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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一年（733），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诏出太仓米二百万石给之。
天宝十三载（754），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贱粜以济贫民。东都瀍洛暴涨，漂没一十九坊。
《旧唐书•德宗纪》记载：
贞元七年（791）三月，“上遣中使以诸道两税钱买牛，散给饥民无牛者。”
《唐会要》卷44《水灾下》记载：
开元十八年（730），蔡、申、光等州水，赐物五万段，米十万石，盐三千石，以赈贫民。
长庆二年（822）七月，好畤山水泛溢，漂损居人三百余家。其月诏曰：“陈、许两州灾颇甚，百姓庐舍漂溺复多，言念疲氓，岂忘救恤？宜赐米粟共五万石充赈给，以度支先于管内见收贮米粟充。本道观察使审堪责所漂溺贫破人户，量家口多少，作等第分给闻奏。”
长庆四年（824）十一月，京畿、河南、江南、湖南等道大水害稼，诏本道节度、观察使出官米赈给。
开成二年（837）八月，山南东道诸州大水，田稼漂尽。丁酉，诏：“大河西南，幅员千里，楚泽之北，连亘数州，以水涝暴至，堤防溃溢，既坏庐舍，复损田苗。言念黎元，罹此灾，宜令给事中卢宣、刑部郎中崔瑨宣慰。”
（6）以工代赈：开元初，山东（函谷关以东）发生蝗灾，唐玄宗和姚崇为了鼓励捕蝗，曾采取以捕代赈的做法：“采得一石者，与一石粟；一斗，粟亦如之，掘坑埋却。”
2.民间赈恤
除了政府赈给外，私人出于善行，也进行赈给。《旧唐书》卷69《卢祖尚传》：“卢祖尚者，字季良，光州乐安人也。父禧，隋虎贲郎将。累叶豪富，倾财散施，甚得人心。大业末，召募壮士，逐捕群盗，时年甚少，而武力过人，又御众严整，所向有功，群盗畏惮，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乱，州人请祖尚为刺史。祖尚时年十九，升坛歃血，以誓其众，泣涕虚欷，悲不自胜，众皆感激。”
另外，佛教寺院也对贫穷者实行救助。唐代佛教寺院众多，在唐代二百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佛教受到唐统治者的支持。在唐政府的扶持下，寺院占有大量的田产和众多的依附人口，唐均田制实行时期，曾明文规定：道士、和尚授口分田30亩，女冠、尼姑授口分田20亩。从法律上确定了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反映了唐代寺观经济的发展。唐代的佛教寺院作为宗教场所在社会上不仅发挥了教化功能，而且还承担着慈善救助义务。佛教宣扬业报轮回、因果报应，提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要人们多行善事，以便来世进入彼岸世界，即极乐世界。为体现佛教的这一思想，唐代佛教寺院常设有悲田养病坊。佛教有三福田，即恩田——供父母；敬田——供佛；悲田——施贫。佛教悲田养病院有对外施舍和向内收容两种世俗活动。佛教悲田对外施舍不仅限于财物，而且还兼疗民疾。佛教悲田养病坊收容鳏寡孤独贫苦无依之民，段成式《酉阳杂俎》记：“成都乞儿严七师，幽陋凡贱，涂垢臭秽不可近，言语无度，往往应于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大历中（766—779年），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未曾失落。书迹官楷，手书不如也。”这些乞儿应是悲田养病坊所收容的孤儿或残疾人。
道教出于教义也对贫者实施救助。《旧唐书》卷192《列传》第142记载：
