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劳森浑身瞬间冷得像他绿色胶靴底下踩着的雪一样。他手里拿着的两个雪球“吧嗒”一声掉到地上。下面又传来一声叫喊，特别细，刚刚勉强听到。
或许他遇上了“惊心食人族”，然后在逃跑时掉进河里了，诺姆想到这儿，从惊吓中醒过来，连滑带滚地跑下小路，还一屁股坐到地上一次，耳朵里满是心脏跳动的“怦怦”声。他幻想着这样一幅画面：就在查理第三次沉下去之前，他把人救了上来，为此还作为一名英雄被写进了《少年生活》。
路的3/4处开始出现一个像狗的后腿一样弯曲的下坡，他转过拐角，看到查理原来并没有落入河里。他站在路的平坦处，正盯着融化的雪中某个东西看。他的兜帽推到后面，脸色像雪一样白。诺姆走向他的时候，他又发出一声恐惧的、喘着气的尖叫。
“什么东西？”诺姆边问边走过去，“怎么了？”
查理转过身，眼睛瞪得老大，嘴里“呼呼”喘气。他想说话，但只发出了两声含混的“呼呼”声，流出一丝银亮的口水。他不再说话，只是用手指了指。
诺姆凑上前去看。蓦地，他双腿发软，重重坐到地上，只感到天旋地转。
从正在融化的积雪中伸出来两条腿，腿上套着蓝色牛仔裤，一只脚上穿着一只平底便鞋，另一只脚光着，颜色惨白。一条胳膊伸出雪外，那只手好像在乞求那个始终没有到来的救援。尸体的其他部分还被幸运地掩埋在雪中。
查理和诺姆发现的尸体是17岁的卡萝尔·邓巴戈，这是罗克堡镇第4个被掐死的受害者了。
自从凶手上次杀人到现在已经将近两年了，罗克堡镇（罗克堡镇和奥提斯菲尔德镇在南部的分界线就是斯垂默河）的人们已经开始放松下来，都以为这种恐怖的情形终于算是过去了。
但，它没有过去。
* * *
(1) “主显圣容节”（Transfiguration）：据《圣经》记载，耶稣曾在一次带领3个门徒上山祈祷时变成了另一种相貌，此后信众为纪念此事，将每年8月18日或19日定为“主显圣容节”。——编者注
(2) 珍妮丝·贾普林（Janis Joplin, 1943—1970）：美国摇滚歌手，20世纪60年代红极一时，有“摇滚乐皇后”和“迷幻灵魂皇后”的美誉。27岁时死于吸毒过量。——编者注
(3) 此句中“圣诞假期”在原文中是“Xmas”一词，是非基督徒对圣诞节的称呼，带有调侃、轻视的意思；而“耶稣降生的日子”在原文中是“Christmas”一词，是基督徒对圣诞节的称呼，带有敬重的意思。——编者注
(4) 此句中的“魔鬼13”原文为“The Devil’s Dozen”，直译为“魔鬼的一打”，这是对“13”的另一种叫法，强调其不吉利的含义，源于古代迷信中恶魔老尼克（Old Nick）召集13个女巫开会的说法。“桑尼·埃里曼总统”原文为“Sonny Elliman, Prez”，其中“Prez”是美国俚语中“总统”的意思。——编者注
(5) 约翰·韦恩（John Wayne, 1907—1979）：美国演员，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闻名。——编者注
(6) 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 1922—2012）：美国历史学家、作家、前南达科他州参议员，是1972年美国总统选举时的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败给了尼克松。——编者注
(7) 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 1914—1996）：美籍波兰裔政治家，曾任缅因州州长、美国国务卿。——编者注
(8) “第87分局”系列小说：美国作家埃德·麦克贝恩（Ed McBain）创作的系列小说，该系列的副书名都是“一部第87分局的小说”（A Novel of the 87th Precinct），后被改编为电视剧《第87分局》（87th Precinct），于1961年上映。——编者注
(9) 詹姆斯·厄尔·卡特（James Earl Carter, 1924— ）：又名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美国政治家，曾任佐治亚州州长、美国总统。——编者注
