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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姚枢：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其先祖原为中原人，作为后唐使者出使契丹时，因故留居其地。后金兴辽灭，姚枢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金朝担任中下级官吏，其家辗转回到中原。姚枢生长于洛阳，金朝末年，其父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金朝末年，蒙古军破许州城，姚枢到燕京投靠故人宋九嘉。宋九嘉将姚枢推荐给蒙古显贵杨惟中（原为金统治下的汉人，父母在金蒙战争中遇难，年幼的杨惟中也被蒙古军掳走。蒙古大汗窝阔台意外看中了杨惟中，收为养子。杨惟中成人后深为窝阔台器重，后接替耶律楚材，以中书令行使宰相职权）。杨惟中与姚枢交谈后很是喜欢，将其引荐给蒙古大汗窝阔台。那时漠北没有汉人士大夫，窝阔台“喜其来，甚重之”，留姚枢在身边数年，姚枢由此得到信用。四十岁时，姚枢一度辞官归隐，到五十岁时，因忽必烈派人持书诚恳征召，又重新出山。忽必烈即位后，姚枢以藩府旧臣预议朝政，参定一代制度，官至翰林学士承旨。
[22]窦默：初名杰，字汉卿，后改名，字子声。金末时，蒙古杨惟忠召集学者讲学。窦默应召北归至大名（今河北大名），与姚枢、许衡等讲理学。忽必烈为藩王时，曾召见窦默询问治国之道，使其皇子皆从之学。忽必烈即位后，任命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窦默曾跟随名医李浩学铜人针法，是中国针灸史上的名家，其“流注八穴”“补泻在于手指”“莫如用针”“气至沉紧”等针灸学说，对后世针灸医家颇有影响。
[23]许衡：字仲平，号鲁斋，世称“鲁斋先生”。怀庆路河内县人。自幼勤读好学，之后为避战乱，常来往于河洛之间，从姚枢处得“二程”及朱熹著作，与姚枢及窦默相讲习。元宪宗四年（1254年），许衡应忽必烈之召出任京兆提学，授国子祭酒。忽必烈即位后，许衡奉命与徐世隆定朝仪、官制。后拜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又领太史院事，与郭守敬修成《授时历》。
[24]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并称为“东宫三师”，为虚衔，虽无实职，但在地位上是高过丞相的，一旦许衡等人接受官职，便不可能再担任中书省平章政事、丞相之类的官。
[25]早在李璮起兵一年前，济南府行军万户张宏就向忽必烈告发李璮勾结王文统，可能会有异动，建议罢免王文统，另外派人替代李璮之位。当时忽必烈人在开平，接到奏章后一月，便特诏王文统赴开平述职。但王文统实在能干，一切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忽必烈听过奏报后，大力肯定了王文统的工作，又下命将王文统拟议的各种条款诏告各路，遵照执行。开平召见之后，忽必烈陆续往中书省增置了几位丞相，只不过这些人名义上是王文统上司，实际上并未真正进入中书省工作。足见因万户张宏告发，忽必烈心中已对王文统有所疑虑，但又得倚靠仗对方才干治国，反复权衡之下，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信任王文统。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忽必烈见到“期甲子”一信后如此愤怒的原因，甚至在处死王文统父子之后，还亲下诏书公布王文统的罪状。
[26]色目人：西域和中亚一带的各族人被统称为“色目人”，以经商理财见长。蒙古贵族因蒙古人不善商贾，素来把银两委托给色目人代为经商放债，借以获取利息。
[27]秀才：指汉人官员。
[28]察必出自蒙古弘吉刺部（即成吉思汗大皇后孛儿台出身部落），容颜美丽，且禀性聪明，善于审时度势。元宪宗九年（1259年），忽必烈征伐南宋时，渡江围攻鄂州，恰逢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钓鱼城下去世，忽必烈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欲自立为大汗。察必听说后，秘密派人快马报告给忽必烈，忽必烈这才火速撤军北归，抢先继承汗位。忽必烈即位后，察必被立为皇后，后受册封，上尊号为“贞懿昭圣顺天睿文光应皇后”。元代册封皇后的礼仪，自察必开始。察必曾于太府监支用缯帛表里各一，忽必烈很不高兴，说：“这些东西均是军国所需，非私有之物，皇后怎可任意支取？”从此以后，察必亲率宫女进行纺织，将旧弓弦的丝织成绸缎以做衣服。宣徽院的羊皮置之无用，她取来缝为地毯，由此得了“性俭素”的好名声，越发为忽必烈喜爱。蒙古帽本无前檐，忽必烈常感到阳光耀眼，并将此事告诉察必，察必便在帽子上加上前檐，忽必烈大喜，遂成为蒙古帽的定式。察必又为忽必烈制衣一件，没有衣襟，没有领袖，后长前短，有两根带子，名曰“比甲”，便于骑马射箭，当时人皆仿效之，成为时装。