道士刘道合者，陈州宛丘人。初，与潘师正同隐于嵩山。高宗闻其名，令于隐所置太一观以居之。召入宫中，深尊礼之。及将封泰山，属久雨，帝令道合于仪鸾殿作止雨之术，俄而霁朗，帝大悦。又令道合驰传先上泰山，以祈福佑。前后赏赐，皆散失贫乏，未尝有所蓄积。
道人以医术、医药救济民众，《太平广记》卷37卖药翁引《续仙传》云：
卖药翁，莫知其姓名，人或诘之，称只此是真姓名。有童稚见之。逮于暮齿。复见，其颜状不改。常提一大葫芦卖药，人告疾求药，得钱不得钱，皆与之无阻，药皆称有效。或无疾戏而求药者，得药，寻必失之。由是人不敢妄求。敬如神明。常醉于城市间，得钱亦与贫人。
洛阳古代艺术馆石刻陈列室有《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也反映了道教施食的盛况。其石幢内容为：
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
睿宗大圣观食堂□众生记洛阳县尉朱温（下缺）/尝谓博施者仁率先者义慈之曰宝以其矜于物惠之不拯故能（下缺）/巳夫唯恕乎立善之宗权舆斯在矧夫八政□叙务农以食五材（下缺）/有种植艺获之功焉有春榆释爨之续焉盘盂既登馨香乃发诚（下缺）/私恭唯尔仪是贞乃位此台者则观主上谷寇公曰含光上座彭（下缺）/监斋南阳韩公曰不渝之之所造也先生以玄中有裕箓决通灵道（下缺）/洞将以禀其教必贵行其事存夫诚不若舍其像遂参定厥理至于再（下缺）/成本立道生之谓也玉晨甫照金市傍邻往来幢幢佥所荣瞩究度有趣（下缺）/珉端维毕分疑测素景物有小而喻大迹或迩或方远三门想象意砥柱之（下缺）一观岩亭状江陵之秀出若□众香馥法鼓琅頍星弁粲霓裳长有以序萃乎（下缺）/堂咸能尚德钦若葆和韬广虔心注目于何弗藏于此台者也于是鸦乌寒鸱（下缺）/鸠贺雀之类砺吻鼓翼命俦啸侣之次莫不朝归夕亲爰止来驯殊空仓之且（下缺）/甚在笥之深仁哉谨按道科曰凡食皆出众生者有四种相——献先圣为咸歆（下缺）/植二荐地祇谓五谷果菜从地而出三者断邪谓不出此物一切饿鬼与人（下缺）/毒精恶气入人腹中四者念诸含灵尽得饱满无饥渴渴想懿此四德是弘万善（下缺）/纪或缺容范观温家忝道门往年非时誉太上遗旨探徼妙而讵测孙公作（下缺）/灵仙之必在爰修幕刻希播玄真刊以永贞庶夫不朽/大唐天宝十又一载龙集执徐长赢季月仲旬八日癸巳记东海藏华（下缺）
石幢刊刻时间为唐玄宗天宝十一载，是唐玄宗为其父睿宗追福而以“大圣真”谥号所建的一座道观。李唐王朝尊老子为先祖，使道教居三教之首。高宗追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诏令《道德经》为上。睿宗请道士杨太希为其烧香供养。玄宗崇之尤甚，不仅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还亲撰道书多部，纂修《开元道藏》，并画玄元皇帝像，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像陪祀。自玄宗后，大圣真观仅是道观中的一所。
《睿宗大圣真观施食台记》强调广施财物为行善之本。施食台可能是在道教宫中为众道民施食而建的一种设施。大圣真观观主上谷寇含光、上座彭（缺）、监斋南阳韩不渝认为：要秉承教义，贵在做与道教有益之事，于是遵从道家义理，利用本观充裕的资财，建造了施食台。为了弘扬道义，特刻石幢以为记。施食最初源于佛教故事：饿鬼焰口请阿难为其设法会以解脱苦身得升天上。阿难向饿鬼各施一斛食除却宿孽，自己也增了功德。后成为向饿鬼施舍而转障消灾、益寿添福的一种仪式，并演变至向广大徒众提供义食。道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佛教的这些内容，谓供斋食于下界鬼趣及饿鬼之途者，称为施食。如行上座济幽科事，名月施食法令，即斛食道场。该石幢记载，依据道科，施食后众生有四种食相：第一献先圣，祭享道家下祖列宗；第二荐地祇，感念诸地神提供食粮果疏；第三断邪，向饿鬼施食以使其无做怪害人；第四博施，使众道民尽得饱食。此四种形式已超出最初佛教供饿鬼斋粥的施食范围，而是集儒家酬神法祖礼制和道教施物济贫传统为一体。记文中的第四种食相为“念诸含灵尽得饱满无饥渴”，实际上是承道家一贯之制，备大量饭食以矜孤恤贫。记文中“鸦乌寒鸱（缺）鸠贺雀之类，砺吻鼓翼，明俦晡侣之次。莫不朝归夕亲，爰止来驯，爰空仓之且（缺）甚在笥之深，仁哉！”也反映出当时施食盛况。
