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着，”我说，“慢着，慢着，慢着。你可得给她治好啊。就跟你给我治一样，用耳机。”
他用近乎蔑视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你以为她的宝贝老爹还会让我靠近她吗？而且她的毛病……她的强迫症……会自己慢慢好的。她没事儿的，随便一个称职的律师都能说服法官她当时神志不清。小小惩戒一下就能放人。”
“看来这对你来说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是吧？”
他耸了耸肩，眼睛还是朝我这边看，但不再是直视我的眼睛：“有时会有后遗症，这没错，但没有像莫尔斯小姐那样砸窗抢劫那么惊天动地的。”
“你是一直在自学，是吧？所有的顾客其实都是你的小白鼠。只是他们并不知情。我也是一只小白鼠。”
“你现在好了，不是吗？”
“是的。”除了偶尔在凌晨时分狂戳自己之外。
“那就请帮我打领带吧。”
我差点儿就不给他打了。我很生他的气——别的不说，他居然偷偷去叫了保安——但我毕竟是欠他的。他救了我一命，这很好。更好的是我现在过上了常人的生活。
所以我给他打了领带。我们完成了表演。事实上，我们完成了六场表演。当博览会闭幕烟花升起的时候，人们哇哇大叫，但远没有“闪电画像师”阿丹表演魔术时喊得那么响。每个女孩儿都梦幻地凝望着大背景上的自己，而我则在Am和E之间换着和弦，我在想，她们中有几个会知道自己已经丧失了一小部分的心智呢。
一个信封夹在门缝里。“昨日重现，又来一遍”，棒球明星尤吉会这么说。不过这次我没有尿床，手术修复的腿也不痛了，没有犯感冒，也没有因为毒瘾发作而紧张痉挛。我弯下腰，把信捡起来，撕开信封。
我的“第五先生”不是那种把离别搞得很伤感的人。信封里装着美国客运铁路的一个火车票信封，上面别着一张信纸。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科罗拉多州尼德兰镇的地址。雅各布斯在下面潦草地写了三句话：“只要你愿意，这人能给你一份工作。他欠我的。谢谢你帮我打领带。查·丹·雅。”
我打开美国客运铁路的信封，里面是从塔尔萨到丹佛的山地快车单程票。我对这张票注视良久，在考虑要不要拿去票务处退款变现，或者坐这趟车，到了丹佛就去找音乐人交流处。不过我得过段时间才能进入状态。我已经手生了，小过门也不行了。还有嗑药的事儿得考虑。人在道上走，哪能不嗑药。雅各布斯说，“闪电画像”两年后就会褪色，我怎么知道我的戒毒疗法会不会两年后就失效？他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那天下午，我打了辆出租车去他在塔尔萨西部租的汽车维修铺。这地方已经被遗弃，剩下光秃秃的四壁。油污染黑的地上连一根电线都找不到。
我在这里出了事儿，我心想。问题是，如果给我重选的机会，我还会不会戴上那副改装后的耳机？我认为我还是会戴上的，不知道为什么，想清楚这个之后，我对这车票也有了决定。我坐了那趟车，到了丹佛之后乘公交车去了那坐落在落基山脉西坡上的尼德兰。在那里，我遇到了休·耶茨，第三次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VII 归来/狼颌牧场/上帝医治疾同闪电/在底特律失聪/棱镜虹光
父亲是2003年去世的，活得比他妻子和五个子女中的两个都久。克莱尔·莫顿·欧弗顿被她那分居的丈夫夺取生命时，还不到30岁。我的母亲和大哥都是在51岁去世的。
提问：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回答：他妈的无处不在。
