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红宇不无有些担心地问道：“是……是个女领导？”
小伙子扬起眉毛反问：“女领导又怎么了？中纪委的董琳副书记，您没听说过？嗨！赫赫有名的‘女包公’啊！”
一走进北京医院住院部的高干病区，廖红宇的感觉好像是走进了一家特别实用、特别干净、又特别幽静的老式宾馆。窗外载着的那些马尾松一准都是几十年的“老家伙”了。楼道里很少见到人，只有一些护士们在悄悄地来回走动着。也许是心理的作用吧，她觉得这里的护士也特别不一般。瞧她们那水灵的小模样，既稳重，又机灵，穿着的白大褂也比别的医院里的护士们穿的要白许多。是啊，中央部以上干部都在这儿住院治病，它给人的感觉是应该不一般嘛。
302病房。
董琳，个头不高，一头花发，穿着一件很厚的深色毛衣，指着随廖红宇一起进病房来的那几位，问：“她们是你什么人？”
廖红宇说：“这两位是陪我来北京的。这位是省红十字医院外科的苏大夫。这个是我女儿。这个是您儿子的同学。他嘛……”
董琳笑道：“他，你就不用介绍了。我这个儿子呀，就爱管闲事。”
董琳的儿子也笑道：“那还不是跟您学的。您不是说，有些闲事是不能不管的吗！”
董琳笑道：“是，这闲事让你管得我住院都不得清闲。好了，你们出去，上外头等着。”
秘书忙对苏大夫等做了个手势，把他们都请出了病房。
一走出病房，廖莉莉极感慨地对董琳的儿子说：“你这位妈妈真厉害，没让我们待几分钟，就把我们赶了出来。”
董琳的儿子煞有介事地解释道：“她管的那些烂事儿，总要牵扯一些领导，甭管大小吧，总还在位，当然不能让我们知道。在家里，她的书房轻易不让我们进，她的书桌都不让我们靠近，抽屉里的东西那更是不能碰。”
廖莉莉好奇地问：“那你爸爸呢？她对你爸爸也那么厉害？”
董琳的儿子笑道：“我老爸呀，早让我妈训练入门了！”
“他们说你因为举报单位领导的问题，被人砍了好多刀。
有二十来刀？“待病房里只剩下她们两个人时，董琳问道。
“没那么多，一共是五刀。”廖红宇答道。
“五刀还少？都砍哪儿了？”
“头上两刀，胳膊上一刀，还有两刀砍这儿了……”廖红宇指指自己的屁股，说道。
董琳仔细察看了她头上和胳膊上的伤，然后让她把裤子脱了，又验看了她臀部上的伤。查琳想知道实情，特别想当场验证一下眼前这个泼辣的东北女人有没有那种“夸大其词”的毛病。泼辣的女人敢作敢当，但往往也好夸大其词，看问题往往也只计其一，不及其余。办案的时候，跟这样的人打交道，有它有利的一面，但也有必须警惕的一面。她问她有没有二十来刀，一般的受害人都喜欢把自己受的伤害多说一点，争取更多的同情。但廖红宇居然没有顺着杆子爬，相反还主动把自己所受的伤害“减少”到五刀，这第一印象不错。但即便是这“五刀”，董琳也得亲自验过。看过五处伤疤，果然处处属实，而且都是新疤痕，也都是利器砍杀所致。董琳让廖红宇赶紧系上裤子，自己则气愤地说道：“……这些人真下得了手，砍一个女人五刀！材料带来了吗？”
廖红宇说：“材料是带来了，但写得不太好……”
董琳说：“什么好不好的，事情写清楚了没有？”
廖红宇忙把随身带来的那份书面材料递了过去，说道：“我相信有许多事情还没揭出来。”董琳往那个宽大的罩着浅黄色的咋叽市套子的单人沙发里一坐，转身去找老花镜，摸索了两下，没找着。廖红宇赶紧从她的床头柜上取来镜子递了过去。这时，秘书轻轻推门进来说：“董副书记，差不多了吧？
一会儿专家组要来给您会诊，大夫请您提前停止会客。“董琳连头都没抬一下，说道：“请专家们等我一下。“秘书犹豫着，还想说什么。董琳却对他做了个手势，让他别再说了。秘书偷偷瞟了一眼廖红宇。廖红宇挺知趣，忙趋前说道：“董副书记，您先瞧病，我过一会儿再来。“董琳依然连头都没抬一下，对她也做了个同样的手势，让她别再”罗唆“。
董琳只看了两页材料，就感到头又有些晕了，便摘下眼镜，稍稍闭目休息了一会儿，“哗”他一下，把材料扔给廖红宇，说道：“你念。”
廖红字一愣：查琳说：“念啊！”
廖红宇这才醒过味儿来，赶紧拿起材料，问：“从哪儿念起？”
查琳闭着眼睛，低声地说道：“从头念起！”廖红宇念完材料，等着她表态。她却一声不响，只是闷坐着，好像在回味刚才所听到的一切。过了一会儿，才说了声：“你可以走了。”廖红宇却老大的不满足，心想，材料您都听了，情况大致您也知道了，好歹给个话呀！这样，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
