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西州月》
一
关隐达从地委大院里走过，忽听身后有人议论：“秘书是最容易学坏的。”
他顿时两耳发热，不敢回头。不知这话是谁说的？最近陶凡刚出任西州地委书记，关隐达走出去就显眼多了。他跟陶凡当秘书已快三年了，原先认识他的人却并不多。
六年前，大学毕业临分配，系主任王教授告诉关隐达，省委组织部来选人，看中他了。关隐达问是去干什么？王教授说上面要笔杆子。王教授并没有替自己卖人情的意思，只是告诉他进了官场，该如何如何。王教授说最要紧的，是要去掉你身上的诗人气质。上面看中你，就因为你发表过作品。但人家是要你去写官样文章，不是要你去写诗。关隐达虽是懵懂，却也知道进官场只怕是他最好的去向。只是不太明白，诗与官场那么不相融。古时的官员们可都会吟诗作赋，风雅得很啊。
六年间，关隐达见识了不少。他眼看着地委秘书长张兆林三七开的小分头慢慢梳成了大背头，就成了地委副书记。副秘书长吴明贤的头发越来越稀疏，最后秃了顶，就熬成了地委秘书长。而原任地委书记伍子全，本是腰板挺直，红光满面，退下来没多久，就腰躬背驼，鸡皮鹤发了。关隐达自己呢？先几年不怎么走运，有人背地里叫他书呆子。自从跟了陶凡当秘书，什么都顺畅了。但是，他再也做不了诗人了。如果不是同学们聚会时偶然说起，没谁会想到这位过分老成的年轻人曾经是个诗人。
秘书的确是最容易学坏的！关隐达听谁在背后议论秘书，并不生气，只是没来由地脸红。似乎人家透过他的背膛，看出他身上的某些坏来。尽管他并不觉得自己哪里坏。他后来老琢磨那句话，越想越有道理。当了秘书，身边围着转的人就多起来。有下面部门和县市的头头，有企业老板，三教九流，应有尽有。这些人贴着你，哄着你，给你些小便宜，心里不一定就把你当回事。你自己一不小心，就忘乎所以起来，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还有个意思，他只能闷在心里想想，万万不可说出来。他想当秘书的假如跟随的领导是个混蛋，见到的就尽是些蝇营狗苟的事，要保证不学坏就更难了。据说美国民间流行一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关隐达套用这句话，暗自交待自己：领导是靠不住的。
不过这话最多只是关隐达私下里的幽默。别人并不这么看。有种奇怪的病毒，叫做个人崇拜，无时无刻不在空气中弥漫。官场的人们很容易感染上这种病毒，他们眼睛就开始发花，产生种种奇异的幻像，误认上司为神人。陶凡任地委书记后第三天，就在县处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个报告。题目听上去很大气，有毛泽东风格，叫《形势与展望》。他没叫秘书班子起草讲稿，自己随口讲来。整整讲了一个半小时，下面掌声不断。事后地委办又把陶凡的讲话录音整理了，发表在地委《内参》上。陶凡做报告的功夫了得，干部直说他是西州迄今最有水平的地委书记。 不知不觉间，上面说到的那种奇怪病毒便在西州官场悄悄漫延开了。只是谁也没有察觉，陶凡自己更不在意。
起初总有那么些人，见着关隐达，就说他人好，不像张兆林的秘书孟维周，一天到晚不知道自己是谁。关隐达记住有句俗话：不是是非人，不听是非话。他就说小孟其实人也不错的。慢慢的就没有谁在他面前说孟维周的坏话了。关隐达不同别人说人是人非的，那样既有失厚道，又免不了会惹麻烦。再说了，在他面前说孟维周如何如何的人，背过头去会不会又说他关隐达呢？当秘书的，千百双眼睛盯着，总会让人盯出些毛病来。孟维周才从大学毕业，就车前马后地跟着张兆林跑，难免有些少年得志的意思。有人看不惯，孟维周就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了。不过在关隐达面前，孟维周还是很有分寸，言必称关兄。毕竟关隐达是地委书记的秘书，而孟维周只是副书记的秘书。
西州的老百姓说，从去年冬上开始，就尽是些怪事儿。都腊月底了，天还冷不下来。年轻姑娘高兴，可以穿裙子。老年人看着摇头，说如今年轻人，什么都不懂，只顾着玩，眼看着灾年要来，还蒙在鼓里。黎南县修公路，黎阳山先天挖开了，一夜间又合上了。老百姓急了，说是修公路惊动了龙脉。上面派地质队的来看了，说是自然现象，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还是有人不信，硬说要天下大乱了。又老是打雷。雷打冬，牛栏空。冬雷是凶兆，明年不会好过的。
