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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陈雪香、方辉：《从济南大辛庄遗址浮选结果看商代农业经济》，《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③靳桂云、方辉：《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植硅体研究》，《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④赵敏、陈雪香、高继习、何利：《山东省济南市唐冶遗址浮选结果分析》，《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到生产、收获。可见，杂草种子一开始就是人类的食粮。以食用为目的的野菜类的驯化也是同样的道理。
农业产生以后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对于野生杂草的利用从没有停止过，只是随着农业生产水平和年景的变化，对于草实的利用会有程度上的不同。目前经过浮选的遗址，出土的杂草种子遗存大都多于谷物的遗存(表5-2)，史前时期遗址出土的谷物和杂草遗存的数量对比最为明显。相当于龙山时代的辽宁大连王家村遗址小珠山五期发现谷物537粒，可鉴定杂草种子9415粒，分别占二者总数的5.4%和94.6%，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东周文化层取样浮选得到的谷物和杂草种子都很少，汉代文化层未出土谷物，有60粒杂草种子。这个浮选的结果可能与遗址的特性和取样的偶然性有关，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所揭示出的总规律即谷少草多的形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从小珠山五期到汉代，非农作物中藜科藜属杂草的种子都占了绝对优势。小珠山三期
出139粒处于第二位，次于藜科酸模属(253粒)。汉代杂草种子60粒，其中就有藜属55粒，另有蓼属2粒，黍亚科2粒，豆科1粒。这里的藜属植物似不应当作普通的杂草来看待。研究者判断，“王家村遗址出土藜属的种子数量巨大、出土概率很高，可以排除是现代藜属种子混入的可能。这些藜属种子常与农作物同出，因此藜属可能是当时一类重要的食材，酸模属亦可能如此”。另外，遗址出土的“野山楂、李属、酸浆属、悬钩子属等应为先民们为丰富食物的多样性而采食的水果”①。
表5-2 部分遗址农作物和非农作物种子的出土情况
时代 遗址
农作物
非农作物
(杂草) 说明
材料出处
周代 即墨北阡 3769 3807 《考古》2011年第11期
周代 济南唐冶 1102 1978 不包括果类、不可鉴定者738 《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
小珠山三期
(距今5000年) 大连王家村 28 506 不含果类和不可鉴定者134 《北方文物》
2015年第2期
小珠山五期
(龙山时代晚期) 大连王家村 537 9415 不含果类和不可鉴定者872 同上
东周 大连王家村 3 26 不含果类和不可鉴定者20 同上
汉代 大连王家村 0 60 不含果类和不可鉴定者15 同上
二里头到汉代 登封南洼 19384 15843 《中原文物》
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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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永超、吴文婉、王强等：《大连王家村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研究》，《北方文物》2015年第2期。
历史时期各遗址谷物和杂草种子的数量差距逐渐缩小或趋于近似，说明人们对于杂草采取了有效的控制措施，田间管理的除草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一环。但是历史上对于杂草种实、野菜、野果等的采食一直都是常见的现象。《管子•禁藏》：“民食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有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有五十石。”这段文字描述了战国到西汉初期普通百姓的食物构成，粮食之外，果蓏素食、糠秕六畜都是正常的食物来源。“素食”，赵守正《管子通解》释“蔬菜、野菜”①。“果蓏”通常理解为瓜果蔬菜。《易•说卦》：“艮为山……为果蓏。”孔颖达疏：“木实曰果，草实曰蓏。”《周礼•天官•甸师》：“甸师掌共野果前之荐。”郑玄注：“果，桃李之属；蓏，瓜瓞之属。”既称“野果蓏”，自然非人工种植。《汉书•地理志下》：“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嬴蛤，食物常足。”这里说的“果蓏蠃蛤”都不是人工种、养而来的。《汉书•食货志上》：“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易。”应劭曰：“木实曰果，草实曰前。”张晏曰：“有核曰果，无核曰蓏。”臣瓒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果、蓏分别是木实和草实或菜蔬类植物的总称，既有人工种植的也有野生的，它们都被人采获利用。正常年景下尚且如此，灾荒年月以野菜、野果和草实度荒更是情理中的事。至于用作牛、羊、猪等家畜的饲料更无须多说了。
野生动植物在不同时期一直被开发和利用着，并且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能从整个经济的和食物来源的视角综合考察各类农产品、野生资源在人们饮食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将会对粮食生产有新的更为真实的看法，农田杂草虽然只是野生植物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很好的切入点。
第三节 先秦两汉时期主要作物的起源和发现