聪明的廖红宇从种种细微末节中，已充分地感觉出，这位董副书记对她有好感。于是她倚仗着对方的这点“好感”，怔怔地赖在那里，想求她发句话。却没料想，董琳又重复道：“你可以走了。”在一旁的秘书早就等着这句话了，便赶紧上前来催促廖红宇。廖红宇心有不甘，但也无可奈何。面前这位，虽说也是个“柔弱女子”，且又上了年纪，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毕竟是左手举着上方宝剑，右手掂着龙头铡刀的人啊，正经代表中南海对全国怀揣党票的领导干部，行使着监督检查权。一半个省长部长从她面前过，也得小心三分哩。而自己只不过是遥远黑土地上的一个小小科级干部，今天能直接向她报告情况，又倾吐了自己心里的委屈，应该知足了。想到这里，廖红宇便乖乖地留下一箱苹果和两支吉林野山参，赶紧走了。
但没等廖红宇下楼，秘书便追上来，把那箱苹果和两支野山参都还给了廖红宇。秘书非常认真地说道：“以后来看董副书记，别带东西。”“带几个苹果又怎么了？”廖红宇说道。
“照董副书记说的去做。明白吗？”秘书相当严肃地说道。还有两件事秘书没告诉廖红宇：刚才廖红宇一出门，董琳立即吩咐秘书，第一，记下廖红字的地址、电话号码，随时跟她保持联系；第二，马上给他们省纪委孙书记挂个电话，让他亲自过问此事。过问的情况，直接报告给她本人。
接到董琳的电话后，孙书记立即向省反腐领导小组的代理组长顾副书记做了汇报，再次提出请省反腐领导小组专门听橡树湾工作组汇报一次，重新研究一下橡树湾的问题，并希望在会上传达中纪委查琳副书记的有关电话指示精神。顾副书记问：“查琳同志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孙书记把一份完整的电话记录递给顾副书记。下面是这份电话记录的原文：孙立栋同志（以下称孙）：董琳同志，我是小孙。
董琳同志（以下称董）：你们那儿有没有一个叫廖红宇的女同志？因为举报九天集团公司领导的经济问题，被砍了五刀，这情况你知道吗？
孙：廖红宇被砍的事情我听说了。但被砍的具体原因还没有查实。
董：你们查了没有？
孙：……
董：这个廖红宇举报了九天集团公司领导的重大经济问题，是不是事实？
孙：她有举报。但九天集团公司的领导在经济上是不是真有重大问题，省里已经派了工作组在调查核实。
董：这个工作组的调查结论，上报前，你们纪委看了没有？
孙：这件事一直是省反腐领导小组直接抓的。
董：别管是谁在抓，你作为省纪委书记，知道不知道这个结论？
孙：这个结论是由省反腐领导小组审定后，报省委和中纪委的。
董：我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结论？
孙：知道……
董：我已经看过这个工作组报来的这份汇报材料了。要我念一段你听听吗（说到这里，董琳同志十分激动）？孙立栋同志，你搞纪委工作多年，是个很有经验、党性也很强的同志……5000万的国有资产，500万就卖掉了，你说这背后有没有不正当交易？举报人在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4天后，就被人砍了，差一点就送了命。这件事得重视啊……这种歪风滋长起来，谁还敢站出来和我们一起反腐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反腐败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这个廖红宇现在就在我这儿，我马上让她回去。你要亲自接待，不能往下推，更不能随便找个人跟她敷衍一下了事。要组织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去搞清事实。不管涉及到哪一级干部哪一个部门，都要一追到底。然后把结果直接报到我这儿。
顾副书记看完这份电话记录，沉吟了一会儿，便同意了孙书记的建议，尽快召集反腐领导小组的同志来重新议一下橡树湾的问题。等孙书记走后，他让秘书通知橡树湾工作组的组长蒋兴丰，来参加这个会议时先单独见一下他，他有话要跟他谈。到开会那天，顾副书记匆匆地从一个外事活动场所脱身出来，赶回省委来主持这个会议。秘书告诉他，蒋兴丰已奉命在外头等着了。可他猛然间却记不起蒋兴丰是谁了。
“蒋兴丰？”他一边脱大衣，一边问。
“路南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橡树湾工作组的组长。”秘书提醒道。
“噢，是他呀！怎么了？”
“您说开会前，要跟他单独先谈一谈。”
“是的，要单独谈一谈。是的。”不过，刚才在酒会上，他结识了一个澳洲的华商，这个华商有个失散多年的姐姐，想托他派人找一找。他一口答应了此事。他急于要跟民政厅和公安厅的有关同志安排此事，已没有时间亲自跟这个蒋兴丰谈了。“我说几条意见，你给蒋兴丰转达一下。”他一边说，一边飞快地翻着办公桌上的台历，翻到有关的一页，上面记着当时他想对蒋兴丰交代的几件事：第一，工作组上报来的那个关于九天集团公司橡树湾基地的材料是要报中纪委看的，因此很重要。但目前写的还不行，还得再改一下。第二，汇报材料里一定要反复强调，省里对橡树湾问题一贯是很重视的。第三，对工作组前一阶段的工作，要强调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应该加以肯定的。然后又说了一些，让秘书记下。
