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传(45)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赤乌年间“勿夺民事”和“开仓赐贫”诏
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孙权在杀了校事吕壹以后，曾经迫于形势，一面“引咎责躬”，一面又为自己辩护：
自孤兴军五十年，所役赋凡百皆出于民。天下未定，孽类犹存，士民勤苦，诚所贯知。然劳百姓，事不得已耳。
孙权的自我辩护，起了很坏的作用。本已严重的情况再度恶化。郡县“荒残”，民物“凋敝”。因此，太子孙登临终上疏，劝说孙权“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①
征役繁多，自然侵夺民时。历代稍知统治之术的当政者，无不主张或形式上强调“勿夺民事”。
赤乌三年（公元240年）春，孙权颁布了第三道诏令：
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
同年冬，民饥，孙权再次下诏：“开仓廪以赐贫穷”。
次年春，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孙权甚知不合时宜，因令缓议：“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其释此议。”是年四月，又下令“禁进献御，减太官膳”。
这次行动，比较认真，因此收效亦较明显，获得了十年的相对稳定。殊数不易，应该肯定。晚年，孙权对宽刑轻赋、均息力役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试图巩固这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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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登传》。
历史证明，孙权时期“役赋凡百”，而其中“征役繁数，民困于役”造成的社会影响较之于“赋”课更为严重。征役几乎是没有限制的，有事则征，当人们提出异议时，孙权便用“事不得已耳”的话为自己辩解。赋税之征，似有定制，问题在于灾疫迭臻、征役繁多，致使“年谷有损”，而赋算照旧，以致民不堪负，所以也就有了太子孙登等人的“轻赋”之议。后期情况有所改善。
二、增广田亩
农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孙权很明白，要想保有几十万的军事势力，争霸建业，谋国图存，没有农业经济的保障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除了在一些时间里注意适当减轻农民负担外，还特别重视军事的经济保障，增广耕地。其重要措施，一是广屯田，二是以山民“补户”，三是掳掠、招徕人口，四是提倡农业技术。
广屯田
我在《曹操传》一书中曾说，屯田的提出和实行，完全是时代所使然。数十年间战乱不断，人口锐减，大批的农业劳动力或死、或亡、或被征为军士，土地大面积荒芜，军民饥谨乏食。出路何在呢？不少地方割据势力都想到了屯田。曹操面对残酷的现实，又知历史的经验，因而约在后汉初平、兴平年间把先代曾经实行过的屯田作为定国之术提了出来，并付诸实施。
曹操屯田在不长的时间里解决了严重的粮食危机。许下屯田第一年即获丰收，得谷百万斛，继而历年丰收；州郡例置屯田，广置屯田后，“五年中仓廪丰实”；建安中期，出现了“所在积谷，仓廪皆满”的景象；建安末，又听司马懿之议，扩大军屯，让“天下不耕者二十余万”兵士，且耕且守。“于是务农积谷，国用丰赡”（《晋书•宣帝纪》）。这些描述，固然多有夸张之辞，但不能否认，粮食问题的确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曹操屯田的重大收获以及一整套军屯、民屯制度，对于当时包括孙氏兄弟的各割据军事集团，显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策是否已经推行屯田，历史没有明确记载。就其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渡江，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死去，五年间马不停蹄、征战不休的情况看，似乎难以顾及此类事情。但我们又注意到，他也接触到了这一问题。《三国志•太史慈传》载，扬州刺史刘繇被孙策打败，繇将太史慈“遁于芜湖，亡入山中，称丹杨太守。是时，策已平定宣城以东，惟泾（安徽今县）以西六县未服。慈因进住泾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立屯府”，就是建立了管理屯田的机构。孙策把太史慈俘虏以后，不可能将已垦屯田荒废，“屯府”犹存当在情理之中。另外，孙策打败庐江太守刘勋以后，“皆徙所得人”，包括百工、鼓吹、部曲三万余人“东诣吴”，安置的方法，部分强者可以补兵，老弱妇幼怎么办？屯田当是重要出路。
孙权执政以后不久，历史便有明确的有关屯田的记载。
《三国志•陆逊传》说：“孙权为将军，逊年二十一。始仕幕府，历东西曹令史，出为海昌屯田都尉，并领县事。县连年亢旱，逊开仓谷以振贫民，劝督农桑，百姓蒙赖。”陆逊死于赤乌八年（公元245年）二月，终年六十三岁。以此上推，陆逊二十一岁是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自此他历任东西曹令史，然后出任屯田都尉。吾师王仲荦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一书中据此认为，“东吴屯田，开始于公元203—204年前后”。如果说曹操在兴平、初平年间开始屯田，那么孙权屯田比曹操屯田大约晚了十年左右。屯田都尉是主管屯田事宜的重要官员。曹操的著名的主持屯田人枣祗的官职就是屯田都尉。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既然有了县一级的屯田官员的设置，可见孙权执政初始几年，屯田便很快就有了一定规模。①
