里的伙计，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掩饰对她的向往。可易君年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情况往往是，他越是想表达，就越是让人觉得不真实。
当然，老易毕竟经验丰富，碰到疑难总能想出办法，她自己却容易着急，比如在船上，她总觉得有人形迹可疑，不时出现在周围，神情不怀好意。老易呢，不慌不忙，悄悄调查了一番，回来告诉她，没有什么问题。其中一位很可能正在逃债，另一位是个高度近视，刚上船就敲碎了眼镜片。
她听了老易的话，在小纸条上画了一副镜片打碎的眼镜，老易见到，拿去撕了。
十八甫街上果然有个报界公会，骑楼旁边开一扇门，里面就是剪报社。查阅剪报要登记身份，还要花几角小洋。目录分类很仔细，《广州民国日报》、本埠消息、民国十八年。剪报集放在架子上，一大本，放到窗边桌上，扬起一阵灰。
这条消息的刊登日期，标注在剪贴簿左边，民国十八年六月十三日：
本报讯，广州地处要冲，共党活动频繁。卫戍司令部与市公安局连日严加搜查，共党机关迭被军警破获。本月九日晚，卫戍司令部事前据密报，侦悉豪贤路天官里后街二十三号系共党分子秘密活动据点，派员包围该处，当场发现三名共党分子。其拒不投降，负隅顽抗，与在场军警互相射击数分钟后，一名当场击毙，一名被捕，另有一名逃逸。
本报获悉，被捕分子为共党特委书记欧阳民，被击毙者为公安局特别侦缉科科员卢忠德，此人既系共党，却长期潜伏在机要部门，危害民国殊巨，此次伏诛，实为人心大快之事。
另有消息称，逃逸者为共党情报网头目龙冬，此人于民国十六年广州暴动后潜入地下，其爪牙深入广州政府、军警各机关，上述卢忠德即为其秘密组员。据悉卫戍司令部已命人画像，分发各处严加通缉，定将该名共党逮捕法办。
住在豪贤路这一带的人仍然把它叫成濠弦街，因为它沿着护城濠，看起来就像是弓弦。豪贤路靠近小北门，易君年与凌汶在东濠岸边下了黄包车，从豪贤路东头开始，一路往里找。
街巷交错，里坊间并没有指示路牌。除了本地居民，外人确实很少会跑到这里来。
巷口出来一个年轻人，穿得干干净净，斜挎一只布包，布包里四四方方，像是装着书，看样子是个学生，凌汶上前几步，问他天官里。果然他能听懂外省人说话，指着刚刚出来的巷子，说往里，走到底。
巷子又窄又深，两边是人家的后墙，门都紧闭着。两个人走到巷子尽头，面前一大片空地，中间一棵大叶榕，新芽初冒，地下已有几片黄叶。
凌汶见右面一户人家房门角上挂着块木牌，遥遥望去正是天官里，便要过去，却见易君年继续朝前走。
凌汶叫住他：“在这里。”
易君年站住脚，向右面看了看说：“那是天官里，你要找的地方是后街。”
“后街不该在里坊后面吗？”
“你就从来搞不清方向，从豪贤路进来，后街不就是再往北吗？”
过了榕树再往北，有几亩菜地，地里种着些芥菜，路边放着一口大缸，风吹过飘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菜地北面有一条渠，渠上横着一块石板作桥，过了桥是一条横街，凌汶看了看街边人家的门牌，果然天官里后街就是这里。
到了这时候，凌汶却又有点茫然，她究竟想到这里来看什么呢？
横街紧靠着河渠，渠底是黄色的沙子，沙床上面游着些极小的红鱼。她想，龙冬也许喝过这渠里的水。那天晚上在这后街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军警包围了房子，他是怎么脱身的？他撤离之后又去了哪里？
“你们到后面说了什么？”她抬起头，意识到易君年在对她说话。
“莫老板的客人对你说了什么？”
“你是说从瑞金来的老肖？”凌汶这会儿似乎有点神思恍惚。
“对呀，怎么神神秘秘的。”易君年一面辨认着街边的门牌号，一面说，“他来找林石是传达新任务？”
凌汶点点头，她望着后街上的房子，这些房子都有奇怪的门，她在哪儿见过这些门？她怎么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种样子的房门。
“新任务是交给我们？”易君年有点兴奋，他在船上对凌汶说过，建立交通线这样的任务，为什么把他调来？他其实更擅长做情报工作，买买船票租个房子，这样的事情让你们女同志来就可以了，顶多让梁士超随行保护。凌汶当时心想，他还计较着陈千里没让他做二人小组负责人的事情呢。
“他没有说任务内容。那是一条绝密口信，要亲口传达给林石本人。”
“那他为什么跟你说呢？看上去这个老肖也不像个新手。”
“他是中央机要交通员，口信内容十分紧急，必须面对面传达。他是打算自己去一趟上海，跟我们一起上船。”见易君年不断追问，凌汶耐着性子解释道。
“这有点不合规矩。彼此都在执行秘密任务，一起同行是大忌。”
“我们可以装作不认识。”凌汶走了几步，查看着周围的街巷，忽然有点不耐烦，“再说，哪有那么多规矩。要讲规矩，你平时就不该跟我说那些话。”
凌汶指的什么，易君年心里清楚，她这么一说，他下面的话倒被她拦住了。
临近黄昏，夕阳照在石板路上，后街这一段却热闹起来，因为有条直巷北通外面的大马路。两三家小店铺，墙上写着些酱油、木柴和火水，还有一家小店专门卖香烟米酒。凌汶想不出火水到底是什么，直到看见有人在店铺里面点了一盏煤油灯。
两三个小孩在渠沿跑，手里抓着线头，线的另一头飘着个小纸鹞，小纸鹞飞不高，在渠岸边的微风中飘荡。直巷口一只小桌，桌上放着签筒、笔墨和砚台，桌子围着一圈看不清颜色的绸布，绸布上写着“直言无讳”，周围画着些爻象卦符。桌后凳子上坐个老头，戴着副铜框水晶墨镜。
老头忽然大声说话：“听口音两位不是本地人？”
“他能听见我们说话？”凌汶有些惊讶，望着易君年。
“你们远远说了一路。”老头向前推了推签筒，“两位还没成婚吧？倒不如求一根黄大仙灵签，看一看姻缘运数。”
“他听不见。”易君年说。
凌汶转身要离开，易君年却拿起签筒，晃了几下，又把签筒伸到凌汶面前说：“入乡随俗。”
凌汶拿了一根，递给易君年，是第七十三签。
“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老头拿起笔，边说边把签诗写在纸上，写完递给易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