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飘向那个镀着黑铬的走廊，不知道那尽头有没有什么东西，安心等着让时间来告诉他吧。悦耳的“嗡嗡”声消失了，模糊的亮光消失了，但他还是他——约翰·史密斯——完好无损。
进走廊吧，他想。好了。
他想，如果他能进入那个走廊，他就能走路了。
* * *
(1) 《美国佬》（Yankee）：美国双月刊杂志，创办于1935年，主要致力于介绍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地理特征、旅行、家居、食品等方面的内容。——编者注
(2) 克劳汀·朗格特：全名克劳汀·乔吉特·郎格特（Claudine Georgette Longet, 1942— ），法国歌手、演员，1961年与歌手安迪·威廉斯（Andy Williams）结婚，1975年离婚。其后她与美国滑雪运动员弗拉基米尔·彼得·萨比奇（Vladimir Peter Sabich）相恋同居，1976年两人发生矛盾，而后萨比奇在两人住处被枪杀。舆论普遍认为是克劳汀谋杀所致，但后来她却以“过失杀人罪”被轻判。——编者注
(3) 《红河谷》（Red River Valley）：加拿大民歌，讲述了移民北方红河一带的人们在那里垦荒种地、建设家园的情形。——编者注
(4) 莱顿·库尼（Leighton Cooney）：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众议员、缅因州财务司司长。——编者注
第3部
“死亡区域”的记录
第28章 真相
当我完成了我必须完成之事的时候，命运的天平就会彻底恢复平衡。
1
亲爱的爸爸：
这是一封我不得不写的信，虽然它会令人非常难过，我尽量言简意赅地说给你。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想我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现在想来，似乎它在我出车祸和昏迷前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当然了，你清楚我有特异功能的事儿，你应该还记得，我妈妈去世前发誓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有使命要我去完成。她要求我不要逃避它，我向她保证我不会去逃避，但当时并不是认真的，只是想让她的心灵借此获得安宁。现在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是对的。我到现在仍然不完全相信上帝，不相信有一个真正的上帝冥冥之中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给我们分配一些卑微的任务去完成，像童子军在“人生大远足”中赢得荣誉勋章那样。但我也同样不相信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切纯属偶然。
爸爸，1976年夏天，我去新罕布什尔州的第3选区特里姆布尔参加了格雷格·斯蒂尔森的一次集会。那次是他第一次参加竞选，你可能还记得。他边走向讲台边和许多人握手，其中就有我。虽然你亲眼见过我实际运用过那种能力，但你可能还是觉得这些很难让人相信。我有过很多次的“灵光闪现”，但只有这一次不是“灵光闪现”，爸爸。它是一种“启示”，是在《圣经》意义上的“启示”，或是和它极为相似的某种东西。很诡异的是，它并不像我之前有过的其他“启示”一样清晰可见（这次总有一种令人费解的蓝色笼罩着一切，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情况），但其感觉强烈得惊人。我看到格雷格·斯蒂尔森成了美国总统。我说不清楚那是未来多久以后的事儿，只是他的头发大部分都已掉光了。我觉得大概是14年后，或最多18年后。现在，我只能看到却无法解释，在这件事里，我的洞察力被那种奇怪的蓝色滤光镜所干扰，但我已经看到足够的东西了。如果斯蒂尔森成为总统，他将开始让国际局势恶化，那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开端。如果斯蒂尔森成为总统，他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我相信这场战争的导火线会在南非点燃。我还相信，在这场短暂、血腥的战争中，不仅仅是两三个国家发射导弹，而可能有20个国家之多，再加上恐怖组织。
