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而，周瑜又进一步分析了曹军的实际力量，指出：“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中原）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军已久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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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得（刘）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大以疲病之卒御（统率）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
周瑜表示愿意请得精兵五万人，进驻夏口与操决战。
孙权听了鲁肃、周瑜的话后，抗操决心遂定，因而拔刀砍去奏案的一角，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孙权对周瑜说：“公瑾，卿自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张昭）、元表（秦松）各顾妻子，挟持私虑，深失所望；独卿与子敬（鲁肃）与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赞孤也。五万兵难齐合，已选三万人，船粮战具俱办，卿与子敬、程公（程普）便在前发，孤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次之 ”①
孙权的抗操决心又反过来给周瑜等以极大激励。孙权遂以周喻、程普为左右都督，率兵同刘备联合，共同拒操、同时以鲁肃为赞军校尉，随军助划方略。
会战赤壁
周瑜率领的军队在樊口与刘备会合，据载，刘备对于诸葛亮东去求救，心情急迫，但信心不足。《江表传》说：“备从鲁肃计，进住鄂县之樊口（在今湖北鄂州西北）。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吏望见瑜船，驰往白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按：指曹操的军队）邪？’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之。”
周瑜为人，恃才傲物，他虽然不像《三国演义》里渲染的那样想以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诸葛亮、刘备、但确也表现出对于惨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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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见《三国志•吴与•周瑜传》并注引《江表传》。
的刘备看不起，根本不将其作为封疆大吏看待，而且对其派人而不是亲自迎接自己并“慰劳”军队很不高兴。根据职阶，他应该去拜见刘备，共谋进取，然而他却要求刘备“屈驾”来见自己。因此，他让刘备派来的慰军使者带口信给刘备：“有军任，不可得委署，倘能屈威，诚副其所望。”
关羽、张飞对于周瑜如此以下傲上、口气强硬的态度很不为然。这方面，刘备的确比关羽、张飞更有头脑，是一位能屈能伸的人物。他急忙对关羽、张飞说：“彼欲致我，我今自结托于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于是，刘备“乘单舸（按：意谓不另带护卫船只）往见周瑜”。
会见中，刘备问：“今据曹公，甚为得计。战卒有几？”周瑜曰：“三万人。”备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刘备希望让鲁肃、诸葛亮参加会谈，“欲呼鲁肃等共会语”，周瑜断然拒绝："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又孔明已俱来，不过三两日到也。”这说明，会谈是在周瑜盛气陵人、刘备卑而下之的气氛中进行的。
刘备与周瑜会谈以后，信心依然不足，因而预为自己留了后路。史载，刘备“虽深愧异瑜，而心未许之能必破北军也，故差池在后，将两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①
本来“情急”而主动求援结盟，而又心怀异虑，不将主力开赴前哨，更不愿将自己的军队归周瑜指挥，反映了刘备谲诈的一面。晋人孙盛曾对此段记载持怀疑态度，他说：“刘备雄才，处必亡之地，告急于吴，而获奔助，无缘复顾望江渚而怀后计。《江表传》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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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①实际上，这恰恰就是刘备的心理写照。他新败之后，心怀余悸，不敢想像能以三万人抵十数万之众；他残兵有限，不能把仅有的数千兵押在这胜负难卜的最后的赌注上；他面临如果再败而不可复振的形势，不能不 考虑自己的后路。
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刘备“并力”，逆水而上，行至赤壁，与顺水而下的曹军相遇。
赤壁位于今湖北蒲圻西北，隔江与乌林（今湖北洪湖市东北）相对。据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十月十日两军刚一接战，曹操即吃了败仗。
为什么初一交战曹军便失利了呢？我曾在《曹操传》一书中指出，直接的原因有四：一是曹军中瘟疫流行，病者甚众；二是曹军不习水战，站立尚且不稳，何来战斗力；三是曹操料敌不周，自以为势不可当，猝然相遇，缺乏思想上的充分准备，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调度与部署；四是狭路相逢，曹军虽众，但江中相接者却是对等的。一句话，本处优势的曹操，在此特定的情况下反而转处于劣势了。
