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39)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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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② 李毓芳：《浅谈我国高粱的栽培时代》，《农业考古》1986 年第1期。李在本文中只提及汉墓陶仓贮有高粱，未作说明。发掘简报中只字未提高粱的事，只谈到用具坑(K1)的鸭蛋壶内有稻米。见陕西省文管会、咸阳市博物馆杨家湾汉墓发掘小组：《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李毓芳是墓葬发掘者之一。
③ 李毓芳：《浅谈我国高粱的栽培时代》，《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在李毓芳执笔的墓葬考古报告只说11件陶瓮“里面装满粮食”，未对粮食详细描述。见咸阳市博物馆：《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
④ (日)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御茶の書房，1979年，第23页；李毓芳：《关于高粱在我国的栽培时代及名称辨析》，《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2期。
⑤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17～118页。
⑥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墓》，《文物》1981 年第11期。
粱有关，但当粱与其他的作物并举时指的应该就是高粱。如《周礼•天官•冢宰》：“凡会膳食之宜，牛宜稼，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芷。”又《天官•大宰》：“三农生九谷。”郑玄注：“司农云：九谷：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后汉书•礼仪下》：“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其中的粱便是高粱。
高粱自先秦时期即与常见谷物并列，成为汉代人心目中九谷之一，其生产的形势可以想象。汉代的高粱出土不多，这说明考古发现长于揭示种植作物的事实和一个地区作物间的相对关系，但无法去准确反映某种作物种植的绝对数量。
附：关于汉代“玉米”问题的讨论
玉米学名玉蜀黍 (Zea mays L.)，原产美洲。传统上认为，玉米最早驯化于墨西哥、秘鲁、智利沿安第斯山麓的狭长地带。早在7000 年前，古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在墨西哥中部高原谷地种植玉米，那里多处古遗址出土炭化玉米的籽粒及秸秆、穗轴等。野生玉米——大刍草又称墨西哥类蜀米，在今天墨西哥旷野里仍随处可见。野生玉米很小，细弱丛生，果穗瘦小，籽粒很小。古代印第安人最初种植的玉米，穗轴只有2.4厘米长，接近野生玉米，经过长期人工驯化、选择，到距今1500年，玉米的穗轴才逐渐增大到13厘米①。野生玉米和栽培玉米常常生长在一起，结实前就连种地的农民也不易区分。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被称为“玉米文化”。
大约明代中后期玉米传入我国并迅速推广，在各地有包 (苞)谷、包米、包粟、包芦、西天麦、回回大麦、御(玉)麦、番麦、玉谷、腰芦、玉茭子、棒子等俗称。学术界对于玉米传入的具体时间、路线尚有多种不同的观点，但都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明代中后期这个框架之下进行讨论。
1980年，河南新乡市博物馆在搬迁仓库时从陶器中拣选出一件残破的“陶鸟”，没有出土地点、时代等信息的记录。陶鸟中空，残长8.3、直径3.2厘米，腹内壁有清晰的类似玉米芯的印痕18行。根据库房中与陶鸟文物编号相邻的数件陶鸟及陶马、陶狗熊、陶俑等所登记的时代，推定这件带玉米芯印痕的陶鸟为汉代品。但“因当时发掘者已故，不知是否与(其他)陶鸟出于同一座墓”。陶鸟腹壁的玉米芯印痕“可以证明汉代已有玉米”②。1996年，一美国学者闻讯来到新乡市博物馆对陶鸟进行了细致观察，随后来南京交流，向我展示了他在玉米上涂墨后滚压到纸上的印记和陶鸟内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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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佟屏亚：《墨西哥人民对培育玉米的贡献》，《地理知识》1979年第1期。
② 张呜珂：《我国玉米的种植是明代从外国引进的吗》，《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的照片，他确信陶鸟内腔壁上的印痕就是玉米芯留下的，中国汉代有了玉米。他在印度古神庙中发现了玉米形象的雕刻，河南新乡陶鸟的材料帮助他推测出一条玉米自美洲到印度再到中国内陆的传输路线。
