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37)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四 麦
麦有大麦、小麦、黑麦、燕麦等品种，北方地区种植较广的主要是大麦和小麦。《诗•周颂•思文》：“贻我来、牟。”来是小麦，牟通舞，是大麦。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一•大小麦》：“大麦可作粥饭，甚为出息。小麦磨面，可作饼饵，饱而有力。”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麦》：“凡麦有数种。小麦曰来，麦之长也；大麦曰牟、曰矿。”小麦是我国古代麦类作物中最重要的食粮，因此小麦遗存的出土地更广。从考古发现来看，小麦在我国的栽培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
小麦是外来作物，在我国的种植稍晚。一般认为，大、小麦是距今10000 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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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铭、赵德云、黄伟、赵志军：《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 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②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③ 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风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④ 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谢家桥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
⑤ 湖南农学院：《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页。
⑥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1995年发掘简报》，《文物》2002年第6期。
在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地区被首先驯化，新石器时代晚期自西方传入我国。目前我国西部地区早期麦作遗存的出土情况也成为大、小麦西来说的重要依据。20世纪60年代初，新疆巴里坤县石子河乡土墩遗址发现炭化麦粒①。1986～1989年，甘肃民乐县六坝乡东灰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小麦、粟、稷 (黍)等作物的炭化籽粒，小麦¹⁴C 测年数据为距今4200±250年(实验室编号BA92101)②。东灰山遗址大麦、小麦的发现，引起国内众多学者的注意，就其年代问题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据最近公布的东灰山遗址出土小麦遗存的16个AMS测年数据，年代均在公元前1600 年前后，属四坝文化时期③。2010～2013年， 甘肃张掖西城驿二期发现4000 年前的炭化小麦、大麦、粟、黍等，处于马厂晚期向四坝文化的过渡期，“是河西地区目前所见大麦和小麦出土数量最多、年代最早者，这为大麦和小麦进入中国的路径及传入河西走廊地区的时间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④。据说我国学者在西藏地区找到了小麦本土起源说的生物学依据⑤，但未见后续的研究和报道。2002年，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检测出距今4000多年前的小麦植硅体⑥，但驯化情况不明，其来源渠道显然也与以上早期小麦不同。目前只有西北传播路线的材料较为充实。
黄河中下游地区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对于野生大麦、小麦的利用，如研究者通过对河南孟津寨根、班沟出土的裴李岗文化晚期石磨盘微痕和残留淀粉粒的分析，确认当时已加工食用野生小麦族的种子和薏米等⑦。但是，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明确的早期麦作遗存都是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陕西武功赵家来、扶风周原王家嘴分别发现龙山文化的小麦秆和小麦粒③，河南禹州瓦店出土龙山文化时期的麦粒385颗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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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震：《新疆东部的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4 年第7期。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北方考古研究室：《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墓地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王一曼：《东灰山遗址的环境意义与河西走廊史前文化兴衰》，尹泽生、杨逸畴、王守春主编：《西北干旱地区全新世环境变迁与人类文明兴衰》，地质出版社，1992年，第98～109页。年代见吉林大学报告。
③ 李水城、王辉：《东灰山遗址炭化小麦再议》，《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
④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考古》2014年第7期。2010年度的发掘有单独的简报，亦有炭化大麦、小麦、小米的报道，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0期。