《吕蒙传》载，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吕蒙“伺隙袭击”，谢奇“缩退”，其部伍“皆携负老弱，诣蒙降”。又，曹操“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吕蒙对孙权说：“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孙权听从吕蒙的建议，亲自征皖，取得胜利，获朱光及男女数万口。众多的屯田民怎么安置年壮者可以补兵，妇女老弱怎么办？原地或易地继续屯田自然是一条重要出路。
孙权屯田与曹操屯田的最大不同在于，孙权以军屯为主，曹操更重民屯。②军屯是军队的战余生产活动，组织形式仍以军事建制为主，生产方式和剥削方式相对来说都比较简单。所以，他没有像曹操那样为屯田，特别是为许下屯田，大费周折，初行“计牛输谷”，屯田农民按照租用官府的耕牛数目，向政府缴纳租粮；后用枣祗“分田之术”，即把土田分给个人，然后根据收获量多寡对半分成，从而大大提高了屯田民的生产积极性。
孙权的军队屯田，主要是解决军队的平时粮秣供给问题。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是孙权扩大屯田的关键一年。是时，“陆逊以所在少谷，表令诸将增广农亩。”孙权答复：“甚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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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逊生于公元183年，203年为屯田都尉，时在孙权统事后的第四年。
② 参阅拙作《曹操传》“推行屯田”一章。
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记载：第一，当时，陆逊为大都督加辅国将军，统率吴国主力部队刚刚打败刘备，据守西部防线，粮食发生了困难；第二，陆逊向孙权报告，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命令诸将增广农亩；第三，孙权肯定了陆逊的做法。这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令诸将增广农亩”的提法。“令诸将”，表明军队普遍屯田；“增广农亩”，表明是在原有的屯田基础上扩大规模。唐人房玄龄说：“有吴之务农重谷，始于此焉。”①
吴国西线屯田，大都布置在长江流域，江陵、夷陵、寻阳等处都是重点。
东线屯田也颇见规模。下引记载可以证明：
《三国志•满宠传》载，青龙三年（吴嘉禾四年，公元235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魏征东将军满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于是“遣长吏督三军顺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
《诸葛恪传》载，嘉禾六年（公元237年），威北将军诸葛恪“率众（按：恪平山越得甲士四万，自领万人）佃庐江皖口（今安徽怀宁西），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
《诸葛瑾传》注引《吴书》载，瑾次子融，被授骑都尉，“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今江苏武进）”。
另外，据《三国志•楼玄传》载，孙权时“玄为监农御史”。这说明，孙权在中央设置了专职农官，监理农事。还有一些记载，虽然讲的是孙权死后、晋代初年的事，但可以帮助我们反观孙权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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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晋书•食货》。
时期的屯田情况：
《晋书•王浑传》说，王浑为晋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寿春，“吴人大佃皖城，图为边害”。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浑遣扬州刺史应绰督淮南诸军攻破之，并破诸别屯，焚其积谷百八十余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六百余艘。”
《宋书•州郡一》记载，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分丹阳县立于湖县（今安徽当涂南），于湖县治就设在原吴国管理民屯的“督农校尉”治所；复立江乘县，江乘县治所即为吴时“典农都尉”治所；立毗陵郡，毗陵郡是“吴时分吴郡无锡以西”而设“毗陵典农校尉”地方；复立湖孰县（今江苏江宁东南），吴时曾取消湖孰县建制，设“典农都尉”；复立溧阳县，吴时省溧阳县建制，“为屯田”，晋恢复立县。
屯田是吴国军队的重要经济支柱，对于孙权统治时期的社会稳定以及江南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作用。
当然，孙权屯田如同曹操屯田一样，它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作用必然是有限的。第一，军屯剥削太重，“屯田贫兵”连个孩子都养不起①；第二，民屯生产者没有人身自由，动辄被称作“复客”、“复民”、“复人”增于有功将领。如：吕蒙死，赐“屯田六百人”；陈武战死，“复客二百家”；潘璋死，赐“复客五十家”，等等。②
用山民“补户”