秘书传达完顾副书记的三条指示精神，拿出一份材料交给蒋兴丰：“这是你们报上来的那份材料。顾副书记在这上面作了不少批示，你看一下，回去就按顾副书记批示的精神去修改。”蒋兴丰说：“我能把这份材料带回去用一下吗？”秘书说：“不行。”蒋兴丰说：“可上面有顾副书记的重要批示。”秘书说：“正因为有顾副书记的亲笔批示，才不能给你。”蒋兴丰说：“那我复印一份带回去……”秘书立即说：“不行，不能复印。”蒋兴丰为难地说：“你不给我原件，又不让我复印，我怎么在修改中贯彻顾副书记的批示精神呢？”
秘书说：“你就在这儿看一下。”蒋兴丰说：“那我也记不住这些呀！”秘书说：“你可以作一点简要的摘录。”蒋兴丰只得拿过那份原件，一边看，一边匆匆地作了些摘录。待摘完，秘书又仔细地把他所摘的审看了一遍，改正了一两处错漏字，最后指着那个摘录的标题，对蒋兴丰说：“你不能注明这是从顾副书记的批示里摘下来的。”
蒋兴丰一愣，想辩解什么，但又一想，这时候辩解也是没用的，便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拿起笔把标题画掉了。因为原稿上还留着秘书刚才修改的笔迹，他不想让蒋兴丰带走自己的这些笔迹，便又提出要蒋兴丰把原稿再抄一份。蒋兴丰二话没说，又重抄了一份。秘书把蒋兴丰重抄过的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这才放心地交还给蒋兴丰。最后他又关照道：“顾副书记这么多批示，我理解归纳起来就是两层意思（拿出一张事先写好的底稿，一板一眼地念了起来）。第一，省委省政府，尤其是省反腐领导小组历来十分重视九天集团公司的问题。对于群众反映的各种问题都及时做出了必要的反应，进行了清查。
这是首先要写清楚的。第二，九天集团公司和冯祥龙在开放搞活中，有错误，但他们的问题是违纪的问题，不是违法的问题。这个界限要分清。九天集团公司和冯祥龙在我们省做出了突出成绩。像冯祥龙这样敢想敢于、有开拓精神的中青年企业家，在我们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也是我们省长期落后于沿海各兄弟省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对冯祥龙的问题，我们要慎重。这不光牵扯到一个冯祥龙，还牵扯到一大批这样的中青年企业家能不能和敢不敢在我们省放手大胆地继续干下去的问题……”
蒋兴丰趣听越觉得这些话非常“要害”，便赶紧提出：“这是顾副书记的原话吗？你能不能让我抄一下，把它们写进汇报材料里？”
秘书说：“是不是顾副书记的原话，你自己去领会。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不能原封不动地把它们写进这份汇报材料。你只能把这些意图体现在你们的修改稿里，对橡树湾的问题作一个恰如其分的结论。”
蒋兴丰问：“这也是顾副书记的意思？”
秘书笑笑道：“蒋检察长，你也是个老同志了，有些话需要我说得那么明白吗？”
参加完省反腐领导小组的会，孙立栋回到省纪委让秘书立即把纪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找来。秘书说：“吴副书记今天好像要去望江地区处理那起干部走私案。”孙立栋忙说：“你先去通知其他几位领导。吴副书记那儿，我来给他打电话。”半个小时后，纪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来了。不一会儿，吴副书记也匆匆赶到。
“对不起呀！把你从半道儿上截了回来。”孙立栋说。
这时，秘书进来给各位领导沏茶。一位头发已花白的副书记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专用茶林，又取出三个旧信封，伸进三次手指，从每一个信封里细心地取出一小撮中草药似的东西，放进茶杯，又小心翼翼地摇动了几下，让它们在茶杯里和弄匀了，这才把茶杯递给秘书去续水。
