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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俊等：《河南古代一批铁器的初步研究》，《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
孔为廉、邢义田：《历史与传统——芍陂、孙叔敖和一个流传不息的叙事》，《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李彩霞：《济源西窑头村 M10出土陶塑器物赏析》，《中原文物》2010年第4期。
李璠、李敬仪等：《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李根蟠、吴舒致：《古籍中的稷是粟非篠的确证》，《中国农业科学》2000 年第5期。
李桂阁：《从出土文物看两汉南阳地区的农业》，《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
李桂阁：《南阳地区汉代陶井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总结》，《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3年。
李继东：《非洲农业的起源和贡献》，《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李容全等：《关于地学与考古学关系的几点思考》，王昌燧主编：《科技考古论丛》第二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
梁家勉：《中国梯田考》，倪根金主编：《梁家勉农史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刘昶、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刘海旺：《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闾里遗址：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初识》，《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11辑，中华书局，2006年。
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2期。
刘海旺：《由三杨庄遗址的发现试谈“田宅”空间分布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年。
刘海旺：《三杨庄汉代农业聚落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农业历史学会2013年年会暨第二届中华农耕文化研讨会”论文，河南郑州，2013年10月。
刘建安：《试论东周时期的储粮设施》，《农业考古》2005年第1期。
刘莉、陈星灿等：《河南孟津寨根、班沟出土裴李岗晚期石磨盘功能分析》，《中原文物》2013 年第5期。
刘莉、盖瑞•克劳德福等：《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高粱”遗存的再研究》，《考古》2012年第1期。
刘庆柱：《陕西长武发现出土汉代铁器》，《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刘学堂：《中国冶铁术的起源》，《中国文物报》2004年4月2日第7版。
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文物》1979 年第12期。
罗二虎：《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类型》，《考古》2003 年第4期。
罗福颐、唐兰：《新莽始建国元年铜方斗》，《故宫博物院院刊》1958年第1期。
骆明、陈红军：《汉代农田布局的一个缩影——介绍淮阳出土三进陶院落模型的田园》，《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吕鹏：《试论中国家养黄牛的起源》，《动物考古》第1辑，文物出版社，2010年。
李水城、王辉：《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再议》，《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
李天虹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
李婷婷：《论两汉妇女社会地位》，《金田》2014年第9期。
李晓岑：《关于玉米是否为中国本土原产作物的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4期。
李修松：《简析周代的亩与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李毓芳：《浅谈我国高粱的栽培时代》，《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李毓芳：《关于高粱在我国的栽培时代及名称辨析》，《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2期。
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林蔚文：《崇安汉城的外来文化因素及其评估》，《考古》1993年第2期。
陆思贤：《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人的人格与神格》，《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
陆思贤：《濮阳西水坡出土仰韶文化的三组蚌图是四时天象图》，《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
(美)马尼士：《中国江西省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考古序列》，《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马永超、吴文婉等：《大连王家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2期。
闵宗殿：《垄作探源》，《中国农史》1983 年第1期。
闵宗殿：《两汉农具及其在中国农具史上的地位》，《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
牟永抗、宋兆麟：《浙江的石犁和破土器——试论我国犁耕的起源》，《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欧谭生：《河南信阳地区农业考古启示录》，《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齐思和：《牛耕之起源》，《中国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齐乌云、王金霞等：《山东沭河上游出土人骨的食性分析研究》，《华夏考古》2004年第2期。
钱晓康：《关于我国牛耕的一点看法》，《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
钱晓康：《犁》，《农业考古》2002年第1期。
钱小(晓)康：《寻找畜力犁的足迹——历史值得记载的时刻》，《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
秦中行：《记汉中出土的汉代陂池模型》，《文物》1976年第3期。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全国野生大豆考察组：《中国野生大豆资源考察报告》，《中国农业科学》1983年第6期。
任凤阁、王成军：《木器先于石器说申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5年第1期。
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省发现的汉代铁铧和🐀土》，《文物》1966年第1期。
邵九华：《河姆渡稻作渊源探析》，《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邵正坤：《汉代粮仓的类型及仓储粮食用途试论》，《唐都学刊》2007年第6期。