爸爸，我知道这听上去很荒诞，而且我也觉得它很荒诞。但我毫不怀疑，也绝无回头重新审视它的冲动，然后说“那不会是真的，事情不会严重到那个地步”之类的话。你从不知道，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从查茨沃斯家仓皇离去并不是因为那家餐馆的大火。我想我是在逃避格雷格·斯蒂尔森和那些我本应该去做的事情。就像以利亚怯懦地躲在山洞里，或约拿绝望地躲在鱼腹中。你知道吗，我原来以为我只会等待观望，等着看这种可怕的预言是否会实现。我本来可能还在等待，但去年秋天，我的头痛开始加剧了，另外在我上班的时候出了一次事故，工头凯斯·斯特朗应该会记得……
2
摘自斯蒂尔森委员会的证词，委员会主席为缅因州参议员威廉·科恩(1)。提问者为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诺尔曼·D.维瑞泽先生，证人凯斯·斯特朗先生，住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沙漠大道1421号。
取证日期：1979年8月17日。
维瑞泽（以下简称“维”）：约翰·史密斯当时是在凤凰城市政工程局工作，这是实情吗？
斯特朗（以下简称“斯”）：是的，先生，是这样的。
维：那是1978年12月初。
斯：是的，先生。
维：12月7日那天，发生了什么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事儿吗？关系到约翰·史密斯的事儿？
斯：是的，先生，的确发生了。
维：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告诉委员会。
斯：好的，当时我得回车库去拉橙色油漆，2罐40加仑(2)的。我们正在路上画线。约翰，就是那个约翰·史密斯，你说的那天，在罗斯蒙特大街上画新的道路标记。当我回到那里时大约是4点15分，离下班时间还有45分钟，你们刚谈过的那个赫尔曼·乔尔森走过来对我说：“你最好去看看约翰，凯斯。约翰出问题了。我跟他说话，他就像没听到一样。他还差点儿撞到我。你最好搞清楚他怎么回事儿。”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就问他：“他出什么事儿了，赫尔曼？”赫尔曼说：“你自己去看吧，那哥们儿不太正常。”于是我开车过去，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然后——哇！
维：你看到什么了？
斯：你是说在我见到约翰之前？
维：是的。
斯：他画出的线歪七扭八的。开始只是有点儿乱——这儿弯一点儿，那儿弯一点儿——不是很直，你知道。约翰之前一直是队里最好的画线员。然后就开始彻底画坏了，他在整条路上画起了圈圈和旋涡，有几处好像在反复画圆圈。大约有将近100码，线全被他画到路外边的泥地上了。
维：你当时怎么做的呢？
斯：我让他停下来。更确切地说，我是最后才让他停下来的。我把车开到画线机旁边，冲他大声喊。当时绝对喊了有五六声。他像是没听见的样子。然后他就朝着我一下子开过来，“咣当”一声撞到我开的那辆车的侧面。那也是公路管理处的资产。因此我按喇叭，又冲他大喊，他好像这才听到了。他把机器推到空挡，向下看着我。我问他，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维：他怎么回答？
斯：他说“你好”。就这样。“你好，凯斯。”好像啥事儿都没有。
维：你当时的反应是……
斯：我当时很生气。约翰就呆站在那里，看了下四周，一只手紧紧抓住画线机的一侧，好像一松手他就会倒下去。那时我才意识到他病得很厉害。他一直很瘦，你知道，但当时他看上去面无血色，像纸一样惨白。他的嘴角一侧有点儿……你知道……向下耷拉。一开始他好像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他向四处打量，看到了线的样子——整条路上线的样子。