(10) 杰拉尔德·福特：全名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 1913—2006），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副总统和美国总统。——编者注
第6章 祈祷的回应
逝去的时光猛然像一摞砖一样压在他身上，
他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而不仅仅是模糊的概念。
1
邓巴戈姑娘的尸体被发现后的第11天，新英格兰地区北部下了场暴雪。由此，东缅因医疗中心的6楼，一切都运作得慢半拍。很多医护人员都无法去上班，而上了班的人员也发现他们自己很难开展工作，仅仅是保持现状而已。
上午9点过后，一位名叫艾莉森·康诺弗的年轻助理护士给斯塔雷特先生带来了他的清淡早餐。患了心脏病的斯塔雷特先生正在康复，要在重症监护室里住16天——这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后的标准治疗程序。他恢复得挺好。他住619号房，私下里他和他老婆说，刺激他康复的最大因素，就是他一直想要逃离房间里2号床那个活死人。那个可怜的家伙身上的呼吸机“沙沙”地响个不停，吵得人根本睡不着。过一会儿后，你就会急切地想，你是让它继续响呢还是让它停下来，意思就是一下子停下来那种。
艾莉森进来时电视机开着。斯塔雷特先生坐在床上，一只手拿着遥控器。《今天》栏目已经结束，其后是卡通片《我的后院》，斯塔雷特先生还在犹豫要不要关掉它。关掉的话，陪他的就只剩下约翰的呼吸机声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早晨不来了呢。”斯塔雷特先生说，不怎么高兴地看着他的早餐托盘，里面是橘子汁、原味酸奶、麦片。他最想吃的是两个带蛋黄的鸡蛋，双面煎，还有甜黄油，上面再放5片熏火腿，不要太脆的那种。事实上，把他送到这里的头等功臣就是这类食物。起码他的医生是这样说的，那个蠢货。
“外面路不好走。”艾莉森不耐烦地说。今天早上已经有6个病人跟她说不指望她能来了，她对他们说的都是这样的话。艾莉森是个和善的姑娘，但今天早晨她也感觉很烦躁。
“哦，不好意思了。路特别滑，是不是？”斯塔雷特先生谦逊地说。
“很滑。”艾莉森的语气稍稍随和了些，“要是没开我老公的越野车的话，我根本到不了。”
斯塔雷特先生按下按钮，让床升起来，以便自己能舒服地用餐。升降床的电动马达虽小，但声音很响。电视机的声音也很吵，斯塔雷特先生有点儿耳聋，他和他老婆说过，说另一床那家伙从不嫌声音大，也从不要求说看看其他台在放什么节目。他自己也认为这种玩笑很低级，但是当你患了心脏病，跑到重症监护室里和一个植物人同住一个房间时，你就得学会点儿黑色幽默，否则就要疯掉。
马达和电视机在同时嘎嘎作响，艾莉森放好斯塔雷特先生的托盘，提高声音说：“整条山路上有好多车翻出了路外。”
另一张床上，约翰·史密斯轻声说：“全部押19。快点儿吧。我女朋友病了。”
“你知道吗，这酸奶还过得去。”斯塔雷特先生其实不喜欢酸奶，但他不想一个人留下，除非是万不得已。留下他一个人他就得一直数自己的脉搏了。“它尝起来有点儿像野山胡桃的味道……”
“你听到什么了吗？”艾莉森问。她疑惑地四处看看。
斯塔雷特先生放开床边的控制按钮，电动马达的“嗡嗡”声戛然而止。电视上，爱发先生朝着兔八哥一通胡乱射击，但都没打中(1)。
“什么也没有啊，就是电视声啊。有什么声音？”斯塔雷特先生问。
“没什么吧，我想。肯定是风刮窗户的声音。”一阵紧张性头痛袭上来，有太多的工作要做，而且今早还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帮她做，她揉揉太阳穴，好像要趁着头痛真正发作之前就把它赶走。
出去时她停下来，看了看另一张床上的那个人。他是不是哪里有点儿不一样？是不是换了个姿势？肯定不会的。
艾莉森走出房间下了楼，早餐小推车推在前面。她最害怕这种糟糕的早晨了，所有平衡都打破了，到中午时分她的头就不住地抽痛。很正常地，那天早晨619号房里所听到的一切声音她很快就忘了。
