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46)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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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据《三国志•锤离牧传》载，锺离牧“少爰居永兴（今浙江萧山西），躬自垦田，种稻二十余亩”，得六十斛米。一人垦田二十亩，产量亩产三斛，如果没有牛耕和来自北方的新的农业技术是不可能的。
史学家范文澜说得对：吴对东南地区的开发，有显著的成就，“长江中下游吴比东汉时经济文化确是发展了。这首先由于东汉末年中原及江淮间大量流民逃入荆扬二州，他们带来了各地区较高的生产技术，使江东地区原来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一些改进。”①
三、发展商业、手工业和海上交通
西晋文学家左思（约公元250—305年）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其一《吴都赋》中描写了吴都（今江苏南京，一说苏州）景致。
开市朝而并纳，横阛阓（音huán huì，指市垣与市门）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廛（廛，仓库），并都鄙（都鄙，城区与郊区）而为一。士女伫眙（伫眙，立视），商货骈坒（坒，音bì，相连），纻衣絺服（絺，音chī，红衣，苎麻做的衣服，絺服，细葛布做的衣服），杂沓傱萃（傱，sōng，走貌），轻舆按辔以经隧（隧，走向市场的路），楼船举帆而过肆，果布辐凑而常然，致远流离（即琉璃）与珂玳。金镒磊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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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3页。
（金二十两为镒，磊砢，众多貌），珠琲阑干（琲，珠十贯为一琲，阑干意如纵横）。桃笙象蕈，韬于筒中，蕉葛升越，弱于罗纨（李善注：桃笙，桃枝簟也，吴人谓簟为笙，又折象牙以为蕈也。蕉葛，葛之细者，升越，越之细者）。①
这“洛阳为之纸贵”的著作，今人读来，很难懂。但基本意思也算昭然。著作虽然写于晋初，但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夸张地反映了已亡吴国经济，特别是孙权统治时期的都市、交通、商业、手工业的一般繁荣情景。
无疑，这些成就首先应该记在孙权账上，而不是记在他的后人孙晧等人的账上。
通市易，铸大钱
孙权注意国内贸易的发展，并为其创造条件。例如，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江苏今市）中道，自小其（按：或谓当作小辛，指自句容至丹阳之运河）至云阳（今江苏丹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②
从左思《吴都赋》看出，孙权并没有实行汉代“重本抑末”政策，而是有点鼓励私人商业，所以才会出现如下情形：“富中之甿，货殖之选。乘时射利，财丰巨万。竞其区宇，则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则珠服玉馔。”
孙权也重视同敌国之间经济交往。嘉禾四年，魏使以马求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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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文选》。
②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珠玑、翡翠、玳瑁，孙权高兴地说：“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①
史载，孙权对于远域，包括西域、天竺、大秦等地商人来做买卖都表欢迎。《梁书•诸夷传》和《南史•夷貊•南海诸国》都说：“南海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按：实为互市）。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梁书•诸夷•中天竺国》载：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黟）、歙短人，（秦）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按：希见此人，意为少见这样的人。孙权将这样的人男女各十，赐于秦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径还本国。”
《册府元龟•外臣部》载：赤乌六年，扶南王“遣使献乐人及方物”。海南诸国林邑、扶南等出产的玳瑁、沉木香、象牙、翡翠等等也常常通过交易传入中国。
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生产、发展或衰落，客观地反映着社会经济状况。