[29]当时中书省下面机构没有六部，只有两部，称为左部、右部，左部是吏户礼三部的混合，右部是兵刑工三部的混合。两部各设尚书二人，侍郎二人，郎中四人，员外郎六人。阿合马所担任“领中书左右部事”，是左、右两部的最高长官，官阶次于参知政事，是“事务官”，不是“政务官”，但很有实权。
[30]元世祖忽必烈共有12子（一说10子或11子），长子朵而只早卒，因此一般以真金为长子。
[31]海云：山西宁远人，俗姓宋，法名印简，海云是其号。自幼出家为僧，十一岁已能升座演法，曾被金宣宗赐以通玄广惠大师之号。金贞祐五年（1217年），木华黎攻陷宁远，海云与其师父中观都被蒙古人俘虏，带往漠北。后海云接受了成吉思汗给他的“寂照英悟大师”的封号，归附蒙古。此后的蒙古统治者对他都十分敬重，如窝阔台汗赐以“称心自在行”；贵由汗颁诏，命师统僧，赐白金万两，此为蒙元帝国命僧官主持全国佛教事务之始；蒙哥汗即位后，授海云银章，领天下宗教事。由于海云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有极高的地位，他一生的活动对元代临济宗乃至整个元代佛教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32]此段故事可参见吴蔚小说《钓鱼城》。
[33]忽里台大会：该制度起始于成吉思汗，是蒙古帝国建立前及建国初期，推选大汗的大型集会。同时拥有决定或宣布重大军事行动、分派征战任务、宣布新定制度的权力。但忽必烈夺位成功后再也不曾召开忽里台大会。也正是对于忽必烈此举的反对以及对其过分偏向汉法的反感，大蒙古帝国趋于分裂，使得四大汗国虽名义上为元朝属国，但已经基本与中原有分别主权。
[34]廉希宪是大蒙古国至元朝初年的著名政治家，被誉为“男子中真男子，宰相中真宰相”（伯颜语，伯颜即统率元军灭宋之人），是畏兀儿族人的杰出代表。其人外貌魁伟，气度不凡，兼之勤奋好学，博学多识，人称“廉孟子”。因本书主要人物贯云石与廉氏是亲眷，所以廉希宪个人事迹将在小说正文中述及。
[35]《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详细记载阿合马案，并明确指出事件是民族、宗教问题引起的。而中国传统史家对阿合马的评价都相当负面，将阿合马列为奸臣。但忽必烈也是英明之主，阿合马在他眼皮下执政二十年，应该还是很有两下子。事实上，阿合马在任上还是做了不少实事，如实行官俸制度。忽必烈初期，朝廷各级官吏是没有俸禄的，要靠自己解决，这等于公开让官吏去勒索百姓，贪污中饱。这一节，严重影响了元廷正常的统治秩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元世祖至元元年（1263年），阿合马曾订立条例，要减并州县和规定官吏员数，分别品级官职以给俸禄和颁发公田，并且要计算月日以考核优劣。但并没有施行起来。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年），阿合马任中书平章兼任制国用使的时候，正式规定了京、府、州、县、司官吏的俸禄和职田。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又规定了军官的俸禄。之后，虽然曾有暂时停俸禄和减官俸的事，但是官俸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制度被确定了下来。自此，勒索百姓，贪污钱财不再是合法的行为了。如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大名路达鲁花赤爱鲁，总管张弘范等盗用官钱，就受到罢官的处分。
[36]卢世荣上台后，奏请罢行御史台（元朝在中央设御史台，掌纠查百官善恶、政治得失。各重要地区设行御史台，即提刑按察司，以监察诸省），“改按察为提刑转运司，俾兼钱谷”。尽管御史台及廷臣多以为不可，忽必烈仍从其言。卢世荣死后，仍然恢复为提刑按察司（后改名为肃政廉访司）。
[37]元代在监察御史民族构成上，最初均为汉人，后来有所调整，以等额的方式分别任用汉人与蒙古、色目人。这反映出了蒙古执政者加强了对汉人的防范。
[38]噶玛洛部落：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代（755—797年）派驻脱思麻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东南部和四川西北部）、后来一直留居当地的吐蕃军队的后裔。
