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激烈的政治斗争，恺撒运用出色的政治手段为自己赢得了梦寐以求的权力，向自己梦想的权力顶峰迈近了一大步。
看重民心的力量
恺撒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对民心的把握。在当时的罗马共和体制下，人民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是否得民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政治家的政治前途。而恺撒紧紧抓住了这一关键点，注重民心的笼络，为自己最终成为独裁官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公元前66年恺撒被选为罗马市政官后，他开始了自己争取民心的行动，以便使自己在这个任期内给民众留下好印象，为将来获得更高的权力作准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争得平民阶层的支持， 他举办竞技会，组织角斗比赛，这使民众欢心鼓舞。他顺应民心，重新树立起了被苏拉推倒了的马略胜利纪念碑，得到了民众的赞誉。
在征服整个高卢之后，恺撒以极其盛大的方式返回罗马，获得了举行凯旋礼的殊荣。恺撒没有因为胜利而丧失理智，他时刻记着民心的重要性，对于跟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勇士们恺撒给予了他们丰厚的赏赐，除了士兵自己的俘获物之外，恺撒还给他们薪饷加倍，无限制发放粮食，并赐予他们奴隶。
恺撒还广泛地对有势力的人馈送金钱、珍宝和奴隶，以此来扩大自己支持者的人数。那些任期一年的高级长官、总督和将军们都纷纷前来拜会恺撒，恺撒对他们总是慷慨解囊、有求必应。为了赢得整个民众的赞誉，恺撒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公餐、竞技、斗兽等活动，并在罗马建造了朱里亚广场，这些措施虽然耗费了恺撒巨大的资金，但同时也为恺撒带来了极大的威望和民众的支持。
公元前49年，恺撒与庞培的权力争夺战爆发，在西班牙，恺撒同庞培的部队展开会战。战争之初，恺撒战事不利，损失很大，但在战争过程中，恺撒包围了袭击他的庞培部将的一支军队，被包围的士兵表示投降，但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恺撒不但不杀他们，也不俘虏他们，而是对他们不加伤害地放回去，于是，这些被恺撒放回的士兵开始向他们的战友讲述他们的所见所感，对恺撒的行为充满了赞誉，致使整个部队都在谈论是恺撒正确还是庞培正确的话题。
一种和解的气氛在军营中迅速散播开来。这引起了这支军队统帅的警觉，他跑到军营里面宣布，凡是有再散布恺撒如何不伤害士兵的言论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可这样一来更进一步加剧了士兵对庞培的不满，心里愈发倾向于恺撒的仁慈。不久以后，恺撒切断了这支部队的水源，敌人迫不得已，跟恺撒进行和谈。双方商定，他们把西班牙让给恺撒，恺撒允许他们回到庞培那里去。
在庞培的军队回去之前，恺撒再一次发挥他笼络人心的能力，对他们说：“我的敌人，我还是用这个称呼，因为我想使你们更加清楚地了解我的意思，虽然以前我的军队被围困的时候被你们杀害，但当你们被派来袭击我的军营的时候，我没有伤害你们那些向我投降的人；当我已经切断你们水源的时候，我也没有伤害你们其余的军队。如果你们对于这些恩惠有一点感激的话，请你们把这些事请告诉庞培的全体士兵们。”
恺撒这样的手段大大削弱了庞培军队的战斗力，取得了比厮杀更加有效的成果。恺撒正是认识到了民心的巨大力量，才想出了这样一个削弱对手战斗力的方法，为自己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注重笼络人心，不但让恺撒在战争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而且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左右逢源，使自己有了一个稳固的政治基础，为以后同政敌的决战积蓄了力量。而恺撒最后的遇刺也正是由于他后期失去民心所致。
忍辱负重的宽阔胸怀
成大事者，必须要有容纳屈辱的宽阔胸怀，这样才可以韬光养晦，沉着冷静，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作出自己正确的判断。而恺撒在面对屈辱的时候，总能够以博大的胸怀和理智的头脑作出最为正确的判断。
公元前61年，恺撒在担任西班牙总督期间战功卓著，征服了众多当地的部落，扩大了罗马的统治范围，为国家带回了巨大的财富，使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公元前60年当他凯旋回到罗马的时候，按照罗马的传统，恺撒本来可以得到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来展示自己的赫赫战功，提升自己在罗马的影响力，但元老院却对此事横加阻挠，利用参选执政官的条件对恺撒进行要挟。
按照罗马法律的规定，竞选执政官的人必须本人在罗马城内才有资格参加竞选。而罗马法律同时还规定，在外得胜归来的将军如果想要举行凯旋仪式，在凯旋仪式举行之前是不能够进入罗马城的，否则就是非法的行为。面对这样两难的境地，恺撒请求元老院特许他缺席参加竞选，而这样的请求他的政敌们当然是不会同意的，他们打着维护法律尊严的幌子驳回了恺撒的请求，虽然这样的事件在罗马历史上有过先例。
面对这样的要挟，恺撒泰然处之，他放弃了自己进行凯旋仪式的荣耀机会，进入罗马城，参加执政官的竞选。