老百姓关心的事，官场却不会在意。官场对气候的变化越来越麻木，热有空调，冷有暖气。官人们甚至对季节的变化也很漠然，农民春种秋收，自己忙去，用不着官员们瞎操心。他们便放心落意想些大事儿。
今年开春以来，西州官场最大的事就是地委头头儿换了人。老百姓正关心着种种凶险的异兆，官场却在关心地委人事变动。各种神秘的小道消息如水之东逝，不舍昼夜。好多种人事方案在流言中渐渐形成了。喜欢议论官场人事的，满脑子只有官场，可他们的表情通常是毫不在乎。有点儿像人们谈论电视剧角色，谁演唐僧更合适，孙悟空可以尝试换换人。看上去似乎事不关己，其实他们眼睁睁盯着官场人脉，巴望着新上来的官儿同自己沾着点儿什么，同学也好，老乡也好，战友也好。哪怕新任领导只同自己同姓，或是偶然间同自己打过照面，他们也会莫名其妙地兴奋。
最后谜底揭开了，既出乎意料，又耐人寻味。陶凡原是党群副书记，地委三把手，竟然越过一级台阶，出任地委书记。张兆林一觉醒来，成了地委副书记，更让人吃惊。他一个地委秘书长，虽说也是领导班子成员，但直接出任地委副书记，西州还没有先例。地委秘书长要任实际职务，通常还得从行署副专员干起，至少要干到个常务副专员，才重新当上地委委员。所以那些按正常程序往上走的秘书长，总是觉得冤枉了。
西州人说起官场，又有了新的话题。官人们发达了，没谁相信你是能力强，或是业绩好，准说你上头有人。大家都知道陶凡同省委书记原来是省一化工厂的同事，但平时也看不出陶凡得到了什么特殊照顾。他两年前调来西州，就有人说他是省委派下来接班的，马上就要任专员或是书记了。但他往地委副书记位置上坐下，就不见动静了。两年时间不算长，但总有人盼着西州地委早些走马换将，自己也许会时来运转。这些人着急，两年时间就太漫长了。陶凡自己却是什么也不说。他只管自己份儿内的事。该他管的，别人水都泼不进；不该他管的，他决不插手。他话不多，却是说一句，算一句。谁想找他套近乎，多说几句话，准会自讨没趣。有人就说陶凡是金口玉牙。此话誉毁各半：既是说他讲话算数，说一不二；又是说他架子天大，不好接近。嘴是扁的，话是圆的。陶凡现在当上地委书记，人们说法又变了：人嘛，有本事，就有脾气。
关隐达并不觉得陶凡架子大，他只是不爱多话。也可以说陶凡做人干脆。陶凡很少同下级寒暄，见面只谈工作。谈完工作，你还想多热乎几句，他就漠然地望着你。你就不好意思了，只好赔着笑告辞。起初关隐达也不太适应陶凡的性格，慢慢也就习惯了。陶凡有什么吩咐，就叫声小关，要么一天到晚不会叫他半句。关隐达就得时刻跟着他，怕他找不着人。有些时候又不知应不应跟着，只得试探着问问，很为难的。
陶凡后来竟然同关隐达多说些话了。缘由很偶然，有个星期天，陶凡在办公室看文件，关隐达知道没事，也得在办公室守着。闲着无聊，拿了些废报纸练毛笔字。关隐达没其他爱好，就喜欢写几笔怀素狂草。这时吴明贤也到办公室来了，见关隐达办公室门开着，就进来了，说：“小关，练书法呀！”关隐达忙说：“什么书法，练练字，练练字。”吴明贤歪着头看了半天，说：“龙飞凤舞啊。”关隐达知道吴明贤认不得狂草，又不便自作聪明念出来，就嘿嘿地笑。他害怕同吴明贤多说话，弄不好就出麻烦。果然，吴明贤拿出了领导谈话的架式，说：“小关，多琢磨琢磨怎样为陶书记做好参谋和服务工作，这才是正经事儿，别老想着当书法家！”关隐达就抓耳挠腮的，不知说什么才好。忽听着陶凡叫：“小关，走吧。”原来是中饭时间了。陶凡本来从不进关隐达办公室的，那天居然推门进来了。关隐达慌了，忙放下毛笔。陶凡走了过来，并不同吴明贤打招呼，只低头细看了关隐达的字。关隐达脸红心跳，手足无措，却见陶凡的脸色渐渐开朗起来，最后就微笑了。“小关，你的字很不错啊！”吴明贤也笑道：“不错，的确不错。”
西州官场人都知道，陶凡是书画两绝。但是他从来不肯给别人写字，也不肯题招牌。总有人不死心，求他给公司或是酒店题字。原先他是副书记，就总说：“你找伍书记吧。”伍子全的字实在不敢恭维，可他也照样题字。现在伍子全退下去了，他题写的招牌也该撤下来了。慢慢的，西州境内伍子全体就让舒同体取代了。
自那以后，下基层的路上，陶凡高兴了就会同关隐达说说书法。陶凡没有了地委书记的味道，关隐达自然更是谦虚。有时车开到半路，陶凡会让车停下来，叫关隐达坐到后面来，两人好说话。这就更不像领导和秘书了，倒像两位书法同道在切磋。陶凡随口就能说出各种书法流派的沿革、风格、代表人物以及掌故轶闻。关隐达不得不佩服。说到些书法名家的趣事，陶凡会爽朗大笑。听着陶凡的笑声，关隐达甚至有些感动。平时那么威严的陶书记，其实多么亲切！关隐达平时只顾练字，从未做过追根溯源的事。从此他就满世界找书法理论书看。西州这地方太偏，找本像样的书还真不容易，可难为关隐达了。他恶补书法理论，不是想着在陶凡面前去炫耀，的确是有了兴趣。他知道自己要在陶凡面前谈书法，再过十年都没资格。 但也得尽量多知道些，免得出洋相。