⑤ 陈良佐：《我国古代的麦(上)》，《大陆杂志》第72卷第1期，1985年。
⑥ 国内未见报道，转见陈雪香：《中国青铜时代小麦种植规模的考古学观察》，《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
⑦ 刘莉、陈星灿、赵昊：《河南孟津寨根、班沟出土裴李岗晚期石磨盘功能分析》，《中原文物》2013年第5期。
⑧ 黄石林：《陕西龙山文化遗址出土小麦 (秆)》，《农业考古》1991 年第1期；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⑨ 刘昶、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新密新砦发现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早期的小麦植硅石①，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地层中发现炭化小麦②，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龙山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粒③，安徽蚌埠禹会出土龙山文化晚期的炭化小麦④。各地麦作物遗存的发现表明，龙山时代是小麦推广的重要时期。龙山文化晚期与四坝文化的时代大体相当，现在还不清楚龙山文化晚期各遗址出土小麦的驯化程度以及与西北地区小麦之间的衔接问题。大麦、小麦虽然来自域外，但在我国传播和推广的速度惊人，龙山时代已成为遍布黄河流域的粮食作物，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也是重要的麦作区。
夏商时期，麦作业进一步发展。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对大麦穗形的刻画表明麦类作物已是当时常见的作物。曹定云又从二里头第四期陶文中寻出表示小麦的“来”字⑤。《说文•来部》：“来，周所受瑞麦来舞也。”来字在甲骨文中像麦穗直挺有芒，正是小麦的形象。甲骨文中来字已有行来之义，卜辞“乙亥卜，贞，王其田，往来亡灾”(《京》453)。又《说文•来部》：“麦， 芒谷。……从来， 有穗者也。从久。”但“夕”在甲骨文中明显为“止(趾)”形，常用作表示行动的义符。段注：“从攵者，象其行来之状。”小麦系引种作物，大约造字之初尚知麦为外来之物，故又添此符以示意。来、麦本一字两形，后分化为两字两义。分化后本当以“来”为“麦”，以“麦”表示行来之义，但实际并非如此，这可能就是文字发展中的错乱现象。透过文字上的纠葛也可以看出麦的早期传入和栽培的历史。
战国到汉代，麦作进一步推广，许多遗址大麦、小麦同出，但以小麦最为多见，荞麦和大麦属的青稞只见于新疆、西藏和西北地区的陕、甘一带。夏商至汉代小麦作遗存的出土情况见表5-3。
五 大豆
豆类包括大豆(黄豆、黑豆)、小豆 (赤豆)、豌豆、扁豆等品种。中国古代种植最多、最广并对人们生活有重要影响的粮食作物是大豆(主要是黄豆)。这里重点说大豆。
栽培大豆是我国本土起源的，这已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大豆由野生大豆驯化而来。我国野生大豆分布广， 类型多， 北纬24°～53°， 东经97°～135°， 北起黑龙江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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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姚政权、吴妍、王昌燧、赵春青：《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考古》2007年第3期。
② 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4～106页。
③ 靳桂云、栾丰石、蔡凤书等：《山东日照市两城镇遗址土壤样品植硅体研究》，《考古》2004年第9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安徽蚌埠市禹会龙山文化遗址祭祀台基发掘简报》，《考古》2013年第1期。
⑤ 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二里头文化陶文考》，《考古》2004年第12期。
县，东到乌苏里江沿岸，沿海南下至台湾省北部，西北到黄河沿岸的甘肃省景泰县，西南从四川雅安到西藏察隅县，都有野生大豆分布，特别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北纬30°～45°之间的种群最为密集①。大豆驯化要比粟、黍和稻等另外几种原产中国的栽培作物晚得多，目前报道的时代较早的大豆遗存出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陕西扶风周原王家嘴龙山文化遗址②、河南禹州瓦店龙山文化遗址③出土的大豆反映，大豆驯化的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二里头文化时期。
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浮选发现的野生大豆比现在所知最早的人工种植豆类体积要小得多，似乎还属于杂草类④。1992～1993年，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我国迄今最早的夏代炭化大豆和野生大豆，同现代大豆相比，皂角树大豆的驯化程度尚处于野生大豆与现代大豆之间，为一过渡类型⑤。
