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 吴镇烽缩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0页。
这些符书铭文对其自身属性并未交代，而是直接标出了它的用途或效力。但就其所载少量文字，还难以说明其确切用途，不过应与邮传或军事有关。《骑传马节》有“骑 （传）竹 （㐻）”字样，其中“骑”字应非指骑兵，而是指在战国时期已经比较流行的单人骑马传达信息的方式，此处当作名词用“传”字指明了其用途，《说文解字》云：“传，遽也”①，段玉裁注云“《周礼》行夫：掌邦国传遽。注云传遽，若今时乘传骑驿而使者也。《玉藻》士曰传遽之臣。注云传遽，以车马给使者也。《左传》、《国语》皆曰以传召伯宗。注皆云传，驿也。汉有置传、驰传、乘传之不同。按传者，如今之驿马。……又文书亦谓之传”②，结合“骑”字，可知其当取传遽之意，类似于汉代之驰传“竹 （㐻）”尚不知何意，可能为人名或官名，也可能为某件事务的称谓。如果“竹 （㐻）”是人名或官名则前面“骑传”是他的职务如果“竹 （㐻）”为事务名，那么“骑传”可能是官名或对传递信息人员的专门称呼，而“竹 （㐻）”也就是持符者要负责传达信息的职能界限或范围。笔者倾向于认为“竹 （㐻）”为事务名，即其书写格式应为“职官+事务”。
《亡纵熊节》《齐节大夫马节》《乘虎符》等则可能与军事有关。因为三块节的铭文都提到了“乘”，而“乘”在古代是指由四匹战马和一辆战车组成的兵车，如《国语•周语中》载：“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③、《孟子•梁惠王章》载：“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④、《战国策•西周策》载：“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人周”⑤等中之“乘”即取此意。所以几块节铭文中的“一乘”“五乘”“□乘”④等，应是指兵车的数量，其前面的“亡纵”“齐节大夫助”“乘□□”① 则应是名词，即掌管这些兵车官员的名称，但也可能是动词，即指持节者对几辆兵车的某种权力。“齐节大夫 ”则包含了上述两种可能性，即既有作为官名的“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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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八，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65页。
②（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677～678页。
③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60页。
④（清）阮元校刻《孟子注疏》卷一上，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665页。
⑤（汉）刘向集录《战国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50页。
⑥ 由于文字残损或许应连读为“□□乘”或“八□□乘”。
⑦ 或读为“乘□□八□”“乘□□八”。
大夫”，又有作为动词表示官员权力的“助”。如若如此，那么这类节的铭文书写格式应为“官名（或有或无）＋权力词（对后面事务的某种权力）＋某某乘（某某指数量）”。当然此处谈论的只是一种可能，因为战国官制史料残缺过甚，很难确定“亡纵”“齐节大夫 ”“乘□□”中是否包含某种官名，所以其具体所指，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用语上看，这些符书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凝练性、时代性。其规范性相对于律文而言程度更高，与所举虎符铭文基本一模一样，很像一个模板，只需要根据实际内容填写名词即可。战国虎形符节铭文书写格式的高度规范性，与其重要程度和大量使用有关。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战争频发，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兵符被大量使用，如果铭文不是规范性的文字表述，则必然会导致使用上的混乱，影响其预想功能的发挥。凝练性是指符书用字十分简洁，几乎没有任何铺张性的描述词，而是采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来书写，其原因有二：一是每块兵符书写或铸刻空间有限，不具有承载大量文字的客观条件；二是符书为实用而制，目的在于传达命令信息，而繁复的词句或华丽的辞藻不利于满足这一要求。时代性是指符书用语与时代变化紧紧相连。如虎符铭文中对右爿持有者的称呼，《杜虎符》称“君”，《新郪虎符》称“王”，《阳陵虎符》《栎阳虎符》称“皇帝”，这种战国中期、战国晚期、秦统一时期秦国国君称号上的变更，显示了秦国政治制度及地位的变化。最初称“君”是因为在当时周天子的威望还没有完全消除，在形式上仍具有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秦国尚不敢僭越。后改称“王”则是魏齐“徐州相王”事件之后各国彻底摆脱周王朝礼制限制纷纷称王趋势的体现。而改称“皇帝”，则是在秦国完成统一后，秦君认为自己功绩盖过三皇五帝、天下唯其独尊的表现，故其言“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①，体现了由多国纷争到一国统一历史发展趋势的暂时完成。兵符铭文中持有者的称呼之所以有时代性，是因为其属于政治、军事运行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时势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如果国内秦君已经称王，而兵符上仍称君，或国内称皇帝，而兵符仍称王，则会造成持有者和受令者认知混乱，影响符书功能的实现，所以统治者绝不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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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司马迁《史记》卷六，中华书局，1959，第236页。
