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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奏斥壁州司马，诏未下，义府问计于舍人王德俭。德俭者，许敬宗甥，瘿而智，善揣事，因曰：“武昭仪方有宠，上欲立为后，畏宰相议，未有以发之。君能建白，转祸于福也。”义府即代德俭直夜，叩阁上表，请废后立昭仪。帝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停司马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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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八〇《来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42页。
② 参见笔者另文《永徽政治论》，《乾陵文化研究》六，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196—210页。
书，留复侍。①
李义府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是理解李义府政治长期不得进步的关键。史书不言长孙无忌为什么讨厌李义府，但是不管什么原因，都足以导致李义府的如此状态。李义府即将贬官壁州司马，至于长孙无忌采用什么说辞其实也不重要。
此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在《李义府传》中是看不出来的。《资治通鉴》注重历史事件的时间性把握，其记载文字如下：
中书舍人饶阳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左迁壁州司马。敕未至门下，义府密知之，问计于中书舍人幽州王德俭，德俭曰：“上欲立武昭仪为后，犹豫未决者，直恐宰臣异议耳。君能建策立之，则转祸为福矣。”义府然之，是日，代德俭直宿，叩阁上表，请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以厌兆庶之心。上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②
《通鉴》把此事记载于永徽六年（655）七月，在戊寅日之后，乙酉日之前，即七月十日与十七日之间，因为同月“乙酉，以侍中崔敦礼为中书令”。虽然《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同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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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二二三上《李义府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339—6340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288—6289页。
载并不是字字同一，但是基本内容是一致的。正如王德俭所言，废王立武之事，对于马上就要外贬为官的李义府而言正是救命稻草，抓住这个机会，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有了转机，否则被贬官外地，未来很难保证。李义府当然要特别努力，于是在王德俭的配合下，及时上奏了报告，获得了皇帝召见、赏赐和慰留。既然皇帝下令留职，长孙无忌应该也没有办法。不久，李义府升任中书侍郎，肯定与他的立场有关。
废王立武是高宗朝十分重大的政治事件，唐朝的历史也受到该事件的深远影响。而李义府的加入，对于废王立武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唐高宗和武则天都是如此看重李义府的加入？李义府及时抓住了废王立武这个救命稻草，从整个事件的过程来看，李义府的出现，对于唐高宗和武则天而言，意义同样巨大。
唐高宗要立武则天为皇后，此事已经进行有时，而对唐高宗来说，因为长孙无忌等宰相团队的反对，事情毫无进展。在李义府出现之前，唐高宗与长孙无忌已经有过交涉，但皆以皇帝遭拒为结束。永徽五年（654）年底，唐高宗携武昭仪亲自到访长孙无忌家，史书通常称之为“幸太尉长孙无忌宅”，一般而言，这是皇帝对大臣十分特殊的表示。《资治通鉴》对此事记载很详细，唐高宗要立武则天为皇后，担心大臣们反对，于是：
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上因从容言皇后无子以讽无忌，无忌对以他语，竟不顺旨，上及昭仪皆不悦而罢。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数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①
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的记载应该是《通鉴》此说的来源，其辞曰：
（永徽）五年，亲幸无忌第，见其三子，并擢授朝散大夫。又命图无忌形像，亲为画赞以赐之。六年，帝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无忌屡言不可，帝乃密遣使赐无忌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昭仪母杨氏复自诣无忌宅，屡加祈请。时礼部尚书许敬宗又屡申劝请，无忌尝厉色折之。
比较两书的记载可以发现，《旧唐书》中，唐高宗把长孙无忌三个庶出儿子加官为朝散大夫和赏赐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是两件事，而《通鉴》合为一事记载。当然，这不是大问题，关键是高宗的这个动作是讨好长孙无忌，希望长孙无忌同意皇帝换皇后。长孙无忌虽然接受礼物，但是坚决不同意。《旧唐书》的记载更有趣，就是在长孙无忌明确反对之后，皇帝再送重礼，长孙无忌继续照收不误。然后皇帝再请武则天母亲杨氏亲自出面，又请礼部尚书许敬宗出面，长孙无忌依然继续拒绝，对许敬宗尤其严厉，是“厉色折之”。②
