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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代人类活动对黄河流域水旱灾害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一些因素：
1.不合理的土地开垦。黄河自古就是一条多泥沙的河流，因此，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对该流域水旱灾害的发生影响极大，黄河上游地区草原植被良好，就可以大大减少中下游的水患。但有唐一代，西北地区是国家的屯垦区，大面积的土地被开垦为农田。据史籍记载，唐朝为防止北方突厥与西方吐蕃的内侵，积极在黄河上游实行戍军屯垦。调露二年（680），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度开营田五千余顷”。元和中，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任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大和末（835），王起奏请于灵武、邠宁立营田。邠宁节度使毕减亦曾募士开营田。唐代屯垦使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大面积土地被辟为农田，虽在当时也增加了粮食收入，解决了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但从长远的发展看，却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加剧了气候的干旱，草原和荒漠大面积出现。如，5世纪初，毛乌素沙地水草肥美，赫连勃勃以这里水草肥美，在此选址建统万城。鄂尔多斯高原，在6世纪初还是重要的牧马地，有众多河流。但从8世纪以后，毛乌素沙地和鄂尔多斯高原却变为“广长几千里，皆流沙”，生态环境恶化。唐代长庆二年（822），统万城“飞沙高及城堞”，反映了植被与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黄河上中游植被的破坏，增加了黄河的泥沙含量，这些泥沙到中下游淤积下来，使下游河道河床抬高，增加了洪涝灾害发生的频率。唐代为扩大垦田面积，鼓励垦殖。开元、天宝年间，经济最为繁荣，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山壑也被辟为农田，对于黄河流域来说，夏季、秋季是多雨的季节，一遇暴雨，便发生山洪；而雨季过后，又往往出现干旱，气候失调。
2.森林大面积被砍伐。唐代由于宫室的大量营造、炭薪的使用，黄河流域的森林被大量采伐。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高祖时营建弘义宫，并在终南山造太和宫，于宜州宜君县造仁智宫；唐太宗时修建大明宫、洛阳宫，在坊州宜君县的凤凰谷造玉华宫，作飞仙宫，营襄城宫；唐高宗、武则天时，修干元殿，于东都建明堂，在嵩山之南造奉天宫，于嵩阳县造三阳宫，又于寿安县的万安山造兴泰宫，于东都苑内造八关凉宫，于蓝田县作万全宫，并在渑池县西造紫微宫，在雍州永安县置凉宫；唐玄宗时造交泰殿、长生殿，修勤政楼、明光楼、明仪楼、望春宫，并于骊山置温泉宫；唐德宗时修玄武楼、望仙楼；唐宪宗时做永安殿及宝庆殿；唐敬宗时修汉未央宫；唐文宗时修安福楼、两仪殿、甘露殿、紫云楼；唐武宗时造仙台，修望仙楼；……由于大量宫殿、楼阁的修建，唐天宝年间（742—756），两京附近的树木已被砍伐殆尽，当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奏：“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材木可数千条，皆长七八丈”时，皇帝听后，说道：“人言天宝中，侧近求觅长五六十尺者尚无，今何近处忽有此木？”反映出唐代黄河流域森林的大面积消失。除了修造宫室砍伐森林之外，唐代取暖做饭使用炭薪，也会使林木面积缩减。唐设有木炭使，负责两京及各官僚机构木炭等的供应。杜甫《卖炭翁》记载了农夫为到京城售木炭“伐薪烧炭南山中”的情况。唐代军队常常伐薪作为后勤供应。《旧唐书》卷142《王廷奏传》：“国家自宪宗诛除群盗，孥藏虚竭。穆宗即位，赏赐过当，及幽镇共起，征发百端财力殚竭。时诸镇兵十五万余，才出其境，便仰给度支，置南北供军院。既深入贼境，辇运艰阻，刍薪不继，诸军多分番樵采。”再者，对山地的开发，也使森林资源减少。森林具有涵养水源、加固土壤的作用。黄河流域尤其是山地林木面积的减少，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干旱发生，雨季山洪暴发，使黄河水量大增，出现河溢，给两京及附近居民带来灾难。
唐代末年，黄河决徙的频率和破坏程度与日俱增。据《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记载，唐代黄河改道两次，决溢14次，黄河流域水灾38次。
黄河为患，主要由于人为的原因。从唐代后期开始，黄河上中游的大片原始森林，遭到乱砍滥伐，大片牧场被垦为耕地，自然植被遭到破坏。严重的水土流失，引起黄河中下游频繁的水灾。黄河改道发生在唐代末年共有两次。一次是唐景福二年（893），在滨州渤海县内发生近百里的改道。《太平寰宇记•滨州》记载：“旧黄河在县西北六十里，景福二年后河水移道。”另一次改道发生在唐乾宁三年（896），又是人为因素所致。这年四月，朱全忠为保滑州城，下令决开河堤，“因为二河，散漫千余里”。据史籍记载，唐代黄河下游经常发生决口。655年至906年，郑州（1次，今河南荥阳、郑州、原阳西部一带）、滑州（3次，今河南洎县东部、滑县、浚县一带）、大名府（1次，今大名、魏县、馆陶、南乐一带）、博州（1次，今山东聊成、茌平、高唐一带）、郓州（1次，今山东阳谷、东阿一带）、齐州（1次，今临邑、禹城、济阳一带）、棣州（4次，今尚河、慧民、滨县一带）等处先后决口。黄河决溢便意味着重大水灾的发生。如唐如意二年（693），黄河在山东决溢，“坏居民两千余家”。唐圣历二年（699），黄河在河南决溢，“河溢怀州，漂千余家”。唐代黄河决溢14次，有8次殃及河南，其中两次灾情特别严重。唐开元十年（722），“七月甲子，怀、卫、郑、滑、汴、濮、许等州澍雨，河及支川皆溢，人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计，资产苗稼无孑遗”。这是一次严重的水灾，七个州受淹，遇难者数以千计，房屋财产、田地庄稼，全被洪水洗劫一空。另一次河溢发生在唐开元十四年（726），“秋，天下州五十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怀、卫、郑、滑、汴、濮民皆巢舟以居，死者千计”。仅隔四年，悲剧在同一地区重演，黄河决溢又一次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唐代黄河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繁，在唐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很少出现风调雨顺的年份。有时出现季节性或跨年度的干旱，有时出现连年雨涝，有时出现一年中又旱又涝的情况。且旱涝的灾害性后果相当严重，旱灾致使庄稼绝苗，颗粒无收，雨涝造成房舍倒塌，人畜伤亡，田稼被淹，引起饥荒。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及《唐会要》的记载，唐代中州地区水旱灾害情况如下：
贞观元年（627），山东诸州大水。
贞观四年（630），许州水。
贞观七年（633），八月，山东、河南四十州大水。
贞观八年（634），山东、河南三十州大水。
贞观九年（635），八月，山东、河南、淮南大水。
贞观十年（636）“关东及淮海旁州二十八，大水”。
贞观十一年（637），“秋七月，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坏左掖门，毁宫寺十九所；洛水溢，漂流百家”。
贞观十八年（644），谷、豫、宋、亳等州大水。