许如此重要的令书种类在用语上落后于时代变革。
第十三节 节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由于战国时期统治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对节书使用功能及目的进行区分，其铭文书写格式及用语产生了较大差异，大致可分四类王命节书、鹰形节书、鄂君启节书、其他节书。下面逐一讨论。
一 王命节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此类节书有三种，分别为
《王命虎符》 王命，命车 。①
《王命虎符》王命，命 （传）赁（任）。②
《王命龙节》 王命，命 （传）赁（任），一 （檐、担）飤之。③
这类节书主要与邮传有关，它们赋予了持节者在邮传过程中的某种权力，如使用车马、接受补给等。这些节书在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点校上有些问题，即“王命”之后的“，”当为“：”，因为“王命”实际是这类节的“抬头”，第二个“命”字以后才是命令的内容。其书写格式可概括为“‘王命’＋‘命’+命令内容（持节者的具体权力）”。
二 鹰形节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这类节书有两件，铭文内容及书写格式完全一致，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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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1页。
②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2页。按：另可参见该书第533、534页。
③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35页。按：另可参见该书第537～541页。
第一件鹰节 传虡（遽）甫戊燕， （得）三千不句首。①
第二件鹰节 传虡（遽）甫戊燕，舟 （得）三千不句首。②
战国时还有两块采用符的双片制式却被称为节的雁节，其铭文内容及书写格式都不同，分别为：
第一件雁节 造□八□□右□，□□八丙。③
第二件雁节 传虡（遽）甫戊燕，舟三千不[句酋]。④
第一件雁节的铭文残损严重，无法辨识其具体内容，此处不论。而第二件雁节与两件鹰节的铭文基本一致，从其铭文中之“传虡（遽）”（指邮传驿马）和“舟”（指船）分析，或均与水路邮传之事有关。“甫”，《说文解字》云“男子美称也”⑤，当与前面的“传虡（遽）”连读，为掌管或负责邮传车马官员的名称。“戊燕”之意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戊”训为“越”，当“经过”讲，“燕”为地名，“戊燕”合起来意为“经过燕地”第二，“戊”训为“务”，意为需求，“燕”古同“宴”，意为“饮食”，“戊燕”合起来意为“需要饮食补给”。“舟”，“船也”②。“得”，《说文解字》云“行有所得也”④，此处当意为“许可，允许”。“三千”当为数量词，此处为泛称，意为多或全部。“句酋”现在意为“句子的开头”，从句子的语法构成上看在此处其当作动词，绝非此意。“句”或当为“勾”，意为“停留，逗留”。“酋”或与“囚”相通，意为“拘留，限制”。“句酋”二字为“拘留限制、敷衍拖沓”之意。若以上推论不误，雁节之意为“传虡（遽）甫经过燕地的时候，三千舟船官不得对其阻拦”或“传虡（遽）甫需要补给的时候，三千舟船官不得敷衍拖沓”。两件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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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6页。
②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7页。
③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4页。
④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45页。
⑤（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三，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70页。
⑥（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八，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176页。
⑦（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二，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43页。
节与第二块雁节的铭文意思相同，只是采用了倒装句式，将“得”字提前。就书写格式而言，它们都是先写使用者身份，即“传虡（遽）甫”，然后写节书的应用情境，即“戊燕”，然后写规定的权力“舟三千不[句酋”或“舟 （得）三千不句酋”。因此这类节书书写格式可概括为“持有者身份＋用途（该节的权力应用情境）＋命令内容（该节权力所针对的人员所应采取的措施）”。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雁节采用符的双片制式，所以其在使用时可能需要“合符”，就是说应有另一别与其铭文内容及书写格式完全一样的雁节存在。
三 鄂君启节书的书写格式及用语