这是李义府出现之前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许敬宗是亲历者，所以他的外甥王德俭是知情的，而朝廷中的大臣多如李义府一样，对于宫中如此大事闻所未闻。唐高宗在长孙无忌处碰壁之后，只好退而求其次，放弃让武则天当皇后的打算，但希望武则天可以当宸妃。《通鉴》在永徽六年（655）七月有如此记录：
唐因隋制，后宫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皆视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仪为之，韩瑗、来济谏，以为故事无之，乃止。①
对此，《唐会要》也有记载，其文曰：
永徽六年十月，武后未立，上特号为宸妃。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奏言；帝王嫔妃，自有恒数，今若别立妃号，臣等窃以为不可。乃止。②
《会要》记此事在十月，《通鉴》据《实录》记为七月③。当年十月，废王立武之事已经确定，不可能再有宸妃之事，《通鉴》的观点比较可信。
既然已经有一品的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为什么要特别设置宸妃呢？看来唐高宗是担心武则天受委屈，既然不能当皇后，至少也要高于一品诸妃。这些资料所说都有不详之处，宸妃到底与一品诸妃同列，还是要高于诸妃，这并不清楚，但强调宸妃位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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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8页。
② 《唐会要》卷三《内职•杂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③《通鉴考异》，见今本《资治通鉴》所附，卷一九九，第6288页。
（皇后）之下，诸妃之上是不该有问题的。唐高宗在让武则天当皇后受阻以后，希望让武则天当宸妃，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台阶。但这一次高宗再次遭受打击，而出手的是韩瑗和来济，不是褚遂良，更不是长孙无忌。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是在不久以前才任命的，时间是六月壬辰。永徽三年（652）三月，韩瑗以兵部侍郎守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执政宰相之一。三年（652）九月，来济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也升任为宰相①。在宰相的团队中，韩瑗和来济是最新成员，也是最年轻的成员。
阻止武则天当宸妃的任务，年轻的两位宰相很轻易地完成了。此时的高宗皇帝一定苦闷到了极点。掌握朝政的舅舅长孙无忌，虽然收下了皇帝的大批礼物，但就是不同意皇帝的请求。皇帝至少要在武则天面前保持一点面子吧，但是提出的宸妃要求再次遭到否决，而出面否决的竟然是最年轻的两位宰相。皇帝的苦闷是内心的，但是孤单则是毫无疑问的。大臣群体中，现在所知，只有礼部尚书许敬宗赞成自己，宰相群体反对，其他大臣要么不知情，要么保持沉默。高宗或许会悲观地认为，长孙无忌久掌朝政，朝中大臣也许都是长孙无忌的人马，而自己也许会永远孤独下去。 就在这个时刻，李义府出现了。这对于唐高宗而言，除了惊喜之外，也看到了翻盘的希望。宰相团队已经没有指望，但是朝廷中级官员则完全可以争取，他们与长孙无忌并非铁板一块。现在，李义府上书，明确支持立武则天为后，也一定会大说特说这是朝臣的一致愿望。不管李义府代表多少人，至少与皇帝一致，这让皇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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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瑗、来济之任，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78、6279页。
始拥有了重整旗鼓的可能。对于是否确立武则天为皇后，至少是有大臣支持的，这跟所有大臣完全反对的局面是根本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李义府的出现是及时的，至少挽救了皇帝与长孙无忌对决中的颓败之势，让高宗重新燃起希望，也许因此增加了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气。
宸妃一事，是高宗一方妥协的产物，但是如此妥协尚不被允许，高宗只能坚持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宸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高宗再次回到原来的要求上去，继续努力让武则天当皇后。这个转变，首先应该是高宗无法保持现状不变，高低要求都不允许，就更坚决地继续高要求。其次，也许有李义府参与的缘由。唐高宗不仅奖赏了李义府，还与李义府进行了面对面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仅让高宗了解了李义府，更重要的是通过李义府了解了朝廷的情况，了解到了长孙无忌一派在朝廷中的状况。从李义府自身的情况估计，他当然是希望皇帝与长孙无忌决斗下去并获得胜利，只有如此李义府的利益才有保证。为此，他能给高宗提供的情报一定是有利于皇帝继续斗争的，有利于皇帝坚定斗争意志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李义府的出现，在高宗与长孙无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起到了战略转折点的作用。高宗此后的斗争，一是正面进攻，二是公开斗争，转变了此前多采取私下解决问题的手法。
此后，在永徽六年（655）八九月间，唐高宗公开处分了裴行俭，从长安令贬官为西州都督府长史。因为裴行俭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私下议论立武后的事情，被袁公瑜告发①。高宗处理裴行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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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89页。