我回哈洛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乡下的路大多已经铺上，不仅仅是那条通往我家的路和9号公路。我们以前去游泳的地方现在正在建房屋，在离示罗教堂不到半英里的地方开了一家大苹果便利店。不过小镇在一些主要方面还保留着原样。我们的教堂仍然屹立在玛拉·哈灵顿家那条路上（尽管她现在人已经不在了），家后院橡胶轮胎做的秋千还挂在那棵树上。特里的孩子应该玩过那秋千，但是现在他们也长大不玩了；秋千绳也被岁月磨得破损老旧。
我来换条新绳子吧，我心想……不过换来干吗？换了给谁用？反正不是我的孩子，因为我并没有孩子，而且这个地方也不再属于我。
唯一停在车道上的是辆破旧的福特51。它看上去就像原版“公路火箭”，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杜安·罗比肖在罗克堡公路赛上第一圈就把它给报废了。虽然后备厢上贴着德尔科电池的贴纸，用血一样红的油漆漆着数字19。一只乌鸦飞了下来，落在车篷上。我想起父亲曾教我们冲着乌鸦伸出拇指、食指和小指做恶魔手势（没什么用，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爸爸这么说），我心想：不妙，这感觉不对劲儿。
阿康还没到，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夏威夷比科罗拉多远多了，不过特里上哪儿去了？他和他的太太安娜贝拉还在这儿住。那鲍伊家呢？克莱奇家、帕克特家，还有德威特家呢？莫顿燃油公司的旧部呢？父亲在那里老去，但总不至于活得比谁都长吧。
我熄了火，从车里走出来，车子已经不再是我从波特兰的赫兹租车公司租来的那辆福特福克斯了，而是我父亲和哥哥在我17岁生日时送的福特银河66。副驾座位上放着母亲送我的那套精装本的肯尼斯·罗伯茨小说《奥利弗·威尔》《阿伦德尔》和其余几本。
这是一个梦，我心想，是我做过的一个梦。
明白这一点却并没有给我带来解脱，反而更加恐惧。
一只乌鸦栖息在我曾住过的房子的屋顶上。另一只落在秋千系着的树枝上，枝上树皮全部脱落，仿佛伸出的白骨。
我不想走进去，因为我知道屋里有什么在等着我。但我的脚还是拖着我身子往里走。我踏上了台阶，尽管特里曾经给我寄过翻修过后的走廊照片，那是八年还是十年前的事了，脚下那块旧木板——倒数第二级台阶那块，踩上去还是跟原来一样暴躁地嘎吱作响。
他们在饭厅里等着我。并不是所有家人，只是死去的那几个。母亲形同干尸，那年寒冷的2月，她在床上垂死的时候就一直那么干瘪。父亲苍白消瘦，跟他心脏病发作前不久，特里给我寄的那张圣诞照片中的样子差不多。安迪胖得一塌糊涂——我那原本瘦瘦的哥哥中年发福，一发不可收拾。不过他脸上高血压导致的红晕已经褪去，换上了死人的蜡一样的惨白。克莱尔看上去最不成人形。她疯狂的前夫并不满足于杀死她——“她胆敢离开我，我要将她碎尸万段。”她的前夫在自杀之前，冲着她的脸开了三枪，打最后两枪时她已然倒在教室地板上死去。
“安迪，”我问他，“你是怎么回事？”
“前列腺，”他说道，“我本该听你劝的，我的好弟弟。”
桌上是一个发霉的生日蛋糕。我眼看着上面的霜糖拱起，破裂，一只胡椒瓶一般大的黑蚂蚁从里面爬出来。它爬到了我死去哥哥的胳膊上，又从肩膀爬到了他的脸上。母亲转过头来。我能听到她干瘪肌肉扭动发出嘎吱的声响，就像是生锈弹簧支着破旧厨房门的声音。
“生日快乐，杰米！”她说道。声音干涩，全无感情。
“生日快乐，儿子！”爸爸说。
“生日快乐，伙计！”安迪说。