鄂君启节因铭文书写内容不同，又可分为鄂君启车节和鄂君启舟节两种，其中车节三件，舟节两件。各取其一为例：
《鄂君启车节》 大司马邵（昭） （阳） （败） （晋）帀（师）于襄陵之 （岁）， （夏）月之月，乙亥之日，王 （处）于 郢之游宫。大 （工）尹脽台（以）王命，命集尹 （悼） （ ）， （织）尹逆， （织） （令） ， （为） （鄂）君启之 （府） （就） （铸）金节，车五十 （乘）， （岁） （赢）返，母（毋）载金、革、黾（ ） （箭），女（如）马，女（如）牛、女（如）德（特），屯十台（以）堂（当）一车，女（如） （檐、担）徒，屯廿 （檐、担）台（以）堂（当）一车，台（以）毁于五十 （乘）之 （中），自 （鄂） （市），就昜（阳） （丘），就邡（方）城，就 （象）禾，就 （柳）焚（芬），就緐昜（阳），就 高 （ 丘），就 下 （ 、蔡 ），就 居 鄵（巢），就郢，见其金节𠟭（则）母（毋） （政、征），母（毋） （舍） （ 、馔）飤，不见其金节𠟭（则） （政、征）。①
《鄂君启舟节》 大司马邵（昭） （阳） （败）晋帀（师）于 （襄）陵之 （岁）， （夏）居之月，乙亥之日，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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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2
页。按可参见该书第555、557页。
于 郢之游宫。大攻（工）尹脽台（以）王命，命集尹 （悼） （ ）、 （织）尹逆、 （织） （令） ， （为） （鄂）君启之 （府） （就） （铸）金节，屯三舟 （为）一舿（舸），五十舿（舸）， （岁） （赢）返，自 （鄂） （市），逾油（淯）， （上）滩（汉），就 （穀），就芸（郧）昜（阳），逾滩（汉），就郢（襄），逾 （夏），内（入）䢵（溃），逾江，就彭射（泽），就松（枞）昜（阳），内（入）氵膚（泸）江，就爰陵， （上）江，内（入）湘，就 （ ），就 （洮）昜（阳），内（入） （㵢、耒），就 （郴），内（入） （ 、资）、沅、澧、 （油）， （上）江，就木 （关），就郢， （得）其金节 （则）母（毋）政（政、征），母（毋） （舍） （ 、馔）认，不是（得）其金节 （则）政（政、征），女（如）载马、牛、羊、台（以）出内（入）同（关）鼎（则） （征）于大 （府），母（毋） （征）于 （关）。①
这两种节书是战国晚期楚王颁发给鄂君启在经商过程中可以享受某些免税待遇的凭证。它们首先写了下达制作该节书命令的年、月、日等时间信息，即《鄂君启车节》之“大司马……之游宫”、《鄂君启舟节》之“大司马……之游宫”。它采用了楚国官方惯用的“以前一年的大事纪年”② 的方式，如望山楚简有“齐客张果䎽（问） [王] 于 郢之航（岁）”③“[郙客]困[刍]聒（问）王于[ 郢岁]”④“ 〼周之 （岁）”⑤，包山楚简有“鲁昜（阳）公以楚帀（师） （后） 奠之岁”⑥“齐客 （陈）豫 王之 （岁）”⑦“东周之客 至（致） （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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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卷三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559页。按另可参见该书第561页。
②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第14页。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第68页。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第68页。
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第107页。
⑥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第17页。
⑦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第17页。
（栽）郢之 （岁）”①，等等。而且楚国有自己的一套月名系统，秦的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分别对应楚的冬（中）夕、屈夕、援夕、刑夷（尸、杘）、夏杘（夷、尸）、纺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 月、献马。② 至于日、时的命名，楚国则采用了当时通用于诸侯国的天干地支计时方法，以秦国为例，里耶秦简即有“十一月辛卯朔朔日”③“四月甲寅日中”④“二月壬寅朔朔日”⑤ 等等。而“王 （处）于 郢之游官”也可以表时间，即讲此时为王处于何宫之时。《吕氏春秋•春秋十二纪》云“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太庙，……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庙，……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孟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总章太庙，……季秋之月……天子居总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庙，……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⑥，即说明天子每月所处位置是不同的，反过来天子居某宫也可以表示时间。册命文书中也有此种记载，用法与之类似，不过并不像《吕氏春秋》记载的天子每月所居不同那么严格，有不同月份在同一宫的现象，如西周时期《即簋》中之“佳（佳）王三月初吉庚申，王才（在）康宫，各（格）大（太）室”⑦，《世二年逨鼎甲》中之“佳（唯）卅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