曹操失利后，不得不停止前进，把军队“引次江北”，全部战船靠到北岸乌林一侧。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南岸赤壁一侧，两相对峙。
时值寒冬，北风紧吹，战船颠簸，曹军将士不习舟楫，眩晕不能自抑；又加军中疫病流行，自然减员甚多，战斗力大损。曹操为了固结水寨，解决战船颠簸、士兵晕船之苦，令将士们用铁链把战船连锁在一起②；此时陆军亦陆续到达，亦令岸边驻扎、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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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
②《三国演义》所谓庞士元献连环计的故事，不见史传。
曹操是想暂作休整，待冬尽春来，再谋进取，这样决策，把战船连锁在一起固不可取，但在战斗力甚弱的情况下暂作休整，应该说是可取的，问题是他存在轻敌思想，总以为大兵压境，足以慑敌，以至料敌不当，虑事不周，最终导致失败。
曹操、周瑜两军隔江相望，曹操连锁战船的事对方很快就知道了。周瑜部将黄盖因而献出火攻之策。黄盖对周瑜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①周瑜采纳了黄盖的意见，并即决定让黄盖利用诈降接近曹操战船，然后纵火烧之。
黄盖修降书一封，派人送给曹操，书称：“盖受孙氏厚恩，常为将帅，见遇不薄。然顾天下事有大势，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东方将吏，无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鲁肃偏怀浅戆，意未解耳。今日归命，是其实计。瑜所督领，自易摧毁。交锋之日，盖为前部，当因事变化，效命在近。”②
这封降书，正与曹操心中所想相符，认为黄盖归降，实属情理中事、为了慎重，他还特别召见送信人，秘密审问了一番。此等送信人，绝非等闲之辈，必定既有胆识，又有辩才，把黄盖欲降之意表述得更加清楚。于是，曹操让送信人向黄盖转达他的口谕：“盖若信实，当授爵赏，超于前后也。”③ 并约定归降时的信号。看来，当时并未约定具体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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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②《三国志•吴宁•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③ 注引《江表传》、《三国演义》说送信人是阚泽，于史无征。
周瑜、黄盖得知曹操允降，立即进行战斗准备，“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又“像备走舸，各系大船后”①。万事俱备，只欠东南之风：
至于《三国演义》中说的“草船借箭”，则完全是移花接木。《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记载建安十八年孙权抵抗曹操进攻儒须口的战役，说：“（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个情节的确很精彩，所以被演说三国评话的人和罗贾中移花接木地变成了赤壁战时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原型。实际上，这个记载是不可信的。重要理由是，《三国志•吴主传》注引《吴历》也记载了这次战役，情况完全不同。《吴历》说：“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上。权以水军围取，得三千余人，其没溺者亦数千人，”又说：“权数挑战，（曹）公坚守不出。权乃自来，乘轻船，从濡须口入公军。诸将皆以为是挑战者，欲击之。公曰：‘此必孙权欲身见吾军部伍也。’敕军中皆精严，弓弩不得妄发。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这说明，这次战役，曹操虽然受到了损失，但并没有让士兵乱发弓箭，而是明令“不得妄发”。既如此，“草船借箭”事，自然是不曾发生过。
《三国演义》说，诸葛亮为周瑜“借东风”。这自然又是不可能的。“借东风”，不见史传，最早见于《搜神记》一类不经之书。
其实，时值隆冬，多刮北风，但按气象规律，几天严寒日过后，亦常间有稍暖之日，风向亦或变为东风、南风、东南风。据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公元208年12月7日）这一天，晴空风暖，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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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南风起①，及至午夜风急，黄盖即以所备之船舰出发，以十艘并列向前，余船以次俱进。到了江的中心，众船举帆，黄盖手举火把，告诉部下，使众兵齐声大叫“我们是来投降的”。曹军吏士毫无戒备，“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离操军二里许，黄盖命令各船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柴”。顷刻之间，“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②周瑜等指挥轻锐船只，随继其后，擂鼓大进。曹军大溃，战船被烧，并且延及岸上，陆寨也难保守了，又加病卒甚多，曹操知道不可久留，于是下令自焚余船，引军西走。