公元前59年，恺撒即将卸任罗马执政官，政敌们千方百计地对他进行迫害，元老院故意给恺撒指定了人烟稀少、贫瘠荒凉的意大利南部地区作为他卸任后将要去管理的地方。到这里担任行政管理的人既不能发财致富，也不能获得为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扮演角色所必须的荣誉。面对这样的安排，恺撒一眼就看出了政敌险恶的用心，感觉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形势，他先是通过他的亲信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更换了自己卸任后的领地，然后又将自己年仅14岁的独生女尤丽娅嫁给年近半百的庞培，以得到庞培在政治上的支持，并且扶植了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做保民官，这个人的名字叫普布利乌斯•克洛迪乌斯。恺撒的第二个妻子和他私通，当众被揭露后，恺撒并没有因此与他翻脸，而是从大局考虑佯装不知，只是休了妻子。得到恩惠的普布利乌斯•克洛迪乌斯更加死心塌地地为恺撒卖命，成为恺撒在罗马城的利益代表者，使远在外省的恺撒还能够时刻掌握着罗马城的政治局势。
恺撒宽阔的胸怀使他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纷争，使他能够时刻以自己的政治生涯为中心，最终登上权力的巅峰。
克伦威尔
英吉利的“护国主”
克伦威尔是英国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他是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首领。在1642年—1648年两次内战中，先后统率“铁骑军”和新模范军作战。1645年6月在纳西比战役中取得对王党的决定性胜利。1648年，清洗了国会中长老派的势力。1649年，在城市平民和自耕农压力下，处死国王查理一世，宣布成立共和国。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自任“护国主”。
忠实的清教徒
16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席卷了整个欧洲大地，德国的马丁•路德、法国的加尔文成为改革后基督教新教的领袖。在当时的英国，由于英国国教的专横，宗教改革姗姗来迟，但英国教徒们还是受到了来自加尔文教义的影响。早期的清教徒希望完全按照《圣经》的原则生活，顺服圣经的教导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如廷代尔的目标就是让英国每位识字的人都拥有一本圣经。历史上，将在英国的新教徒，那些信奉加尔文教义，不满英国国教教义的人称为清教徒。
清教徒并不是一种派别，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倾向、一种价值观，它是对信徒群体的一种统称。清教徒是态度最为虔敬、生活最为圣洁的新教徒，他们认为“人人皆祭司，人人有召唤”。认为每个个体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反对神甫集团的专横、腐败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他们主张简单、实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徒生活。
而克伦威尔就是一名忠实的清教徒。1599 年4月22日，克伦威尔出生在英国的一个农业小镇亨廷顿。他的父亲是小镇上的一个中等乡绅。克伦威尔的整个家庭环境完全是清教徒式的，他从小就受到清教徒的熏陶。亨廷顿小镇也同样充满了严肃的清教徒气氛，这一切在克伦威尔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626年，由于急需资金迫使查理一世国王重新召集议会，加之宠臣伯金汉的对外政策接连失败，国内气氛越来越紧张。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克伦威尔在不断探索自己的政治立场，考虑自己的使命。
当国王命令在亨廷顿选举两名代表出席他的第三届议会时，克伦威尔如愿以偿，成了一名议员，从此他的道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议会于1628 年3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
克伦威尔第一次走进了下院，这里成了他学习政治斗争的一所好学校。在议会中，克伦威尔看到了许多优秀的演说家和反对派领袖，了解到议会和国王的激烈斗争。
在暂时休会四个月后，议会第二次会议开幕，议会的主题也转向清教徒十分关心的宗教问题。清教徒的代表人物克伦威尔终于按捺不住了，请求发言。克伦威尔的第一次发言简短而有力，猛烈地抨击了受宫廷保护的天主教，主张保护清教徒的利益。这次发言产生了很大影响，下院多数议员拒绝服从国王命令，并且通过《三项决议》提案，反对天主教，反对国王任意征税。国王查理一世惊恐万状，迅速调集军队强行解散议会。作为议员的克伦威尔，一开始就坚决违抗国王的旨意。
在这个时候，英国的清教徒运动已经发展到了高峰，清教徒与英国国教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作为英国国教的维护者，查理一世国王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作为一名忠实的清教徒，克伦威尔必然要加入到这场政治斗争当中来，也为他后来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埋下了伏笔。