克莱尔转过身来看我，不过她脸上只剩下血窟窿。“别说话，”我心想，“如果你开口，我会发疯的。”
但是她还是开口了，声音从那凝了血块、一口碎牙的嘴里发出来。
“别在那辆车的后座上搞大她的肚子。”
母亲就像口技演员的布偶一样不停地点头，那个腐败已久的蛋糕里继续有巨蚁爬出来。
我想遮住眼睛，但手重得抬不起来。他们绵软地靠在我身侧，我听到背后门廊台阶那块板子发出了暴躁的嘎吱声。而且不止一声，是两声。又来了两个，而且我知道来的是谁。
“别，”我叫道，“别再来了。求你们了，不要再来了。”
就在这时帕特里夏·雅各布斯的手搭在了我的肩上，小跟班莫里双手箍住我的腿，刚过膝盖的位置。
“出事儿了。”帕齐在我耳边说道。她的头发掠过我的脸颊，我知道是从她车祸中掀开的那块头皮上垂下来的头发。
“出事儿了。”莫里表示同意，他还一边还紧紧抱着我的腿。
接着他们开始合唱起来。是生日歌的调子，不过歌词全变了。
“出事儿出事儿……出事儿啦！出事儿出事儿……出事儿啦！出事儿出事儿，杰米呀，出事儿出事儿出事儿啦！”
就在这时我开始尖叫起来。
我是在去丹佛的火车上第一次做这个梦。梦里的尖叫嘶吼在现实中只是喉咙深处的闷哼——这对同车的乘客来说是件幸事。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这样的梦我有过20多次。每次都是怀着惊恐万分的念头惊醒：出事儿了。
那时候，安迪还活得好好的。我开始不断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查前列腺。一开始他只是笑话我，后来开始不耐烦了，说咱爸现在还壮得像头牛，起码能再活20年。
“或许吧，”我跟他说，“不过咱妈早早就死于癌症，外婆也一样。”
“提醒你一下，她俩都没前列腺。”
“遗传之神可不管这个，”我说道，“他们只会把癌症往最热门的地方送。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手指伸进后面吗？10秒钟就完事儿了。只要医生没有两手抱住你的肩，你还担心他夺走你的‘贞操’吗？”
“我到了50岁自会去检查，”他说道，“医生建议如此，我也打算如此，就此打住不要再说了。杰米，我很高兴你回到正轨，也很高兴你在音乐上保住了一份算是个成年人该做的工作。但这不代表你就有权干涉我的生活。我自有上帝看护。”
50岁就为时已晚了，我心想。等你50岁的时候，就已成定局了。
因为我还是爱我哥的（虽然在我看来，他长大后变成了一个挺招人烦的四处传教的人），所以我采取迂回战术，去找他妻子佛朗辛谈了谈。对她我就能说出安迪不屑一顾的话——我有一个预感，并且是极其强烈的预感。拜托你，佛朗辛，请你一定要让我哥去查一下前列腺。
安迪最后妥协（“好让你们俩闭嘴”）去做了PSA筛查。就在他47岁生日后不久，嘴里还不断抱怨说检查靠不住。也许如此，但即便是对我哥这种满嘴跑《圣经》又讳疾忌医的人，检验结果依然无可争辩：PSA指标稳稳是个10。接下来哥哥去了刘易斯顿找了泌尿科医生，做了手术。三年后医生宣布他癌症痊愈。又过了一年后——在他51岁那年——他在给草坪浇水时中风，救护车还没赶到，他就先投入了耶稣的怀抱。葬礼办在纽约上州。哈洛不再有追悼会了，我很庆幸。我梦里回家的次数太频繁了，这是雅各布斯的戒毒疗法造成的长期副作用。我对此毫不怀疑。
