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一，中华书局，1986，第34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3页。
这是因为受令者只有从心里认同所应执行的命令，才能更好地执行令书。
战国令书制作的载体材质及规格要求，有利于令书实体的传送和保存。战国时期有些令书需要长距离传递和长时间使用，如果没有好的材质和适合的规格，令书容易在传递和保存过程中发生损坏。如载有秦武王下达更修为田律命令的田律木牍①为木质，有一定的硬度和韧度，再加上0.4 厘米的厚度，保证了其在传递和使用过程中不会折断。再如载有秦小子因病而向山神盟誓的秦骃玉牍甲②为青玉材质，硬度较好且不易腐烂，有利于该盟书长时间保存。
二 稳固战国各国统治，推动官僚体制建设
从整体上看，战国令书制作体系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适应了当时统治者制作命令信息的需求，使其统治意图得以顺利转化为物质形态，从而方便了其统治意图的贯彻，推动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作，稳定了统治者对国家的统治。对受令者的影响则体现在两方面。令书受令者分为官府成员和普通民众。官府成员是国家的统治阶层人员，良好的令书制作体系方便了他们对发令者命令信息的理解，从而便于他们执行命令信息，完成上级发令者的要求。普通民众必须接受统治者对他们的控制，完善的令书制作制度能够使他们更准确地捕捉统治者的统治意图，从而趋利避害。具体来讲，战国令书制作体系各个构成部分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所不同。战国令书种类相较于西周、春秋时期已经有很大发展，令书功能应用的专门化提高了战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效率，为官僚机构层级建设的细密化提供了可能。如符书、节书的创制，如果不创制这种可重复利用的令书文种，就会大大增加重复制作令书的麻烦，降低官府机构的运行效率。以鄂君启车节为例，它是商人在过关卡时减免税收的凭证，其文云“见其金节𠟭（则）母（毋）𣪅（政、征），母（毋） （舍） （槂、馔）飤，不见其金节𠟭（则）𣪅（政、征）”③，即是说持有该节的就不收税，不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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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02页。
②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55～457页。
③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5页。
该节的就要收税，而且该节上明确书写了持节者可以运送货物的种类、数量及使用范围，这就方便了货物的流通和关卡人员的管理。如果没有这类节书，每次过关卡时，商人都要去领取新的免税令书，不仅浪费了商人的通商时间，也增加了官府的管理负担。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符节书的创制还提高了命令信息传达的安全性。因为相较于其他令书种类，伪造符节书的难度要大得多，一是它本身数量较少，伪造者想要见到它的正规形制并不方便二是有的需要配合使用，如符书，因是双方配合使用，所以伪造者即使成功伪造一别符，在使用时，持有另一别符的人也会对其进行检验，增加了一重对伪造令书行为的防范。如《史记•魏公子列传》所载信陵君窃符救赵一事，其时信陵君“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①。晋鄙合符行为就是对符节真伪的检验行为，而且他对信陵君所持之符产生了怀疑，不想听从他的命令，可见这种合符之时的检验，即是对伪造符节书传达虚假命令信息的又一重防范机制。这种对令书功能客观现实的需要迫使新令书种类的创制，而创制新的、专门化的令书种类就意味着有新的官府职能出现，如设置了专门管理符节的官职，“《周官》有典瑞、掌节二官，掌瑞节之事。秦汉有符节令、丞，领符玺郎”②。再加上处理复杂社会现实事务的需求，又推进了官府部门的再度分工，官府部门系统逐渐细化。
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实现了令书制作者专门化和固定化，提高了统治命令信息转化为具有物质凭依令书的效率，加快了官府机构的运行速度。同时，令书制作者与令书内容之间具有的对应等级联系，能够将责任比较细化地追踪到具体人员身上，防止了制度混乱造成的责任不明。另外，由于战国时势的变化，官府对信息处理工作人员的需求开始大增，大量类史官文吏进入官府系统，这直接导致了史官地位的下降和史官功能的萎缩。以前绝大多数由史官负责的令书书写工作，到战国时期开始由文吏承担，史官开始只局限于书写君王以及其机构内部所发布的部分命令。这种书写者身份的改变，加速了官府信息处理系统的专门化进程，同时反过来又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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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七七，中华书局，1959，第2381页。
②（唐）杜佑撰《通典》卷二一《职官三》，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第558页。
整个官府体制发生变化。因为，既然让这些类史官文吏进入官府系统，就需要给予他们一个正式的身份，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①。但很多文吏所承担的职能是前代所没有的，如战国时期地方官府中充当告令书写人员的“书手”，所以给他们的官职名称自然也是前代所没有的，这促进了官府官职系统的改革。而且由于国家对信息处理的精准性、效率性的需要以及贵族区域统治世卿世禄制度衰落造成的管理真空，统治者将官府分成文武两大系统。这种官职系统分工一方面能够加快信息处理的速度，另一方面由于事务是被分配给具有相对专门知识的人员处理的，所以也能够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正确率。
