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纱照的陷阱(7)免费阅读全本番外

(2002年5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28节 体育经济应进入市场化轨道

世界杯的比赛正在烽火连天，而世界杯之外的商家竞争也正在掀起一个又一个高潮，竞争已经进入白炽化状态，如KTF对SK电信、阿迪达斯对奈克、JVC对奥林帕斯……这些企业之间展开的营销竞争已经不亚于足球热了。目前，在国内，各家旅行社、种种媒体、广告商、车行、酒吧等，各企业都在抢占世界杯商机，都希望在这个世界杯大赛期间如何多分得一杯羹。其实，在市场经济中，借助于一些大型的体育活动扩展市场、创造消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特别是从1984年精明的美国人第一次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赢利之后，似乎每一届奥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都成了诸多商家眼中的“香饽饽”。各种商家总是会以不同的招式与对手竞争。与此相适应，体育经济也应运而生。
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围绕着种种体育大赛之外的商家竞争也同样是异常激烈的。无论是申奥的成功，还是中国队打入世界杯，媒体大战、广告大战、电讯大战等都风起云涌。尽管看上去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但体育经济的商业化运作仍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窠臼。无论是世界杯旅游竞争还是世界杯广告大战都完全在垄断中黯然失色。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体育，基本上是政治挂帅的。体育是为了政治，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获得了不少令人狂热的奥运会金牌及引发了人民的一片狂热与痴情、高兴与自豪。但是，谁曾思考过，获得一些体育奖牌自然为国家增添光彩，但体育资源这样运作有效率吗？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体育运作的商业化也已开始进入了中国。足球俱乐部的成立就是这种商业化的结果。但是体育运动的商业化从来就没有离开政府的主导，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府对体育资源的垄断。也正是政府对体育资源的主导与垄断，体育经济运作“黑幕”也就接连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体育资源要有效运作当然是不可能了。
但是从世界的经验来看，自从阿维兰热执掌国际足联后，足球的商业化运作不断地发展到了极致，足球中的商机也发挥得淋漓尽致。20多年来，国际足联不仅使全球的足球产业聚敛着世界几千亿美元的财富，而且也让许多大赞助商名扬天下。对中国来说，2002年世界杯应该是发展体育经济最为天时、地利、人和的一次良机。国内各企业也铆足了劲希望借此机会分得一杯羹，但是天算不如人算，由于体育经济垄断性或非市场化，世界杯引发的一场大宴则擦肩而过了。比如，世界杯韩国旅游，国内旅行社完全能够借这次中国队进军世界杯决赛圈的机会赚得盘满（钵）满的，但实际的情况与预期的结果相去甚远。
本来，借中国足球在经历44年的磨砺进入世界杯决赛圈之东风，无论是球迷的狂热，还是国内民众的经济实力，一场世界杯的韩国旅游热一定会掀起高潮。正如去年中国人正在为中国足球队能够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狂欢不止的时候，国内不少媒体就估计，中国大概有10万以上的球迷将跨出国门，与韩国“红魔”同台共舞，但实际上其结果与之相去甚远。为什么国内球迷有其欲望，也有其实力，一股巨大的潜在需求没有转变为现实的需求？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国内体育经济非市场化所导致的结果。这次世界杯旅游热没有掀起高潮，反之惨重失利，其问题就在于不仅旅游资源（办理出境权）的垄断，而且体育资源（获得球票权）的垄断，而这两者的叠加又进一步放大了垄断的效果，从而最终把众多国内球迷挡在世界杯大门之外。
首先来看国内的旅游业，尽管国内旅游业这几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旅游业竞争也十分激烈，但是对国内管理层来说，旅游业作为一个高利润的行业，是不愿让体制外的人分得一杯羹的。因此，尽管国内大多数行业市场化程度很大，而且越来越开放，但旅游业不同于此，到目前为止，仍然为政府主导，没有政府部门之背景要设立旅行社是不可能的。对于旅游的境外业务更是被少数几家旅行社所垄断。据报道，在1319家国际旅行社中，也只有67家拿到了出境旅游的许可证，而在北京有资格办理出境游的旅行社一共只有10家。
至于球票，国际足联分配给中国足协14949张票。中国足协拿到票之后，其中准备拿出其10749张票给其下属的一家名为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全权代理，但这家公司没有出境旅游资格，因此只能再寻找有出境权中旅国际作为合作伙伴。加上国际足联票务协会规定，各国足协分得球票后，均不得单独出售，必须由专门的旅游机构组织看球。这也就为国内球迷设置了障碍,只能通向华山一条道。也就是说，如果不通过有出境权的旅行社办理，球迷要到韩国观看世界杯比赛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双重垄断的情况下，最终促成了世界杯期间旅游市场的韩国游价格,高得离谱。2002年4月，北京韩国汉城三日游的报价为3280元，而6月世界杯期间，含球票三日游的报价已高达7528～8350元，剔除球票因素（高价300美元，平价100美元），6月世界杯期间汉城三日游的价格是平时的两倍以上。而这些昂贵的旅游票除了为大多数公款消费之外，国内球迷只能望票兴叹。没有广大球迷的参与，这些旅行社的生意与预想自然会相去甚远。但是，即使是如此，现在仍然没有一家旅行社打算降低票价以促销的。这种让当事人多方（球迷、旅行社、比赛国）皆输的局面之所以出现，完全是资源多重垄断所导致的结果。还有，世界杯的广告大战等方面也出现类似情况。