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盯着史密斯看，到了3月份时，艾莉森已经基本确定：史密斯变直了一点儿，从医生们所说的他那种“胎前期状态”里出来了一点儿。不多，只是一点点。她想着要不要把这个情况和别人说一下，但最后还是没有说。毕竟，她只是个助理护士，仅仅在厨房里帮忙而已。
这里真没有她说话的地方。
2
他猜测，这是个梦。
他身处一个黑暗、阴郁、走廊一类的地方。天花板太高，高到看不到，消隐在阴影中。墙壁是镀着黑铬的铁墙，向上伸展而去。他独自一人，但有个声音飘到了他站的地方，好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这个声音他听过，对他说的话是在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间说的，让人觉得很恐怖。那是一种无助的呻吟，前后回荡在镀黑铬的铁墙间，好像他童年时捕获的一只鸟似的。那只鸟飞进了他父亲的工具房，再飞不出去了。它恐慌得很，前后来回猛扑，在绝望的惊恐中“吱吱”尖叫，朝着墙壁不停地猛撞，直至把自己撞死。现在这个声音和很久以前那只鸟的尖叫一样，有着同样宿命的特性，永远也逃不出这个地方。
“你们规划你们的一生，然后尽力而为。”那个幽灵般的声音在哼哼，“你们除了最好的东西其他都不屑一顾。那小子回家来，头发都长到屁股上了，说美国总统是头猪。一头猪！废话！我不……”
当心，他想喊。他想警告那个声音，但他哑了，说不出话。当心什么呢？他不知道。他连自己到底是谁都不知道，尽管他隐约记得自己曾是个教师或者传道士一类的。
“天啊……”遥远的声音嘶喊起来，无助的、难逃一死的、盖过一切的声音，“天啊……”
随后一片寂静。回声逐渐消失。过一会儿后，它会再次响起。
稍后（他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在他的世界里似乎没有意义，与他毫不相干），他开始沿着走廊摸索着向前走，与那声音彼此互喊（或许只是在他的内心里喊），也许是希望他和那个说话的人能一起出去，也许只是希望能安慰下那个人，同样也让别人也安慰一下自己。
但那声音变得越来越远，更模糊，更微弱。
（远而微弱。）
直到最后完全成为回声的回声，然后消失。此刻他孤身一人，走在除了重重黑影外再无他物的阴郁走廊中。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幻觉、一种妄想或是梦什么的，至少不是平常的那种梦。好像他进入了一个边缘地带，一条处于人世与地狱之间的怪诞的通道中。可他是在朝哪个方向移动呢？
那些烦扰人的东西回来了。它们像鬼魂一样跟着他走，飘落到他边上、前面和后面，直到它们变成一个悚人的圆环绕住他——编成一个绕他三重的圆圈，使他满眼都是极大的恐惧，这是它的方式吗？他几乎可以看见它们，它们全都发出炼狱里才会出现的低语声。夜空中出现了一个大轮盘，不断地转啊转，是一个幸运大轮盘，红与黑，生与死，正在慢下来。他把赌注押在哪里了？他记不得了，但他应该是能记起来的，因为没有那些赌注他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是参与还是退出？必须做个决断。他女朋友病了。他得送她回家。
过一会儿，走廊开始好像亮一点儿了。他起先还以为这是想象出来的，有可能的话，是一种梦中梦。但过了不知多久后，那亮光变得非常明显，不可能是幻觉。走廊里的整段经历似乎变得不再像个梦境。墙壁向后退去，一直退到他基本上看不见的地步。周围乌黑的颜色也变为模糊的暗灰色，变为温暖又多云的3月午后的暗色。他开始感觉到他身处的地方好像不再是走廊，而是在一个房间内，差不多是在一个房间内，由极薄的薄膜将其隔开，形成一种胎盘囊一样的东西，他就像个待产的婴儿一样。现在他听到有其他的声音，不是回声，而是沉闷的“嘭嘭”声，类似不知其名的诸神用已被遗忘的语言说话的声音。逐渐地，这些声音清晰起来，到最后他能清楚地辨别出它们说的是什么话了。
他开始不时地睁开眼睛（或者说他认为是在睁开），他能够切实看到那些声音的来源了：光亮、鲜明，起初是没有面容的幽灵状物，有时候在房间里转来转去，有时候又朝他俯下身。他没有想过和他们说话，起码开始时没想。他觉得这可能是某种来生，这些明亮的模糊东西就是天使的样子。