农民自己也组织农社以图自救。农社的建立，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宇文融为劝农使时上奏皇帝批准得以施行。《旧唐书》卷105《宇文融传》记载当时的制文曰：
……今流户大来，王田载理，敖庾之务，寤寐所怀。其客户所税钱，宜均充所在常平仓用，仍许预付价值，任粟麦兼贮。并旧常平钱粟，并委本道判官勾当处置，使敛散及时，务以矜恤。且分灾恤患，州党之常情，损余济阙，亲邻之善贷。故木铎云徇，里胥均功，夜绩相从，齐俗以赡。今阳和布泽，丁壮就田，言念鳏惸，事资拯助。宜委使司与州县商量，劝作农社，贫富相恤，耕耘以时，仍每至雨泽之后，种获忙月，州县常务，一切停减。使趋时急于备寇，尺壁贱于寸阴，是则天无虚施，人无遗力。
与常平仓、义仓所不同的是，常平仓、义仓只备凶年赈恤，未顾及一般农事，而农社的建立，是为了补其不足。农民“丁壮”之时，虽可以耕种过活，但老弱以及“鳏惸”者，则恐无以为生，故必须“事资拯助”，才可免晚年之忧患。其法由劝农使与州县官府协助当地农民组织建立农社。唐宣宗时，韦宙为永州刺史，移风易俗，发展生产，立学官，始创常平仓等，在当地推广中原经验，其中就有组织牛社，“民贫无牛，以力耕，（韦）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这是地方政府推动的私人结社，使其困难时相互救助。
第四章 唐代中州民众信仰与习俗
一、中州民众信仰
1.佛教：
唐代中州是佛教圣地。李世民曾得到嵩岳寺僧的救助，故对嵩山佛寺给予丰厚的赏赐，并造石像刻字记载此事。《全唐文补编》卷一“大海寺造像记”载：
郑州刺史男李世民，遏染时患，比闻大海寺有双王像，治病有验，故就寺礼拜。其患乃除。便于此寺愿造弥勒像一铺，其像乃□丹青之妙饬，穷巧伎之雕□。相好全真，容颜蕴妙，以斯功德，卫护弟子，唯愿福山冥祐，法海长资，诸佛开心，三教之中并□，又愿观音引导，振□价□高悬，弥勒慈忧，贵昌兴万代，家门大小，永宝（保）长春，蠢动含生，咸登正觉。
《旧唐书》卷171《张仲方传》：“荥阳大海佛寺有高祖为隋郑州刺史日，为太宗疾祈福于此寺，造石像一躯，凡刊勒十六字以志之。岁久刓缺，荥阳令李光庆参加修饰，仲方再刊石记之以闻。”武德四年（621），因东都少林寺僧助平王世充有功，秦王遣使持书告少林寺主教，书中有“国家护持正谛”等语，立功僧人往见，赐物千段，封僧昙宗等为大将军。
唐代大多时间里提倡佛教，在均田制实行期间，政府拨给寺院僧尼一定份额的土地，和尚给田30亩，尼姑给田20亩。在编的寺院与僧尼，由祠部管理。若度僧尼，由祠部发给度牒；建立寺院，由国家颁赐庙额。由于寺院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与人口，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与冲突，若寺院控制的土地与人口过多，势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徭役征发。故国家严格控制各地寺院与僧尼数量。如平定王世充后，有敕“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人，余者从俗”。武德七年（624），房玄龄奏江南入贼诸州，僧尼极广，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关东地区每州立一寺，留僧三十人。贞观元年（627），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但整个唐代，寺院僧尼人数都很多。《旧唐书》卷96《姚崇传》：“先是，中宗时，公主外戚皆奏请度人为僧尼，亦有出私财造寺者，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远近充满。”这也说明一些人出家是为了逃避国家的赋税与徭役。