汉墓出土陶俑中从未听说有狗熊(如果不是独体的，抑或系陶灯或其他器物的座或足)，除陕西杨家湾汉墓、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山东济南危山汉墓等大型墓葬陪葬坑中的兵马俑和帝陵从葬坑中的马俑，很少见普通汉墓中有马俑出土。西汉晚期到东汉墓中常有陶鸡俑而未闻有鸟俑，可以判断报道者所说的陶鸟或陶枭应为陶鸡。以玉米芯为内模捏制的鸡俑，烧成后玉米芯焚毁无存，仅遗印记。陶鸡内腔直径3.2 厘米，正是现在常见玉米芯的大小。问题是，墨西哥玉米到距今1500年(相当于中国南北朝时期)才驯化、选择增大到13厘米长(直径当然也是随长度不断增大的)，我国1800年以前的玉米就已经与现在的玉米大小相当了？总之，玉米印记的尺寸加上不甚专业的表述不能不令人对这一发现产生些许的疑问：一是陶鸡的年代应有更明确的说法，是否能用先进的手段做个测定？二是陶鸡内腔的印记是不是只有玉米芯才能形成？在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以前，还不能做出汉代有玉米的结论。
1991年，陕西省汉陵考古队发掘汉阳陵从葬坑第17号坑，于坑的南区发现谷、糜、小麦等作物遗存的堆积。“在粮食朽迹中曾显示有玉米粒的迹象，还有几颗泥土置换了的花生仁。如果玉米与花生的种植还能有更有力的证据，这两种作物原产美洲的说法就会发生动摇。”①这个描述是王学理先生在力求通俗的“考古人手记”中写下的，迄今未见有正式的发掘报告提到，询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其他人员，都说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相关印象。
除了对考古出土物进行考察，也有学者从我国野生玉米的分布等方面力主我国玉米的本土起源说。我国西南高原分布有较原始的玉米和种类繁多的野生种。在云贵山区早就有玉米栽培，且与外来品种不同，有糯粒型、爆粒型和有桴型三大类②。20世纪70年代，黎中明等在我国西南考察玉米资源时发现有一种土产玉米小包谷，植株低矮，果穗短小，也有上述三型。有的学者认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糯玉米的起源地，当地各民族自古就以糯玉米为主粮③。但也有人对玉米的本土起源说予以反驳④。
关于玉米的问题，阳陵从葬坑的发现只不过是一个疑似的现象，还有待进一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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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学理：《咸阳原上的汉帝陵园——陕西阳陵考古记》，见朱启新主编：《考古人手记》第二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② 李璠：《生物史》第5分册，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5～36页。
③ 向安强：《中国玉米的早期栽培与引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④ 李晓岑：《关于玉米是否为中国本土原产作物的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4期。
析，而且从西汉直到明代中期，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没有玉米的任何踪迹。即使阳陵“玉米粒的迹象”和新乡汉代玉米芯印记得到确认，从汉代到明代中期以前，玉米沉寂了1300多年后突然在我国南北各地种植和推广，这无论如何也是难以解释的事。在发现野生玉米的地区迄今也尚未有明代以前玉米遗存的任何发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糯玉米同内地明代以后广为种植的玉米也不是一回事。
虽然学术界也一直有中国人早在1492年哥伦布之前到达美洲的讨论，但目前考古学上很难证明玉米在明代以前传入我国，也不支持玉米的本土起源说。
第四节 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与组合演变
以上七种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粮食作物，除高粱外都在新石器时代驯化或传入。进入青铜时代，高粱成为我国种植的谷物，至此直到明代美洲作物引种以前，我国古代的主要大田粮食作物就大致齐备了。先秦两汉时期作物的种植史是认识以后农业发展的基础，除具体种植技术以外，作物的传播、推广和品种组合(结构)演变也都是可以根据考古发现、利用考古方法进行考察的方面。
一 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与作物的推广
作物的栽培或引进有先有后，分布地区也因时而异，从考古发现的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中，我们可以发现各种作物种植、传播和发展演变的脉络。需要说明的是，考古研究重视存在也重视数量，但由于遗存形式多样(见本章第一节)，遗存单位表述杂乱 (有粒数、重量、体积或堆、团、片等等)，根本无法进行遗存数量的总体统计。我们不能保证各地考古工作都是均衡开展的，也就不能保证各种遗存发现机会的公平性。但是一个地区同种作物发现的次数和数量强化了该作物存在这一事实，并辅助说明作物在该地区一定时期的种植形势和地位。因此，对作物时空分布的考古学观察实际上主要是对不同时段作物在不同地区存在情况的分析，存在情况发生的变化反映了作物随时间而推广、传播或消减、转移的趋势和规律。尽管会有考古计划、发现机会和考古资源配置等等因素的影响，但在新中国60多年考古积累的背景下，相信用考古材料反映的这类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是相对准确的。