跟声音一样，这些脸随着时间推移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见过他母亲一次，她在他的视野里弓着身子，对着他仰起的脸缓慢大声地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他父亲在另一个时间来过。还有学校里的戴维·比尔森，以及一位他认识的护士，他记得她的名字叫玛丽，也可能叫玛丽亚。脸和声音逐渐靠拢，聚合在一起。
其他东西也偷偷潜入：一种他本身已经被改变了的感觉。他不喜欢这种感觉，不相信它。对他来说，无论这改变是什么，都没有一点儿好处。在他看来那就意味着忧愁和痛苦。他堕入黑暗的时候是完完整整的，而现在出来时却感觉什么也没有了，除了某种莫名其妙的陌生。
梦境要结束了。无论是什么梦，它都快要结束了。房间现在非常真实，非常近。声音，还有脸——
他准备进入这个房间。但突然他觉得他要做的是转身逃跑，永远地回到那个黑暗的走廊里。黑走廊虽然不好，但总好过这种即将失去什么的悲哀的新感觉。
他转回身，朝身后看，嗯，在那儿，那儿不是房间的四壁，而是镀黑铬的铁墙，在一把椅子旁边的角落，来往的明亮人影没有注意到它，他估计那儿是一个通往来生的走廊。刚才那个声音就是在那儿消失的，那声音是——
出租车司机的声音。
是的，那个记忆此刻还在。乘着出租车，那司机不满他儿子的长头发，不满他儿子认为尼克松是头猪。然后是车头灯直照进来，白色标线的两边各一对。碰撞，没有痛感，但知道他的大腿和计程表撞到一起，把它从框子里扯了下来。有种又冷又湿的感觉，然后就是黑暗的走廊，再后来就到了这里。
选择吧，心底有个声音在低语，选择吧，否则他们就将为你选择。他们会把你从这里拽出去，不管是什么也不管在哪里，就像医生们做剖宫产时把婴孩儿从他母亲的子宫里拽出来一样。
莎拉的脸出现在他眼前，她肯定在那边的某个地方，尽管俯身向他的那些明亮的脸里没有她的。她肯定在那里，担忧着，害怕着。她基本上是他的人了，马上，他有这种感觉。他要向她求婚。
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又回来了，比之前还要强烈，而且这次是完全和莎拉混在一起的。但是想要她的感觉更强烈，于是他做出了决定。他转过身拒绝了黑暗，而当他再一次向后看时，那黑暗消失了；椅子旁边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他所躺着的房间内光滑平整的白墙。不久，他开始认识到，这房间一定是一家医院的房间，毫无疑问的。黑色走廊淡为一种模糊的回忆，虽然一直没有完全遗忘它。更重要且更迫切的是，他是约翰·史密斯，有个女朋友叫莎拉·布莱克内尔，他遇上了一场严重的车祸。他猜想自己肯定是非常幸运地活下来了，他只能希望自己的身体各部件还在，而且功能还没有丧失。他也许是在克利夫斯·米尔斯镇社区医院，但估计更有可能在东缅因医疗中心。从他所感受到的状况来看，他估计自己在这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可能晕过去一个星期或者十几天了。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是时候重新开始了。这就是史密斯脑子里的念头，这个时候所有事情也终于一路由零散到整体拼在一起，他睁开了眼睛。
此时是1975年5月17日。斯塔雷特先生早已回家，医生给了他长期的医嘱，每天走至少2英里，还要改正他那高胆固醇的饮食习惯。房间的另一头现在是一个老人，由于前所未有的重量级冠军肿瘤而第15次入院治疗了，这使他疲惫到了极点。他打了吗啡在熟睡，除此之外房间空荡荡的。电视机屏幕上的绿色帘子拉了下来。
“我在这儿。”约翰·史密斯哑着嗓子对空气说。他声音的衰弱把自己吓了一跳。房内没有日历，因此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昏迷4年半了。
3
大约40分钟后，护士走进来。她朝那一床的老人走去，更换了他吊瓶里的药水，又走进卫生间拿出一个蓝色的塑料水壶，给那个老人的花浇水。老人那边的桌子上和窗台上有六七束花，约20张摊开的慰问卡。约翰看着她干那边的杂活儿，并不急着想开口说话。