唐代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常借方术以推进，僧侣承担着复杂的社会角色，“或衿恃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资料显示，在唐代社会中，僧人往往以“方外异人”的面目出现，仰赖神通法术或医疗效验、预言等传播教义。民间对佛教的深刻印象也更多地反映在对僧人使用咒语法术医疗这一方面。佛教咒语良好的医疗效验在民间颇有口碑，唐人笃信僧人通过持咒能够医治疾病，不分僧众，诵经持咒都是有效的医疗手段，持金刚经就可以治蛊。据《宋高僧传》所载，唐代僧人们的神通包括祈雨、预言、影响天象、使猛兽驯顺、使蝗虫离境，以及主宰潮水、河水的涨落等。他们还擅长与神灵交通，能自如地来往于冥间与人世，并能驱除妖邪，甚至也能视鬼、入冥。这些都是僧人们为争夺信徒而使用的手法，其中也吸收了中土道士、巫师的一些手法，对于佛教在乡村民众中的推行起到了一定作用。
有唐一代，佛教徒竭力弘扬佛法，为争取更多的信众，他们常常使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宣讲佛经。除了国家控制的一部分僧尼外，更多的信佛者是俗家弟子，或者官僚士大夫，或者普通民众，后者的成分更多一些。在广袤的乡村，有着数量众多的信仰者，他们不靠官府的物质援助，常常自筹资金建立佛堂、刻经造像。
唐代中州一般贫民也虔诚信佛。《太平广记》卷105《孙明》：“唐孙明者，郑州阳武人也，世贫贱，为卢氏庄客。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同书卷404“肃宗朝八宝”引《杜阳杂编》：“开元中有李氏者，嫁于贺若氏，贺若氏卒，乃舍俗为尼，号曰真如。家于巩县孝义桥。其行高洁，远近宗推之。”
唐代中州民众对佛教信仰比较普遍，村庄多建有佛堂，《唐国史补》载：“有司兴祠典，一乡一里必有祠庙焉。”这些祀庙当然不限于佛寺，但其中佛教寺庙却占了绝大多数。《太平广记》卷104《李虚》记载：“唐开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功德移入侧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闭封。天下不信之徒，并望风毁拆，虽大屋大像，亦残毁之。敕到豫州，新息令李虚嗜酒倔强，行事违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日报。虚见大怒，便约胥正，界内毁拆者死，于是一界并全。”足见唐代中州乡村佛堂数量之多。
唐代乡村民众为增益福德也开凿佛像。新乡市博物馆新编《北朝、隋、唐石造像及造像碑》载有唐开元七年大唐新卫州新乡县临清驿长孙氏石像之碑，题名内容有：
朝请大夫行一长史□□□、通议大夫行司马□□、朝议郎行录事参军□□□、奉议郎行司户参军夏□□、朝议郎行司仓参军卢辅仁、□议郎行司兵参军杜崇□、奉议郎行司士参军魏□、宣德郎行□邓若水、宣议郎行主簿李宥、宣议郎行尉胡骑、□□县录事□□□□□、驿长孙壁合家供养佛时、祖义德、祖母杨、男思礼、男思□、男思□、男思盅、孙思……礼妻……女大娘、女二娘、女三娘、孙女大娘、孙女二娘……姨夫陈师感、续姨孙、男赵……女夫李有仁……亲家郎张……杨氏舅母……外甥女郭大娘……堂侄孙元礼……（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