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萧红：黄金时代的婉约(17)

昨夜的明灯。
萧红变得越来越多愁善感，越来越神经质，她觉得做他的妻子好痛苦。她想哭，却不敢哭出声。瘫坐在椅子上，她抑郁地看着这个光线阴沉的房间。房间里到处是抑郁的深棕色调，地板是棕色的，窗框也是棕色的，连窗帘的色调都是偏棕色的，所有的色彩和她的心情一样，都昏沉沉的。窗外透出的那点天空也满是阴霾，南方的天不像东北，经常是蓝天白云的明朗。
萧红有时候也会想起东北的家，想起自己的亲弟弟张秀柯，她经常会给弟弟写封信，如今弟弟已经去日本留学了，自从他去了日本，信也少了。
想起在日本留学的弟弟，萧红的心里一忽悠，自己眼下这种痛苦的境遇，是不是也该离开萧军，去日本生活一段时间，那样也许能疗一下满心的伤痛。
他们的好朋友《文学》和《译文》的编辑黄源也建议萧红到日本去一段时间，黄源的妻子许粤华当时正在日本留学，他认为萧红去了日本，许粤华可以帮忙照顾她。
转天再去鲁迅家串门的时候，萧红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鲁迅，没想到鲁迅却非常支持她。也许，鲁迅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帮她排解苦闷，清官难断家务事，更何况是自己两个学生的家务事。鲁迅对他们之间的事情不好说更多的话，他同情萧红的境遇，觉得她出去一段时间散散心，也许一切会好起来。
萧红开始着手安排去日本的事，她决定彻底改变自己，首先从外在形象开始。
她剪掉了两条小辫子，告别了美丽的蝴蝶结，从此扎蝴蝶结的萧红时代过去了。她把直硬的头发烫成了弯弯曲曲的，那种蓬松的烫发是当时上海女人的时尚。她还做了套新西服，不过，西服的面料和做工都很差，她过惯了穷日子，已经不懂得穿高大上的高档时装了，所以那西服穿上之后，看上去别别扭扭的，新烫的头发也不像那些交际花们的烫发那样摩登自然。虽然萧红自我感觉很时尚，朋友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萧红的气质其实更适合过去的那种质朴。现在这个样子，土不土洋不洋的，反而让人觉得不伦不类，有些像那个时代的朝鲜女人。
萧军对陈涓的爱恋就像当初他爱萧红一样，是很真诚很投入的。爱便爱，他全身心投入到新的恋情中，丝毫不再顾及萧红的痛苦。但是，陈涓对萧军一直是若即若离的，她属于那种观念新潮的率真脱俗的民国女子，用她的话说，她对于萧军的感情是“发乎情止乎礼”的，同时把情与欲的界限也分得相当严格。人总是人，能无情更好，若避免不了，则发乎情止乎礼，又有什么不可呢?
陈涓和萧军的一场感情游戏，随着萧军的又一次强吻而再次落下帷幕，几年前哈尔滨的一幕又重演，她又一次逃离了，这次是离开上海找她的丈夫。萧军资助了她二十元旅费，他和陈涓的恋情算是画上了不很圆满的句号。
虽然萧军和陈涓的恋情结束了，但并不意味着萧红会留下来，既已决定了要走，就不会改变行程，她伤痕累累的心还在淌着血，她的伤痛，还是要去疗养的。
离开上海前，萧红在鲁迅家吃了顿告别饭，还去照相馆和萧军黄源拍摄了一张临别合影，就是被坊间戏谑为“勾肩搭背”的那张。萧红新烫的头发，穿了件格子旗袍，看上去不像二十多岁的女子，年岁显得有些苍老。
就是穿着这身装扮，1936年7月17日，她踏上了上海到日本的渡轮，逃离了这块伤心之地，渴望走进一片新的天地，走向新的生活。
渡船一驶离码头，看着岸上向她挥别的萧军，她的心一下子变得飘忽不定。她这才发现，这些年她太依赖萧军，已经不习惯一个人漂泊了。望着一望无际的由淡蓝色逐渐变成黑蓝的茫茫大海，她站在船尾，鼻子一酸泪水就盈满眼眶：若是我一个人怎敢渡过这样的大海，如果有三郎陪我该多好。黄昏时，船舱里的空气非常污浊，她晕船了，胃里面翻江倒海的。