维：他说了什么？
斯：他说“对不起”。然后他有点儿——我说不好——摇晃，一只手捂住脸。我就问他刚才怎么了，他说了……噢，一堆让人听不懂的话，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科恩：斯特朗先生，委员会对史密斯先生所说的一切可能对本案有帮助的话都非常感兴趣。你能记得他说了些什么吗？
斯：开始他说没什么事儿，只是闻到像是橡胶轮胎燃烧的味道，轮胎着火了。然后他又说：“你要连接电池的话，电池就会爆炸。”还说：“我的胸口有土豆，两个收音机都在阳光下。所以这些出来都是为了树。”(3)我能记得的就这些。我刚说了，那些话都稀里糊涂的。
斯：接着发生了什么？
维：他要往地上倒。所以我抓住他的肩膀和手，他的手先前捂着脸，后来松开了。然后我看到他右眼全是血，再然后他就昏过去了。
斯：但他在昏过去之前还说了一句话，是吗？
维：是的，先生。
斯：他说了什么？
威：他说：“我们以后会为斯蒂尔森苦恼的。爸爸，他现在在‘死亡区域’。”
斯：你确定那就是他说的话吗？
维：是的，先生，我确定。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句话。
3
……当我醒来时，我在罗斯蒙特大街总部的一间小设备库里。凯斯说我最好马上去找医生看看，先别上班了。我吓坏了，爸爸，但并不是由于凯斯认为的那种原因。不过，萨姆·魏扎克在11月初的一封信里提到过一位神经科专家，我已经和他预约好了。你知道吗，我给萨姆写信，告诉他我不敢开车了，因为我的眼睛偶然会有重影现象。萨姆马上回信告诉我去找这位范恩医生，说他认为这些症状应该高度警惕，但不想冒昧地进行远程诊断。
我当时没有立即去。我想，人总是喜欢欺骗自己，我不断地想，那可能只是一个必经阶段，一定会好起来的，直到最后发生了画线机事件。我只是不愿去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但这次事故太明显了，我去找医生了，因为我害怕起来，不只是为我自己，更主要是因为我所知道的那些会发生的事情。
因此我去找了这位范恩医生，他给我做了检查，然后他详细地告诉了我病情。结果是，我的时间没有我想的那么多了，因为……
4
摘自斯蒂尔森委员会的证词。委员会主席为缅因州参议员威廉·科恩。提问者为委员会首席法律顾问诺尔曼·D.维瑞泽先生。证人昆丁·M.范恩医生，家住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帕克兰大道17号。
取证日期：1979年8月22日。
维瑞泽（以下简称“维”）：在你做完检查，做出诊断结果时，你在你的办公室见了约翰·史密斯，是吗？
范恩（以下简称“范”）：是的。那次谈话让人不好受，这种谈话总是会让人不好受的。
维：你能告诉我们你们谈了什么吗？
范：可以。在这种不同寻常的状况下，我认为双方不再是医患关系。我一开始就向史密斯指出，他曾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他承认了。他的右眼充血虽然还很严重，但好一些了。他的一根毛细血管破裂了。如果我可以用图表……
（此处资料做了删节与摘要。）
维：在向史密斯做了解释之后呢？
范：他问我最坏的结果。这是他的原话，“最坏的结果”。他的镇静和勇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维：那么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范恩先生？
范：嗯？我想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在约翰·史密斯大脑半球的顶叶有个严重恶化的脑瘤。
（旁听席中出现骚动，短暂休庭。）
维：医生，对不起，稍停一下。我要提醒旁听人员，本委员会正在开庭，这是在进行调查，不是“畸形秀”。我要维持秩序，否则我就要让法警清场了。
范：没关系，维瑞泽先生。
维：谢谢你，医生。你能告诉委员会史密斯听到这消息后的反应吗？