贞观十九年（645），沁、易二州水，害稼。
永徽四年（653），“夏、秋旱，颍州等尤甚”。
永徽六年（655），“六月，滑、汴、郑等州水，害稼；洛州大水，毁天津桥。”
总章元年（668），“京师及山东、江淮大旱”。
仪凤二年（677），夏，河南、河北旱。
永隆元年（680），九月，河南、河北诸州大水，有溺死者。
永隆二年（681），八月，“河南、河北大水，坏居民十万余家”。
永淳元年（682）六月十二日，“连日大雨，至二十三日，洛水大涨，漂损河南立德、敬弘、洛阳景行等坊二百余家，坏天津桥及中桥，断行人累日。先是，屯降大雨，沃若悬流，至是而泛溢冲突焉。……国中大饥……自陕至洛，死者不可胜数”。
永淳二年（683）三月，“洛州黄河水溺阿阳县城，水面高于城内五六尺。自盐坎以下至县十里石灰，并平流，浸桥南北道无不破碎”。同年夏，河南、河北旱。
垂拱四年（688），二月，“山东、河南甚饥乏”。
永昌元年（689），三月，旱。
如意元年（692），“四月，洛水溢，坏永昌桥。漂居民四百余家。七月，洛水溢，漂居民五千余家。八月，河溢，坏河阳县”。
长寿二年（693），“河南州十一，水”。
神功元年（697），“河南州十九，水”。
圣历元年（698），六月，“戊辰，洛水暴涨，坏庐舍两千余家，溺死者甚众”。
圣历二年（699），“七月，丙辰，神都大雨，洛水坏天津桥。区，河溢怀州，漂千余家”。
久视元年（700），十月，洛州水。
长安二年（702），“春，不雨，至于明年五月”。
长安三年（703），“冬，无雪，至于明年二月”。
长安四年（704），“自九月至十月，昼夜隐晦，大雨雪。都中人畜，有饿冻死者”。
神龙元年（705）七月，“洛水涨，坏百姓庐舍二千余家”。
神龙二年（706）四月，“洛水泛溢，坏天津桥，漂流居人庐舍，溺死者数千人”。“冬，不雨，至于明年五月，京师、河北、河南旱，饥”。
神龙三年（707）夏，“山东、河北二十余州大旱，饥馑死两千余人”。开元三年（715），河南、河北水。
开元四年（716），七月丁酉，洛水溢，沉舟数百艘。
开元五年（717），“六月，壬申，巩县暴雨连月，山水泛溢，毁郭邑庐舍七百余家，人死者七十二。汜水同日漂坏近河百姓二百余家”。开元六年（718），六月甲申，漉水暴涨，坏人庐舍，溺杀千余人。
开元八年（720），六月壬寅夜，“东都暴雨，谷水泛涨。新安、渑池、河南、寿安巩县等庐舍荡尽共九百六十一户，溺死者八百一十五人。许、卫等州掌闲番兵溺死者千一百四十人”。
开元十年（722），五月，“东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涨，漂坏河南府及许、汝、仙、陈等州庐舍数千家，溺死者甚众”。
开元十一年（723），十一月，“自京师至于山东、淮南大雪，平地三尺余”。
开元十二年（724），六月，豫州大水。
开元十四年（726），夏，旱。“秋七月，癸丑，渥水暴涨入漕，漂没诸州租船数百艘，溺死者甚众。是秋，十五州言旱及霜，五事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
开元十六年（728），东都、河南、宋、亳等州旱。
开元十八年（730），六月，“东都瀍水暴涨，漂损扬、楚、淄、德等州租船。壬午，东都洛水泛涨，坏天津、永济及漕渠斗门，漂损提象门外诸铺及仗舍，又损居人庐舍千余家”。
开元十九年（731），“秋，河南水，害稼”。
开元二十年（732），“秋，宋、滑、兖、郓等州大水”。
开元二十二年（734），“秋，关辅、河南州十余，水，害稼”。
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河南郡十三，水”。
开元二十九年（741），“暴水，伊、洛及支川皆溢，损居人庐舍，秋稼无遗，坏东都天津桥及东西槽，河南北诸州，皆多漂溺”。
天宝四载（745），“九月，东都瀍、洛溢，坏十九坊”。
天宝十三载（754），“东都瀍洛暴涨，漂没一十九坊”。
永泰二年（766），河南数十州水。
大历十二年（777），秋，“大雨。是岁，春夏旱，至秋八月雨，河南尤甚，平地深五尺，河决，漂溺田稼”。
贞元元年（785），陕西大旱，“春，旱，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瀍将竭，井皆无水”。
贞元二年（786），夏，“东都、河南、荆南、淮南江河泛溢，坏人庐舍”。
贞元八年（792），秋，“大雨，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余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余人”。
贞元十八年（802），夏，申、光、蔡等州旱。
元和八年（813），许州奏：大雨摧大隗山，水流出，溺死者千余人。
元和十一年（816），五月，京畿大雨，害田四万顷，昭应尤甚，漂溺居人。……陈、许等州各损田万顷。
元和十二年（817），秋，大雨，河南北水，害稼。
元和十五年（820），宋沧、景等州大雨，自六月癸酉至于丁亥，庐舍漂没殆尽。
长庆四年（824），十一月，京畿、河南、江南、湖南等道大水害稼。
大和二年（828），六月，陈州水害秋稼。
大和四年（830），夏，曹、濮雨，坏城郭田庐向尽。……许州自五月大雨，水深八尺，坏郡郭居民大半。其年十一月，京畿、河南、江南等道大水害稼。
大和六年（832），河东、河南、关辅旱。
大和八年（834），夏，陕、华等州旱。
大和九年（835），秋，京兆、河南、河中、陕、华、同等州旱。
开成二年（837），八月，“山南东道诸州大水，田稼漂尽”。
咸通二年（861），“秋，淮南、河南不雨，至于明年六月”。
乾符五年（878），“秋，大霖雨，汾、浍及河溢流害稼”。
由此可见，中州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不但给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也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自古代以来，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利用，已带来无法挽回的消极影响，也使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中认识到人类活动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新世纪的现代化建设中，人们应自觉接受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摈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增强环境保护意识，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保障，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论文
1.《唐代的安姓胡人》，《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2期。
2.韩国槃：《天宝时期农民生活之一瞥》，《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
3.潘孝伟：《论唐朝宣抚使》，《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刘莲香：《＜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石幢＞考》，《华夏考古》第1期。
5.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6.张泽咸：《唐代的诞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
7.王永兴：《试论唐代丝织业的地区分布》，《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8.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9.李裕群：《邱城地区石窟与刻经》，《考古学报》1997年第4期。