她把水壶放回去，朝约翰的床走来。要给我换枕头了，他在想。他们的眼神短暂地触碰了一下，但她眼里没有丝毫异样。她还不知道我醒了吧。我的眼睛以前也一直在睁着，这对她来说并不意味着什么。
她的手放到他的脖颈后，冰凉而舒适，约翰了解到了，她有3个孩子，最小的那个在去年7月4日时一只眼睛基本看不见了，因为一次爆炸。那个男孩儿的名字叫马克。
她扶起他的头，把他的枕头翻过来，然后再把他放回去。她扭过头，整理他臀部的病号服，但随后又转回来，满脸困惑的样子。过了一会儿才想，他的眼睛里好像是有了点儿新的东西，一点儿以前没有的东西。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又转过脸去，这时他说话了：“你好，玛丽亚。”
她瞬间怔住了，他能听到她由于牙齿猛地咬合而发出的“咔嚓”声。她的手按在高耸的胸前，一只小小的金质十字架悬挂在那里。“哦——天哪，”她说，“你醒了。我说你看起来不一样呢。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我猜我一定听到过吧。”解释这一点很费劲，非常费劲。他的舌头僵化迟钝，似乎没有唾液润滑。
她点点头：“你已经醒来一段时间了。我最好下楼到护士站去用广播喊一下布朗医生或者是魏扎克医生。你能回到我们中间来，他们听说了会很高兴的。”但她说完并没有走，而是继续以一种不加掩饰的入迷的眼神看着他，让他颇感困窘。
“我长了第三只眼吗？”他问。
她神经质地笑起来：“没有……当然没有啦。对不起啊。”
他的眼睛瞥到他自己的窗台以及靠着窗台的桌子上。窗台上有一束非洲紫罗兰，已经枯萎了，还有一张耶稣基督的画像，那是他母亲喜欢的那种画像，基督的表情好像他准备好帮助纽约扬基棒球队打出高打点，或者做出一个类似的干净利落、行动敏捷的动作。但是那画像——发黄了。不仅发黄，而且边角开始卷曲。突然间的恐惧就像一张能使他窒息的毯子一般包到他身上。“护士！护士！”他喊道。
她在门口转过身。
“我的慰问卡呢？”他猛然感到连气都喘不上来了，“那个人有……就没有人给我卡吗？”
她笑了笑，不过，这是强挤出来的。这是人们在掩饰某些事情时露出的那种笑。忽然约翰很想让她到床边来，他要伸出手去触碰她。只要他能触碰到她，他就能知道她在掩饰什么。
“我去广播找医生。”她说，然后还没等他来得及说什么就离去了。他看着那束非洲紫罗兰，又看看那张旧耶稣像，既困惑又担心。没多久，他又慢慢睡着了。
4
“他醒过来了，思路完全清晰。”玛丽亚·米肖说道。
布朗医生说：“嗯，我相信你说的。如果他醒来一次，那么他还会再次醒来的。很有可能。这个问题只是个……”
约翰嘴里嘟囔了一声，睁开了眼，眼神茫然，半睁着。随后他似乎是看到了玛丽亚，眼神聚焦起来。他稍稍笑了一下。不过他的脸仍然没有生气，就好像醒过来的只是他的眼睛，其余部分仍在沉睡一样。玛丽亚突然有种感觉，感觉他不是在看她的表面，而是在读她的内心。
“我想他会没事儿的，”约翰说，“只要他们清理了受影响的角膜，那只眼睛就会像新的一样好。应该会的。”
玛丽亚重重地喘着粗气，布朗看了她一眼，问：“这是什么意思？”
她低声说：“他在说我的孩子，我的马克。”
“不是，他是在说梦话，仅此而已。不要小题大做，护士。”布朗说。
“嗯，好的。但他现在并没有睡着啊，对吧？”
“玛丽亚？我打了个盹儿，是吗？”约翰边问边挤出一丝笑容。
布朗说：“是的，你在说梦话，把玛丽亚吓了一跳。你刚才在做梦吗？”
“没有……我不记得做过梦。我说什么了？你是谁？”
“我叫詹姆斯·布朗，跟那个灵乐歌手名字一样(2)，不过我是个神经学家。你刚才说：‘我想他会没事儿的，只要他们清理了受影响的角膜。’是这样说的吧，护士？”
“我的孩子是准备做那个手术，我的儿子马克。”玛丽亚说。
约翰说：“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刚才睡着了吧，可能。”他看看布朗。现在他的眼神清澈，同时有慌张的神色：“我的胳膊抬不起来。我是瘫痪了吗？”
“没有。试试你的手指。”
约翰试了试。每根手指都能动。他笑了。
布朗说：“非常好。说一下你的名字。”