平抚山越，是孙权自始至终都很关心的大问题。他对待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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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国志•吴书•骆统传》。
②《三国志•吴书•吕蒙传》、《陈武传》、《潘璋传》。
镇服的山民的办法，除了笼其头领，抑其反抗，力求局势稳定外，最重要的是“强者为兵，羸者补户”。所谓“补户”，犹同“编户”，就是把本来不负担国家征赋的人纳入正式户籍管辖之内，照例服役供赋。
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陆逊首倡此说。孙权执政初期“数访世务”于陆逊，陆逊建议：“方今英雄棋蹄，豺狼窥望，克敌宁乱，非众不济，而山寇旧恶，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难以图远，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孙权接受了陆逊意见，以逊为帐下右部督，进讨丹杨山越叛乱。陆逊取得胜利，“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
《贺齐传》载，贺齐也采取了同样政策。建安十八年，他镇压了豫章东部民乱后，“诛其首恶……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
无疑，孙权将此一政策贯彻始终。例如，后来诸葛恪平丹阳民乱，依然是这样做的。
掳掠、招徕人口
孙权奄有三州，地域辽阔，但人口稀少，劳力不足，限制了军事力量和经济的发展。所以，孙权兄弟都重视在战争中掳获或招徕人口。
建安四年，孙策攻皖城，打败袁术所署庐江太守刘勋，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所得人“东诣吴”。①
五年，孙权再攻皖城，打败新任庐江太守李术，“屠其城，枭其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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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十二年，孙权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孙权复征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
十八年，孙权意外得户十余万。曹操政策失误，令民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
十九年，孙权再攻皖城，“获（魏）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
二十五年，魏“南阳阴、鄼（两县在今湖北老河口市境）、筑阳（今湖北谷城东）、山都、中庐（两县在今湖北襄樊市境）五县民五千家来附”。
黄龙二年，遣将卫温、诸葛直“求夷州”，得夷州数千人还。①嘉禾五年，孙权使陆逊、诸葛瑾攻襄阳，兵至江夏、安陆等地，“斩首获生，凡千余人。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将（携带）家属来者，使就料视。若亡其妻子者，即给衣粮，厚加慰劳，发遣令还，或有感慕相携而归者。邻境怀之，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备将裴生及夷王梅颐等，并帅支党来附逊。逊倾财帛，周赡经恤。”②
赤乌二年，遣使者羊衜、郑胄、将军孙怡，击魏守将张持、高虑等于辽东，虏得男女。
四年，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
六年，以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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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上《三国志•吴书•孙权传》并注。
②《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③《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掠民、收民的记录如此之多、之久，说明这已是吴国长期实行的一项政策。
提倡农业新技术
孙氏初有江南，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生产技术落后，汉末火耕水耨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终吴一代，农业生产技术有了改进，但仍然远比北方落后。孙权曾经做出努力，提倡牛耕，提倡农业新技术。
黄武五年，孙权为鼓励增广田亩事，“父子亲自受田”，并将新的耕作技术用于生产活动，令说：“今孤父子亲自受田，车中八牛以为四耦，虽未及古人，亦欲与众均等其劳也。”①历代帝王“籍田”、参加一些仪式性的短暂劳动，都是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大多劳民伤财，但也往往产生一些好的激励人心的效果。
孙权所说“八牛以为四耦”，就是把八头牛分作四组，二牛为一耦（组），拉二犁。牛耕技术始于东周。春秋时期，孔子有两个弟子，一个叫冉耕，字伯牛，一个叫司马耕，字牛，足见北方牛耕并非罕见。两汉时期，牛耕已很普遍，就是远至交州九真也学会了牛耕。《后汉书•任延传》说，东汉初年，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按：《后汉书补注》谓：‘教民以牛耕，置吏巡行'），田畴岁开广，百姓允给”。无疑，孙权时期的东吴，长江流域及江南平地较多的地区牛耕当已普遍。孙权将“车中八牛以为四耦”的重要目的，不止提倡牛耕，而在耕作技术的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