范：他很平静，非常镇定。我相信他自己也一定做了自我诊断，他的诊断和我的是吻合的。只是，他说他非常害怕，他问我他还能活多长时间。
维：你怎么和他说的？
范：我说在这个阶段，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选择。我告诉他他需要做一次手术。应该说明的是，我当时对他以前的昏迷，以及他非同寻常的几乎是奇迹般的康复一无所知。
维：他的回答是什么？
范：他说他不会做手术。他当时很平静，但也非常非常坚决。不做手术。我说希望他再考虑一下。因为不做这个手术，就等于签了自己的死亡判决书。
维：史密斯对此有什么反应吗？
范：他要求我告诉他实话，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还能活多久。
维：那你告诉他了吗？
范：告诉他了，我告诉他一个大概的估计。我说肿瘤通常生长方式很奇特，我知道有些病人的肿瘤可以潜伏两年不动，但那种情况比较罕见。我告诉他，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大概可以活8到20个月。
维：但他还是不做手术，是吗？
范：是的，是这样的。
维：史密斯离开时，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儿吗？
范：我得说发生了极为异常的事儿。
维：如果你愿意，请告诉委员会。
范：我碰了碰他的肩膀，想留住他。你一定明白，我很不愿意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离去。当我这么碰他的身体时，我感到他身上传来某种东西……那种感觉就像受到电击一样，但又像是一种很怪的抽吸感，让人觉得被掏空了，仿佛他在从我身上吸走什么东西。我必须承认这种描述很主观，但我也是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接受过训练的人。那种感觉确实不舒服，我向你们保证。我……就缩回了手……他建议我给我妻子打电话，因为“草莓严重伤到了他自己”。
维：草莓？
范：对，那是他的原话。我妻子的弟弟……他名叫斯坦伯里·理查兹。我的小儿子小时候总是叫他“草莓舅舅”。顺便说一下，这之间的关联直到后来才浮出水面。当天晚上，我建议我妻子给她弟弟打个电话，他住在纽约的科斯湖镇。
维：她给他打电话了吗？
范：是的，打了。他们聊得很开心。
维：那么那位理查兹先生，也就是你的小舅子，他没事儿吗？
范：是，他当时没事儿。但之后的一个星期他刷房子时从梯子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脊柱。
维：范恩医生，你相信约翰·史密斯看到事情发生的情景了吗？你认为他对你的小舅子有预感吗？
范：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可能是这样。
维：谢谢你，医生。
范：我可以再说一句话吗？
维：当然可以。
范：如果他真的受到了这种诅咒——是的，我要称之为“诅咒”——我希望上帝对那个人饱受折磨的灵魂慈悲为怀。
5
……我知道，爸爸，人们会说我这么做是因为肿瘤，但是爸爸，别信他们。不是那样的。肿瘤只是最后落到我头上的一个意外事件，我现在相信它早就有了。肿瘤就在车祸中受伤的那个位置，而且我坚信它也是我小时候在回环塘溜冰摔伤的那个地方。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有了“灵光闪现”，虽然现在我已经记不清那到底是什么了，在车祸前，我还有一次“灵光闪现”，那是在埃斯蒂的游园会上。关于那次的情况你可以去问莎拉，我相信她一定记得。肿瘤就在我称之为“死亡区域”的地方。事实证明那地方的确是个“死亡区域”，对吧？真是不幸言中了。上帝……命运……天意……宿命……不管你怎么称呼吧……似乎总要伸出它坚定而不容置疑的铁手让天平再次恢复平衡。也许我本应该在车祸中就死去，或更早，早在去回环塘溜冰那天就该死去。我也相信，当我完成了我必须完成之事的时候，命运的天平就会彻底恢复平衡。