[39]八思巴：西藏高僧，本名罗古洛哲坚赞（意为“圣者慧幢”），八思巴（又译八合思巴、发思巴，意为“圣者”）是尊称。出身于著名的昆氏家族（发迹于8世纪初叶，该家族中的昆•贡却杰布在本波山下创建萨迦寺，创立萨迦派）。宋淳祐四年（1244年），年仅十岁的八思巴来凉州（今甘肃武威）学习汉文化与蒙古文化，十七岁时，成为萨迦派教主。蒙哥汗三年（1253年），忽必烈从受佛戒，拜八思巴为上师。忽必烈即位后，尊八思巴为国师，即大元帝师，统率天下佛教徒。后八思巴由皇太子真金亲自护送，返回萨斯迦（今西藏萨迦）。几年后，八思巴遭人毒害，享年四十五岁。忽必烈立即派在留任朝中的桑哥率领大军前往讨伐，桑哥顺利平定了叛乱。
[40]当时四大汗国只有伊儿汗国（忽必烈亲弟旭烈兀所建）与忽必烈稍微亲近，窝阔台等汗国均站在敌对一方，而元廷通往伊儿汗国的陆路均为反对忽必烈的西北诸王占领。忽必烈干涉西藏事务，如派皇太子真金以护送帝师八思巴的名义入藏数年等，实际上是为战争做准备，如征服印度，或是直接从吐蕃北上讨伐西北诸王，以打通与伊儿汗国相联系的道路。
[41]这里的行中书省，非最早成立的由王文统担任长官的行中书省。忽必烈灭宋前后，陆续设立河南、江浙（初名江淮，后反复改名。本书为简略起见，一律称呼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辽阳、甘肃、云南、征东十个“行省”。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又以原中央直辖的蒙古本部置“和林行省”。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和林行省”改名为“岭北行省”。至此，元代十一“行省”建制得以确定，经久不变。十一个“行省”及其首府，辖境如下：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治汴梁，统河南等12路7府1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统杭州等30路1府2州；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治龙兴府、统龙兴等18路9州；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鄂州，统鄂州等30路3府15安抚司3军13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治京兆，统京兆等4路5府27州；四川等处行中书省，（转下页）
[42]（接上页）治成都，统成都等9路3府；辽阳等处行中书省，治辽阳路，统辽阳等7路1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治甘州，统甘州等7路2州；云南等处行中书省，治中庆路，统中庆等37路5府；征东等处行中书省，治王京，统耽罗等2府1司、庆尚等5道；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治和宁路，统北边等处。此外，邻近首都部分，包括大都等29路8州（即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以西之地）称为“腹里”，直属中书省管辖；吐蕃、畏兀儿地区，则分别归宣政院、大都护府统理。又，元代行省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认真考虑过地理因素。例如归州，地处四川、河南二行省之间，却隶于并不与之连界的湖广行省；同是处于汉水上游汉中盆地的兴元路和沔州，却分属四川、陕西二行省。这样，就使后代在行政区划分方面不得不作很大的调整。所以，尽管明、清两代乃至于现代的“省”最早起源于元代的行省，但各省的界限却很少是元代的旧貌。
[43]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港口，但行泉府司并不在泉州，而是位于江苏太仓刘家镇，盖因为此海运主要是运送漕粮物资到京师，而江南是重要源地。又，元廷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海盐（今浙江海盐）设立有市舶提举司，专管海船征榷贸易之事，收入为“军国之所资”，在元廷财政开支中占有重要地位。