司机刘平，就因为伺候过好几位地委书记了，说不出的傲气。首长司机好像都是这个脾气。起初刘平对关隐达也是不太在乎的。不知从谁那里开始的规矩，地委书记上下班，必须是司机同秘书一块儿接送。其实地委领导的家离办公室不远，从山上抄近路，走过那条鹅卵石小径，只需几分钟。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刘平就在关隐达楼下使劲儿按喇叭。关隐达下楼略微迟了些，刘平就沉着脸。关隐达也不计较，心想司机嘛，就这个修养。
有天清早，关隐达吃完早饭，坐在房里等候刘平的喇叭声。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却不见喇叭声响起来。突然听见敲门声，有人喊道：“关科长，好了吗？”
关隐达开了门，见是刘平，竟有些吃惊。
“关科长好了？” 刘平又问。他一向叫关隐达小关的。
关隐达说：“好了，走吧。”
上了车，刘平说：“关科长，陶书记对你好器重啊。”
关隐达知道这可是不好谦虚的，总不能说陶书记不器重自己吧。他就说：“陶书记很关心人，对你也不错啊。”
刘平脑子简单些，直说：“我跟过这么多地委书记，就是怕陶书记。我跟着他两年多了，他没同我说过几句话。”
关隐达笑道：“领导是不是关心人，不在于说多少话。”
刘平忙说：“关科长说的是。”
关隐达说：“刘平，别叫我科长，就叫隐达吧。”
刘平却坚持要叫关科长，也就由他去了。
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看出了陶凡对关隐达的器重。他们弄不明白，严厉得几乎有些冷酷的陶凡，惟独对关隐达很是随和。有时候，陶凡正同关隐达有说有笑的，下面的头头儿汇报工作来了，陶凡的脸色立即就冷了。人们便断定，关隐达前程无量。 围着关隐达转的人自然就多起来了。
关隐达知道，他同陶凡亲近起来，就因了书法的缘故。像掌握了某种独门秘笈的武林高手，关隐达暗自有些得意，却不想把个中玄奥告诉任何人。有回，吴明贤请教关隐达：“老弟，陶书记对我们总没个好脸色，对你却那么好。我摸不着头脑啊。”
关隐达知道这是个危险话题，忙玩笑道：“吴秘书长说笑话了。陶书记只是把我当小孩，笑笑也行，骂几句也行。对你们领导就不一样了，那是谈正经事，自然要一本正经了。”
关隐达任由吴明贤怎么说，他只是敷衍过去。他觉得吴明贤年纪也不小了，好歹也是地委领导，怎么如此不老成？吴明贤这些话，都是应该咽落肚子里去的，他却全部说了出来，偏偏还找陶凡的秘书来说。关隐达心想自己幸好不是奸臣，不然吴明贤就死定了。
吴明贤却是使劲儿同他套近乎，后来还送给他一本书，日本人写的，叫《操纵上司术》。关隐达只看了书名，不太自在。心想这吴明贤说不定心术不正。他回去翻了几页，就没了兴趣。书中讲的无非是公司里的人际艺术，翻译者哗众取宠，弄了个吓人的书名。吴明贤只怕是冲着书名买下的，以为弄到本官场宝典。关隐达把这本书塞在枕头下压了几天，就丢掉了。
关隐达别说没有操纵欲，哪怕他有那心思，陶凡又岂是谁操纵得了的？陶凡天生是操纵别人的。他的虎气是天生的。当初他只是副书记，他往地委会议室一坐，气度就不一样。自从他第一次开会坐了那张沙发，再也没人敢去坐。有回，管政法的副书记郭达早一步进会议室，没有在意，在那张沙发上坐下了。陶凡进来，端着茶杯，站了几秒钟，郭达马上让了位。郭达开了玩笑，想替自己解除难堪：“我坐了陶书记的宝座了。”陶凡只作没听见，埋头整理手头的文件夹。
官场人说话含蓄，说谁有个性，多半是说他脾气坏。 西州上上下下都知道张兆林是个有个性的人。原先他只是个秘书长，很多部门和县市领导都畏惧他三分。下面干部有意见，说他架子比地委书记都要大。牢骚背地里发，当面还得服服帖帖。谁也弄不明白，张兆林又不会吃人，大家为什么怕他。地委其他领导对张兆林都很客气，没有把他仅仅当作大内总管的意思。
张兆林在书记们面前也没有太监相，俨然就是地委领导。秘书长做得如此威风，在西州历史上从没见过。有个机密，慢慢露了出来，原来张兆林同伍子全是相交多年的把兄弟。这个机密让小道消息传播开来，似乎并不让张兆林的形象打折扣，他的分量反而更重了。张兆林看上去却是很平和的，他只要不真的生气，总是微笑着。有人背后就叫他笑面虎。俗话说，就怕笑面虎，吃人不吐骨。但世间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张兆林偏偏在陶凡面前很是恭敬。陶凡对张兆林也没什么特别礼遇，照样黑着脸。