孙立栋让到会的各位—一传阅了董琳副书记的那份电话记录。吴副书记看完了，一边折起身把电话记录递还给孙立栋，一边笑道：“董琳让您亲自接待这个廖红宇，您就接待呗，这还用得着开会决定？”另一位副书记则不无有些忧虑地说道：“孙书记亲自接待她，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马上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去九天集团公司查冯样龙的问题，不太好办……”第三位副书记说：“是啊，省反腐领导小组已经派了一个工作组了。我们再派一个去，合适吗？这么干，把原先那个工作组放在什么位置上了？把省反腐领导小组放在什么位置上了？把顾副书记又放在什么位置上了？省委章书记去海南治病前，省委常委作出了决定，由顾副书记主管省反腐领导小组的工作。九天集团公司这两年干得非常红火，是顾副书记亲自树的一根标杆。正经查九天集团公司的问题，顾副书记这一关怎么过？这可是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呀！”
陆天明--大雪无痕--五十五
五十五清晨，一场罕见的大雾笼罩了整个城市。到办公室已经有半个多小时了，丁洁仍一动不动地坐在她那把皮圈椅里，呆呆地看着落地大玻璃窗外那把一切都吞没了的大雾，在想着什么。新闻部和电视台其他部门一样，很少有人这么早来上班。
而这几天，丁洁却早早就到办公室坐着了。她甚至有些责备自己，以前为什么没发现，一早坐在这“零乱不堪”而又悄无一人的办公室里，居然能获取这样一种难得的感觉，既在这无法摆脱的繁华世界之内，又明显地感受到身处繁世之外的超脱。
好一番清静，好一番清爽，好一番……无奈……
电话铃响了起来。
丁洁本能地去抓起电话，却在犹豫了一下之后，才把它放到耳朵上。传来第一个声音，就让她吃了一惊：“周副市长？”
“今天怎么这么早？”周密问。
“昨晚我在台里当班。”她说。她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因为她撒谎了。她昨晚没值班。她不想告诉他，只是因为心烦意乱的缘故，才早早来班上待着的。
“看见窗外的雾了吗？”周密轻轻地问道。
“看见了……”
“好大的雾……”
“是的，好大的雾……您现在在哪儿呢？”
“我在雾中站着哩。走到外头来，亲自感受一下这样的雾吧……难得的大雾……没有了大楼……没有了街道……没有了天，也没有了地……没有了各种各样的差别，没有了那些让你心烦的评价、结论、方案、计划……更没有了诱惑和罪恶……
一切都抹平了……到雾里来走一走……你在听我说吗？”
不知为什么，电话在丁洁手里猛然微微地抖动起来。她整个的身子也在微微地颤栗着。她低声答道：“我在听着哩……”
“到外面来走一走……有人说大雪无痕，其实，大雾也无痕啊……”
丁洁心里突然一颤，一种极恐惧的感觉袭来，使她下意识地挂断了电话。她在电话机旁呆呆地站着。过了一会儿，她拿起电话，想重新拨通周密的手机，但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了。
然后拿起大衣和皮包，慌慌地准备离开办公室。这时，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她慌急慌忙地冲过去拿起电话。
“怎么把电话挂了？”周密问。
“不是的……电话……电话突然断线了……”丁洁慌慌地答道。脸又微微地红了起来。
“看到了吗？雾开始散去了……它一点点在散去……”
“看到了……”
“原来的一切又将重新出现……可惜啊……雾永远只能是暂时的……雾开始散去了……原来的一切又将重现……什么时候我们再见见面？”
“好的……好的……再约时间吧……”
丁洁匆匆放下电话，便向外走去。她怕周密还会打电话来找她。最近，她有点怕接到他的电话。不完全是因为跟方雨林谈了那次话。心慌了两天后，她回过头来细细地想了想，依然不能让自己相信，周密会是一个让刑警们关注的“刑事犯罪分子”。倒是周密的一些奇怪的举止，使她感到某种诧异。他有时突然的“失态”，比如，刚才对“雾”的伤感，就使丁洁感到不那么舒服。“这是一种什么情绪呢？只是想对她表示他的风雅？”但直觉告诉她，这里边隐含着的东西，肯定要比“附庸风雅”深沉得多。她一边想，一边跑出电视台大门，低头横穿马路。快走到马路中央时，一辆载重卡车鸣着喇叭隆隆驶来。她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依然低头往前疾走。卡车司机猛地打了一下方向盘，巨大的卡车从她身旁擦过。她惊吓地抬起头，差一点摔倒。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半截身子，恶狠狠地对她指指戳戳，好像还骂了一句什么。丁洁再也顾不上跟这号人计较，强抑制住自己剧烈的心跳，拣起掉到马路上的皮包，赶紧跑了。
陆天明--大雪无痕--五十六
五十六开完书记碰头会，孙立栋又签了几份地市级干部违法违纪问题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这几份报告都是要报请省委常委们最后议决的），已是晚上10点来钟了。报告虽然是签发了，但孙立栋历来的做法是，还要将它们在自己身后的机要柜里锁上一两天（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时间允许），让自己对这些人和事的看法稍稍沉淀一下，然后，找个清静的时间，取出它们，再仔仔细细地看上两遍，再逐字逐句地推敲一下，尤其涉及到案件定性的那些关键部分，他会反复提出一些“疑问点”