有了前面各主要作物遗存发现材料的罗列，下面再按省区和时代进行排比，这些遗存所揭示的作物时空分布和推广、传播的情况就会一目了然。由于报告对遗存年代的判定或粗或细，下面列表时将结合年代表述方式，分四个大的时段来容纳这些已知的材料。这个表只提供了我们了解不同作物遗存在各地、各时期发现机会的大小，这个发现机会当然受到诸多情况的限制，但是种植得多，被后世发现的机会自然也多，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合理的、有用的信息。
前一时期已有的作物是后一时期作物类别的基础，一个时期新增的出土作物的地点数反映了该种作物的推广情况。一般情况下，一个地区前代已经开始种植的作物在接下来的时期仍会存续，只是种植的数量可能会有差异，因环境变化等原因退出的情况属于极少数的个例。我们把已发现作物遗存、后代有缺环或以后复又出土的情况归因于考古和浮选工作的开展和投入的力度问题，没有发现的时段或说明种植数量减少，故发现机会变小，但不能简单地说该地放弃了某种作物的种植。如夏商时期的粟发现于陕西、河南、山东、甘肃、新疆五省区，西周时期的粟出土地有陕西、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四川、江西、云南八省区，其中吉林、辽宁、内蒙古、四川、江西、云南六省区是夏商作物出土地中所没有的，即新增加的。出土夏商粟的河南、甘肃和新疆三地虽然没有关于西周粟的报道，但这三个省区西周时期应该仍在夏商基础上继续种植，还是粟的种植区(如河南又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粟出土)。因此，西周时期种植粟的地区就由夏商时期的5个扩大到了11个(原有的5个加上新增的6个)：陕西、河南、山东、甘肃、新疆、吉林、辽宁、内蒙古、四川、江西、云南。春秋战国时期又在夏商和西周基础扩展。照这样的思路梳理下来，各地遗存所揭示的作物时空分布和推广、传播的情况就可以列为下表(表5-5)。
表5-5 各时期作物遗存的出土地区
作物 夏商分布 西周分布（上）
和新增地点（下） 春秋战国分布（上）
和新增地点（下） 汉代分布（上）
和新增地点（下）
粟
陕西2、河南 9、山东3、甘肃1、新疆1
陕西1、山东1、吉林2、辽宁1、内蒙古1、四川2、江西1、云南1 陕西2、河南1、山东 1、吉林1、安徽1、湖 北1、四川2、云南1 陕西8、河南8、山东3、北京1、江苏4 安徽3、湖北5、湖南1、甘肃4、宁夏1、 新疆3、山西6、内蒙古1、四川2、广西 1、吉林1
吉林、辽宁、内蒙古、四川、江西、云南 湖北、安徽 北京、江苏、湖南、宁夏、山西、广西
黍

 

陕西1、河南4、河北1、甘肃1、山东3、新疆1 山东1、新疆1、江 西1 河南2、山东1、四川1、陕西1 陕西7、河南4、山东1、安徽1、甘肃3 宁夏1、内蒙古2、山西5、河北1、北京 1、江苏3、湖南1、新疆2、广东1
江西 四川 宁夏、内蒙古、山西、北京、江苏、安 徽、湖南、广东
稻 河南10、江苏 1、上海1、广东1、山东3 江苏1、山东1、安徽2、四川2、贵州1、湖北2、江西1、云南1 陕西1、河南1、山东 1、安徽1、上海1、湖 南1、湖北2、江西2、浙江1、四川1、云南1 陕西4、河南4、江苏6、安徽4、河北1、 北京1、四川1、贵州1、湖北6、湖南1、 江西1、广东3、广西4、新疆1
安徽、四川、贵州、 湖北、江西、云南 陕西、湖南、浙江 河北、北京、广西、新疆
麦 河南8、甘肃 2、陕西1、山东3、西藏1、新疆1 青海1、新疆2、山东1、云南1 河南1、陕西2、安徽 2、新疆2、青海1、山东1、云南1 河南3、陕西4、甘肃2、山西1、江苏1、 安徽1、湖南1、内蒙古1、新疆5
青海、云南 安徽 山西、江苏、湖南、内蒙古
大豆 陕 西 1 、 河 南
2、山东3 山东1、吉林1 河南1、陕西1、吉林1、山西1、山东1 河南3、安徽1、陕西2、甘肃2、贵州1、 湖南2、湖北2、北京1、广西1
吉林 山西 甘肃、贵州、湖南、湖北、北京、广西、 安徽
大麻 河北1、山东1 江西1、青海1 河南4、安徽1、陕西1、湖南2、湖北1、 广西1、宁夏1
江西、青海 河南、安徽、陕西、湖南、广西、宁夏
高粱 陕西1、河南1 辽宁2、江苏1 河北1 河南2、辽宁1、陕西3、内蒙古1、广东1、山西2、江苏2
辽宁、江苏 河北 内蒙古、广东、山西
说明：地名后数字为出土次数。根据归晚不归早的原则，原报告注明“商周”“商末周初”的遗址归入西周，秦入战国；豆、豆类、黑豆并入大豆，麦入小麦。台湾凤鼻头文化发现的粟遗存虽在夏商纪年范围内，由于未见后续报道，未收入。
从表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
第一，几种主要作物种植地域不断扩大，都是在随着时代发展而推广。
按一种作物出现以后便在下一时期持续种植来算，各种作物种植省区的数量随时间而变化，反映了先秦两汉时期各主要作物种植区域的不断扩大 (表5-6)。虽然作物实际种植的地区数远不只是表中所列的数字，但是前后种植地区数的对比已经揭示出种植地区不断扩大和种植数量不断增多的趋势。汉代是各主要作物大面积推广的时期，粟、黍、稻、麦是分布最广也是种植最多的作物。
表5-6 根据遗存情况推导的各种作物种植省份数
夏商 西周 春秋战国 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