爸爸，我爱你。最糟糕的是，我还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枪是摆脱目前我所陷入死局的唯一出路，最让我难过的是，我将留下你独自一人去忍受痛苦，去承担人们的憎恨，因为那些人毫无理由地相信斯蒂尔森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
6
摘自之前斯蒂尔森委员会的证词。委员会主席缅因州参议员威廉·科恩。提问者阿尔伯特·伦弗鲁先生，是委员会第二法律顾问。证人萨姆·魏扎克医生，家住缅因州班戈市，哈罗考特街26号。
取证日期：1979年8月23日。
伦弗鲁（以下简称“伦”）：我们快要到休庭时间了，魏扎克医生，我代表委员会感谢你长达4小时的做证。你就这个事件给委员会提供了许多有益的信息。
魏扎克（以下简称“魏”）：不用客气。
伦：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问你，魏扎克医生，我认为这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约翰·史密斯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自己也提到与这一问题相关的事情，这封信已经成了证据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是……
魏：不是。
伦：你说什么？
魏：你是准备问我，是不是约翰的肿瘤引发了他那天在新罕布尔州的行为，是吗？
伦：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
魏：我的回答是“不是”。约翰·史密斯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很理智的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这样的。他给他父亲的信就证明了这一点，给莎拉·赫兹里特的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有一种很可怕的、如上帝般的能力，也许这也算是一种诅咒吧，我的同事范恩医生也这样说过，但他既没有精神失常，也不是因为脑压力产生的幻想才会出现那样的行为，虽然有那个可能性。
伦：但是那个被称为“得克萨斯钟楼狙击手”的查尔斯·怀特曼(4)不就是得了……
魏：是的，没错，他是得了肿瘤。几年前在佛罗里达州坠毁的东方航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也得了肿瘤。而这两件事儿中没有任何一件被认为是肿瘤导致的。我要向你们指出，其他的那些臭名昭著的家伙，像理查德·斯派克(5)，那个所谓的“山姆之子”(6)，阿道夫·希特勒等，他们都没有脑瘤，但他们也在杀人。约翰自己揭发出来的罗克堡镇凶手弗兰克·多德也没有脑瘤。不管委员会可能认为约翰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偏离正轨，那都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的行为。也许他当时的精神受到了巨大的折磨……但神志是清醒的。
7
……最重要的，不要以为我做这件事儿没有经过长时期的、痛苦的思考。如果我能通过刺杀他这件事儿本身，让人类可以多活4年、2年，哪怕8个月，来好好思考一下这件事儿，那就值得去做。这样做是错的，但也可能最后被证明是对的，我不知道。但我不想再扮演“哈姆雷特”了。我知道斯蒂尔森有多么危险。
爸爸，我很爱你，相信我。
你的儿子，
约翰
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
1979年1月23日
8
摘自之前斯蒂尔森委员会的证词。委员会主席缅因州参议员威廉·科恩。提问者阿尔伯特·伦弗鲁先生，委员会第二法律顾问。证人斯图亚特·克劳森先生，家住新罕布尔州约克逊镇黑带路。
伦弗鲁（以下简称“伦”）：你说你刚好带着你的照相机，克劳森先生？
克劳森（以下简称“克”）：是的！往常我出门都带着相机。我那天差点儿没去，虽然我喜欢格雷格·斯蒂尔森，嗯，在这件事儿之前，我是挺喜欢他的。只是那个市政厅让我觉得很晦气，你知道吗？