10.曾一民：《唐代之赈恤政策》，林天蔚、黄约瑟主编：《唐宋史研究》，中古史研讨会论文集之二（香港）。
11.黎虎：《汉唐时期的食肆行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2.徐东升：《唐北宋河南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3.李菁：《大运河——唐代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4.岳纯之：《论隋唐五代借贷契约及其法律控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15.王永平：《论道教的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6.黎虎：《唐代的饮食原料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7.陈朝云：《唐代河南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18.侯旭东：《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19.韩昇：《魏晋隋唐——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20.吴枫、郑显文：《唐代庶民阶层的文化素质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1期。
21.张学峰：《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
22.张有裳、徐银梅：《唐朝水旱灾害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宁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23.潘孝伟：《唐代救荒措施总体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24.潘孝伟：《唐朝减灾与当时经济政治之关系》，《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25.潘孝伟：《唐朝减灾与行政管理体制初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26.张萍：《唐代饮食文化中的道教色彩》，《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27.王万盈：《论唐宋时期的刺青习俗》，《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28.徐东升：《唐北宋河南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9.陈峰：《试论唐宋时期漕运的沿革与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0.王力平：《唐后期淮颍（蔡）水运的利用与影响》，《河北学刊》1991年第2期。
31.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32.付永聚：《论唐代胡汉民族之间的混融互补》，《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
33.史念海：《唐代前期关东地区尚武风气的溯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34.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陈寅恪文集之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5.王振国：《关于河南省林州市洪谷寺千佛洞的造像与刻经》，《敦煌研究》2003年第5期。
36.篠田统：《中国中世的酒》，《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十卷，中华书局，1992年。
37.毛阳光：《唐代墓志与唐代“版受高年”》，《文博》2002年第1期。
38.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的酿酒业》，《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
39.刁淑勤：《洛都南郊的汝州温汤》，《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40.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中国古代史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
41.孟宪实：《唐朝政府的民间结社政策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
42.张广达：《论唐代的吏》，《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著作
1.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2.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3.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6.金宝祥：《唐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7.朱日耀等著：《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考》，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
8.邱国珍：《三千年天灾》，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9.吴宗国：《隋唐五代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
10.李斌城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1.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
12.《吕思勉说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3.岑仲勉：《隋唐史》，中华书局，1982年。
14.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5.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
16.郑杭生等著：《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17.任爽：《唐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
18.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
19.徐连达：《唐朝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20.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1.吴玉贵：《中国风俗通史（隋唐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22.王坤编：《诗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