2008年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再一次从这个梦中醒来，我在床上又躺了10分钟，身子才重新听使唤。呼吸终于平缓下来，也不再觉得只要张嘴就会不断重复那句“出事儿了”。我提醒自己我戒了毒，而且神志清醒，这才是我人生中最关键的，正因如此我的人生才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现在已不大做这个梦了，而且上一次醒来发现自己拿东西戳自己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次用的是塑料锅铲，零伤害）。这跟外科手术留疤其实是一码事儿，我这么告诉自己，而且通常也能这样说服自己。只有在我刚刚梦醒的瞬间，我能感觉有东西潜伏在梦境的背后，那是一种恶毒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女人。这我当时就能确定。
不过等我洗完澡穿好衣服，梦就已经化作青烟。很快它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体验我有过太多次了。
我在尼德兰的博尔德峡谷大道有一套二楼的公寓。到了2008年，我买得起房子了，但需要贷款，而这是我所不愿意的。对于一个单身汉来说，一套公寓就足够了。床是加大双人床，就跟雅各布斯房车里的一样，这么多年来我没缺过床伴。这些日子，女人是越来越少了，但我也料到了。我很快就要52岁了，用不上几年，再风流的登徒子都难免要变成糟老头儿了。
此外，多攒点儿钱也好。我绝非守财奴，但金钱对我来说也并非全不重要。在展会旅舍醒来、贫病交加的记忆从未离我而去。那个红头发乡下女人把我那张刷爆的信用卡还给我时，她脸上的表情同样让我至今难忘。再试试看，我跟她说。“亲爱的，”她回答我说，“看你这模样我不用试都知道。”
好啊，那你现在再看看我是什么模样，小妞儿，我一边沿着驯鹿路开着我的丰田“4号跑步者”（4 Runner）一边想。自从上次在塔尔萨见到查尔斯·雅各布斯后，我增重了差不多40磅。不过对一个一米八五的人来说，190多磅看上去挺好。好吧，我是有了点儿肚子，上次测胆固醇结果也令人担忧，可是我那时候看上去十足是个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我是永远没法儿去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了，或者跟东大街乐队同台，但我还在弹吉他，而且弹得不少，这是一份我喜欢而且擅长的工作。如果有人连这都不满足，那他就是在自寻烦恼了。所以，杰米，你别去自寻烦恼。如果你碰巧听到佩吉·李唱那首莱贝尔和斯托勒作的忧伤名曲《就只是这样而已？》，那就赶紧换个台，听听摇滚吧。
沿着驯鹿路走了四英里，正要爬坡上山的时候，我在一个写着“狼颌牧场前方二英里”的标志牌处转了弯。我在门卫处输入密码后，把车停进标志着“雇员和艺人”的专用停车场上。唯一的停车场停满的那次就是蕾哈娜来狼颌录制EP（迷你专辑）的时候。那天停在便道上的车更多，一直顶到大门。那小姑娘的追随者还真不少。
“星灿佩甘”（真名希拉里·卡茨）两小时前估计已经给马喂了食，但我还是去了趟双排马厩，给它们喂了点儿苹果片和胡萝卜块。它们大多高大健美——我有时觉得它们就是长着四条腿的凯迪拉克高级轿车。我最喜欢的那匹却像是辆破旧的雪佛兰。巴特比，一头长着斑纹的灰马，没有血统可言，我当年拿着一把吉他、一个旅行包，紧张兮兮地来到狼颌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这儿了，而且那时候它年龄就已经不小了。它的大部分牙齿很多年前就像《蓝色绒面鞋》一样消失不见了，但它还是用仅存的牙齿嚼着苹果片，下巴懒洋洋地左右磨。它那双温驯的黑眼睛没有离开过我的脸。
“好家伙，巴特，”我说边说边摸着它的口鼻，“我就喜欢好家伙。”
它点点头，仿佛明白我的意思。