沈志忠：《先秦两汉粱秫考》，《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史晓雷：《王祯〈农书〉中的“飏扇”新解》，《中国农史》2011年第3期。
史晓雷：《汉代“扬扇”考辨》，《四川文物》2011年第4期。
史占扬：《从陶俑看四川汉代农夫的形象与农具》，《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孙刚：《山东淄博市临淄区一号战国墓出土“田平庚”陶壶释文商榷》，《考古》2012 年第2期。
孙华、郑定理：《汉代秧鼓俑杂说》，《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孙机：《“木牛流马”对汉代鹿车的改进及其对犁制研究的一点启示》，《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孙机：《汉代有豆腐吗》，《中国文物报》1998年12月16 日第3版。
孙机：《中国古马车的三种系驾法》，《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2001年。
孙毓棠：《战国秦汉时期的纺织业》，《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
孙周勇：《周原遗址先周果蔬储藏坑的发现及相关问题》，《考古》2010年第10期。
唐兰：《中国古代社会使用青铜农器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2期，1960年。
唐兰：《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铜器铭辞的译文和注释》，《文物》1976年第5期。
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田毓璋：《甘肃临夏发现齐家文化骨柄铜刃刀》，《文物》1983年第1期。
佟屏亚：《墨西哥人民对培育玉米的贡献》，《地理知识》1979 年第1期。
万国鼎：《战国时代农业的飞跃发展及其动因和影响》，王思明、陈少华主编：《万国鼎文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2005年。
王晖：《从甲骨文金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看汉字起源时代》，《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王静如：《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王书恩：《中国大豆的起源及其演变的初步探讨》，《吉林农业科学》1986年第1期。
王婷：《汉代水井的考古研究》，《农业考古》2013 年第6期。
王伟：《汉画与汉代农业》，《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学荣：《商代早期车辙与双轮车在中国的出现》，《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1999年。
王一曼：《东灰山遗址的环境意义与河西走廊史前文化兴衰》，尹泽生等主编：《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兴衰》，地质出版社，1992年。
王缨：《试论庭院经济在古今农业中的地位》，《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王勇：《秦汉农官建置考述》，《中国农史》2008年第3期。
卫斯：《试探我国高粱栽培的起源——兼论万荣荆村遗址出土的有关标本》，《中国农史》1984年第2期。
卫斯：《山西平陆出土的汉代农作物》，《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文保：《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铁口木雨》，《文物》1974年第11期。
文婉、张继华、靳桂云：《河南登封南洼遗址二里头到汉代聚落农业的植物考古证据》，《中原文物》2014年第1期。
吴荣曾：《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1期。
吴晓阳：《战国西汉墓随葬陶仓、困的考古学观察》，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西北师范学院植物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稷与大麻》，《考古》1984年第7期。
向安强：《中国玉米的早期栽培与引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肖明华：《陂池水田模型与汉魏时期云南的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谢仲礼等：《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述评》，《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
熊云长：《“黄豆二斗”石牌释文辨误》，《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1期。
徐豹等：《大豆起源地的三个新论据》，《大豆科学》1986年第2期。
徐学书：《商周青铜农具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第2期。
阎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
闫雪、郭富等：《四川阆中市郑家坝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兼谈四川地区先秦时期炭化植物遗存》，《四川文物》2013年第4期。
杨宝成：《先秦时期的木制农具》，《农业考古》1989 年第1期。
杨琮：《福建崇安城村汉代城址出土的铁农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杨际平：《试论秦汉铁农具的推广程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杨琳：《论先秦一车驾三马之制》，《考古》2014年第5期。
杨权喜：《东周时代楚郢都的农业生产考略》，《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杨升南：《新干大洋洲商墓中的铜铧犁、商代的犁耕和甲骨文中的“犁”字》，《甲骨文商史丛考》， 线装书局，2008年。
杨孝军：《徐州新征集的汉画像石研究》，《东南文化》2009年第4期。
叶史：《藁城商代铁刃铜钺及其意义》，《文物》1976年第11期。
姚政权、王昌燧、宫希成：《六安堰墩遗址出土炭化稻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姚政权、吴妍等：《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考古》2007 年第3期。
游修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农业学报》1956年第1期。
游修龄：《论黍和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于省吾：《驳唐兰先生“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讨论”》，《历史研究》1958 年第8期。
袁延胜：《三杨庄聚落遗址与汉代户籍问题》，《中原文物》2012年第3期。
臧知非：《先秦什伍乡里制度》，《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
曾雄生：《从江东犁到铁搭：九到十九世纪江南农耕技术的缩影》，《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张朝智：《试探新干青铜农具内涵及有无在吴城大量使用问题》，《农业考古》2014年第1期。
张剑锋：《两汉时期陶囷的类型学分析》，《江汉考古》1995年第4期。
张强：《由三杨庄遗址中的农田遗迹看商周及其以前农耕方式的演变》，《中国农史》2014年第5期。
张瑞苓、高强：《陕西蒲城永丰发现汉龙首渠遗迹》，《文物》1981 年第1期。