本来，国内的体育经济刚刚起步，但是由于国内的体育经济基本上还是以政府为主导，其要有效运作自然会出现种种障碍。因此，政府是否能够借助世界杯这次良机，对国内体育经济进行更为全面的改革，并把体育经济推向市场化呢？
(2002年6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29节 从《笑傲江湖》热看香港文化之诉求

最近一个多星期以来，中央电视台的《笑傲江湖》像一股飓风，狂扫着内地的天南地北，狂扫着民众的家家户户。即使笔者这个以往对电视剧不屑一顾的人，也被这股飓风卷入其中。每当晚上8点30分，就像家里的小孩一样，卷入观看《笑傲江湖》的人潮。人们外出见面，一言语就会触及这部电视剧的话题。特别是网络上，对《笑傲江湖》的褒贬更是热烈非凡，种种对骂声、争论声震耳欲聋。可以说，无论央视版的《笑傲江湖》拍摄得如何，其艺术成就有多大，人们对它是赞成或反对，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民众用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心声、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心态在追求、创造、选择着一种自己的文化、一种自己的生活方式及自己的喜好。
对于这样一种轰轰烈烈的社会现象，在一些学者眼里，或许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够列入他们所认为的文化范围，但实际上它才是社会文化的真正底蕴。它是社会的“活着的知识”。曾记得，北京大学的戴锦华教授说过，你在不知不觉当中，构造了你的情感方式，构造了你的生活方式，构造了你的向往、你的恐惧和你的需求，正是那些你轻轻松松地去消遣的东西，而同时正是这些轻轻松松消遣的东西，它悄然地改变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的世界，改变着这个社会的结构，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着人们对生命、对于爱、对于恨、对于死亡等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经济生活。内地最近掀起的《笑傲江湖》热，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悄然地改变着内地民众的生活，改变着民众的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这才是文化的真谛。
由此笔者不得不想到多年来人们对香港文化的一种评价。无论是以往的媒体或著作，还是最近报刊或谈论，总会有不少人认为，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她不讲究高端文化的追求，“金钱至上，人情薄如纸”，谋财谋利之风滔滔天下，使得精神学理探求的冲动难以萌发。香港有发达如斯的商业经济，但让最精彩的文学写照为外人所创作。其实，这些完全是一种偏颇之见。
什么是文化？文化不仅仅是精彩的文学、高雅的艺术与音乐，及对远古思想的追究及考证。而更应该是大众中“活着的知识”。它反映为民众喜怒哀乐的情感，表现为社会广大民众的衣食住行、生活方式及行为方式。正是就这个意义上说，香港文化并不是外来东西的移植与嫁接，而是植根于久远的传统中习惯和行为方式与现代精神的磨合与撞击、渗透与积淀；它也不是少数人所垄断的专利，而是整个社会民众创造与分享的成果。例如，你一到香港，就会发现香港酒楼遍地，食肆满街。在酒楼里，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中游的，种种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也正是这样的一种饮食文化表现了香港人的一种经济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还有近年来，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旦发现什么事情，总会有香港人到街上去游行、去抗争，曾在一段时间，有人戏称香港为“游行之都”。其实，这不仅说明了香港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不同方式，也说明了香港言论自由的程度。而正是民众的这点点滴滴的行为及活动构成了香港真正的文化。
正是就这个意义上说，香港并非如有人所指的“文化沙漠”地区，而是它以她独特的文化，表现出了自己特有的现代文化精神。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不仅造就了香港的繁荣，民众的富足，而且惠及着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内地。你只要走入国内许多大学校园，哪里不留下香港人的英名，什么“邵逸夫楼”、“霍英东楼”、“李嘉诚图书馆”等等遍布全国；再看看，全国各种各样的大型奖励基金、资助项目多为香港人所捐赠。而且不仅香港的富豪是如此，香港的民众亦然。无论是国内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发生某些大的变故，香港民众都会伸出援助之手，尽自己力所能及。所以说，文化永远是“活着的知识”，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2001年4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0节 《卧虎藏龙》获奖的经济学意义

《卧虎藏龙》在2001年奥斯卡电影奖评选上获得最佳外语片、最佳摄影、最佳原创音乐、最佳艺术指导4项大奖，这是华语电影首次获得系列重要奖项。她的获奖也激起了华人世界的《卧虎藏龙》热，无论是中国台湾，还是香港特区及内地，相关的人员都受到英雄式归来的欢迎。其实，《卧虎藏龙》获奖并非仅是华语电影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也并非是中华民族的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凌波飘渡和柔竹飞腾的中华武功、祖国山河的大好美景及金光灿烂的奖品向世界展示，更重要的是展示华人世界合作的意义与价值，展示了两岸三地资源优势互补的力量。