“星灿佩甘”——好友称她佩奇——在用围裙兜着饲料喂鸡。她没法儿挥手，于是朝我大喊一声“嗨”，接着哼起《土豆泥时间》的头两句。我跟着她一起哼起这首歌后两句：这是最新的，这是最棒的，诸如此类。佩甘以前是唱和声的，在她的鼎盛时期，她的歌喉就像“指针姐妹”组合中的一个。不过她抽烟像烟囱一样凶，到了40岁时，她嗓子听上去更像在伍德斯托克演出的乔·库克了。
1号录音棚门关着，里面黑着灯。我开了灯，看了看公告牌，查看当天的安排。一共四场：10点一场，2点一场，6点一场，还有一场9点的，估计要一直录到午夜。2号录音棚也安排满了。尼德兰是坐落在西坡上的一个小镇，人烟稀少，不足1500个固定住户，但却是个音乐重镇，影响力跟地方大小完全不成比例，汽车保险杠上常看到的“尼德兰！纳什维尔在此发狂！”可不是吹出来的。乔·沃尔什在狼颌1号录音棚录了他的第一张唱片，那时候这地方还是休·耶茨他爹来经营的，约翰·丹佛在狼颌2号录音棚录制了他的最后一张唱片。休有一次给我放了一段丹佛录音剪掉的片段，他跟乐队在聊他刚买的一种实验飞机，好像叫Long-EZ。听得我起鸡皮疙瘩。
市区里有九家酒吧，一周七天随便一晚你都能听到现场音乐。除了我们这儿之外，还有三家录音棚，不过狼颌牧场是最大的也是最好的。那天我怯生生走进休的办公室，跟他说是查尔斯·雅各布斯让我来的，墙上至少挂着两打照片，包括艾迪·范·海伦、林纳德·史金纳德、艾克索·罗斯（全盛时期）和U2。不过他最骄傲的一张，也是唯一一张自己出镜的，是“斯特普尔斯歌者”的那张。“梅维丝·斯特普尔斯真是个女神，”他跟我说，“全美最棒的女歌手。没有人能望其项背。”
我在道上赚出场费那些年也录制了不少廉价单曲和糟糕的独立专辑，但从没上过大唱片公司，直到那次我在尼尔·戴蒙德（NeilDiamond）的录制中补一个节奏吉他手的缺，那个吉他手得了“接吻病”。我那天吓坏了——可以想象我头歪向一边吐得吉他上到处都是——不过之后我在很多录制中弹过吉他，大多数是补缺，但有时候是有人点名要我。给的钱说不上多，但也绝不吝啬。周末我跟室内乐团在当地一家名叫“科姆斯托克矿脉”的酒吧演出，偶尔也在丹佛走穴。我还给有志于走上音乐道路的高中乐手上音乐课，那是休的父亲死后，休做的一个暑期项目，叫作“摇滚原子”。
“这我做不来，”休建议将此加入我职责范围时我极力推辞，“我又不识谱！”
“你不懂的是五线谱，”他说，“但吉他谱你是认得的，这些娃关心的就只是吉他谱。这些娃只想学这个，这对我们和他们来说都是件幸事。这里不是搞西班牙吉他独奏的地方，老兄。”
他说的没错，等我不再害怕后，其实还挺享受上课的。其一是它让我回忆起“镀玫瑰”。另一点……或许说来惭愧，我感觉教这些孩子能给我一种快乐，就跟我早晨给巴特比喂苹果片和抚摸它的口鼻一样。这些孩子只想要摇滚，而且一旦他们掌握E和弦大横按，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到。
2号录音棚也是黑的，不过莫奇·麦克唐纳忘了关调音台。我把东西全关掉，记着要跟他讲讲这事儿。他是个调音好手，不过吸了40年大麻，脑子不记事儿了。我的吉布森SG吉他跟其他乐器都调好待命，因为那天晚些时候我会跟当地一个叫“我想我要”的乡村摇滚组合弹一个试音。我坐在小板凳上，不插电弹了十来分钟，弹着《高跟运动鞋》和《施放我的法力》，只是热热身。我现在比我在道上的岁月要强多了，但我永远成不了克莱普顿。
电话铃响了——在录音棚里不是真的响，只是边缘亮起蓝灯。我放下吉他，接了电话。“2号录音棚，我是柯蒂斯·梅菲尔德[5]。”
“柯蒂斯，阴曹地府快活吗？”休·耶茨问道。
“就是一片黑。好处是我的瘫痪治好了。”
“真不错。到大房子来，我有东西给你看。”
