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正在下雨，淅淅沥沥的雨珠顺风飘过来，扑在玻璃窗上，再一滴滴沿着窗框滑落。有只蜜蜂落在窗台上，不知为什么没有在雨前赶回蜂巢，翅膀被雨水打湿了， 沉甸甸地再也无法起飞。
我把额头靠在窗棂上，呆望着那只毛茸茸的昆虫扑闪着翅膀拼命挣扎，耳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邱伟和律师的讨论。
按照律师的说法，现在警察局对孙嘉遇的起诉，真正能站住脚的，其实只有两件事。一是走私，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人证物证俱全，翻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另一宗绑架杀人案，则很有商榷的余地。
邱伟直点头：“按您吩咐的，能做的我们都做了。现场那两个警察，已经托人搞定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他们心里都清楚着呢；那几个乌克兰黑帮的人，也被按住了，近期不许他们露头。”
“那很好。”律师说，“没有第三方人证和污点证人，现场物证又早被破坏，如今只剩下原告的证词，这案子的可判决性就大大降低了，很好。”
但是邱伟显然另有担心，他皱起眉：“话是这么说，可我们想得出这招儿，对方又不傻，肯定也在活动，说不定钱砸得比我们更凶，关键是嘉遇还在里面，我们投鼠忌器，人不在乎呀？”
“那就没办法了。”律师摊开手，“只能再送钱，警察局相关的人都送到。”
提起这些行贿的道道，这位乌克兰籍的律师可一点儿都不含糊，比我们还门儿清。
邱伟看看我，只能无奈的苦笑：“行吧，警局里该上香的菩萨，咱都去捐个香火钱。”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中国大使馆能帮忙吗？用他爸原来的关系，应该能打声招呼吧？”
“你可真够天真的。”邱伟把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人走茶就凉啊，何况他爸都过世六七年了，人伺候如今的新贵还来不及呢。再说这可是刑事案，谁愿意沾手惹一身腥啊？”
“那罗茜呢？”
“更没戏，你不知道，上回那事儿，嘉遇没和她商量就一意孤行，弄得她特别难堪，所以早就放出话儿来，今后谁也甭在她面前提孙嘉遇三个字儿。”
我小声说：“她说的是气话，她不会不管他。”
邱伟狐疑地盯着我：“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也是女人。女人总是比较痴心的，就像彭维维，经过那么多，不管她最后时刻心里想的是恨是爱，但她最后放不下的，还是他。
邱伟想一想，还是摇头：“算了，回头再说，我才不想去死乞白赖求个女的。”
由于我们俩说的是中文，那律师迷惑地听一会儿，放弃努力，合上手中的卷宗提醒我们：“别的就不说了，关键是孙自己要配合，他不肯配合什么都是白费。”
“让您费心了。”邱伟跟他握手道别，“您见了他再好好劝劝，好歹也见我们一面。”
不知道律师都跟孙嘉遇说了些什么，几天后他终于答应和我们见面。
我和邱伟坐在会见室里等他，因为紧张，大夏天我变得手脚冰凉，口干舌燥。
二十分钟后，孙嘉遇终于被警察带进来。
我不由自主站起来，傻傻地看着他在桌子对面坐下。
他身上的衣服倒穿得整整齐齐，头发已经剪短，虽然人还是那么瘦，可是看上去气色反而比较好。但他的眼睛，比起上次我和他见面时，更加死气沉沉，冷漠得没有一点儿生气。
邱伟递烟给他，跟他说律师那边的进展，他叼着烟，就那么心不在焉地听着，看人时眼神似望着透明物体，让你觉得他的目光已经穿透你的身体，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心里有东西在搅动，疼得我呼吸困难。我知道他的确已经放弃。那天他是凌晨四点二十分报的警。没有人知道，他独自一人和对方僵持的一个多小时内，到底在想些什么。
邱伟反复叮嘱：“嘉遇，在里面你自己千万小心，这上下总有我们打点不到的地方。”
他终于抬起眼睛，眼底有一股不同寻常的神色。
邱伟凑近，声音非常非常低，低得几乎听不到：“有人不想让你说话。”
孙嘉遇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露出一丝轻微的笑意，充满嘲讽。
“行了，你们回去吧。”他站起身，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以后别再来了。”
我倏地探过身子，隔着桌子冲动地抓住他的手：“嘉遇……你一定要小心……”