先秦两汉时期的几种主要农作物除高粱、小麦外大都是我国本土起源的(小麦起源尚有争议)，它们在遥远的史前时期即已被驯化、栽培或引种，每种作物都凝聚着我国先民的心血和智慧，隐含着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缜密精到的经验总结。它们被驯化和栽培的时间有先有后，发展的势头也各有不同。它们起源的时间、地区和发生机制等在农业考古领域都已有深入的探讨，这里重点关注的是进入历史时期 (先秦两汉)栽培作物的发展态势问题，涉及的作物虽然远非先秦两汉时期种植作物的全部，但却是最重要也是最为常见的谷物种类，它们是当时人们果腹的主要食粮，也是社会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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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守正：《管子通解》，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
发展的动力源泉。我能查找到的材料肯定还不全面，有时也听到甚至看到出土的作物，但材料并未发表，也就无法引用。各地各时段考古都有相似的情况，现有的考古材料还是有一定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基本能够反映作物种植和推广的大致情况。先秦两汉时期种植的粮食作物很多，根据文献中常出现的谷物名称以及传统上对历史时期粮食的认识，我确定粟、黍、稻、麦、豆、麻、高粱七种最主要的作物加以考察，其他如小豆、薏米、荞麦、稗子等等，对农业社会的影响力远没有上述七种作物大，又由于受发现情况的制约，在此不作主要研究对象。考虑到谷物发展的连续性，对于各主要作物的起源也略作分析和说明。各种作物的出土情况大致按时代先后在表中列出(表5-3)，同时代的又按地区集中排列。“时代”根据考古报告的认定，对报告中表述为“新石器时代”但年代在夏商纪年范围的遗存也一样收入，时代跨度较大或标明年代范围的取最晚的年代。早期时代归属参考《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夏商周年代表”①，距今3000年的归入西周，有时标注的朝代只代表已进入与该朝代相当的时期。为了简化表格和提供作物组合研究的方便，七种作物的出土情况列在一个表中，即将共存的作物一并列出。 一 粟
粟是起源于我国北方地区的旱作谷物，禾本科狗尾草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攒穗型，俗称谷子，去皮为小米。粟喜温，耐旱，适应性强，可春播，亦可夏播，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作物。
粟是我国本土起源的作物，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粟作物遗存的有80余处，分布于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山西、安徽、吉林、台湾、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四川、云南、湖北、内蒙古、辽宁、黑龙江等地②。虽然有些省份目前尚未见报道，但从相近、相邻省份和大区域的形势看，这些地方也应该有粟的种植。
夏商纪年范围内出土粟遗存的遗址大大超出了黄河流域。台湾台南市牛稠子凤鼻头文化的贝丘遗址(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 年)发现粟粒遗迹，据说台中县清水镇牛骂头遗址(凤鼻头上层文化)也发现陶器上的谷子秆压痕，距今不超过3000 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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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00年，第86～88页。
② 据刘兴林《史前农业探研》第64～67页(黄山书社，2004年)并补充近10年来发表的新材料。不烦列出。以下史前作物遗存数量来源亦以该书为基础所得，不再注出。
③ 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1979年第3期。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和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都发现了西汉时期的粟①。历史时期的农业在史前农业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作物种植总量和产量的增长等一切都在情理之中。由于文字记载较多，在考古实践中人们对历史时期农作物遗存的关注度反倒没有对史前作物那么高，但报道出土粟遗存的地点仍然是遍布全国各地，出土数量和质量也有了较大提高，不但数量多，而且有的形态完好，提供了作物研究准确可靠的材料。先秦两汉时期各地粟作遗存的出土情况见表5-3。
表中所列是目前已发表和所能查检到的材料，肯定很不全面(后面各种作物遗存的列举都有类似的情况)，但可以大致反映各时期粟的种植形势。商周时期的粟又有甲骨文和金文的记载，汉代除了粟作物遗存的出土，画像砖石、壁画等各种画像、简牍帛书和墓葬中出土陶仓上的文字等都有粟的反映(本章第一节已略述)，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印证。
表5-3 各地出土的先秦两汉时期的作物遗存
时代 出土地点 作物遗存 材料出处
二里头文化早期 河南新密新砦 谷子颖壳植硅石、水稻植硅石、小麦颖片植硅石 《考古》2007年第3期
二里头文化 河南驻马店杨庄 炭化稻粒 《驻马店杨庄》第191页
二里头文化 河南洛阳皂角树 水稻、小麦、粟、黍 《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21日第2版
二里头文化(距今3600±150年) 河南洛阳皂角树 粟、小麦、黍、稻 《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第7版