“老兄，我这儿半小时后还有人来录音呢。我记得是搞西部民谣那个长腿妹子。”
“莫奇会帮她安排好的。”
“他哪儿行，他人都没到。而且他忘了关2号录音棚的调音台，不是第一次了。”
休叹了口气。“我会跟他谈谈的。你过来就行。”
“行，我来。不过，休，这事儿我自己跟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成不？”
他笑了。“我有时想，当初我雇的那个愁眉苦脸一声不吭的家伙上哪儿去了，”他说，“来吧，看了会吓你一跳的。”
那座大房子是个四面延展的牧场，休的林肯大陆款老爷车就停在转角处。那家伙什么耗油的都想买，反正他花得起这钱。虽然狼颌牧场的入账只略微高于出账，不过耶茨家族老一辈在蓝筹股里投了大把钱，而休是家族的最后一支——他本人离过两次婚，两次都签了婚前财产协议，无儿无女。他养马、养鸡、养羊，还有几头猪，不过都只是兴趣而已。他收集轿车和大引擎皮卡车也是出于兴趣。他关心的是音乐，而且为之用心很深。他自称曾经是乐手，不过我没见他吹过小号或弹过吉他。
“音乐事关重大，”他有一次跟我说，“流行小说会消失，电视节目会消失，我敢打赌你说不出过去两年看过哪些电影。但音乐会流传下去，包括流行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你大可以鄙视《雨点打在我头上》，但50年后还有人在听那破玩意儿。”
要回忆起我跟他初次见面那天并不难，因为狼颌看上去几乎一样，连停在前面的那辆后座带壁板小窗的午夜蓝的林肯老爷车都没变。只有我变了。1992年秋的那天，他来门口接我，握了我的手，引我到他的办公室。他一屁股坐到办公桌后面的高背椅上，那办公桌大得足够停下一辆派珀（Piper Cub）单螺旋桨飞机。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时心里很紧张，等我看到墙壁上一张张名人的脸望着我时，我嘴里干得像棉花一样。
他上下打量着我——一个穿着脏兮兮的有AC/DC乐队标志的T恤衫的访客，下身的牛仔裤更脏——然后说：“查理·雅各布斯给我打了电话。这些年我一直欠老牧师一个很大的人情。这人情是我无以为报的，不过他说你可以把这个人情给抵了。”
我站在办公桌前，张口结舌。给乐队试音我懂，但这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他说你以前是瘾君子。”
“是的。”我说。要否认也是白搭。
“他说是海洛因。”
“对。”
“不过你已经戒掉了？”
“对。”
我以为他会问我戒掉多久了，不过他没问。“坐下，别愣着。来杯可乐吗？啤酒？柠檬水？还是冰茶？”
我坐下来，但不敢靠着后背放松：“冰茶听起来不错。”
他拿起办公桌上的对讲机：“乔治娅？亲爱的，来两杯冰茶。”然后对我说：“这是一个牧场，杰米，不过我所关心的是那些背着乐器来的牲口。”
我试着微笑，但感觉很白痴，于是放弃了。
他似乎没注意。“摇滚乐队、乡村乐队、独奏艺人。这些人是我们的生计来源，我们也给丹佛电台录制商业广告歌曲，以及每年二三十本有声读物。迈克尔·道格拉斯在狼颌录了一本福克纳的小说，乔治娅都要尿裤子了。他是那种平易近人的公众人物，不过哎哟妈呀，在录音棚里那叫一个较真。”
我想不出什么回话，只好保持沉默，等待冰茶。我的嘴里干得就像沙漠一样。
他往前探了一下身子。“你知道牧场最需要什么吗？”
我摇摇头，不过还没等他进一步阐明，一个年轻漂亮的黑人女子用银托盘端来两高杯堆满冰的冰茶，每杯各有一小撮薄荷。我往茶里挤了两片柠檬，但没放糖。我嗑海洛因的那些年里，吃糖吃得特别凶，不过自从在修车铺里戴上耳机那天起，任何甜味儿都让我发腻。离开塔尔萨不久后，我在餐车上买了根好时牌巧克力棒，发现我根本吃不下去，光闻着那味儿我就想吐。
