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沥川，”我轻轻抚摸他的脸，“这是大年三十。我爸爸不要我，我姨妈不需要我，而你，孤身到异乡，为了我，从厦门飞北京，从北京飞昆明，我最应该陪的那个人，是你。今晚，就算我爸找到这里，把我大卸八块，我也要和你在一起。你的，明白？”
他悠悠地笑了，攲身过来，吻我的脸和额头。
“唔，你喝酒了？”我嗅到一丝酒气，还有，他一向冰凉的手，是烫的。
“一点点，啤酒。”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
“你在发烧？多少度？”
“可能有一点，没量过。”他拿开我的手。
我正想说话，汽车驶过一个月亮形的小湖，缓缓停在一座华灯四射的大厦面前。
招牌上四个大字：翠湖宾馆。
宾馆的大厅有足球场那么大，四面放着考究的沙发，沙发背后种着竹子。我一路跟着他上电梯，进了他的房间。
那是一个套间，中西合璧，极尽奢华舒适。他替我脱下外衣，挂进衣柜。
“是秘书给你订的这家宾馆？”我问。
“是她订的。不过，我也是慕名而来，听说这里的套间设计出自I. M. Pei之手。”
“谁是I. M. Pei ?”
“贝聿铭老前辈，”他说，“我格外喜欢他的内庭采光，而且，我也喜欢玻璃。”
显然，这句话我听得半懂不懂，他笑了笑，解释：“城市的摩天大楼像一只只空间巨兽，只有玻璃可以把它们藏起来。”
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三个二十一寸的苹果显示屏，另一张桌子上有一幅巨大的设计草图，旁边是几个空空的啤酒瓶。桌下是他的轮椅，碳纤维框架，非常轻便，折叠起来不到十三磅。椅垫是根据他的身体特制的。沥川绘图有时需要坐很长时间，只有坐在这张轮椅上，才不会太累。
我在想，每次旅行，他一个人走路都够难的，还要带上这些东西出入机场，是不是格外不方便。
“你的手提不够用吗？”我问，“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的显示器？宾馆连这个都提供吗？”
“不提供，”他说，“我不喜欢看小的显示屏，这些都是我在这里买的。”
“可是，要是带走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我不带走，用完了就捐给宾馆。”
“这个…太浪费了吧？”
“不算浪费，如果能用它弄出好的效果图的话。”他眨眨眼，“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工什么，器什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是这句。”他斜倚墙边，看着我。
“什么时候到的昆明？”
“你爸一骂我，听那架式好像你遇到了麻烦，我第二天就来了。”
“那么，”我说，“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这里，有半个月了。”
“反正我也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图要画。住哪里都差不多。”他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大不了。
我去洗澡，出来，没衣服换了，只好穿他的衬衣和短裤。趁这当儿他去订了一份晚餐，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都不知道是些什么菜。
“三十晚上，你通常会做些什么？嗯？”他从身后圈手过来吻我。
“吃完年饭，到我外婆家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不喜欢看电视。电视太吵。我们一起读书，好不好？”他文绉绉地说，“我的包里有一本哈姆雷特。”
沥川一向不这么酸的啊。这是怎么了。我觉得他的脸很烫，呼吸也很烫，手还是热。于是，我说，“什么哈姆雷特，瞧你这样胡言乱语的，你一定发烧了。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不看医生，医生难看。你洗完澡好香，我就要看你。”他让我坐在床上，自己拿着毛巾，一缕一缕地，替我擦干头发。
我探手到他的腰间，解开他的系绊，隔着衣物吻他，他的小腹滚烫，身体迅速起了反应。
我抬手，去解他的衣扣：“站了那么久，累不累？坐下来吧。”
他按住了我的手。
“怎么了？”
“我身上过敏，长了不少大包。你别看了。”他终于说。
我吓了一跳：“过敏？”