张兆林头一次见着陶凡的批示，笑着说： “陶书记的字真漂亮。”陶凡没接腔，只道：“你去办吧。”
陶凡刚来西州，住了几个月招待所里。没房子住，正好碰着上面禁止建设楼堂馆所。张兆林很为难，请示陶凡。陶凡说：“我住招待所很好，天天有人换被子，吃饭也是现成的。”
张兆林捉摸着陶凡的意思，又说：“再不建新房，干部们真要住办公室了。建吗？地委不能带这个头。”
陶凡说：“就没有办法想？”
张兆林说：“我向伍书记汇报过这事。伍书记意思，让我请示一下您。”
陶凡说：“请示我干什么？我没房子住，就嚷着要建楼？”
张兆林忙说：“伍书记意思，是听听各位书记意见，想个办法。机关多年没建宿舍了，住房紧得不得了。但是地委机关一动土，各部门都要跟着上。大家都建，影响就不好，说不定就会成为全省的典型。”
陶凡说：“不建楼房，建平房吧。”
张兆林笑笑，说了句调侃话：“城里人说乡里人，没有饭吃，就吃面吧。”
陶凡却没有笑，只道：“我不是同你开玩笑。招待所后面的山，空在那里干什么？山上的柑桔树又值得了几个钱？在上面建些平房，地委领导去住。”
张兆林答道：“只怕是个办法。山上的柑桔品种也老化了，要改良。”
“不要改良了。全部砍掉，另外栽吧。”陶凡说。
张兆林问：“仍栽柑桔？”
陶凡说：“不要指望院子里的果树能有多少收成。就栽桃树吧。”
“桃树？”张兆林有些吃惊。
陶凡说：“最好是观赏桃，不要指望着它结桃子。”
张兆林还在犯疑惑，陶凡又说话了：“地委领导没房子住，在山上搭个平房，总算不过分吧。”
只两三个月工夫，二十来栋平房就建起来了。满山的柑桔树全部砍掉了，改栽了桃树。山头疏朗多了，添了些画卷气象。平房因山势而错落，散布开来，虽格局相同，却并不显得单调。
陶凡出任地委书记这年，西州没出什么大事。这年头，总像要出事的样子，却终究还算太平。为着那些异兆，西州的百姓白操心了。
王跃文《西州月》
二
地委大院里级别高的老干部太多了。西州当年是个土匪窝，剿匪战役打得相当惨烈。后来，剿匪功臣们大多留下来了。又因为西州太穷了，难得出业绩，干部上去的就少。外地干部又很少愿意进来。很多南下干部享受着地厅级、副省级待遇，却只能终老西州。不论谁当地委书记，他们首先得稳住老干部。这似乎成了西州传统。西州地区老干局年年被评为省里先进，外地看着羡慕，却不知他们有多少无可奈何。老干部们自己无职无权，可他们的老领导、老战友如今都是上面的大人物。他们没别的能耐，至少可以让你难受。老人们年纪多在七十岁左右，正是发脾气的时候。
每天清晨，关隐达起来跑步，都会碰上位留着长辫子的老人舞剑。什么年头了，还有留长辫子的？关隐达难免有些好奇，偷偷儿注意过老人。老人的辫子灰白色的，梳得不怎么规整，像是胡乱搓成的草绳。他舞起剑来却是气定神闲，宛若仙人。晨练的老人很多，他们见面会点头致意，或是边运动边聊天。只有这位长辫老人，总是半闭着眼，不答理任何人。也没人去打扰他。长辫老人四周方圆三十来米，无人近前。
关隐达后来才知道，长辫老人竟是西州第一任地委书记陈永栋。这是位传奇而古怪的老人。西州剿匪时，他是个连长。民间流传很多陈永栋的故事，生擒匪首活阎王啦，智取匪巢金鸡界啦。很多别人的事迹，或是电影里面的故事，也被老百姓敷衍到了他身上。剿匪那会儿，陈永栋的名字在西州吓死人。小孩哭闹着，只要喊声陈永栋来了，马上就钻进妈妈怀里，大气都不敢出了。西州情况太复杂了，只有陈永栋才镇得住。他就被留了下来。虽然只是个连长，却当上了地委书记。
当时他老婆孩子仍住在山东老家，一个贫穷的乡村。他一个人住单身宿舍，敲着钵子吃食堂。如此过了好多年，也没回家探过亲。后来，省委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把老婆孩子迁来西州。却坚决不让家人在城里落户，硬是叫他们在西州郊区当了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
几年前老太太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里人既进不了城，又不甘心正经当农民，几十年闷着股恶气过日子，所以弄得很穷。儿孙们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全家老小都把他当神经病。
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就留着长辫子了。