“谢谢，乔治娅。”耶茨说。
“乐意效劳。别忘了今天有访客，两点开始，莱斯可指望着你呢。”
“我记住了。”她走出办公室，轻轻关上门，休回过头来看着我，“每个牧场都需要一个领班。狼颌牧场这里负责农牧方面的是鲁珀特·霍尔。他一切都好，不过负责音乐方面的领班正在博尔德社区医院康复。莱斯·卡洛维，对这名字有概念吗？”
我摇摇头。
“那‘冲浪板好兄弟’呢？”
这个我有印象。“一个器乐组合对不？冲浪音乐，有点儿像迪克·戴尔和他的德尔音调（Del-Tones）乐队？”
“没错，就是他们。有意思的是他们都来自科罗拉多州，距离两边大洋都远得不能再远了。出过一首榜单前40名的，叫《阿隆纳·阿娜·卡亚》（Aloona Ana Kaya）。这是一句蹩脚的夏威夷话，意思是‘让我们做爱吧’。”
“对，我记得那首。”当然记得，我姐放了不下10亿次。“就是那首全程有个女人在笑的歌。”
耶茨咧嘴一笑：“他们一炮而红，出了一首人气单曲，靠的就是那笑声，把那段笑声录进去的老家伙就是我。其实也是事后才知道，当时是我父亲在经营这里，那个笑个不停的姑娘也在这儿工作，就是希拉里·卡茨，不过她现在管自己叫‘星灿佩甘’。她现在是头脑清醒了，不过那会儿她吸食笑气吸上瘾，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我就是在录音间里录了她的笑声——她完全不知道。这一笑火了那张唱片，他们花了7000美元把她请进乐队。”
我点点头。摇滚的史册里写满了类似的意外走运。
“反正‘冲浪板好兄弟’巡演了一次，然后散伙两次。你知道那些事儿不？”
我当然知道，还亲身经历过。“破产了，就散伙了。”
“嗯哼。莱斯回老家，给我打工来了。他监制出的作品比他自己弹的好太多，他是我音乐方面的领班，干了有15年了。查理·雅各布斯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想着让你当莱斯的替补，边学东西边赚钱，偶尔玩玩演出，诸如此类。我还是这想法，不过你可得抓紧学了，小伙子，因为莱斯上周心脏病发作，据说会好起来的，不过体重会减不少，还得吃一堆药，他说准备过一年左右就退休。我还有足够时间来看你行不行。”
我简直恐慌：“耶茨先生——”
“叫我休。”
“休，艺人和作品这块我是一窍不通。我唯一去过的录音棚就是我跟乐队一起按小时收费的那种。”
“大多是主音吉他手的溺爱父母在给孩子埋单，”他说，“要么就是鼓手的老婆，一天八小时在餐厅端盘子，站得脚痛就为了拿点儿小费。”
没错，基本就是这样。直到当老婆的醒悟过来，把老公扫地出门。
他往前靠了一下身子，双手握起来：“你要么学得会，要么学不会，老牧师说你能行，我有这句就够了。不行也得行，我欠他的。你现在要做的就只是给录音棚开灯，记录‘艺点’就好，这个你懂吧？”
“艺人钟点。”
“嗯，晚上把东西锁好。我这儿有个家伙，可以在莱斯回来之前带你一下，他叫莫奇·麦克唐纳。他做对做错的地方你都多加留心，一定能学到不少，不过无论如何别让他拿着日志。还有一件事儿，你要是想抽点儿大麻，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只要你按时上班，不惹出什么乱子就好。不过如果让我听说你又吸海洛因……”
我看着他的双眼：“我不会走老路的。”
“说得勇敢，不过这话我听多了，好几个说过这话的人现在已经不在了。不过有些人确实说到做到了，我希望你是后者。丑话说在前：你要是复吸，就给我滚蛋，欠不欠人情都一样。清楚了吗？”
清楚。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