23.孙森：《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
24.周延良：《夏商周原始文化要论》，学苑出版社，2004年。
25.范文澜：《唐代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年。
26.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年。
27.刘希为：《隋唐交通》，台湾新文丰公司印行。
28.林文勋、谷更有：《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29.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30.鞠清远：《唐代经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31.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32.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3.张弓：《汉唐佛寺文化》（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34.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5.《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
36.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
37.黄华节著：《中国古今民间百戏》，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
38.李清凌等主编：《瓦岗英雄与隋唐人物》，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
39.秦浩编著：《隋唐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40.费省：《唐代人口地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
41.胡如雷：《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2.冻国栋：《中国中古经济史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文献、石刻资料
1.《汉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2.《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3.《旧唐书》中华书局，1987年。
4.《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5.《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
6.（清）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
7.《唐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8.（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
9.《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4年。
10.《太平广记》，中华书局，1981年。
11.（清）陆耀遹撰：《金石续编》，台湾新文丰公司出版。
12.宋正海等编：《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异常年表总集》，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13.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14.（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
15.《食疗本草》（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6.（唐）封寅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
1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4册，269页。
18.（唐）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
19.（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
20.（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1.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
22.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3.王傥：《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4.（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25.（唐）张鷟：《朝野佥载》，中华书局，1961年。
26.（唐）皇甫枚：《三水小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
27.（唐）李肇撰：《唐国史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8.（五代）王仁裕撰，曾贻芬点校：《开元天宝遗事》，中华书局，2006年。
29.瞿宣颖辑纂：《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
30.（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
31.（宋）王象之撰，李永先校点：《舆地纪胜》，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
32.（唐）义净原著，王邦伟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
33.（宋）赵明诚：《金石录》，中华再造本，根据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龙舒郡斋刻本影印。
34.（宋）蔡絛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
35.《道教史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6.《全唐文补编》（上、中、下），中华书局，2005年。
37.《全唐文补选》第八辑，三秦出版社，2005年。
38.罗尔刚：《金石萃编校补》，中华书局，2003年。
39.杨作龙、韩石萍主编：《洛阳考古集成•隋唐五代卷》，北京图书馆出版，2005年。
后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众多师友的帮助，魏明孔老师、刘太祥老师多次给予指导和鼓励，李树军先生在百忙中审阅文稿，欧阳光同志给予大力帮助，南阳师范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为我提供了写作的基础，并给予出版资助，甘肃人民出版社提供了大力支持，才使该小书得以面世，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刘兴云
2006年于南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