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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4年，苏州昆山绰墩遗址第IV、VI区又发现马家浜文化的水田遗迹64块，这些水田是分布在地势低洼的原生地面上的长条形、圆角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的坑，以坑与坑之间的原生土为田埂，几块到几十块田串联，田块间有灌排水口相通。还有一些与水田配套的水沟、水塘、水井或蓄水坑等，作为水田的灌溉系统，并发现可能为灌溉用具的陶罐、陶盆。水田的面积一般为0.8～16平方米，平均5.4平方米，深度为0.12～0.8米，平均0.33米③。通过对出土的炭化稻粒和土壤有机质的⁴C测定，确认绰墩田块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灌溉稻田④。2008年，苏州博物馆配合京沪高铁江苏段施工抢救发掘草鞋山遗址，又发现马家浜文化的水田30块。草鞋山、绰墩遗址共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稻田遗迹138块⑤。
1994年，中日合作进行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水田遗迹调查中，在遗址北界内侧距地表3.7米深的第一期文化的土样中发现了一定含量的水稻植物蛋白石，表明当时的稻田从居址一直延伸到百米以外的湖沼边⑥。河姆渡丰富的稻作遗存反映了其繁荣的稻作业，水稻植硅体的发现证明河姆渡遗址北部的大片地方就是当时的水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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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谷建祥、邹厚本、李民昌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②邹厚本：《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结构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上的初步认识》，日本文化财学会：《稻作起源を探ゐ》，1996年11月；邹厚本、谷建祥、李民昌等：《江苏草鞋山马家浜文化水田的发现》，载严文明、安田喜宪：《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③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昆山绰墩遗址》，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④曹志洪、杨林章、林先贵等：《绰墩遗址新石器时期水稻田、古水稻剖面、植硅体和炭化稻形态特征的研究》，《土壤学报》2007年第5期。
⑤丁金龙：《马家浜文化时期水田与稻作农业》，《嘉兴学院学报》2010年第9期。
⑥邵九华：《河姆渡稻作渊源探析》，《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1996年，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增发现形态完好的谷粒、带芒稻谷和稻米以万计，经鉴定为栽培稻类型，距今8000年左右。该遗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城墙下发现三丘古稻田，水田遗迹包括人工开挖的水沟、水坑等灌溉系统，属距今6500～6200年的汤家岗文化①。
1997、199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城头山文化的稻田、田埂和相关的原始灌溉体系，有水沟和水坑。遗址由西向东从第一条原生土田埂到第三条人工堆筑田埂之间形成二丘田，三条田埂间距分别为4.6～5米和2.5米。田埂之间为表面平整、厚约30厘米的纯净灰色土，并显现出水田所特有的龟裂纹，单位面积所含水稻植硅体数量也与现代稻田十分接近。田埂长度不知，但城头山古稻田面积已明显大于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的古稻田。水田西边还发现有开挖于原生地表的圆形水坑，直径近2米，深1.5米，构筑非常规整，西侧还有多道不深的小水沟。城头山水稻田的年代距今约6500～6300年②。
2000年，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中发现龙山文化稻田遗迹，江苏省农科院对水田、水沟、水口、水坑等与稻田相关的土壤测试分析发现，1克干土壤中水稻植物蛋白石分布高峰达5万多个，经漂选，遗址中还得到数百粒龙山文化的炭化粳型稻粒和岳石文化的炭化稻米。发掘者初步认定该遗址城外和内、外城之间保存着良好的稻作农业生产区。这一发现拉近了稻作农业由中国东部沿海传入日本九州的时间差距，再次证实中国黄淮和山东半岛一线稻作文化与日本九州稻作农业之间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③。
