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秦汉令书制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战国令书制作体系为秦汉时期令书制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经验，换一句话说，秦汉时期令书制作制度之所以能够进入成熟期，是因为其形成的基础在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建立，秦汉时期只是将这一体系的制度规定进一步细化，提高了运作效率而已。
战国时期所建立的令书种类群体是秦汉官府令书种类的基础。因为秦汉官府制作的多数令书种类在战国已经存在，如诏书、告书、檄书、律法书、式法书、符书、节书等。只是在令书内容、分类等细节上有所变化，如诏书在战国中后期以前的多数国家尚不具备完整专门的令书文体地位，下级也可以向上级发诏书，例如大宰可以“以八柄诏王驭群臣”③，司民可以“以万民之数诏司寇”④，小臣师可以“诏揖诸公卿大夫”⑤，等等。直到秦统一时改“命为‘制’，令为‘诏’”⑥后，作为战国末期秦国君王专用命令文体的诏书才被推广至全国，但种类还比较单一。到了汉代，君王发布的诏书被细化为三类，蔡邕《独断》云“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其官，官如故事，是为诏书。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下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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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中华书局，1959，第2168页。
② 赵光贤《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第194页。
③（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646页。
④（清）阮元校刻《周礼注疏》卷三五，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878页。
⑤（清）阮元校刻《仪礼注疏》卷十六，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1029～1030页。
⑥（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59，第236页。
曰，天子答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①.再如律法书。根据出土的汉简法律令书可以发现，虽然学者对秦汉律法是否存在九章律、九章律的体系如何、律令关系等仍存争论②，但汉代法律体系相较于秦代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内容更加丰富则是不争的事实。再如符书、节书，秦汉延续了战国即已出现的调兵之符与通行之符的管理体系，但构成更加复杂，陈直先生说，“汉代用符，有两个系统，一为兵符，指将军太守所用之虎符二为竹符，指人民过关津所用之符传。……而符之中又分为六种性质……出人关津之符……出入宫禁之符……征召劳役之符……缴巡省查之符……征召臣工之符……车两之封符”③，足见汉代符制对战国符制之继承与发展。
战国令书制作者系统出现的组织结构、功能及地位变化的现实与趋势，成为秦汉时期令书制作者系统发展的前提。秦汉时期的官僚系统就是在战国官职系统，特别是战国秦国原有官职系统上进行改动，添加或删减了一些官职，如在中央设置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太仆等虽然在地方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并设置相应的太守、尉、监郡等官，即“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④，其下又设县、乡、里等机构，但这也只是将战国已有的制度推向全国，从而形成一些新的部门机构及发令者。随着秦汉文书在社会管理中大量使用而出现的“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⑤ 的结果，又促使文吏集团承袭战国以来的发展趋势，继续侵吞史官的地位及职能，成为秦汉时期令书制作者的主要构成部分。
战国令书书写格式及用语方面的成果和既有趋势为秦汉时期的令书写格式及用语发展提供了借鉴，指明了方向。秦汉时期基本继承了战国时期的令书书写样态的规范化趋势，甚至很多令书种类是原样继承战国已有的书写格式，其突出代表就是告书。以敦煌汉简中的两条告书为例，其文云“四月戊午，敦煌中部都尉过伦谓平望破胡吞胡万岁候官写：重案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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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蔡邕撰《独断》卷上，（明）程荣校，和刻本，影印本，第5页。
② 参见李均明、刘国忠、刘光胜、邬文玲《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398～408页。
③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第41～43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59，第239页。
⑤（汉）王充撰《论衡》卷十三《别通第三十八》，黄晖校释，中华书局，1990，第591页。
亭隧”①（第1366号简），“七月丁未，敦煌中部士吏福以私印行都尉事谓平望破胡吞胡万岁候官写：移檄到”②（第1367号简）。其中过伦、写、福为人名，平望候官隶属敦煌中部都尉管辖，因此这两条简文即是敦煌中部都尉亲自或以士吏代行己事向平望破胡屯胡万岁候官所下的令书。虽然这两条简文内容不够完整，无法得知其具体所指，但可以发现其与战国时期告书几乎一模一样，都包括发令时间（四月戊午、七月丁未）、发令者（敦煌中部都尉、敦煌中部士吏）、受令者（平望破胡屯胡万岁候官写、平望破胡吞胡万岁候官写）、命令信息（重案候官亭隧、移檄到）等。这是因为事物发展有其模式局限，战国时期告书已经找到了传达信息最好的书写格式，所以汉代在继承这类令书时，也不得不继承其书写格式，难以对其进行实质性变动。秦汉时期令书用语因其功能或目的不同，延续了战国时期令书用语的朴实性和华丽性的发展倾向，所适用的令书种类也与战国时期基本相同。汉代朴实性的令书用语，如敦煌汉简第1713号简所载告书中之“如律令”③，大大降低了令书书写的繁杂程度，提高了制作效率。汉代华丽性的令书用语，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司马相如为汉武帝向巴蜀太守所下命令而作之檄书。该文大量连用四字短语，如“陛下即位，存抚天下，辑安中国。然后兴师出兵，北征匈奴，单于怖骇，交臂受事，诎膝请和”④，紧凑明快、文辞华美，便于满足“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⑤ 功能需要。
战国时期形成的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制度，为秦汉时期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制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秦汉时期使用的令书载体材质种类，根据现有出土的秦汉材料来看，竹木材质相较于战国时期变化不大用金属材质转刻册命文书的现象，在战国时期已经大大减少，到汉代时则基本消失，金属材质载体大多只被用来制作符书、节书玉石材质用作盟书载体的现象在汉代也基本消失。秦汉时期的令书载体材质及规格系统，相较于战国时期则变得更加统一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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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页。
②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第142页。