关于我国大豆起源地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有东北、华北、华中、长江以南以及多中心等等说法。有学者根据我国各地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比较研究，从生态学、品质化学和种子蛋白电泳分析，认为我国大豆起源于以北纬35°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⑥。从古文献记载结合大豆性状演化等，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⑦。2011～2013年，南京农业大学国家大豆改良中心盖钧镒院士带领的团队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中国栽培大豆起源和性状演化的基因组学解析”，将大豆产区划分为东北、黄淮、南方等几个不同的地区，调查和采集野生大豆，用分子生物学的分析方法比较现生大豆和不同地区野生大豆之间的遗传距离，发现东北大豆与南方(长江中下游)野生豆之间的遗传距离最近。综合起来看，南方野生豆与所有地区的现生大豆遗传距离都近。用细胞核的遗传距离进行验证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国栽培大豆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⑧。这个基于科学理论、通过技术手段得出的全新结论还需得到考古工作的呼应，在大豆起源地的认定上，我们仍然需要遵从类似稻作起源研究中所坚持的最重要的两条标准，一是较早的遗存的发现，二是野生种在同一地区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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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全国野生大豆考察组：《中国野生大豆资源考察报告》，《中国农业科学》1983年第6期。
② 周原考古队：《周原遗址(王家嘴地点)尝试性浮选的结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③ 刘昶、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④ 凯利•克劳福德、赵志军等：《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龙山文化植物遗存的初步分析》，《考古》2004年第9期。
⑤ 周昆叔、叶万松、刘长江：《中国最早大豆的发现》，《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第7版；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
⑥ 徐豹、郑惠玉、路琴华等：《大豆起源地的三个新论据》，《大豆科学》1986年第2期。
⑦ 王书恩：《中国栽培大豆的起源及其演变的初步探讨》，《吉林农业科学》1986年第1期。
⑧ 盖钧镒2014年11月7日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的“江苏省农史研究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目前尚未发现汉代以前栽培大豆的遗存。考古发现的史前大豆遗存地点在东北和黄河中游地区，虽然先秦两汉时期的大豆遗存南北均有发现，但仍主要分布于上述两个地区(表5-3)。洛阳汉墓陶仓上多有“大豆万石”“豆万石”“大豆百石”等标识，部分陶仓内有大豆的实物①。大豆与粟、黍等一样都是当地常见的作物。
考古发现固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今天没有发现不能绝对地说过去一定没有，但一直没有相关的遗存出土至少说明这里当时即使有也是少之又少，把这样的地方当作起源地进行讨论是很难说得过去的。直到今天，在早期遗存发现较多的东北和黄河中下游地区仍是大豆的主要产区，这里自古就有适于大豆生长的优良环境。
大豆驯化栽培较晚，夏商时期的大豆尚处于推广普及的初期，又由于大豆含油率较高，不易保存，考古出土的遗存相对较少。据于省吾考证，甲骨文中已有表示菽豆的字②。卜辞多有贞占“受菽年”例，而且同版之上往往与“受黍年”对贞：
①戊戌卜， 壳贞， 我受菽年。(《合集》10041)
②贞， 今岁我受菽年。(《合集》10040)
③贞，我不其受菽年。
甲子卜，壳。
贞， 受黍年。(《合集》10051)
由此可见，商代已然把菽当作与黍一样看待的粮食作物了。周代文献也常将菽与粟、黍等谷物并列。
《诗经•豳风•七月》：“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
《墨子•尚贤》：“贤者治邑也，蚤出莫 (暮)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
汉代大豆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食粮，种植的规模前所未有，虽然发现不多，仍可用其他出土材料补充说明。洛阳汉墓出土的模型明器陶仓上写有“大豆万石”“小豆万石”“黄粱粟万石”“白粱粟万石”等铭文③，以示墓主人在地下的富有。汉墓地券出现了大豆的新名称“黄豆”，如灵帝熹平二年 (公元173年)张叔敬墓陶盆(瓶)上的朱书镇墓文中有“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④。曹操高陵出土名物石牌6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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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
② 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2期；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春都花园小区西汉墓(IM2354) 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1期。
④ 转引自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94页。
枚，其中一枚为：“黄豆二斗木𨋩机一。”①
大豆之外，汉代也多种小豆。虽然考古发掘报告目前报道的小豆遗存较少，但洛阳汉墓陶器文字标识中也常见“小豆万石”的字样②。文献中称豆称菽者多指大豆，小豆为苔，亦称小菽。《说文•草部》：“苔，小菽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一四简有“小叔(菽)鹿胁白羹一鼎”③。《九章算术•粟米》：“今有粟三斗少半升，欲为菽，问得几何？……今有粟四斗一升太半升，欲为答，问得几何？”小豆种类也多，其中最多见的是赤小豆，秦简多与他谷并列。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禾忌日，稷龙寅，秫丑，稻亥，麦子，菽、苔卯，麻辰，葵癸亥，各常□忌。”④《氾胜之书》谈作物栽培单列“小豆”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