战国令书书写格式的专门化、规范化，提高了各个地域、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效率，部分具有特殊格式的令书如符书、节书，通过特殊书写格式与载体的结合，提高了伪造令书的难度，满足了战国时期紧张的战争局势需要，提高了令书的保密性，方便了军国大事情报的传达，也便于各项责任的追查。除具有普遍规范意义的法律文书外，几乎所有令书种类的书写格式当中都有一个包含发令时间、发令者、受令者等信息的“抬头”，如由魏安釐王向相邦发布的管理户籍的被称为《魏户律》的“令”书，“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辛亥，〇告相邦民或弃邑居壄（野），入人孤寡，徼人妇女，非邦之故也。自今以来，叚（假）门逆吕（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鼠（予）田宇。三枼（世）之后，欲士（仕）士（仕）之，乃（仍）署其籍曰：故某虑赘婿某叟之乃（仍）孙。魏户律”②，战国秦南郡太守腾向下属县、道啬夫发布的训教其应谨奉法度的被称为《语书》的告书，“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故腾为是而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閒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③等，即是如此。虽然其中部分信息有时可以省略，或“抬头”与正文混合在一起，如《侯马盟书•宗盟类一》中的一篇盟书，“十又一月甲寅朏乙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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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阮元校刻《论语注疏》卷十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506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74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3页。
敢用一元显皇君晋公，余不敢惕兹审定宫、平陈之命，女嘉之夫 （大夫），之𢆶以，不师（帅）从韦（盟）书之言，皇君，𧠟（视）之𠩵 ”①，但具有这些信息已经十分方便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了。如果是发令者下令不当，那么发令者的上级就可以根据这一具有上述信息的令书准确地追究他的责任而如果是受令者执行命令不力，发令者或其他具有监察职能的人员就可以根据上述信息来对他进行审查。另外，由于信息传达多是远距离的，为了防止书写人员故意或无心的文字书写错误及令书遗失、损毁等造成的问题，在很多令书副本书写格式中需要有“书手”的签名，如里耶秦简中的“欣手”②“处手”③“行手”④“儋手”⑤“壬手”⑥等。这就通过令书书写格式的详细规定完成了责任的划分。而律法书、式法书、释法书等之所以没有这样的书写格式，主要是因为没有责任分配的功能需要。因为这些令书都是被当时官吏熟知且大量使用的规则性文献，所以不大可能有人能够通过伪造某条法律条文来获得利益。而且如果加上这些信息，反而会弱化该类令书的普适性意义。伴随令书书写格式进步的是书写用语上出现的两种不同倾向，这两种倾向解决了统治者对令书不同层面的需求。一种是朴实化倾向，律法书、式法书、释法书等令书种类的用语即是此种倾向。这是它们的实用公文性质造成的。它们在叙述事物时，以反映事物的客观特征为原则，所以不对事物进行过多的形容与描写。如《内史杂》中的一条律法载：“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⑦ 制作者没有具体描写“哪些县”、如何“告”等。这种描写和叙述方式满足了律文成为普遍行为规范的写作要求，因为现实事物在细节层面是多变的，对其进行过多的细节描写只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同时这种简单明了易于理解的用语，降低了受令者的理解障碍，保证了国家意志的顺利灌输，提高了官府机构的运行效率。一种是华丽化倾向，部分诏书、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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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辑《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第33页。
②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48页。
③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43页。
④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30页。
⑤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91页。
⑥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第94页。
⑦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61页。
誓书、檄书、盟书等令书用语即是此种倾向，这是由具体令书的使用目的造成的。如南郡太守腾训教县、道啬夫的《语书》① 在词句之间就有一定的铺陈与修饰性语言，如“若弗智（知），是即不胜任、不智殹（也）智（知）而弗敢论，是即不廉殹（也）”②，通过“智”和“不智”两种相反的假设，推导出法令不行完全是执行和传达律法官员的责任，即要么能力不够，要么不够廉洁。有些地方甚至使用了比较工整的对仗性表达手法，如“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③，以“去”对“除”，以“淫避（僻）”对“恶俗”，动词对动词，名词对名词，起到了美化语言的作用，使语句变得更加整齐有力。这种用语倾向，能够促使受令者更加理解和认可统治者的命令意图，提高其执行命令的自觉性。