我推开他的手，掀开衬衣。
然后，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身上长了很多红色的包，个个有铜钱那么大。除了上身，手臂和腿上也有。我脱掉他的紧身短裤，发现受伤的那侧身体也长着两个，一前一后。
“这么多啊！你看过医生了吗？吃过药了吗？”我着急了。
“宾馆里有医生，还是名医呢。我对很多药物过敏，不敢随便吃药。他给了我一种软膏，让我每天擦三次。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床上有虫子。他们给我换了一间房，还是长包。我想，这是五星级的饭店，床上用品应当是严格消毒过了的。所以也就不再找他们理论了。也许就是水土不服。”
“这种包你以前长过吗？”
“我是过敏性皮肤。不过，”他说，“确有一次，我长过类似的大包。突然来，一夜长了一身，持续了几天，又突然消失了，一个也不见。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懒得看医生。”
我让他坐下来，坐到被子里：“那么，你还记不记得，那次你干了什么，引起了这样的过敏？”
他想了想，摇头：“那次我参加了一个莎士比亚的reading club。我们几个同学经常一起朗诵诗歌。后来，学校搞了个文化节，club 里面的人踊跃报名，要表演一段戏剧。那天我不在，他们把我的名字也报了上去。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学生文化节，戏剧表演定在学校大礼堂。我演哈姆雷特，观众有一千多人。我紧张得要命，第二天就长了一身这样的大包。”
我忍不住想笑：“沥川，从我认识你的第一天起，你就是个很自信的人。人长得好看，声音也好听。我不相信你会紧张。”
说完这个，我想起了什么，连忙问：“对了，那个时候，你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
他看着我，气不打一处来：“这还用问，要是有两条腿，我还会紧张吗？而且我的同学还建议我最好不要拿手杖。他们说，我可以一条腿滑雪，就可以一条腿走路。”
“What! 你…你可以滑雪？”
“Trust me,”他说，“跳舞可能需要两条腿，滑雪一条腿就够了。以前我每年冬天都回瑞士滑雪。去年还滑过哪，高山大雪坡，感觉特豪放。”
“沥川同学，你…你不要命啦！”我听得心咚咚地跳，又是羡慕，又是崇拜。
“要不，你跟我回瑞士，我教你滑雪。”他搂着我，搂得紧紧的，“在这里，我要等你到二十岁才可以结婚。在瑞士，十八岁就可以了。”
他自个儿说着说着，美滋滋地笑起来了。
我拧他的手：“明白了。我爸骂了你一顿，你紧张了，就长出这一身的大包来。这就是压力呀。哥哥，我给你泡柠檬茶，我给你涂药，我给你按摩，我给你解压，好不好？”
他低声说，“卫生间里有保险套，咱们还是来点实质性的吧。”
沥川拒绝脱掉衬衣，说一身红包影响美感。隔着薄薄的衣物，我们身体紧紧契合，轻轻碾动，迅速被情欲淹没。我们在近乎窒息的纠缠中进入高潮。那一刻，他的身躯紧绷着，在我的怀中轻轻颤抖。
我们分头洗了澡，他老老实实地趴在床上，让我给他涂药。
全部涂完后我汇报成绩：“前面十三个，背后十五个。一共二十八个大包。为防止化脓感染，你不可以戴假肢。还有，” 我看了看耳温计，“你在发烧，三十九度五。这种时候还做爱，王先生，你当真欲火焚心。”
我独自到楼下的医务间给他拿了退烧片和一包消毒用的棉签。吃了药，他沉沉地睡了，到了夜半，他要爬起来。我一把按住他，“我去拿。”
我找到冰箱，拿出奶瓶，检查有效日期，过期一天。我只好穿上自己的衣服，到一楼服务台去打听哪里可以买到牛奶。
“小姐，我能帮您什么吗？”服务员忙着接听电话，一位保安走过来说，一脸严肃，神色警惕。
我猛然想起我身上穿的还是白天骑自行车时的衣服。一条被尘土染成黄色的牛仔裤，一件紧身黑色羊毛衫。头发没梳，乱糟糟的。一副失足少女模样。被这金碧辉煌的大厅一衬，在那保安的眼里，就像一只灰溜溜的过街老鼠。
可是，我是谁？我爱学习、爱劳动、爱生活、爱沥川，我是祖国美丽的花朵！
想到这里，我的胸挺得笔直，拿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目光，睥睨他：
“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脱脂鲜奶？”
保安根本不理这茬，反而问：“小姐住哪间房？”
“709。”
“宾馆提供二十四小时全职服务。想要什么，一个电话就可以了。”他打量我，口气中有一丝嘲讽。住在这里的客人，不会连这个也不知道。