伦：因为你的驾驶员考试？
克：对。那次考试没及格，是我讨厌那儿的原因之一。但最后我想，算了吧，那又怎么样。再说我拍了照。哇！我拍到了。有了那张照片我会发财的，我估计，跟拍到在硫黄岛升国旗一样轰动。
伦：我希望你不要抱着这整个事件是为了让你发财这种心态，年轻人。
克：噢，不！绝不是！我的意思只是……好吧……我不知道我想说什么。但它就发生在我面前，而且……我不知道。老天爷，我只是很高兴我带了我的尼康相机，就这样。
伦：当斯蒂尔森举起孩子时，你刚好拍下来了？
克：是的，先生。
伦：这是那张照片的放大版吗？
克：是的，是我的照片。
伦：在你拍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
克：其中两个打手追我。他们大喊：“把相机给我们，小子！把它扔到地上！”嗯，反正就是这类的话。
伦：然后你就跑了。
克：我跑了吗？天哪，我想我跑了。他们一直追到镇停车场。其中一人差点儿逮到我，但他在冰上滑了一跤，摔倒了。
科恩：年轻人，当你甩掉那两个打手时，我想说你赢了你一生中最重要的赛跑。
克：谢谢你，先生。斯蒂尔森那天的行为……也许人在情急之下不得不那样，但……把一个小孩儿挡在前面，真是卑劣透顶。我敢说新罕布什尔州的人们不会选那家伙做接班人，不会……
伦：谢谢你，克劳森先生。证人可以退席了。
* * *
(1) 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 1940— ）：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众议员、美国参议员、美国国防部长。——编者注
(2) 此处应为美制加仑，1美制加仑约合3.79升。——编者注
(3) 这句话的原文是：“I got potatoes in the chest and both radios are in the sun. So it’s all out for the trees.”——编者注
(4) 查尔斯·怀特曼（Charles Witman, 1941—1966）：美国杀人犯，被称为“得克萨斯钟楼狙击手”，其由于家庭问题导致精神失常，于1966年先开枪杀死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然后跑到得克萨斯大学继续开枪射击，共造成16人死亡，31人受伤，最后被警方击毙。——编者注
(5) 理查德·斯派克（Richard Speck, 1941—1991）：美国杀人犯，于1966年4月打死一名酒吧女服务员，7月又潜入护校宿舍奸杀8名女生。后被判终身监禁，1991年死于狱中。——编者注
(6) “山姆之子”（Son of Sam）：原名戴维·理查德·伯科威茨（David Richard Berkowitz, 1953— ），美国连环杀人犯，其每次作案后都留下记号，甚至给媒体写信，一直自称“山姆之子”。其喜欢狙杀约会中的情侣，共先后造成6人死亡，7人受伤，至今仍在狱中监禁。——编者注
第29章 尾声
我们都尽力而为吧，一切已经够好了……就算不够好，它也必须是这样的。
没有失去什么，莎拉。没有什么能失去。
1
又是10月。
莎拉其实很长时间一直在逃避这次行程，但现在不能再拖了。她觉得不能再拖了。她把两个孩子都交给了阿卜拉纳普太太（他们现在有保姆了，那辆红色小平托也已经换掉了，现在是两辆新车，瓦尔特的工资一年有将近3万美元了），独自一人穿过晚秋的骄阳来到博纳尔镇。
她把车停到一条很窄的乡村小路边，下了车，走向另一边的小公墓。一根石柱上钉着一块很小的旧金属片，上面写着“桦树公墓”。公墓被一圈高低不一的石头墙围绕着，地上很干净。5个月前阵亡将士纪念日插上的几个小旗还在，已然褪色了。不久它们就会被积雪掩埋。
她慢慢走着，不慌不忙，微风吹起她的深绿色裙摆，轻轻摇摆着。这一处是鲍登家族各代人的墓地；这一处是马斯腾家族的墓地；这儿，聚拢在一块宏伟的大理石墓碑周围的，是可以追溯到1750年的皮尔斯伯里家族的墓地。
在后墙边上，她发现了一块相对较新的墓碑，上面很简单地写着“约翰·史密斯”。莎拉跪在墓碑旁边，迟疑了一下，把手放到它上面。她的指尖从它光洁的表面缓缓滑过。
2
亲爱的莎拉：