他垂下目光，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淡漠和清冷，声音也冷冷的没有一点起伏：“离开乌克兰吧，回北京也行，这地方和你八字不合。”
警察过来要带他离开，我使劲攥着他的手不肯放开。
“松手！”他硬邦邦地说。
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不说话也不肯松手。
他的手臂抻直了，用力要挣脱我，我的手心出了汗，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只手从我手中一点点滑脱，直到完全分开。
他消瘦的背影终于在长廊尽头消失，始终没有回头再看一眼。
在看守所里我还勉强控制着自己不要失态，出了门再也支持不住，双腿发软，扶着墙喘息半天勉强才透过一口气。
那天晚上我在酒馆喝高了，逼着邱伟听我倾诉，把之前的无数细节都晾出来盘点。
最后我说：“你听到没有，他让我走。我还能走到哪儿去？经这么多事儿了，他干嘛还要装大尾巴狼？他要有个什么好歹，我活着有什么意思？”我用力拍着桌子，“丫就是一混蛋，我怎么会认识他？我为什么要认识他？”
邱伟开始还想笑，忍得眉眼皱成一团，然后他叹口气，沉默几分钟后问我：“你究竟了解他多少？”
我伏在桌子上，完全拒绝回答。
谁都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是糊涂，那又怎么样呢？片儿汤话谁都会说，真遇上命里的劫数又能怎么样，如果时间可以倒回去，甭管回去多少次，到了关口上我可能还是同样的选择。
我的确不了解他。初遇时只知道他风流英俊，完全看不到月亮的另一面；等我逐渐醒悟，早已泥足深陷拔腿难逃，再也来不及回头。
邱伟说：“不怕你恨我，以前我劝过嘉遇和你分手。我说你们俩不合适，干干脆脆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嘉遇你算算，自打你们认识，倒霉事消停过吗？老辈儿人总说八字相克，不能不信。趁着感情还没到那份儿上，早分了还没那么痛苦。”
我笑了笑：“你不就想说，我是个扫把星吗？这弯儿绕得你不累吗？”
“我没这意思。”他有些尴尬，“我是想说，他的确没看错人。他跟我说，挺干净透澈一小姑娘，全心全意在我身上，我要是现在跟她说分手，就是活活儿毁了她。”
邱伟平时没这么多话，说话也不会这么语无伦次，明显他也喝多了，
我头枕着自己的手臂吃吃笑起来，笑得无法抑止。
“哎赵玫你没事儿吧？”邱伟心虚地碰碰我。
我摇摇头，一口气干了半杯啤酒，只觉得一点酸涩从心里慢慢膨胀，最后堵在嗓子眼那里。我哽咽起来，被酒呛住，咳得满眼是泪。
“赵玫……”邱伟满脸歉意地看着我。
我站起来飞快地冲进洗手间，对着洗脸池兜肠刮肚吐了个干净。
等我终于抬起头，从镜子里面看到的，是一个脸色苍白的陌生女人，眼睛下面两抹青痕，眼神呆滞，头发枯涩无光。
我手撑着台面，浑身簌簌地抖，从国内回来，左右不过一个月的工夫，自己就象老了十年。
邱伟追过来在外面敲门，“赵玫？赵玫？”
我深吸口气，撩起凉水洗把脸，然后开门出去，“我没事。”
他的酒像是醒了一半，一直道歉：“你就当我说的都是放屁，他究竟待你如何，你比我更清楚。”
“算了，邱哥。”我蘸着酒水在桌上画着圈，犹豫半天才问他，“你是不是还瞒着我一件事？”
“什么？”
“你上回没跟我说完吧，嘉遇为什么要放过那个人？”
他在腾腾烟雾中扭过脸，一脸诧异地注视我：“你跟嘉遇见面没问过他？”
我干笑一声：“你觉得凭他的脾气，会把这种事儿告诉我吗？”
邱伟垂下头，看着眼前的啤酒杯，半天不说话。过一会儿他用力捶一下桌子，震得杯子里的酒都溅了出来，“为什么呢？就因为那人跟他说，要给女儿写封信。那兔崽子告诉他：孙嘉遇，你也甭觉得自个儿委屈，你爸死了你没见着，可当年为那么点儿钱你硬是逼着我离开中国，害得我好好一家子妻离子散，老婆改嫁，连女儿的姓都给改了，我闺女打从出生长到现在，就不知道她还有我这个亲爸爸。我妈死的时候我也不在身边，她是叫着我名字咽气儿的，这笔账咱俩怎么算？”
我的牙齿在手指头上咬出几个鲜明的牙印儿，声音直哆嗦：“就为这个？”
“啊，那人还说了，你见了我闺女说一声，七年前我扔下她是迫不得已，今天扔下她还是迫不得已，跟她说她爸爸一直惦记她，以后逢着清明七月阴，让她给我烧点儿纸。”邱伟仰头笑起来，“这么着孙嘉遇他就心软了，你说说，这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是有毛病。”我忍着满眶的眼泪赞成，“他就是一傻逼，特大号的傻逼，没人比他更傻逼的！”
“没错儿。”邱伟扬手叫过酒保，又上了两扎啤酒，端起杯子大着舌头对我说：“来，干杯！一醉解千愁哇！”