[44]怯薛：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禁卫军，是由成吉思汗亲自组建的一支军队，主要由贵族、大将等功勋子弟构成，直接受可汗号令，数目在一万人左右。怯薛军有着严格的纪律，同时也享有非同一般的特权，每名普通的怯薛军士兵都有普通战将的薪俸和军衔，一个普通的怯薛军人的地位甚至高于千户官。怯薛除宿卫外，也分任大汗的冠服、弓矢、食饮、文史、车马、庐帐、府库、医药、卜祝等事。任事者一概世袭。诸王亦各有怯薛。入元后，怯薛的行政职能已由依仿汉制所建立的中书省官僚机构所取代，大都和皇城的军事护卫也由枢密院所统京城五侍卫（左、右、中、前、后）担负。怯薛军军士多成为近侍大官（宰相安童便是怯薛长出身），依然享有特权，但只需轮番宿直禁廷，极少直接参加征战。
[45]叶李：字太白，一字舜玉，号亦愚。杭州人。少聪慧，性耿直。20岁入太学读书，与朱清（非元海漕万户朱清，而是名儒朱熹后裔）相友善。南宋末年因反对贾似道受黥刑被流放，贾似道倒台后才得自由。宋亡后，隐居于富春山。后出仕元朝，六年时间，就做到了一品官职。
[46]留梦炎：字汉辅，号忠斋（一作中斋）。衢州人。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甲辰科状元。德佑元年（1275年），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进左丞相。元军逼近临安，弃位遁去。隔年任湖南北安抚大使，不久降元。文天祥为此作《为或人赋》云：“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龙首黄扉真一梦，（转下页）
[47]（接上页）梦回何面见江东。”留梦炎在宋朝危难之时失节保命，以宋朝状元宰相的身份降元仕元，为后人所不齿。曾有浙江士人说：“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清邵远平《元史类编》卷18亦引录无名氏之《樵书》载：“明太祖初，禁蒲姓不得读书入仕。与衢州留梦炎家子赴考者，责令画一结，曰并非梦炎子孙，方准人仕。”前一条是严禁蒲姓读书入仕。蒲姓为蒲寿庚（曾任泉州提举市舶司）之后裔。后一条则是凡浙江留姓人家参加科考，都要写下保证书，内容就是自己“非留梦炎子孙”，方允许进入考场。
[48]此处据元代藏文史料《红史》记载。无独有偶，在汉文史料中也出现了类似记载。元末明初文人叶子奇记载答剌麻八剌（原文误记为元裕宗真金）是哑巴，有一次为选妃而游览都市，指着一个屠户之女，于是该女被选入宫，就是元武宗和元仁宗兄弟的母亲答己（后追封昭献元圣皇后）。故事内容虽然有些离奇，但却印证了答剌麻八剌是哑巴的传闻。但答己并非屠户之女，其人出身（转下页）
[49]（接上页）弘吉剌氏，为弘吉剌部首领按陈（追封济宁王）曾孙女。按陈曾跟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战功卓著，获得特别许可：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按陈之女即为忽必烈皇后察必。
[50]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后，蒙古帝国分裂，四大汗国因为利益的原因彼此之间也多次发生战争。大德七年（1303年）秋，元成宗铁穆耳成功与西北诸王达成和议，使西北长期动乱局面有所改观。西北诸王承元朝的宗主地位，一致承认元朝皇帝是成吉思汗皇位的合法继承人。这件事，是当时全世界瞩目的重大事件。此约和有异于一般的国际间的和平条约，它是源出于同一祖先的蒙古民族所建立的几个汗国之间互相协商的结果。自阿里不哥之乱后，各蒙古兀鲁思虽已各自立国近半个世纪，但各汗国的统治者仍然认为他们之间的纷争是成吉思汗后裔间的内部事务，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
[51]前面提过，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是忽必烈最钟爱的皇孙。其嫡妻答己先产下一子，三年多以后又得一子，忽必烈专门请正一道道士张留孙（北京东岳庙的开山始祖）为两位曾孙取名，哥哥叫海山，弟弟叫寿山（梵语译为爱育黎拔力八达）。
[52]徐达：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为明太祖朱元璋同乡。他家境贫寒，却由此而磨炼得性格坚毅，遇事善用脑筋。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当时隶属红巾军首领郭子兴的朱元璋回家乡招募兵士，二十二岁的徐达仗剑从军，从此开始了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至正十五年（1355年），徐达因战功被擢升为镇抚。不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和州事变。