二里头文化 河南新密古城寨城址 炭化小麦 《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
二里头三期文化 河南偃师二里头 小麦、水稻、高粱、大豆、谷子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7页
岳石文化(相当于夏代纪年) 山东烟台牟平照格庄 粟、黍、稻、麦、大豆 《东方考古》第6集第331～343页
广富林文化(公元前2200～公元前2000年) 上海广富林 稻米、葫芦、荧实等 《南方文物》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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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221页，图258；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87页。
续表5-3
时代 出土地点 作物遗存 材料出处
黑水国遗址(距今4100～3600年) 甘肃张掖 炭化小麦、炭化大麦、粟、黍 《201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第44页
四坝文化(公元前1600年) 甘肃民乐东灰山 炭化小麦
《考古学研究》(十)第402页
新石器(公元前1370年) 西藏贡嘎昌果沟 青稞、小麦 《考古》2001年第3期
新石器(公元前1650～公元前1450年) 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 麦粒、黍粒 《文物》2007年第10期
商代 新疆哈密艾斯克霞尔 粟壳 《考古》2002年第6期
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 广东马坝石峡 炭化稻米、稻谷壳、稻草秆 《文物》1978年第7期
商代早期(二里岗期) 河南登封王城岗 炭化粟、黍、小麦、大豆、稻谷 《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先周 陕西扶风周原王家嘴 粟粒、黍、小麦、大豆 《文物》2004年第1期
先周(公元前1380～公元前1120年) 陕西扶风周原齐家村 粟 《考古》2010年第1期
先周 陕西长武碾子坡 未去皮的炭化高粱 《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商代 河北邢台曹演庄 黍、麻 《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商代早期 河南偃师商城 稻谷、小麦等 《考古》2002年第7期
商代 河南安阳殷墟 粟 《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商代 河南安阳小屯 谷物 《考古》1987年第4期
商代 河南殷墟花园庄 谷粒 《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第7版
商代 河南安阳殷墟 稻谷 《安阳发掘报告》四期第576页
商代 河南郑州白家庄 稻谷痕迹 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第7页
商代晚期(殷墟期) 河南登封王城岗 炭化粟、黍、小麦、稻谷 《华夏考古》2007年第2期
商代 山东烟台照格庄 粟、黍、小麦、稻、大豆、大麦 《东方考古》第6集第334页
商代 山东济南大辛庄 粟、黍、稻、小麦、大豆、大麻 《东方考古》第4集第49页
商代 江苏东海焦庄下层 炭化稻粒 《考古》1960年第6期
续表5-3
时代 出土地点 作物遗存 材料出处
商代至西周早期 江西新干牛城遗址 粟、稻、黍 《江汉考古》2015年第3期
商末周初 四川成都金牛区金沙 炭化粟、炭化稻粒 《南方文物》2011年第3期
西周 四川什邡桂圆桥 炭化粟、稻 《四川文物》2015年第5期
青铜时代(距今3115±90年，西周) 云南剑川海门口 粟壳、结成块的稻穗、炭化稻谷、稗子、麦穗 《考古》1958年第6期；《考古》1995年第9期
西团山文化(距今3000年，西周) 吉林永吉杨屯 粟、大豆 《考古学集刊》(7)第48页
商周 吉林吉林市猴石山 粟 《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距今3000年(西周) 新疆巴里坤兰洲湾子 小麦粒 《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青铜时代(距今3000年，西周) 辽宁大连大嘴子 炭化高粱 《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青铜时代(西周) 辽宁本溪望海楼 炭化谷粒、高粱 《中国文物报》1994年7月17日第3版
商周(距今3300～2960年) 新疆哈密五堡 糜(黍)、麦 《中国文物报》1986年11月28日第2版
西周早期 江苏东海焦庄 粳稻籽粒 《文物》1975年第8期
西周 江苏句容浮山 粮食 《考古》1979年第2期
西周 江苏新沂三里墩 高粱秆、叶 《考古》1960年第7期
西周 青海都兰诺木洪 炭化麦粒 《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夏家店上层(西周) 内蒙古赤峰大山前 炭化谷粒 《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1版
西周 山东高青陈庄 粟、稻、黍、小麦、大豆 《考古》2011年第2期
西周 陕西长安沣西 炭化粟米粒 《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西周 湖北圻春毛家咀 粳稻 《考古》1962年第1期
西周 湖北汉川南河 大米 《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西周 贵州威宁中水吴家大坪 水稻 《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5日第1版
西周 安徽六安堰墩 炭化稻谷 《中国文物报》2001年3月1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