快打烊的时候老钱赶过来，一坐下就迫不及待地问：“你们见到小孙有没有问问他，关于生意他是怎么想的？原来的关系应该都还能接着利用吧？”
邱伟心情不好，再加上酒意，话就说得特别难听：“老钱你是不是太心急了？放心，他要是死了肯定交给你。再等等，就快了！”
老钱被噎得直咽唾沫，闭上嘴不再说话。
身后有喝多的人大声撒着酒疯，和着酒味烟气和人体的臭味，我觉得身边的一切都令人厌倦，站起来不发一言离开。
几天后我终于在七公里市场找了份看摊的活儿。店老板是个精明的温州人，话说得客气，可使唤起人来一点儿都不客气。我的工作时间是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没有节假日，每天在店里死死盯八个小时，上个厕所都要一溜儿小跑。
一个月的工钱是一百二十美金，只够我勉强支付房租水电和一日三餐。
时令已至仲夏，集装箱顶无遮无拦，每到下午吸收了半天的热量，店里便热得象蒸笼，让人喘不过气。
我不仅要看店，隔三差五还要按照老板的指示盘点存货，他又经常不在店里，我只能一个人把货箱搬来搬去。曾经精心保养的手指很快变得粗糙不堪，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伤口，指甲缝全部开裂。
我也就是拿创可贴胡乱裹一裹， 并不怎么在乎。比起心里的难过和煎熬，这都不算什么。
午饭便买市场里的盒饭胡乱对付一顿。那对卖盒饭的夫妻，我也认得，妻子就是曾帮我们做过家务的四川阿姨。第一次看到我，她的嘴几乎张成一个O型。
后来她唠唠叨叨地说：“真是做孽啊，水灵灵的女娃儿，爹妈手心的宝贝，送这儿遭罪。”然后为我在菜里多添几块肉。
我只是笑，感激她的好意。但那些油腻的荤腥，我一点儿都吃不下。这些肉最终都便宜了隔壁店里那只硕大的狼狗。
邱伟还在为孙嘉遇奔忙，把自己的生意都荒废了。第一次庭审，是半个月后，八月八日，一个吉祥的数字。
安德烈得知我在七公里市场打工，只要没有出警任务，他就会专门从城里开车过来，一直等我关了店下班，再送我回家。
我不想总这么麻烦他，提过几次，他只当做没听见，我就只好随他去了。
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从来不提自己经手的案子。我知道他对自己的警察工作有一种出乎寻常的热爱，脑子里从未起过渎职的念头，也就不去难为他。可如今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所以两个人之间常常无话可说，时不时的会冷场。
这天他送我到公寓楼下，我照例说声谢谢，开门下车。
他却叫住我：“玫。”
我转头：“什么事？”
他远远地望着我，碧蓝的眼睛里充满无数复杂的内容：“玫，你才二十二，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我咧开嘴笑笑，然后摆摆手，转身进了电梯。
电梯里空无一人，我对着光可鉴人的内壁，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脸上纵横交错全是泪水。二十二，很年轻吗？为什么我觉得心脏已经沧桑得象过完半生？
事情发生前没有一点预兆，我还记得那是个薄阴凉爽的夏日，上门的顾客特别多，我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才有时间吃午饭。
刚端起已经凉透的盒饭扒拉两口，就听见隔壁店那只来自德国的纯种黑贝愤怒的狂吠。
我慌得撂下饭盒出去查看，以为又碰上税警的突击检查。因为这只名叫“牛肉”的黑贝没别的好处，只有一点，只要远远看到穿制服的人，就会大声示警，提醒市场里的人小心。
没想到在门外跟狗纠缠不清的，竟是一身警服的安德烈。我急忙呼喝“牛肉”松嘴，它悻悻地放开安德烈的裤腿，转了几圈还是不肯罢休，围着他呜呜低吠。
我笑着问安德烈：“你怎么这会儿就过来了？”
方才一番挣扎，把安德烈弄得狼狈不堪，连帽子都歪在一边，但他丝毫没有顾上整理仪容，冲过来拉起我就走：“跟我来。”
“干嘛干嘛？”我甩开他的手，“我还得看店呢，你干什么？”
“见鬼！”一向斯文的安德烈居然骂出声，固执地拖着我往市场外走。
手腕顿时奇痛入骨，望着身后越来越远的店门，我烦躁地挣扎：“你想干什么？存心砸我饭碗吗？快放手！”
他站住，转身面对着我，脑门上密密麻麻一层汗珠。
“安德烈？”我十分诧异。
他并没有立刻说什么，脸扭到一边，站了好半天才吐出几个字：“孙出事了。”
我瞪着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他低头看着自己脚尖，小心地说：“孙昨天晚上被人打伤了，现在人在医院里。”