2005年，山东胶州赵家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中发现蓄水坑、水沟、浅坑、田块、田埂等。西片田块遗迹群发现2个蓄水坑，直径约1.5米，深1米以上，底部有淤泥，蓄水坑四周有水沟和浅坑环绕并与蓄水坑相通。水沟数量较多，有主沟、支沟之分。水坑一侧的不规则浅坑面积在5平方米左右。田块的修挖程序为：在预留的范围翻土为田，在边缘培土为田埂，在田块一侧挖掘蓄水坑，并修挖与田块相连的水沟。同时在蓄水坑一侧开挖几个浅坑，浅坑与密布田地中的主、支水沟长期存水以维持田内潮湿。东边的田块遗迹则为长方形浅坑状堆积，应是人工修挖。浅坑宽约10米，长数十米，深20～40厘米。坑底是黑色黏土掺杂黄褐色沙土的堆积，可以起到延缓雨水或灌入水渗漏的作用，使浅坑具有一定的蓄水功能。从生活垃圾堆积内浮选出数量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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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裴安平、尹检顺：《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当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2期；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1期。
②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③林留根、李虎仁：《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遗址的发掘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9日第3版。
稻米，推测有些地块应是稻田①。经过对采集土样植硅体的定量分析，发现63个采样点土样中，有42个发现了水稻扇形植硅体，占66%；在判断可能为稻田区的46个采样点土样中，这一比例达到77%②。农田中的沟、坑(井)引导人们朝着水稻田的方面考虑，参考日本学者较为成熟的判断水稻田的标准③，赵家庄龙山文化时期稻田遗存最终得到确认。
2008年，上海广富林遗址第三阶段遗存(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主体)发现水稻田遗迹，遗迹为近似椭圆形的大浅坑，填土为黑色沙性黏土，含少量陶片、稻米、稻壳和植物根茎遗存，根据测定，水稻植硅体含量已达到水稻田标准④。广富林第三阶段遗存以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为主体，大体相当于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故又有南方龙山文化之称。2006年有人提出广富林文化的概念，被学界多数学者认同。
2009～2011年，浙江杭州余杭区临平镇茅山遗址清理出良渚文化中期小面积的条块状、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稻田以及晚期大面积的规整稻田和广富林文化时期的农耕层。中期稻田清理出26块，田块间有小的水沟相连，部分田块有排灌水口与大水沟相通。晚期稻田是由横向灌溉水渠和纵向田埂围成的4个完整的大田块，田块平面形状大体呈南北向长条形，面积一般在1000平方米左右，最大的近2000平方米⑤。
现在，新石器时代的古稻田不断有新的发现。最近，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在江苏泗洪韩井遗址发现距今8000年的古稻田，在面积不足100平方米范围内稻田被分割成不同形状的块块，并有人工开挖的水坑、水沟、水口等与灌溉有关的设施。田块内土壤的分析结果表明，这里曾反复生长过水稻。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古稻田⑥。
另外，1998年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发掘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清理出明清时期的水田遗迹，水田中有收割后留下的排列整齐的稻窝和清晰可辨的牛蹄印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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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燕生东、兰玉富、李文：《山东胶州赵家庄先秦聚落考古获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06年4月28日第1版；燕生东、靳桂云、兰玉富：《山东胶州赵家庄龙山时期稻田遗存的发现及意义》，《中国文物报》2007年11月16日第7版。
②靳桂云、燕生东、宇田津彻郎等：《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4000年前稻田的植硅体证据》，《科学通报》2007年第18期。
③靳桂云：《日本的水田考古研究》，《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27日第7版。
④广富林考古队：《2008年度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2009年1月2日第5版。
⑤丁品、郑云飞、陈旭高等：《浙江余杭临平茅山遗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12日第4版；丁品、赵晔、郑云飞等：《浙江余杭茅山史前聚落遗址第二、三期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2月30日第4版。
⑥《江苏泗洪：韩井遗址8000年前古稻田》，《大众考古》2016年第5期(资讯•国内)。
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重庆云阳县李家坝I区水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