张炜：《汉代储粮方式的考古学观察》，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增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张鸣珂：《我国玉米的种植是明代从外国引进的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张先得：《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鉴定》，《文物》1990年第7期。
张小虎：《青海官亭盆地植物考古调查收获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
张振新：《汉代的牛耕》，《文物》1977 年第8期。
赵家有、李天影：《山西芮城出土的陶风扇车模型》，《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赵敏、陈雪香等：《山东省济南市唐冶遗址浮选结果分析》，《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赵青云、李京华等：《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铸遗址再探讨》，《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赵小帆：《贵州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农业考古》2003年第3期。
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赵志军：《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赵志军：《西安地区两汉墓葬出土陶仓内植物遗存的鉴定和分析》，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东汉墓》附录一，文物出版社，2009年。
赵志军、方燕明：《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华夏考古》2007 年第2期。
郑若葵：《论中国古代马车的渊源》，《华夏考古》1995年第3期。
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考古》1956年第1期。
周军、冯健：《从馆藏文物看洛阳汉代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周昕：《石器时代的非石质农具》，《古今农业》2001年第3期。
周昕：《汉画像石中的犁作图综合述评》，《农业考古》2010年第1期。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 (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周振鹤：《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邹厚本：《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上的初步认识》，日本文化財学会：《稻作起源を探る》，1996年11月。
邹厚本等：《江苏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水田的发现》，载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附：甲骨文字形及辞例引书简称
本书甲骨文字形及辞例引书采用古文字学界通用的简称(依文中出现先后为顺序)：
《佚》：《殷契佚存》
《前》：《殷虚书契前编》
《甲》：《殷虚文字甲编》
《乙》：《殷虚文字乙编》
《合集》：《甲骨文合集》
《燕》：《殷契卜辞》(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
《后》：《殷虚书契后编》
《库》：《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
《合》：《殷虚文字缀合》
《粹》：《殷契粹编》
《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外》：《殷虚文字外编》
《宁》：《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
《簠》：《簠室殷契徵文》
《京》：《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
所引字形或辞例除《合集》外，其余大都转引自《甲骨文编》等相关工具书。
后 记
十二年前，黄山书社出版了我的小册子《史前农业探研》，我在该书的“后记”中说：“我就想把这本小册子当作为我农业考古和农业史研究的新开端，接下来开始为先秦两汉农业考古的系统研究默默地做准备。”这一准备就是12年！12年来，我广泛而认真地阅读基础文献，积累考古材料。我为研究生开设“先秦两汉农业考古研究”课程，每年都有机会和同学们以农为本地进行讨论，讨论中也常常撞出我灵感的火花。在这过程中，我渐渐感觉到，广泛存在于古代乡村社会中的家庭手工纺织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衣被之源，决不能仅把它看作是农村中的副业。纺织与种植业并驾齐驱，虽然在考古发现中纺织材料远没有粮食种植业的多，但仅从文献中“农桑”并举、“耕织”同论以及男耕女织的固定形式，也足以看出它的重要性，在对古代社会的研究中，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事实。2012年我先以博士论文为基础，整理出版了《考古学视野下的江南纺织史研究》，又以“”为题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助，开始系统整理起农业历史和考古的学习体会。
本书的部分章节已经作为课题的前期成果发表在专业期刊上，它们应该是我个人体会最真切的部分。我努力尝试着将课题做成从先秦两汉农业到农村社会完整、系统的研究，但这样势必会过多地将常识性的知识和他人的研究拿来做填补。与其当别人成果的搬运工，还不如扬长避短多谈点自己体会较深的内容。所以，现在这本书虽然涉及农具、农田、作物、仓储、聚落和农民，前后统贯，由生产落实到了乡间农民实在的生活，但仍不免带有条条块块的痕迹。我自认为有点渐成体系的意思了，当然这主要是就本人的思路和理念来说的。如果加上我对同时期纺织的研究，也大体上系统了。先这样吧。
借用一句时人曾推崇的话说：我已经很努力了！当然离“洪荒之力”还差得远。写作过程中我更体会到了知识储备的不足。“精力和水平所限”，这绝不是客套的说辞！所以，恳切期望同仁、师友能捎带提点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意见给我，这必定也会是我继续学习的动力。因为我还想进步。
感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海旺研究员，他主持发掘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并为本课题的构思和聚落部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无私的帮助，使课题研究得以顺利开展；感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樊志民教授，他对传统农业的认识和理解给了我有益的点拨，撩起了我深入学习和研究的兴趣；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白云翔研究员，他百忙中审读书稿并为之作序，我时常从他的鼓励和诸多研究中受到教益、感到方便；最后感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领导和同事大力支持，感谢文物出版社黄曲副编审为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师友、同仁的倾情相助和不断鼓励让我增强了信心，坚定了信念。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我不忘初心，心中满满的都是感念！
对父母、老婆、孩子的感激之情就不在这里表达了。
刘兴林
2017年1月2 日于南大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