③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第179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中华书局，1959，第3044页。
⑤（梁）刘勰撰《文心雕龙》卷四，杨明照校注拾遗，中华书局，1959，第149页。
战国令书制作体系诸项关系为秦汉令书制作体系诸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既有模板及现实运行经验。秦汉时期令书制作体系诸项关系的基本模式与战国时期并没有大的区别。以这一时期令书制作者之间的关系为例，在他们当中也存在官府科层制中官位高低不同造成的等级关系、权力及职责分工不同造成的部门长官与书吏之间的主辅关系、行政区域及部门系统划分差异造成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总分关系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应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秦汉时期虽然相较于战国时期在生产力上有较大进步，但这种进步还不足以带来对战国时期已经形成的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所以战国时期令书制作体系诸项关系的模式被基本保留下来。当然这种保留也不是原样继承，而是结合秦汉社会时代局势进行了局部修正。这种局部修正使令书制作体系诸项关系变得更加稳定可靠，为秦汉时期统治者命令信息的高效运作提供了保障。
战国令书制作体系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源于统治者对历代令书使用经验和现实功能需要的吸收和理解，它为战国各国社会的稳定提供了保证，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的沟通变得更加有效。在当时战争频仍的国际形势下，统治者是否能够有效地灌输自身的统治意志，与其国内社会能否稳定、战争能否胜利有重大关系。战国令书制作体系的建立则有效地满足了当时统治者面对辽阔的疆土、残酷的战争、众多的百姓实施统治的需求。秦汉令书制作体系通过对战国令书制作体系的继承和发展，迅速进入成熟期，为秦汉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制度保障。
小 结
战国令书呈现的诸多特点，不仅反映了战国各国之间战乱纷争的时代特点，同时也呈现了战国各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模式的制度转型趋势。但处于特殊时代的战国各国对令书制作环节严密管控的要求，不可能仅仅止步于本国政权的稳固，而是要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这种令书制作体系发展的竞争要求，不仅带来了战国各国令书发展水平上的不均衡，拉大了国与国之间的差距，使某些国家在战争中赢得了先机，同时也为后代令书系统的构建打下了良好基础。
结 语
战国时期是我国令书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整体来讲，这一时期的令书制作体系正处于历史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发生历史巨变在令书系统内部的缩影。反过来说，令书制作体系的迅速发展，统治者命令信息运行效率的提高，又加速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夏、商、西周是令书初创时期，经春秋而至战国，已经基本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令书制作制度。从令书种类、制作者、书写格式及用语到载体及规格，无不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进程，专门化、规范化、制度化等已经成为令书制作体系发展的大方向。这一套战国令书制作制度给当时迅速发展的官僚系统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命令信息制作渠道，拥有更加完善的令书制作体系的国家在战国时期兼并统一战争中又获得了较大的优势，秦国即是如此。而且这一相对完善的令书制作制度又为秦汉之后的令书制作制度提供了可供参照和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实践经验。
具体来说，战国令书制作体系在各个方面都呈现了不同于前代的大发展时期特征。首先战国时期已拥有命书、“令”书、诏书、告书、誓书、檄书、律法书、式法书、释法书、判决书、盟书、符书、节书等十数种令书，令书种类群体的规模及其所能实现的文体功能都是空前的。其次战国时期已建立一套自中央到地方的令书制作者体系，形成了由史官和类史官文吏构成的庞大书写者群体，他们在层层权力对应的分工中，完成将命令信息转化为物质载体形式令书的任务。其人员数量相较于前代大大增多，人员构成成分也更加复杂，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员开始进入这一群体。类史官的大量使用，造成了史官地位的下降，这是文化下移及政体变革在令书制作者方面的体现。再次战国时期令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整体呈现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的态势。许多令书种类形成了极其规范的书写格式和用语，如律法书、诏书、告书、盟书等。然而其中也有部分令书种类，由于使用目的不同，开始有散文化倾向，语言讲求华丽，论理讲求逻辑。不过这种散文化倾向并未影响其书写格式及用语外在的规范化形式，而是在规范化书写格式中的内容组合。复次战国时期令书形成了以竹木、金属、玉石等组成的载体材质体系，并通过复杂的形制规格要求，满足了当时统治者区别令书种类和等级的要求，为非实体的命令信息顺利转化为实体形式的令书提供了物质支持。最后战国时期令书制作诸实体因素形成了以等级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其中制作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协作关系增强，保证了战国令书制作机制的有效运作。
战国令书制作体系诸因素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更主要的是结合了当时特殊的社会变革要求。国际战争局势的紧张、国家规模的扩大、政治体制变革的猛烈、人口流动的频繁、社会事务的增多等原因，都促使战国时期各国要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令书制作体系。这种上层建筑变革的根源在于战国经济基础的发展。铁器、牛耕带来的生产力大发展，促使生产关系变革。而在生产关系变革当中，最主要的就是社会生产组织形态的变化，而其核心又是权力分割关系的革新。权力分割一旦发生变化，就会造成政治体制的相应改变。战国政治体制由起初的血缘贵族层级区域分割的统治模式，变成了官僚体制层级纵向集中的统治模式，其组织形态更加严密，对信息沟通的效率有了更高的要求，而战国令书制作体系作为命令信息顺利实现物质转化的工具，自然要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战国令书除本书讨论的内容外，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战国各国令书制作体系的发展水平，战国令书决策、传达、执行、回报、保存等环节的发展样态，整个战国令书运行体系各个环节之间的关系，等等。另外，此类研究还可以扩展至先秦其他时期和其他文书，进一步分析令书和其他文书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相对完善的先秦文书研究系统，分析先秦时期在整个文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而这不仅可以佐证我们对先秦时代特色的既有判断，还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方法来分析与理解先秦时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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