这说明运用常规考古方法发现古代农田遗迹也是完全可能的。科技手段同常规方法相结合，为古代农田的发现和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农田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无疑会带来种植技术研究的深入。城头山遗址的水田剖面有与现代稻田完全一致的清晰可见的植物根系，据此可以推测当时采用的是撒播种植技术①。马家浜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时期单块水稻田的面积都较小，显然是与耜耕农业相适应的田地形态，因为用犁耕在这样的田块上是无法运转的，这与该时期石犁一类农具未见出土的情形也是吻合的。目前发现的史前稻田遗迹都有与之配套的水沟、水井或水塘(坑)等灌溉设施，说明当时种植的为水稻而非旱稻。在城头山遗址，稻田以规整的田埂为分界，这也是灌溉技术所要求的。现在这一切都由过去的推测变成了实证。这是对田地形态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始，应该成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领域新的生长点。
田块是地层中的遗迹现象，人类耕种过的土壤是文化层中的堆积，考古学的常规方法同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从地层中区分出史前农耕土壤，从而恢复农田系统的原始面貌，这已经成为考古学、地学、土壤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学者思考的问题。李容全等总结了关于史前农地研究的状况，认为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深化农田形态课题的研究：1)进行同期自然土壤和异期同类自然土壤与可能为农耕区的同期农耕土壤的比较研究，全面对比它们的剖面的物理性状、微观结构和化学特征；2)对土层中的炭屑进行统计分析并应用到土壤特征的对比分析中，以确定刀耕火种时期人为改造过的土壤层次；3)土壤中磷的聚积和因燃烧所致的氮的散逸问题，与刀耕火种时期农耕土壤的化学特征密切相关；4)寻找出相应的硅酸体(植硅体)。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研究，就可以总结出一套判别农耕土壤的标准，从而对农耕土壤和农地形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②。
农地的形态同作物的种植技术、生产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水田考古开辟了农业考古研究的新天地，相信未来史前农田形态的研究定会推广到水稻田以外的农地类型中去，包括历史时期旱作农区的田块和实行不同耕种方法(如火耕、耜耕、犁耕)的农地。农地形态的研究首先在水稻田的考古发掘中取得了成功，水稻田的发现是考古发掘技术和植硅石分析技术合作的结果，要将农地形态的研究推广到旱作农田中去，也需要相应科技手段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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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②李容全、邱维理、翟秋敏：《关于地学与考古学关系的几点思考》，王昌燧主编：《科技考古论丛》第二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0年。
第二节 先秦田亩的演变
这里要讨论的是经过人力整治而种植作物的地块的形状、内部结构和相关问题。我们把这些地块称为“田”，以与意义更为广泛的“地”相区别。汉刘熙《释名•释地》：“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稼填满其中也。”而地为“载万物也”，“《易》谓之坤”，与代表天的乾相对应。《尚书•禹贡》：“厥田惟中中。”孔颖达疏引郑玄说：“能吐生万物者曰土，据人功作力竞得而田之则谓之田。”也就是说，经过人力开垦、整治用来种植作物的土地叫作田。同地理形势和耕作技术的发展相适应，先秦以来出现和耕种过多种形式的田块，单从文献记述上我们尚难全面而准确地把握这些田块的具体形状和结构，直到汉代田地模型的出土和农田遗迹的发现才为我们了解汉代农田形态提供了直观的依据。
一 先秦时期的田亩
先秦时期，对于农田形态，文献记载和文字字形的刻画都是以北方旱作田亩为主的。
《说文•田部》：“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口，十，千(阡)百(陌)之制也。凡田之属皆从田。”田字象形，甲骨文作田(《甲》763)、 (《粹》1222)、 (《粹》1223)诸形，“就是一个方块田的图画”①。而园囿之囿作 (《前》7•20•1)、 (《京都》3146)、 (《前》4•12•3)，指示田内有所植；周字作 (《前》6•63•1)、 (《乙》7312)，虽田内所植省为四点，亦同此类。周以农起家西北，奉后稷为始祖，甲文“周”形象地抓住了周部族的特点。这些都可成为田地早期形态的注解。方块内的纵横笔画是田间阡陌的粗略刻画。阡陌为田间道路，道路将大方块划分为一个个小方块，使其整齐如棋盘，这或许就是井田的反映(在此不作详论)，与此相对应的耕作制是粗放的、不分垄行的撒播或点播。这种经一定规划、有一定形状的方块田地，似乎也应有一定的面积，行用既久，也便有了计量的意义。西周金文中有名词的田，也有作为单位的田。
《多友鼎》：“易(锡)女土田。”
《不其簋》：“易(锡)女(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从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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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20页。
《敌簋》：“易(锡)贝五十朋，易(锡)田于□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旗鼎》：“惟八月初吉，王姜易(锡) 田三田于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