显然是杀鸡儆猴，他还不能直接处理褚遂良和长孙无忌。九月，高宗正式摊牌，找当朝最重要的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和李勣四人，当面讨论废立皇后问题。李勣称病离开，于志宁始终未发一言，褚遂良激烈反对。根据《通鉴》的时间确定，会议立后之事，在九月戊辰（一日）之后至庚午（三日）之前，因为庚午日，褚遂良外贬为潭州都督，标志着这次朝廷最高级别会议已经结束，处分褚遂良意味着皇帝下定决心①。
废王立武的最后结果，唐高宗的心愿得以实现，除了皇帝坚持到底的意志以外，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是需要给予重视的。第一，皇帝身边出现了许敬宗、李义府等拥立团队。《新唐书•李义府传》点将为“义府与敬宗、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业”。《资治通鉴》点将，除了李义府之外，是许敬宗、崔义玄和袁公瑜，没有把王德俭、侯善业写入。不管怎样，这些人公开支持皇帝废立皇后，改变了朝臣中反对声音一面倒的局面，特别是让唐高宗感到了力量而不是孤立无援。第二，许敬宗等人的宣传攻势。对此，《新唐书》本传记载为：“帝将立武昭仪，大臣切谏，而敬宗阴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剩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②《通鉴》的记载是：“许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③第三，李勣的表态支持。高宗征求李勣的意见，其实是求得李勣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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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289—6292页。
②《新唐书》卷二二三上《许敬宗传》，第6336页。
③《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92页。
李勣回答很简单：“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于是高宗下定决心，“上意遂决”①。此事，《新唐书•李勣传》就有此记载，但《旧唐书•李勣传》却无此文字。不管怎样，李勣的支持成了高宗废王立武成功很重要的原因。
关于许敬宗的说法，胡三省有个评论：“以田舍翁况天子，许敬宗之事君，不敬莫大乎是。”②其实，许敬宗的说法与李勣的家事说主旨是一样的，只是过于粗俗。什么主旨呢？即皇帝有权决定谁当自己的皇后，此事与别人无关。甚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当今皇帝连一个田舍翁都不能比。《通鉴》记载武则天很欣赏这个比喻，令人广泛宣传。皇帝一派与长孙无忌一派的斗争，在高宗一派看来就是权力斗争，是这个朝廷谁应该当权的问题。而大权在握的长孙无忌一派，则坚持就事论事，重点讨论武则天适不适合当皇后的问题，而在具体问题上阻击皇帝成功，皇帝的其他意志也就无法实现。这是斗争策略问题不是斗争的实质问题。对此，陈寅恪先生认为，废王立武代表着社会与政治的变迁，是围绕政治权力的社会斗争③。而黄永年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也很难得地跟陈寅恪取得了一致，认为这是围绕皇后废立的权力斗争④。
永徽六年（655）十月己酉日（十三日），唐高宗正式下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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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92页。
②《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第6292页。
③ 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勣赞成武则天为皇后，是社会集团关系决定的。参见《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原载《岭南学报》于1952年第12号第1期，收入作者《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43—265页。
④ 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收入作者《文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03—219页。
后，宣布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十九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同日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其后是履行礼仪过程，废王立武正式完成。李义府与许敬宗是支持废王立武的代表性大臣，于唐高宗而言，可谓居功甚伟。
第二节 得志便猖狂
永徽六年（655）年底，随着废王立武的完成，李义府立刻高升，以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正式成为宰相。转年，改元显庆，李义府“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但是，当年李义府就遭遇一次大危机，《旧唐书•李义府传》有如此记载：
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卿段宝玄疑其故，遽以状闻，诏令按其事，正义惶惧自缢而死。侍御史王义方廷奏义府犯状，因言其初容貌为刘洎、马周所幸，由此得进，言辞猥亵。帝怒，出义方为莱州司户，而不问义府奸滥之罪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