来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推翻目前的定性。确实不能了，他才会把它们呈报给省委常委会。应该说，今天要办的事均已完毕，可以回家了，但他没走。下午的会，最终没有得出一个结论。因为涉及到顾副书记和九天集团公司的关系，涉及到省反腐领导小组已经向橡树湾派出了工作组，省纪委到底还要不要过问这个基地的问题，书记们最终没能统一认识。在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吴副书记谈了一个想法。他说最妥善的处置方法是，把这件事报告给章书记，等他表个态以后，我们再照着去办。这叫“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么做，既不会得罪顾副书记，也没“抗着中纪委领导的指示”，也维护了组织原则。但另一位副书记当即提出了异议：“这好像……等于到章书记跟前去告顾副书记的状。”接着，另一位副书记推测：“假如章书记发出话来，让我们还去找顾副书记拿主意，这不就等于把我们自己逼到了绝路上？”在沉默了几分钟后，吴副书记又提了个建议：“还有个解决办法，就是把董琳副书记的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打印两份，一份呈省反腐领导小组并转顾副书记，一份呈章书记。对董琳副书记的指示，我们纪委先不要表示任何态度，等双方的态度出来后，再相机行事。”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认为这样做最保险。但也有对此不表态的。孙立栋明白这两位没表态的同志的想法。他们觉得，作为一级纪委组织，尤其是省一级的纪委组织，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尤其是中纪委领导已经在过问的事情，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而不该把问题和矛盾往常委会和省主要领导那儿一推了之。但他们没在会上坚持己见，引起争论。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己处于少数的地位，另一方面从会议的进展情况来看，孙立栋好像也没有非要在这次会上做出什么最后决定的意思。既然事情还在两可之间，那么暂且不作争论也罢。
会议可以暂且不作决定，但事情却再不能拖延。孙立栋明白，大主意还得自己拿。董琳副书记的作风他是知道的，她交办的事，桩桩件件都会亲自来查问处理结果。什么时候对哪件事，她说过什么话，有时候甚至是针对一件不怎么起眼儿的事情说过一两句初听起来并不怎么“强硬”的话，你以为她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的，不会较真儿的，但到时候她仍然会来检查你办了没有。而且特别让人佩服的是，几个月前说过的话，她会记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在场有哪些人、对她提出的要求你当时表了什么态、而你现在又拖着不办到底是为什么等等等等，问得你哑口无言。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怎么做才能不得罪了顾副书记，也是不能不顾及的一个大问题呀！那个老式的落地大钟“当当”地敲11下了，孙立栋还没有拿定自己的主意。他的秘书也没走，只不过在外头那间办公室里待着。大约到11点40多分，孙立栋突然出现在秘书面前，口气非常坚决地吩咐道：“给我要章书记在海南的电话。”看情况，他是决心要向章书记汇报了。秘书心里“咯噔”一下。秘书作为记录员，参加了下午的会议。他虽然没有资格在会上开口说话，但因为是孙立栋身边的人，这样的会参加多了，有时候对所讨论的一些问题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所涉及的种种利害关系，甚至比与会者掌握的情况还要多。孙立栋常常在会后（有时也在会前）
把自己的这位秘书单独找到办公室里，让他说说对有关问题的看法。不管他说什么，孙立栋当场往往不表态。但事后仍可以觉察出，他所说的话对孙立栋后来的决策并非一点都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