在以往大多的时间里，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香港特区、内地与台湾省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变化着，特别是在那非常的岁月里，两岸三地各成一体，老死不相往来，结果是三败俱伤。世界各国在我们的互相咒骂中迅速发展，而我们却一直站在世界大门的边缘。尽管近10年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这种局面的改观更是一日千里。但实际上，这种发展与民众的期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相去甚远。远不多说，只是香港与内地的交往与联系，尽管在面上是洋洋大观，但实质上的经济融合则相去太远。如果两地经济不是在实质上的大进展，而仅是花拳绣腿，好看不中用，相互之间要取得双赢的局面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目前美国经济由盛转衰，世界各国经济风风雨雨，香港经济又有待复苏，但内地经济一枝独秀之际，香港更有加强这种合作的必要了。
因为，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各自获得利益的最好途径。但任何合作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合作的活动越是复杂，其合作所耗费的成本也就越高。如语言障碍上的交易成本、文化差别上的交易成本、活动方式上不同的交易成本、制度安排障碍上的交易成本等等，有些时候会因为这种交易成本过高使得人们之间的合作无法进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华人之间的贸易交往、联系合作就要多于在此外的交往合作呢？就在于两岸三地之间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相同而减少了人们之间合作与交往的交易成本。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由于在近几十年来，特别是香港在近100多年里，各自在其体系内形成自己具有优势的制度安排势差、经济要素势差、人力资源势差及现代文化品位势差等。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势差存在也就成了两岸三地合作的前提，大家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实现各自无法独立完成的愿望。这次《卧虎藏龙》在2001年奥斯卡电影奖评选上获得最佳外语片不外是这种合作的一个最佳典范。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精诚的合作，如果没有这种优势互补的利用，那么哪一方胜算的可能性都不会太大。以往几十年的历史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可以说，在两岸三地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上，尽管过去的作为值得称赞的地方很多，但笔者看来，其两岸三地合作的优势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特别是香港特区与内地的合作关系更是与这种优势互补相去很远。当然，这种合作关系现在已经开始从过去的自发而为向政府自觉指导、主动进击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开始，表现为政府多半在口号上进行宣导，很少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香港民众以以往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内地的经济生活、来理解内地的经济优势，这自然很难解开两地之间真正合作之结。结果是近年来内地经济快速发展，香港却无法分享到那丰硕成果。
从《卧虎藏龙》获奖，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应该是两岸三地需要更多合作的时候了。特别是香港，从1997年回归之后，更是为两地之间合作提供了无限机会，谁能把握其机会，谁就有更多的成功机会，电影业是这样，各行各业也是如此。
(2001年3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1节 SARS危机与生命至上

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什么东西最为重要？金钱、财富、美女、名誉、地位、权势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其实并不最为重要。这些东西都不具有本体之意义，而最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命。生命，只有生命，才是个人生活之本体。只有人的生命才衍生出人类社会、个体的经济生活、人的欲望与需求。如果没有生命，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会有意义呢？我们的经济生活又如何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是至上的。生命至上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公理,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之前提。但是至上的生命又是如此之脆弱。人类的生命随时随地都会面临着来自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威胁。比如疾病、意外等天灾人祸。
面对着生命的脆弱性，我们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技术发明与创造等等，特别是法律与医院都是特为这种生命的脆弱性而设的。如果脆弱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来自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外面的侵犯与攻击，这不仅使生命至上的意义尽失，也说明了我们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与缺陷。