这回听明白了，我不由自主握紧拳头，咬着牙问他：“那你还磨蹭什么？带我去！”
在医院的病房门口，看守的警察不许我进去。安德烈把他的同事拉到一边，低声商量了很久。
那人看看我，终于松口，不情愿地说：“两分钟，马上出来。”
安德烈赶紧道谢，一边带我进去 ，一边还忙着替同事解释：“孙还未脱离危险期，不适宜见人。”
对他的话我几乎充耳不闻，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几乎是扑到病床前，然后我的脑子嗡一声响，眼前一片漆黑。
孙嘉遇躺在那儿，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暗红色的血迹依旧在透过绷带往外沁透。
他身上如何我看不到，因为严严实实盖着被单。乱七八糟的管子和电线从被单下面伸出来，各种颜色的液体正通过那些透明的管子流进他的身体。
他的左手却被铐在头顶的床架上。
“伤得很严重。”安德烈脸色阴沉，声音里有无以言表的沮丧，“当时有其他嫌犯受到刺激癫痫发作，值班的警察才赶过去，否则他就被人当场打死了。”
我的脑子里象飞进一群黄蜂，一直嗡嗡响个不停，眼前除了他的脸，只剩下一片空白。
“嘉遇。”我单腿跪在床前，低声叫着他的名字。
他的眼皮微微颤动了一下。
我知道他听得到我说话。我贴近他：“你能过去的，多少坎儿你都过来了。”
他铐在床栏上的手略动一动，我连忙伸手紧紧握住。
安德烈在一旁催促：“时间到了，我们走吧。”
我只当没听见，凑在他耳边说：“嘉遇，不管付什么代价，我都要让你出去。”
他身子轻轻一抖，手指蓦然收紧，猛地睁开眼睛，口型是一个清楚的“不”，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摇头，忍了多时的眼泪飞溅而出：“不，不，我不想再听你的话。”
他的目光凝结在我的脸上，象关了电源的电视机屏幕渐渐黑了下去，眼中的焦点消失了。
“嘉遇？”
他的头歪到一边。
床头的仪器开始发出尖利的告警声，护士按着对讲器大叫：“医生！医生！”
安德烈把接近疯狂的我拖出监护室，我无法反抗他铁箍一样的双臂，只能拼命踢他的小腿，“他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铐着他？你们有没有良心？”
他忍着疼用力按住我：“玫，你冷静！”
我眼睁睁看着他们把他推进手术室，两扇大门在我眼前无情地关上。
时间仿佛被凝固了一样，许久纹丝不动。
我呆呆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右眼下的肌肉不受控制地跳动。安德烈走过来挨着我坐下，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
我想对他笑笑，却连嘴角都提不起来。四周乱遭遭的，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声音，金属器械的碰撞，医生护士偶尔的谈话，仪器的嘀嘀声……
那些声音忽远忽近，我不能理解它们的意思，也懒得去一一辨识。
不知过了多久，手术室内忽然传来某种仪器拉直了的尖叫，我听到炸了窝一样的嘈杂声，接着一个男人的声音大声喊着：“一，二，三……”然后是连续不断的砰砰声。
砰，砰，砰……
一声接一声，如同重锤砸在我的心脏上。
“上帝！”安德烈手中的纸杯落地，咕噜噜滚出去很远，咖啡液泼在地板上，就象干涸的血迹。
“那是什么？”我茫然地问。
“电击，他们在做电击。”
他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进入我的耳朵，却象雨点打在油布伞上，蓬蓬响着四处迸溅，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下午四点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两个便衣警察过去和医生说话。我也想上前，却被安德烈紧紧拽住。
远远地透过人群，我只能看到孙嘉遇的脸，在透明的氧气面罩下，颜色惨白得不像真人。
“安德烈，请你放开我，我可以控制自己。”我试图维持平静。
安德烈根本不听我的，手指扣得更紧。
他的同事走过来：“他不能再见任何人，你们回去吧。”
安德烈慌忙站起身道歉。
那警察看着我摇摇头，又对安德烈说：“安德烈，我看她快要不行了，她需要休息。”
我坐着不肯走，安德烈没有办法，只好等我情绪稍微平复，才采取强制手段带我离开医院。
外面的天色阴得厉害，厚厚的灰色云层集结在北部的天空，空气中蕴藏着暴风雨前的反常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