“哦，是吗？那我回去打电话好了。”我转身想走，他拦住了我。
“小姐，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证吗？”
“没带。”
“跟我来一下。”他不客气了，连“请”字都不说了。
我心里暗暗紧张。我未满婚龄，和沥川也不是夫妇，怎么能同住一房呢。给人抓了，说也说不清啊。
我只好跟着他来到前台。
他问一个工作人员：“小秦，709号房住的是哪一位客人？”
那人查了一下计算机，答案出乎我的意料：“是一位小姐，谢小秋。”
保安打量我：“你，是谢小秋？”
“是。”
另一个人正在旁边打电话，听见我的名字，连忙走过来圆场：“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小姐，对不起。老蔡，我来解释一下。是这样，几个小时前，709号房的王先生打电话过来，说他的女朋友今晚会住进来。他则搬到隔壁的708号。已经办过了手续。”
保安怔了一下，怀疑：“怎么来了新客人，反而要住旧房间？”
工作人员说：“是这样。王先生说，他希望把临湖的那间房让给他的女朋友。”
“对不起，谢小姐。”保安很拘谨地给我道了一个歉。然后，他让我等着，很殷勤地跑到二楼餐厅，替我拿来了一大盒脱脂鲜奶。
我回到房间，地灯暗幽幽地闪着。沥川在黑暗中瞪着大眼看着我。
“怎么去了那么久？”他说，“忘了告诉你，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喝完牛奶，我继续给他量耳温。三十九度五，一点也没退。床单衣裳都汗湿了。
我给他换衣裳，换床单，然后去冰箱拿冰块，拿毛巾，给他降温。
“去睡吧，我没事。”他在黑暗中说，嗓子哑哑的。但他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生怕我会溜走。
“沥川，你可别生病，一病就是一个半月。”我坐在床头，把冰块装进密封袋里，用毛巾包着，压住他的额头。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好。
不知道坐了多久，他迷迷糊糊地问我：“为什么没听见新年的钟声？”
“钟你个头啦，现在都凌晨四点了。”
“那我先给你拜个早年吧，小秋同学。”说完这话，他又翻了一个身，我赶紧在他的腰下塞了一个枕头。他终于睡着了。
沥川一直睡到十点才睁开眼。而我，在他体温下降之后，睡了三个小时。在三个小时中，我胡乱地做梦。次次梦见沥川。这人就睡在我身边，我还要梦见他，我怀疑我自己，是不是太色了一点。
最后，我完全醒了，一睁眼，看见他已经洗了澡，披着浴衣坐在床上看我。
“梦见什么了，脸笑得跟一团花似地？”他笑眯眯地说，“报告你两个好消息：第一，我的烧完全退了，体温正常，三十七度一。第二，那些大包不见了，来无影，去无踪，就像从来没长过一样。”
还用他来报告，我临睡前已经把他的全身检查了一遍，我坐起来，补充：“第三，你腰上的那两个包还在原处，你还是不可以戴假肢。”
“能不能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轻轻说，“对不起，弄得你一夜没睡。我发誓，我很注意保养，也很注意锻炼，其实很少生病的。”
“我也是。”我得意洋洋的说：“能吃，能喝，能睡，能玩儿，充实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吃过早餐，沥川陪我到附近的商场买了换洗的衣服和鞋子。我给姨父姨妈买了她们最爱喝的糯米茶，给豆豆买了玩具，给珠珠姐买了化妆品。沥川将我送到姨父工厂的宿舍区门口，他拿着双拐，跳下车，替我开门。
我拉着他的手不放：“跟我去见姨妈吧，我姨妈比我爸好说话。她一定会喜欢你的。”
他想了想，说：“下次吧。”
他把我送进大门，站在一棵树下，把我买的那些礼物交给我：“别呆得太久，吃完了饭就溜回来，好不好？我带你逛昆明。”
“哥哥，是我带你逛，还是你带我逛？”
“我带你逛。枉称云南人，到了昆明，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他说。
我依偎在他怀里，不肯走。
“走吧，早去早回。”他伸手过来，帮我系紧风衣的带子。
“好吧。”我恋恋不舍，依然仰头凝视他的脸。
他垂下头，在我的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然后推了推我，说：“我觉得，我们好像被围观了。”