在近一段时间里，SARS如一个难以挥去的梦魇，侵蚀着人类，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当它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华夏大地时，每一个脆弱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危险与威胁。可以说，正是这个SARS，尽管在显微镜下有美丽的外表，有如自由女神像上的皇冠。但是它正在挑战着人类的智慧、勇气与承受力，挑战着现有的制度安排。尽管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来应对并最后战胜它，但是SARS仍将给我们的生活、我们脆弱的生命带来一个又一个的不确定性。面对着SARS的不确定性，至上的生命如何改变其脆弱性，如何走出SARS恐惧的阴影并遏制与战胜它，是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所要面临的窘境。
诚然，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与自然抗争及社会制度改进的结果。我们不需追溯更久远的年代，光是在近几十年，20多种新的病毒一种又一种地被发现，面对这些新的病毒，人类曾长期处于无知之中。面对着这种无知，脆弱的生命也只能处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项报告中说，仅1995～2002年间，全球就有过至少30起突发性疫情的爆发，只不过大部分离我们比较远而没有注意它们罢了。如2000年10月在非洲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病毒，及1999年在纽约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脑炎，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病毒，人类一经染上，死亡率很高。
面对着人们对自然界的不完全可知，面对着突发事情带来的种种风险，尽管诉诸神灵与天佑早已成为历史，理性化成为人们应对和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基本程式，如医学技术的创新与发明，现代制度规则的建立，但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与标志在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种种不同的交往与互动中。而当我们面对着袭之而来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时，这些事情也告诉我们以往那种频繁的交往与互动，以往那种自由与平常的生活是隐藏着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任何他人，无论是生人或亲友，都可能成为威胁我们生命的潜在因素。它使我们不得不远离社会生活，远离以往群聚之处。SARS的出现更是把这些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不仅人员流动频率的增加使得疫病的传播途径和速度都大大超过以往，而且大城市中人口的拥挤和环境污染严重使得对传染病的控制更加困难。这也使脆弱的生命更加暴露在各种风险的威胁中。
以往，人们总是以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医学科学就可以为脆弱的生命化解来自自然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诚然，医学上的一次又一次重大发现，脆弱的生命不断地得以维护。特别是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更是把对脆弱生命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如天花）掌控在人自身的手中。随着20世纪80年代天花病毒的灭迹，曾有研究人员认为，“传染病的威力早已成为历史”。但实际上，脆弱的生命所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完全缓解。新的难题与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而且医学科学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对医学科学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医学科学的不完全性更是表现无遗。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建构在日益复杂的网络中时，复杂技术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对人们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响与冲击就会越来越大。因此，更需要好的制度安排来化解与分散这些风险，以保护脆弱的生命。
也就是说，如何来保护脆弱的生命，医学科学的发展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对现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进行全面反思，并创立新的制度安排让大家来分散与应对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应该思考构筑有效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保护脆弱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必须以生命至上为本体。