老人仍然住着六十年代建的地委领导房子，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似乎那里是个神秘的千年古洞。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或扛着亮晃晃的剑，或提着菜篮子。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他去了，便会放下手头的事，赶紧把他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塞进贴身口袋里。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老人都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老人家动作慢，几个姑娘望着他，觉得这个过程极其漫长。他一出门，姑娘们都松了口气，吐吐舌头，封着嘴巴笑。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支部书记总会说： “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您的党性真强！”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着眼睛，转身走了。
地委领导知道陈永栋进办公楼了，都会装着没看见，守在办公室，绝不出门。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只埋头看文件。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望着陈永栋走出办公楼，拖着长辫子，背影慢慢消失。他们便如释重负，说话做事回复常态。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说不清这是为什么，当然谁也不会公开提及这话题。
陶凡早就听说过陈永栋的古怪。说来也巧，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这位老人。陈永栋就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有回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干部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多沟通，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
陶凡倒是没有把陈永栋想象得多么可怕。自己同他没有夙怨，他平白无故不会发难的。怕就怕有人找茬儿，去调唆他。老干部们肚子里通常都埋着股无名火，谁去一拨弄，就会燃起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后，免不了也要过老干部关。他要了份老干部名单，逐个儿琢磨。看看他们的资历，真叫人肃然起敬。很多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陶凡忽然有些感慨，心想这些老人都是枪口下捡回的性命，要让他们好好活着。他们想发脾气，就让他们发发脾气吧。
陶凡不想按照惯例，只是在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讲话，表示自己如何关心老同志。他排了个时间表，想挨个儿同老同志沟通。他想第一个就拜访陈永栋老人。大家都说陈永栋是个倔老头，想找他聊天，十有八九会碰钉子。可是再硬的钉子，陶凡也得捧着脑袋去碰碰。
但陶凡还没来得及去拜访，就碰着陈老了。地委办公楼建在山坡上，楼外有个小坪，小车可以直接开到坪里。有条宽大的石级路，依山而上，正对着办公楼大门。那天下午，陶凡带着关隐达，往办公楼去。刚爬上几级阶梯，就见陈永栋出了办公楼，低头往下走。陶凡忙站住了，招呼道：“陈老书记，您好！”
陈永栋本来就站在上方，气势更有些居高临下了。他半睁了眼睛，瞟着陶凡：“你是谁？”
陶凡笑笑，上去握手：“我是陶凡。”
陈永栋半天才伸出手来，轻轻搭了下，就滑过去了，淡淡地说：“哦，新书记？”
陶凡说：“我刚接这个摊子，需要您老多支持。”
“你说假话，我能支持什么？怕我们老骨头坏事吧！”陈永栋说。
陶凡笑笑，避过锋芒，说：“陈老书记，我哪天专门到您那里坐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