我转过头，看见七个人，整整齐齐一排，站在离大门不远处，瞪大眼睛看着我。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拿着一个大菜篮子，里面装着一条大鱼。
那辆奔驰就停在他们旁边。
我举起手，向众人“嗨”了一声：“姨妈！”
17
昆明号称春城，其实冬天还是很冷，不是北方的那种冷，是湿冷。
我和沥川穿的是一模一样的衣服：灰色高领毛衣，牛仔裤，旅游鞋，外套一件深蓝色的风衣。沥川说，这种打扮，走到路上，一看就是一对情侣。其实，除去手中那根无法离开的手杖，沥川穿任何衣服都像香水广告的模特。而我，走在大街上，对着玻璃孤芳自赏，自诩有两分姿色，和沥川的相比，就太普通了。我都不大好意思和他走在一起。
因为担心过敏会引起皮肤感染，沥川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没有戴假肢。他在自己的blackberry上计划了我们一天的日程：早上去官渡古镇吃小锅米线，购物，从姨妈家回来去大观楼，莲花公园，有力气的话爬一下西山。晚上去金马坊，到驼峰酒吧喝酒，去LDW吃米线。沥川的一大特色是，他每天早上起来，洗漱完毕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个“To do list（今日要事）”，并时时检查他的各种计划：周计划、月计划、年计划、五年计划，自认为是个很会安排时间的人。
沥川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学中文喜欢偷懒。比如在路上，如果看见什么招牌是英文的，哪怕是拼音，他就不记中文了。我问他，什么是LDW？
“老滇味啊！”他得意，觉得比我更云南。我晕。
我姨妈捧着大菜篮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姨父只是莫衷一是地笑笑，我知道他比较好对付。剩下两位表姐和姐夫，袖手旁观。小男孩豆豆，东张西望。
“姨妈，这是王沥川。我的…”我舔了舔嘴唇，“朋友。”
沥川微微颔首：“姨妈，您好。”
我不得不说，此时的沥川目光深邃，神态矜持，气质清贵，言语坦荡，给人一种摄人的魄力和压力。
我姨妈打量着他，半天，点了个头，没有说话。
倒是我姨父开了口：“明白了，你这丫头就是为了他，和你爸大闹了一场。大年三十，离家出走。”
我脸皮挺厚地点点头：“姨父，我买了您喜欢的糯米茶。”先找软的捏，个个攻破。
“哎呀，又要你破费。”姨父不顾姨妈铁青着脸，笑呵呵地。看样子他还想再说两句缓和气氛，刚要张口，姨妈生生打断他：“小秋，外面挺冷，到屋里坐去吧。” 她指示我表姐夫：“小高，你帮小秋提下东西。”
她的话里，完全没有邀请沥川意思。
立时，我的脖子有些发硬，伸手将沥川一挽：“不了，姨妈。我和沥川还有点事，改天再来给您拜年。”
自从我妈去世，姨妈在我们家，就有特殊的权威。我爸常常把她看作是我妈的一道影子，对她是又亲又敬。可是，我骑了十个小时的自行车从个旧跑出来，不是为了让沥川站在我姨妈面前，忍受耻辱。
沥川将我的手轻轻一捻，淡淡的说：“小秋，好不容易来趟昆明，应当看看姨妈。我下午再来接你。”
然后，他平静地对所有的人都笑了笑，说：“祝大家新年快乐。” 说罢，放开我的手，走向自己的汽车。司机不知何时已经悄悄地站了出来，为他拉开车门。
就在这时，我姨父忽然大声道：“等等，王先生。难得来趟昆明，请和小秋一起上来喝杯茶吧。”
珠珠姐趁机说：“是啊是啊，我们买了很多菜，一起吃个便饭吧！”
我姨妈对这两个吃里扒外的人怒目而视。
大家一起走到宿舍门口，我姨妈看着沥川，说：“王先生，楼上不好走，你需要人背你上去吗？”
“不需要，姨妈。”沥川说，“您先请。”
除掉话音里的挑衅，姨妈其实说的是实话。她家住七楼，楼梯又窄又陡，每层楼的转弯处还堆满了杂物。就是常人上楼都不停地变换身子才得通过。就是这种房子，当年我姨父若不是凭劳动模范的资格，还分不到。
自家人熟门熟路，只听见蹬蹬蹬几声，我姨妈、姨父、表姐、豆豆、表姐夫们都不见了。剩下我陪着沥川，一步一级，慢慢往上走。到了三楼，沥川倚着墙壁，稍稍休息了一下。他说：“你别老站在我后面。万一我摔倒，你岂不是要跟着跌下去？”
我说：“我就是要跟在你后头。万一跌倒了，还可以拦着你。”
他没再多说，用拐杖点了点楼梯，示意我先上去。
没办法，我只好走在他前面去。继续陪他往上走。
走到六楼，我一眼瞥见他鞋带有些松，正打算弯腰下去替他系好。他拦住我：“我自己来。”
“这个也跟我抢？”我白了他一眼。三下五除二，把绳结拉得死死的。
“上次你这么一系，害得我只好用剪刀剪开。”他嘀咕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