我刚给我父亲写完一封很重要的信，花了近一个半小时才写完。我没有力气再赘述了，因此我建议你一收到这封信，就立刻给他打电话。现在就去打，莎拉，打完电话再继续看……
现在，十有八九你已经知道了。我只想告诉你，最近我常常想起咱们在埃斯蒂游园会约会的情景。如果要我猜哪两件事儿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我会说我赌幸运大轮盘时的运气（还记得那个不停地说“我特想看这家伙输”的男孩儿吗？），还有就是我戴上吓你的那个面具。那本来只是大大的玩笑，但你很生气，我们的约会差点儿就完了。如果真的完了，也许我现在不会在这里，那个出租车司机也可能还活着。不过也有可能，未来根本不会有什么重大改变，一星期、一个月或一年之后，我还是会遭遇同样的厄运。
唉，我们曾有过机会，但最后来了个“00”，我们还是输了。但我想告诉你，我很想念你。对我而言，我心里真的只有你，没有别人，那个夜晚是我们最美好的一个晚上……
3
“你好，约翰。”她低声道。风轻轻地吹过骄阳炙烤的树林，一片红叶飘过明媚湛蓝的天空，悄悄落在她的头发上。“我来了，我终于来了。”
大声说话本来是不好的，对一个坟墓中的死者大声说话是疯子的做派，放在过去她会这么说。但现在她实在抑制不住心中的情感，那种强烈的程度让她喉咙发痛，两只手猛地拍击着。也许对他说话没什么错，毕竟9年了，现在这一切要终结了。以后她要关心的是瓦尔特和孩子们，她将坐在丈夫讲台的后面微笑；无穷无尽的微笑，如果她丈夫的政治生涯真像他预期的那样青云直上的话，星期日增刊中应该偶尔会有一篇以此为背景的报道。从今往后她的白发会逐年增加，因为胸部下垂而再也不能不穿乳罩就出门，她会更注意妆容；从今往后要定期参加班戈女青年会的塑形课，去购物，送丹尼上小学一年级，送贾尼斯去幼儿园；从今往后就是一个个新年晚会和一顶顶可笑的帽子，与此同时她的生活将卷入科幻般的20世纪80年代，她也将步入无法预知的阶段——中年。
她此生再不会去游园会了。
滚烫的眼泪缓缓流淌出来：“哦，约翰，一切都不该是这样的，对吗？结局本不应该是这样的。”
她低下头，喉咙剧烈地抽搐，但没有用。她还是呜咽起来，明亮的阳光变成五颜六色的折光。风，本来如此温暖，有如印度的夏季，而此刻吹在她潮湿的脸上，却好像2月的冷风一样刺骨。
“不公平啊！”她冲着寂静的鲍登、马斯腾、皮尔斯伯里的墓地哭喊。那群静静躺在那里的听众用死寂向她证明着人生苦短、逝者如斯，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能更有意义的了。“噢，上帝，不公平啊！”
那一刻，有一只手抚摸她的脖颈。
4
……那个夜晚是我们最美好的一个晚上，但是我有时还是很难相信，曾有那样的一个1970年，那样的学校大动荡，那时尼克松还是总统，那时没有口袋计算器，没有家用录音机，没有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也没有朋克摇滚乐队。而也有时候，那个年代又仿佛近在眼前，我能一伸手就摸到它，仿佛我只要能抱住你，抚着你的脸蛋或摸着你的脖颈，我就能带你一起走，进入另一种未来，没有伤痛、没有黑暗、没有痛苦抉择的未来。
好了，我们都尽力而为吧，一切已经够好了……就算不够好，它也必须是这样的。我亲爱的莎拉，我只希望你会像我想念你那样想念我。祝一切顺利，全心爱你。
约翰
1979年1月23日
5
她喘着气，挺直背脊，眼睛睁大瞪圆：“约翰……？”
手消失了。
不管它是手还是什么，它都消失了。她站起来，环顾四周，当然什么也没有。但她能看到他站在那里，他双手插在口袋里，那么惬意，不怎么英俊却很愉快的脸上狡黠地笑着，瘦高，安适，靠着一块墓碑，或者一根石柱，又或者是一棵树叶变红的树，带着秋天将要熄灭的火焰。没什么，莎拉，你还在吸罪恶的可卡因吗？
没有其他人，只有约翰；就在这儿的某处，也许他无处不在。
我们都尽力而为吧，一切已经够好了……就算不够好，它也必须是这样的。没有失去什么，莎拉。没有什么能失去。
“还是以前的约翰。”她喃喃道，走出公墓，穿过小路。她站定，回头望去。10月的暖风猛烈地吹，好像满世界都是大片大片的光与影。树木神秘地窸窣作响。
莎拉钻进汽车，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