由上可见，刘备及其部属在赤壁水战中的作用是不大的。但不少记载将刘备作为战争主体。《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公（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时）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注引《山阳公载记》也说，“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这可能是就整体而说的。因为孙权是应刘备的“请救”而出兵的，所以视刘备为战争主体。实际上，刘备只起了配合作用，相对来说，《三国志•先主传》和《吴主传》的记载比较客观一些。《先主传》说：“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近，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治史者大都认为，当以《周瑜传》及其注引《江表传》为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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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谓：“（曹操）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有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可见，实为南凤，“东凤”云云，为后起之说。
②《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是周瑜烧毁了曹操的战舰，而不取曹操的船舰“为备所烧”的说法。
还应指出的是，曹操的很大一部分船只实是自己在退军途中烧毁的。《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载：“瑜之破魏军也，曹公巴：‘孤不羞走。'后书与孙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这里，固有自我解嘲的成分，但亦当反映了一定事实。所以，《三国志•郭嘉传》也记载了这件事：“太祖（操）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叹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另，《读史方舆纪要》卷77巴陵县曹公洲注说“即孟德为孙权所败，烧船处”。巴丘，山名，在湖南岳阳市湘水右岸；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岳阳距赤壁、乌林不下百里之遥，可见曹操烧船是在退却中为了避免以船资敌，出于战略的需要而主动采取的措施。《吴主传》也承认这一点，说：“公（操）烧其余船引退，上卒饥疫，死者大半。”
刘备的主要作用在陆战方面相传，周瑜在谋划水战的同时，派兵在乌林一侧登陆、刘备也自蜀山（今湖北嘉鱼境）向乌林进发，所以他们能在曹操败退之时形成共同追击之势。
曹操在其船只被烧或自烧以后，“引军从华容道（在今湖北监利东）步归，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籍。陷泥中，死者甚众。”①幸得张辽、许褚等接应，小得脱险。应该指出的是，曹操在华容道并没有遭到刘备军的伏击，更没有关羽放走曹操的事情发生，据载，“军既得出，公大喜，诸将问之，公曰：‘刘备，吾俦也，但得计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无类矣。”的确如操所料，刘备行动慢了一步，曹军已过，他才赶到，虽然放了一把火，但是正如记载所说：“寻亦放火，而无所及”②。
周瑜、刘备水陆并进，追赶曹操，直至南郡（治江陵）城下，操军兼以疾疫，死者大半。曹操既已失败，又恐后方不稳，于是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然后率领残部北还。
赤壁之战，以曹操失败而告终。
周瑜、刘备将曹仁等包围在江陵城中一年多：刘备在周瑜攻夺江陵和击败曹仁于夷陵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载，“备谓喻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益德将千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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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读史方舆纪要》卷76鱼岳山条：“先主会吴拒操，曾驻跸于蜀山。”
②《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卿，卿分二千人追（随）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为此，周瑜确曾“以二千人益之”①，说明他们有过军事上的联合行动。他们的联合行动，迫使曹仁孤城难守，不得不主动放弃江陵，退守襄樊。
《三同志•吴书》的记载有失公平。《吴主传》说：“（周）瑜（曹）仁相守岁余，所杀伤其众，仁委城走。”《周瑜传》记述了吴将甘宁与曹仁的夷陵战役：“瑜与程普又进南郡，与仁相对，各隔大江。兵未交锋，瑜即遣甘宁前据夷陵。仁分兵骑别攻围宁，宁告急于瑜。瑜用吕蒙计，留凌统以守其后，身与蒙上救宁。宁围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亲跨马操陈，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后仁闻瑜卧未起，勒兵就陈，瑜乃自兴，案行军营，激扬吏士，仁由是遂退。”《甘宁传》说：“（周瑜）攻曹仁于南郡，未拔。宁建计先径进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时手下有数百兵，并所新得，仅满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围宁。宁受攻累日，敌设高楼，雨射城中，士众皆惧，惟宁谈笑自若。遣使报瑜，瑜用吕蒙计，帅诸将解围。”这些记载，都突出了周瑜、甘宁的谋略与战斗精神，而不提刘备同甘宁一起绕江陵而西，入据夷陵事，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显然是不公平的。
五、自为荆州牧
曹仁北退，孙权遂以周瑜为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为江夏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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