红巾军首领之一孙德崖因其部缺粮，到和州请求朱元璋资助，朱元璋以大局为重，收留了孙德崖的部队。郭子兴与孙德崖素有嫌隙，知道后很是生气，亲自从滁州赶到和州训斥朱元璋。孙德崖听说后有些害怕，便打算悄悄地溜走，却被郭子兴派人抓住。孙德崖部下听说后大为气愤，一场内讧即将发生。此时刚好朱元璋赶往孙德崖军中，打算为其送行，结果被孙德崖部将趁机扣住，并扬言要杀掉朱元璋为其主帅报仇。徐达在城中听说朱元璋被孙德崖部将扣为人质，生命危在旦夕，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到孙德崖军中劝解，并请求代替朱元璋作为人质。后来经过多方调解，孙德崖、朱元璋均被对方释放，一场危机得意平定。就是在这次事变中，徐达的舍身相救赢得了朱元璋的绝对信任，后来朱元璋羽翼渐成，雄霸一方，徐达总是位在诸将之上，长期担任最高军事统帅，为朱元璋开创明朝立下了盖世之功，被誉为明朝“开国功臣第一”。
[53]正因为徐达进军缓慢，才使得元朝皇帝元顺帝从容逃走，当时朝野之间为此而议论纷纷，认为徐达有意纵敌者不在少数。明人徐祯卿在《翦胜野闻》中记录说：徐达和另一主帅常遇春一同进兵追击元顺帝，即将追到之时，徐达突然传令班师。常遇春大怒，立即去向朱元璋告状说：“（徐）达反矣，追兵及（元）顺帝而已之，其谋不可逆也。”朱元璋因此而怀疑徐达，并让人在徐达入见时扣留他。不料徐达来见朱元璋时发现情形不对，干脆夺门逃走。朱元璋派人召见，表示赦免其罪，徐达死活不应。不得已，朱元璋只好亲自去探望，二人才重新和好。关于类似的记载还有许多，有的说徐达有意谋反，有的说徐达接受了元顺帝的贿赂，不过均非正史。实际上，以徐达精明谨慎的性格，故意纵逃元顺帝的可能性不大。后世史学家赵翼认为徐达在灭元大事上绝对“不敢自专”，言下之意是说徐达“纵元君”不过是奉命行事，主使人自然就是朱元璋了。这一点，确实可以从《明太祖实录》中得到验证，《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中记录了徐达与朱元璋的一段对话。徐达说：“臣虑进师之日，恐其北奔，将贻患于后，必发师追之。”朱元璋则说：“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运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其败，俱系于天。若纵其北归，天命灭绝，彼自澌尽，不必穷兵追之。但出塞之后，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扰耳。”这应该是徐达“纵元君”案最好的答案。
[54]后来这个传说更被演绎翻版成另外一个更加离奇的传说，即明成祖朱棣并非明太祖朱元璋之子，其实为元顺帝妥懽帖睦尔之亲子。据说元顺帝从大都逃走后，朱元璋入大都，见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元朝太师洪吉喇特托克托之女）美貌出众，便将其收为己有。而其时洪吉喇氏已经怀孕，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明成祖朱棣，因而朱棣是元顺帝的遗腹子。这显然只是民间以讹传讹的传说而已，徐达攻陷大都是明洪武元年（1368年），而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前后相差达八年之久。之所以会有这种流言，据说是因为朱元璋以猛治国，刑罚过重，而朱棣从侄子明惠帝朱允炆手中夺过皇位后，杀戮过重，以致民间群情激愤，对朱元璋和朱棣二人不满的大有人在，因此故意编造谣言，以发泄胸中的不满情绪。
[55]元朝皇后权势很大，掌握有户口钱粮，有专设的下属职官，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
[56]脱脱，字大用，蒙古族，蔑里乞氏，其父马札儿台为元文宗朝大臣。他由伯父伯颜抚养长大，元顺帝元统年间，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当时，伯颜擅政，他惧为伯父所累，遂于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与世杰班、阿鲁等趁伯颜狩猎柳林（位于今北京通州区）时，奉元顺帝诏，罢逐伯颜。之后任右丞相，备受元顺帝信任。
[57]奇氏在高丽也算是出身名门。其人有三兄二弟，分别名奇轼、奇辙、奇辕、奇辀、奇轮，明显是仿苏洵（苏轼、苏辙父）取名之义，由此可见汉文化对高丽影响之深。
[58]金庸先生名著《倚天屠龙记》中也有王保保一角，为女主角赵敏兄长。
附录一 元朝皇帝世系表
附录二
黄公望石刻像
附录三
黄公望像
后记
——江山无尽，卧以游之