反对王权的激进派
1640年—1660年的英国，经历着一场新旧政治体制交替的搏斗。在这一进程中，世袭的封建君权败下阵来，古老的王权思想却顽强存在，国会自主权力增强，但与个人独裁之间的冲突贯穿始终，共和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政治体制，民主改革的要求展示着新时代的曙光。在这场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克伦威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英国革命以斯图亚特王朝最初两个国王与国会之间的冲突开启其端。内战前，这种冲突在三方面展开：宗教上，国教与新教之间；经济上，国王擅自征税和出卖专利权，而国王征税须经国会同意，同时国会反对专利权出卖；政治上，国王强调“君权至尊”，国会要求拥有自主的权力。詹姆士一世提出：“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宣称“议论上帝是渎神，议论君主是谋叛”。查理一世则声言：“国会的召集、持续和解散，完全依从于我的权力”，他多次未经国会同意而强行征税，实行无国会统治达十一年之久。
1628年议会解散后，克伦威尔回到亨廷顿做起了绅士。1636年克伦威尔迁居到伊里城居住，成为该郡的最大乡绅之一。这几年里， 克伦威尔成了剑桥及邻郡最受欢迎的人物。克伦威尔赢得的声望同他确立与专制制度斗争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国王查理一世的权威不断上升，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高涨，最终导致了起义，迫使查理一世再次召集议会，克伦威尔信心十足地再次走进下院。1638年苏格兰人民举行了起义。为了筹集到钱去镇压起义，查理一世不得不召集议会，这届议会中的激进派认定：公开反对王权专制的时刻到了。来自剑桥郡的克伦威尔成了这一想法的领袖人物。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被选进18个议会委员会，并且成为一系列摧毁英国“旧制度”根基的重要法案的倡议人。1640年11月9日，克伦威尔在议会中作了发言。他在这次议会第一次会议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参加了宪法和宗教问题委员会的工作。
但是暴君查理一世拒绝采纳长期国会通过的《大抗议书》，并命令下院交出五名反对派领袖，妄图一举终止国会的活动，可是当他亲自来到下院进行逮捕时，他发现议员们都已经走了。于是，国王升起军旗，国会征募军队，1642年秋，内战开始了。
在这场对专制王权的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中，克伦威尔和战友们一起，反对国王的暴政。但这时，他反对查理一世的，首先是宗教而不是政治。1628年第一次进入国会时，他的主要活动是参与一起宗教案例的调查，要求取消主教制，禁止《公祷书》规定的教义；17世纪30年代中期，国会与国王围绕着拒交船税的“汉普敦案件”而斗争时，他正在为家乡一个清教徒讲坛布道者缺乏资助而呼吁；短期国会中，他的发言仍限于宗教宽容。直到长期国会召开后，他变得活跃起来，动议释放在押的约翰•李尔本，积极支持《根枝法》，参与为草拟《大抗议书》作准备的，有关王室暴政的调查工作，在通过《三年法规》中起到卓越的作用。
诚然，他在《大抗议书》通过以后曾说：“如果《大抗议书》被否决，我将在否决后的第二天一清早，就卖掉我所有的一切，再也不愿意见到英格兰。”然而，这是宗教感情多于政治考虑。因为《大抗议书》不像《根枝法》，前者对废除主教制问题作了让步，克伦威尔认为反对者不会太多，可结果出乎他意料，在《大抗议书》的讨论中，争辩激烈，仅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因而他作了如上的表述。在内战爆发前的年代里，克伦威尔从一个抨击国教主教制度知名的纯朴清教徒，开始成为长期国会中的国王反对派，但政治地位不显要，所以他不在被国王逮捕的五人之列。
战争爆发后，反对国王和王权的斗争从国会讲坛转移到战场。要不要击败国王军，在国会阵营内发生了分歧。掌握国会、控制军队的长老派不想与国王决裂，伺机妥协。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认为首先必须在战场上彻底取胜，尔后进行谈判。他所征募的一支骑兵队在埃吉山战役中（1642年10月）初露锋芒；1643年，当国会军在其他战场上丢城失地时，克伦威尔所在的“东部联盟”始终保持完整，成为国会军公认的中心；马斯顿草原一战（1644年7月），他的骑兵队痛击国王军，被称为“铁骑”。
然而，这些辉煌的胜利被长老派将领的败绩所抵销。对此，克伦威尔深为不满。1644年初，他谴责国会军军官们军事上的不称职和行为上的放荡失检。9月，他向“两王国委员会”申诉说：“这样一些成员组成的军队，对作战无所裨益，难以完成任何重大的事业。”
曼彻斯特伯爵在马斯顿草原战斗中因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对此他和伯爵发生了争辩，克伦威尔严正指出：“让国王不受攻击而逸去，他在国内外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因而，唯有现在将他击溃，他和他的事业将从此毁灭。”伯爵回答道：“如果我们打败国王九十九次，他仍然是国王，他的后裔仍然是国王，我们则仍然是臣民；但如果他打败我们那怕只是一次，我们就要被绞死，我们的后代也将完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