三国时期，货币经济处于相对衰落。我在《曹操评传》中讲到，两汉魏晋时期，中国货币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波折，一是王莽改制，废汉五铢钱而行大钱，又铸契刀、错刀，又行“宝货五品”，名目繁多，打乱了货币秩序，搞乱了汉代经济，百姓皆感不便。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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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董卓“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搞得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以至无法使用。三是曹丕“罢五铢钱，以谷布为市”。据载，曹操为相，罢董卓小钱，还用五铢。曹丕为帝，黄初二年三月，亦宣布用五铢钱。但是，当时出现了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时不铸钱既久，货（币）本不多，又更无增益，故谷贱无已。”（《晋书•食货》）面对着谷贱钱贵的形势，曹丕于同年十月间又宣布“罢五铢钱”。这一错误决策使中国货币经济走上了倒退的道路。不几年，弊端便显露出来。《晋书•食货》说：“魏文帝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在北方，罢钱币，用谷帛作为等价物，带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蜀汉遇到了同样问题，为了“平诸物价”，刘备在建安十九年铸造了“径七分，重四铢”的“直（值）百钱”和“径一寸一分，重八铢，文曰：五铢直百”的“直百五铢钱”。又有传形五铢钱。清人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引洪遵《泉志》说，“传形五铢，今所谓蜀钱，时有勒为直百者，亦有勒为五铢者。大小称量如一，三吴诸县行之。’”可见蜀钱已在吴境流行。
孙权没有采用曹丕的办法，因噎废食，“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而是采用了刘备的办法。不过，他铸的钱，不是“直百”，而是更大。
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杜佑《通典》说，孙权“铸大泉，一当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径一寸三分，重十二铢。”
赤乌元年，又“铸当千大钱”。
这种由官府专断的低质大面值货币措施，实是对老百姓的一种掠夺政策。不可能久行。
赤乌九年，孙权不得不下令“禁大钱”。《江表传》载，孙权下诏说：“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①《晋书•食货》评述时也说：“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并以输藏，平畀其直，勿有所枉。”
可见，孙权对货币政策对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尚有一定认识。他的先铸大钱而后又禁大钱的诏令，都是试图从实际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但终其生，他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所以，听任蜀汉货币在吴国流行。蜀之传形五铢，不管是“勒为直百者”，还是“勒为五铢者”。因其“大小称量如一”，便于使用，竟然遍及江南，“三吴诸县行之”。
手工业
我没有收集到孙权统治时期有关手工业的具体诏谕或措施，只能从诸多形象化描绘或精秀的出土物推断孙权对于手工业的重视和鼓励。
葛麻纺织技术高。左思《吴都赋》说，身着“纻衣绨服”的人，“杂沓傱萃”。按照古人的解释，“纻衣绨服”就是很细致漂亮的葛、麻织品。又说，“蕉葛升越，弱于罗纨”。“蕉葛”就是葛布之细者，“升越”就是越布之细者，“弱于罗纨”就是比绫罗丝绢还柔软。吴都市面上的葛麻织品是这样好，边地交州生产的葛布也这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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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并注。
《三国志•士燮传》记载：“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
丝织、刺绣技术有了新发展。《吴都赋》说，“国税再熟之稻，岁贡八蚕之绵”。这说明种桑养蚕已很普遍，而且发达。种桑养蚕是农业，亦是手工业丝织品的基础。不少盛产桑蚕的地方，丝织品的质量大都很好，如会稽郡之诸暨、吴郡之永安专供宫廷需要。孙权死后，孙晧为了奢华的需要，竟然形成了规模化生产，后宫的织络工竟达一千余人。社会上奢靡成俗，中书丞华覈在上孙昭疏中讲到：“今事多而役繁，民贫而俗奢，百工作无用之器，妇女为绮靡之饰，不勤麻桌，并绣文糊糊，转相仿效，耻独无有。兵民之家，犹复逐俗。内无儋石之储，而出有绫绮之服”。因此，华覈提出建议，令民绩麻，“但禁绮绣无益之饰”。① 这些记载，如果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无疑反映了吴国丝织、刺绣业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盐铁业得到重视。前已述及，吴地盛产盐铁，所以春秋吴越、汉代刘濞均以致强。孙权也很重视盐铁。产盐地方，设司盐校尉、盐池司马等官。产铁的地方，则置冶令、冶丞。《三国会要•盐铁》引《唐六典》文证明了这一点：“江南诸郡有铁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吴时置。”冶铁技术既为当世，也为后世人所称道。陈寿在《三国志• 贺齐传》中说：贺齐“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襜（音chān，车子帷帐），干橹戈矛，葩瓜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显然，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钢铁冶炼技术，要想造出极精的兵甲器械，并在干橹戈矛上“葩瓜文画”，是完全不可能的。南朝人陶弘景亲见吴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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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华覈传》。