清朝顺治年间，常州宜兴大富豪吴洪裕（著名的供春壶即出自吴氏书童供春之手，具体可参见吴蔚小说《青花瓷》）病危，临死前摩挲着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叹道：“直性命殉之矣。”决意以此画及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隋代僧人智永传世之作）“火殉”。
吴洪裕死后，其家人在第一日先烧了《千字文》。次日再烧《富春山居图》时，吴洪裕侄子吴静庵不忍见传世珍品毁于一旦，“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冒险从火中抢出了《富春山居图》。
画虽然得救，画卷却因为过火而部分焚毁，断为一大一小两段。从此，《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被称为《无用师卷》。
以后，两段画卷分别辗转流传。最终，《剩山图》来到浙江博物馆，成为 “镇馆之宝”。《无用师卷》则流入台北故宫博物院，两幅《富春山居图》隔海遥遥相望。
2011年6月1日，在许多热心人士的斡旋下，两幅《富春山居图》终于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为期两个月，一度引发轰动。
《富春山居图》图为长卷，描绘了富春江两岸初秋景色，坡陀起伏，林峦深秀。境界开阔辽远，苍劲高旷，笔端变化鼓舞，简洁清润，被公认为画中《兰亭》，“圣而神矣”，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山水画的最高成就。
而作者黄公望更为传奇，年轻时做过书吏，颇有雄心，不时在西湖边酒肆以瓦盆饮酒，酒尽后将瓦盆摔得粉碎，极见豪气。后退隐家乡二十年，中年再度出仕为吏，旋即因事入狱。出狱后放浪形骸，游荡于江湖，最终入道教全真派。五十岁后，方开始学画山水，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于八十岁高龄时绘出传世之作《富春山居图》。
画者，人也。元画最具抒情性。黄公望有着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最终他心灰意冷，走向了出家之路。但真正令他心绪平静下来的，却是山水，是画作。
“公望千岭，独见一峰”。观赏《富春山居图》时，人们看到的是山峰起伏，林峦蜿蜒，平岗连绵，江水如镜。苍茫简远，境界高旷。
又有谁能想得到，黄公望创作此画之时，天下纷纷扰扰，群雄逐鹿中原，南方张士诚、朱元璋等纷纷起兵抗元。但八旬老翁黄公望却已完全归于宁静，隐居于山林，相忘于江湖。既有“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便是“君臣一梦，今古空名”。
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密不可分。黄公望是时代的见证者，他心境的变化也体现在了创作态度上。
《富春山居图——高楼聚远》及《富春山居图——万柳无枝》两书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以黄公望两次为吏的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他创作《富春山居图》的契机及起源。同时还原了元代杭州及大都（北京）的城市风貌，对元代军事、政治、外交以及宫廷等方方面面均有所涉及。
书中故事也牵涉到另一幅传世巨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原收藏于元朝皇宫内府，被人离奇盗出后，最终落入富商陈宝生之手。而陈宝生为黄公望画中密友，史籍中亦有明确记载。不难推测，五十岁方才学画却达到极高成就的黄公望，无疑是见过这幅名画的。
需要强调的是，书中注释与正文互为补充，是为吴蔚作品之特色。若读者感觉故事情节有突兀之处，请比照注释耐心阅读。有些涉及人物关系的细节并未详尽交代，是为留白，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譬如书中某对情侣，因二人私事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清楚，而当事人在世时绝口不提，随着其人离世，便成为永久谜题。
故事中，蕴含着历史的细节；细节中，还原了历史的声音和颜色。“真小说”之《富春山居图》，力争用更宏大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元朝的历史，以及中国的历史。
读诗使人灵秀，读史使人明智。鉴历史，可以知兴替；鉴以往，可以知未来。
愿前行路上，你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