“约翰·史密斯。”
“很好。你的中间名是什么？”
“我没有中间名。”
“好，谁还需要中间名？护士，你下楼到护士站去，查查明天谁在神经科值班。我要对史密斯先生进行全套检查。”
“好的，医生。”
“你可以给萨姆·魏扎克打个电话。在他家里或高尔夫球场可以联系到他。”
“好的，医生。”
“不要告诉记者，拜托……千万别！”布朗笑了笑，不过很严肃。
“不会，当然不会。”她离去了，白鞋发出微小的“吱吱”声。她的小孩儿不久就会好起来的，约翰想。我一定会告诉她的。
“布朗医生，我的慰问卡呢？谁都没有给我寄一张卡吗？”他问。
“再问几个问题。你还记得你母亲的名字吗？”布朗医生口气温和地问。
“当然记得。薇拉。”
“她婚前姓什么？”
“内森。”
“你父亲的名字？”
“赫伯特。你为什么叫她别告诉记者？”
“你的通信地址？”
“博纳尔镇，RFD1号。”约翰不假思索地说，但马上又停下，脸上掠过一丝既好笑又诧异的表情，“我是说……嗯，我现在住在克利夫斯·米尔斯镇，北大街110号。我怎么告诉了你我父母的地址呢？我自从18岁以后就没有在那儿住了。”
“你今年多大？”
约翰回答：“去我的驾照上看吧。我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一张卡片。我究竟入院多久了？还有，这是哪家医院？”
“这是东缅因医疗中心。我们要把你剩下的问题都问完，如果你让我……”
布朗坐在床边一把椅子上，那把椅子原来所在的墙角就是约翰曾看到的那条黑暗的走廊所在的墙角。布朗在一个写字板上记笔记，用的是一种约翰之前不曾见过的笔。它有很粗的蓝塑料笔杆和一个纤维状的笔头，看起来就像是钢笔与圆珠笔的一个奇怪的杂交品种一样。
一看到这种笔，刚才那种无形的恐惧又回来了，他想也没想就伸出手去抓布朗医生的左手。他的胳膊动起来颤巍巍的，好像无形中有60磅的重物绑在上面似的，一半儿在肘弯上，一半儿在肘弯下。他无力地抓住这位医生的手，向自己这边拉过来，那支古怪的笔划过纸面，留下一道蓝色的粗线。
布朗看着他，开始还仅仅是好奇，但随后他脸色煞白，眼睛里浓厚的兴趣消失了，代之以恐惧又不解的神情。他一把抽回手（约翰握得很无力），脸上短暂闪过一丝嫌恶，好像他被一个麻风病人碰了一下似的。
这一切都是一瞬间的事儿，但他表情显得惊讶、慌乱：“你这是干吗？史密斯先生……”
他说话的声音是颤抖的。约翰的脸僵住了，定格在一种恍然大悟的表情里。他的眼睛似乎看到了在黑暗中移动并变化的可怕东西，看到了太过于可怕以至于无法描述，甚至无法说出它叫什么的东西。
但这是事实。必须得说出它叫什么。
“55个月？”约翰嗓子嘶哑地说，“过去5年了？不，天哪，不。”
“史密斯先生，”布朗说，此刻他已经很慌张了，“别这样，情绪兴奋对你没好处……”
约翰从床上撑起上身大概3英寸，又颓然倒下，脸上沁出晶亮的汗珠。他的眼珠无助地在眼眶里打转，喃喃地说：“我27岁了？27？天哪。”
布朗咽下一口唾沫，响亮地“咕噜”一声。刚才史密斯抓住他手时，他感到好像是小时候的恶心突然奔涌而至，一团粗粝、恶心的影像记忆狠狠砸来。他发现自己记起了七八岁时的一次郊游，他坐下来，把手插进一堆温暖又滑溜的东西里。炙热的8月份，他四下看看，才发现自己的手插在月桂丛下一只满是蛆虫的美洲旱獭的尸体里。当时的他尖叫了一声，现在也感觉有一点儿想尖叫，不过这种尖叫感在不断衰退减弱，然后被一个问题所取代：他是怎么知道的？他碰了我一下就知道了。
随后20年的教育得到的知识迅速从心底涌上来，他不再理会那一刻的念头了。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病例，昏迷的病人们醒来，对他们昏迷时发生在身边的许多事儿有着模糊的了解。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昏迷也有程度的深浅。约翰·史密斯从来也不算一个植物人；他的脑电图从来都没有形成直线，如果成了直线，布朗也不会在这儿跟他说话了。有时候处于昏迷中有点儿像是站在一面单向镜后面一样。病人睁着的眼睛是根本看不见的，但是病人的感知仍可能继续以很低的功耗运行。这里出现的情况就是如此，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