器之精，在其《刀剑录》中说：“吴主孙权黄武四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斗方，皆南钢越炭作之”。①
造船业发达。吴国兵扼长江，北拒曹魏，西防蜀汉，东临大海，水军是其重要军事建制，从而也使造船业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设立了造船基地，并设典船都尉之官督造。能造军用五楼船②，还能造容纳三千人的武装运兵船。③《南州异物志》说，吴国的船“大者二十余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据记载，吴国亡时，被晋接受的船只达五千余艘。④
另，烧瓷业、建筑业都有可观成就。1958年在南京清凉山一座甘露元年（公元265年。时孙权已死十三年，不是直接证据，可作参证）的吴墓中出土了一只青瓷羊，通体施釉，匀净莹润，造型栩栩如生，“羊作蹲伏状，昂首，双目前视，两耳贴脑后，角曲卷于耳后，嘴微张，颌下无须，体态丰健，两肋有羽翼纹，四肢蜷曲，臀部紧贴短尾”。⑤《吴都赋》描述了吴都周围建筑之精之盛：“列寺七里”，“屯营栉比”，“横塘查下（地名），邑屋隆夸。长干（地名）延属（接连不断），飞甍（大房子的屋脊）舛互（交错）。”
水上交通和航海技术
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的发达，推动了内河交通、海上交通和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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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太平御览》卷343。
② 见《三国志•吴书•董袭传》。
③ 《水经注•江水》引《江水记》说，昔孙权装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
④《三国志•吴书•孙晧传》注引《晋阳秋》。
⑤ 转自网上。物存南京博物馆，参阅《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图版二。
海技术的发展；反之，水上交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造船技术的新提高。“水浮陆行，方舟结驷。唱棹转毂，昧旦永日”，“汎舟航于彭蠡，浑万艘而既同”，“弘舸连舳，巨槛（船板）接胪。飞云、盖海（皆大船名），制非常模”。① 这虽然是左思的文学形容，但总不会是捕风捉影。事实证明，孙权时期确实已经有了浮海远航的技术和能力。前面讲到，黄龙二年（公元230年），他派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嘉禾元年（公元232年），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兵万人到辽东；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又遣使者羊衜、将军孙恰等到辽东，击魏守将；赤乌五年（公元242年），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太平御览•舟部》引吴人康泰《吴时外国传》说：“从加那调州，乘大海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可见，航海技术的确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
史学家范文澜说得有道理：“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几次出航，虽然主要目的在捕捉人口，但当时已有如此宏大的舰队，也足以令人气壮。”②
四、提倡节俭
孙权同中国封建时代诸多有作为的开国君主一样，知创业之艰，提倡节俭。下面的几件事情，颇能说明问题。
嘉禾六年，将军谢渊、谢太等“各陈便宜，欲兴利改作”。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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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左思：《吴都赋》。
②《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14页。
“兴利改作”，就是大兴土木。孙权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建议缓办：“乞垂圣恩，宁济百姓，数年之间，国用少丰，然后更图。”①孙权接受了陆逊的意见。
孙权居住的宫殿，是他没有称王称帝前的建筑物。后来，腐朽不堪，不能居住。直到他死前五年，即赤乌十年，才“改作”。《三国志•吴主传》说，是年“二月，权适南宫。三月，改作太和宫”。为了节约建筑费用，孙权下诏说：
“建业宫乃朕从京（今江苏镇江）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按：前都武昌，在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
主管部门向孙权报告：“武昌宫已二十八岁（按：孙权公元219年都武昌，至此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孙权坚持使用旧料，说：
“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