因为，在一个公平、公正、文明的现代社会里，个人的生命是无比至上的，它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价值及意义。只有自己的生命受到尊重，具有价值与意义时，他才会尊重他人的生命与价值，才会让每个个体脆弱的生命具有安全感，而不必担心这种脆弱的生命面临着威胁与困境。如果我们的社会不是生命至上，而是以个人的身份或其他事情来界定其贵贱，来显示其价值与意义，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等级森严。在这样的社会，脆弱的生命与价值是无法受到尊重与保护的，其社会成员必然会缺乏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使得整个社会成员的内在潜能受到严重压抑。而且，个人的生命不能够受到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不平等，有效的合约关系也就不可能在社会中实行，法治精神更是无法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
面对SARS，每一个人所面临的风险都是一样的。只有以生命为本体、生命至上，面对着SARS威胁的每一个人才能够齐心协力来战胜它、遏制它。否则，“我是SARS，我怕谁”一定会泛滥，重现艾滋病所发生的情景。生命至上，不仅表现在对SARS患者与非患者、SARS康复者、医务人员等的尊重上，而且表现在如何告诉民众已经发生了什么，以便让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约束条件下寻找如何最好地保护自己之方式，如何帮助人们走出困境。
可以说，这次SARS危机，政府把其全部工作的重点重新确立在生命至上的本体上，以此为出发点来思考与安排其制度。这也为中国经济又一次起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具有十分重要的本体论上的意义。可以说，如果国内现行的领导人能够以生命至上来确立制度与制定政策，那么一定会为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找到一条好的途径，万难也能够迎刃而解了。
但是，在目前化解SARS危机的过程，为什么不少与中央精神相悖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各地方遏制SARS“矫枉过正”的行为随处可见？问题就在于有些地方并不是以生命至上为本体，而是以各地方长官的利益为根本。这些地方官员仍然将公共决策视之为“搞运动”。只要上面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搞“一刀切”而不去认真地做事，不是一件一件事件具体对待。这样做可能会比SARS事件对经济带来的严重伤害更为严重。特别是那种各地闭门锁关，不让人员流动的方式，表面上是为了遏制SARS的传播，实际上是地方官员以逸待劳。他们不惜代价、不计成本，不把大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而是为了保证自己乌纱帽不失，阻碍地方之间的交流，损害广大民众之利益。这种不以生命为至上，肯定会严重损害民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会严重伤害国内的经济。如果这些行为不纠正，未来的祸害将一定会使SARS更严重！比如，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发生过SARS，为了防止SARS而采取“封省”、“封地”方式，其司马昭之心，难道不让人看得清楚吗？
(2003年5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2节 人类该从内源性污染中走出

从20世纪以来，环境保护问题早已成了世人十分关注的话题，不管是透过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所饮用的水、所耕作的土地，还是透过我们对自然及文化传统关注的反应，周遭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活动与生活。特别是随着现代经济的成长，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遭受到了巨大的重创。同时，也让人类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保护环境也成了人类得以生存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
但是，当人们在密切关注人身体之外的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时,如温室效应的到来、酸雨的出现、沙尘暴的袭击、森林的消失、草原的退化、水质的降低、城市垃圾的堆积、工业废料及废液的横溢，却忘记了人类自身内环境的保护。即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对人本身外部性污染，而没有注意人体通过摄入食物、水、空气等东西所造成的对人身体的污染。后者则是内源性污染与内源性保护。因为，当人们密切注意到人类本身外部性的污染、外部性的环境保护时，更应该注意所谓“科学”正以不同方式制造种种内源性的污染。而正是这种内源性污染正在改变人类的生命能力，正在给人类带来种种疾病。如果人类不能够对这种内源性污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对它进行更多的研究与保护，那么，人类所面对的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将随时都会降临。
近几年来，无论是英国的疯牛病、香港的禽流感及最近国内发生的SARS，尽管有些病的原因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完全查明，但这些可能都是内源性污染的结果。还有，现在不少儿童生下来不久就得那些莫名其妙的疾病，可能都与这种内源性污染有关。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内源性污染来自哪里？人类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或减少内源性污染？如果这种内源性污染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它对人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