战国令书载体材质的种类数量及复杂的规格等级，不仅充分满足了战国时期各国统治者追求等级差异的需要，同时也使受命者能够更加直观、准确地对令书的种类、内容及重要程度做出判断。当然令书载体的多样性，更大的作用是满足了不同令书文种及书写格式变化的需要，为战国时期令书系统的完善提供了物质保障。战国时期载体材质的功能是有大致区分的，竹木材质载体可以书写多种令书，而玉石材质载体主要用于书写盟书，金属材质载体主要用于铸造符节。其中又分不同器形，竹木材质载体有简册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简册④、牍如记载秦武王发布更修为田律的田律木牍⑤等形制，玉石材质载体有简如记载宋效忠君主的温县盟书T1 坎14499号石简、圭如记载晋国大夫锢盟誓效忠宗主不与叛徒为伍的温县盟书T1坎13780号石圭⑦、牍如记载秦小子骃因病向华山盟誓的秦骃玉牍⑧等形制，金属材质载体有虎形如记载规定持符者权力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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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3页。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3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3页。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第17～165页。
⑤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02页。
⑥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第80页。
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一号坎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第79页。
⑧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455页。
命令的新郪虎符①、龙形如记载君王向持节者下达的传赁任务命令的王命龙节②、竹形如记载楚王发布的免除鄂君商税命令的鄂君启车节③等形制，尺寸又有一尺、一尺二寸、二尺四寸、三尺等。载体材质与规格的不同组合足以满足当时统治者对令书等级和种类划分的需要，而这种复杂的载体材质及规格等级系统，使统治者统治意图的物质转化具有多种可能，有利于社会管理的不断细化。
战国时期令书在种类、制作者、书写格式及用语、载体材质及规格方面已形成了种种相对稳固的关系，成为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纽带，为战国令书制度的顺利运作提供了保证。不过作为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一部分的令书制作体系中的诸项关系，对当时社会上层建筑变革的作用是两方面的，既有推动变革的一面，也有阻碍变革的一面。推动变革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它重新整合了社会的权力运行规则，使得君王与官府、官府与官府、官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更加有机紧密。以基层管理为例，在战国时期，那种西周、春秋时期的农村公社式的管理模式被打破，百姓与官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直接，社会管理的事务数量及空间范围由此而激增和扩大，那种仅仅依靠口头传达命令信息的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统治者的命令信息只有通过令书制作者加工成的实物令书，才能保证更大空间范围和时间跨度当中的准确传达，社会秩序的诸项变革命令也由此才有更大的实现可能。阻碍变革的一面，主要在于令书体系诸项关系中有些内容是历史遗留的、不适应时代需要的。以战国令书制作者群体当中存在的等级关系为例。战国时期上层统治者的多数仍主要来源于西周、春秋时期既已形成的固有血缘贵族，这也是某些主持去除固有贵族势力变法活动的人员最后多死于非命的原因之一。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④，最后被秦惠文王车裂；吴起在楚国变法，“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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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0页。
②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5页。
③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2页。
④（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八，中华书局，1959，第2231～2233页。
⑤（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五，中华书局，1959，第2168页。
但“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①，最后被射死等等。而且即使在韩、赵、魏、齐等发生了巨大政变的国家，掌控国家政权的仍是春秋以来的实力集团，他们只是对剥削方式进行了一定改变。这正如赵光贤先生所言“大约自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旧贵族看到大势所趋，非走新的道路不可，……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过来。”② 虽然其根本目的在于获得更加长久的统治，但最终导致了血缘贵族政治的瓦解。两相比较，令书制作体系诸项关系对当时社会变革的影响以正面居多，它维持了国家稳定，使统治者的变革措施得以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