船刚刚抵达日本长崎，萧红第一时间就迫不及待给萧军发了第一封信，把自己在船上的感觉写给了萧军，其实她还是离不开他，她依然深深爱着他。
到达东京，萧红去找黄源的妻子许粤华，在陌生的东京，她住进趜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中村方。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日本居室一般都不很大，这间居室一个人住还算宽敞，是六帖的榻榻米屋子，日式拉门，窗户是那种挂着竹帘的纸拉窗，整洁素雅，只是没有桌椅。
萧红向房东借来一张桌子一把藤椅，刚一安定下来就给萧军写了第二封信，看似在向他报一声平安，其实是在叙说内心的思念和牵挂，信的第一句就款款深情地问萧军，你的身体这几天怎么样？吃得舒服吗？睡得也好？然后叮嘱他不要忘记吃药，饭少吃些，注意锻炼身体，身体太弱不要到海上游泳，并告诉他租住的“屋子里面也很规整，只是感到寂寞了一点，总有点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住下几天就好了”。
少了什么呢？少了她又爱又恨的三郎。
在陌生的异国他乡，听着蝉鸣，听着木屐的清脆响声，萧红真的有些想家了，想她和萧军的那个家，她非常不争气地还是思念萧军。在这个世界上，他依然是她唯一的牵挂，他给她的那些伤害似乎随着她的远行都淡去了，给她留在心底的只剩下对爱人的依依眷恋。昨日已经无奈而去，过往的那些伤痛和美好都从指缝中悄悄溜走了。孤独寂寞向她潮水般袭来，这次的逃离看来是失败的，从住下来的第一天，她就深深感觉到这一点。
安定下来之后，她开始和在东京留学的弟弟张秀珂联系，想用亲情来冲淡和抵消自己的寂寞。阴差阳错的，却一直没有见到弟弟。找到弟弟的住处，因为言语不通，费了好大劲才从房东那里了解到，弟弟已经不在东京了。
东京没有她可以依赖的温暖，这些年，她总是在抱怨家庭如何没有温暖，亲朋好友如何对她冷漠，可当她真正离开了那片热土，离开了所有熟悉的一切，更大的孤独让她脆弱的心进入更深的抑郁中。
许粤华不可能天天陪着她，她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每天一大早就要出去，或去图书馆，或去做别的事情。萧红去许粤华住所找她，她不在，只好重回自己的住处。萧红的心里充满莫名的委屈，她想大哭一场，准备给萧军写信，拿起笔来，钢笔没墨水了，墨囊里抽进的墨水一压又随着压出来了，她无比懊丧，如果有萧军在就好了，过去这些小事都是他帮着解决。终于把钢笔搞定了，只是耳边听不到萧军蹬蹬上楼的声音，她又什么都写不出。
她把这种焦虑的情绪写信告诉了萧军：
这里的天气很热，一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没有书报可看；到街上走走，路不认识，话也不会讲；神保町的书铺好像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里太生疏了；满街的木屐声，一点也听不惯这声音；总之，心情非常坏，无聊，好像充军西伯利亚一样。
她一个人絮絮叨叨地向遥远的故乡那边唯一牵挂的爱人叙说，却一直没有见到萧军寄来只言片语，这让她彻底绝望了。焦虑烦躁中，她开始写散文《孤独的日子》和回忆家乡的文字《王四的故事》。
萧军终于回信了，信是从青岛寄来的，他借住在山东大学任教朋友的单身教员宿舍，开始写作了。这是萧红离开上海到东京之后，第一次绽开开心的微笑。她的快乐原来还是源自于萧军的爱，回信的时候，她有了写诗的心情，那首《异国》就是在回信中寄给萧军的：
夜间：窗外的树声/听来好像家乡田野上抖动的高粱/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踏踏的木屐有时潮水一般了。
日里：这青蓝的天空/好像家乡六月里广茫的原野/但，这不是/这是异国了/这异国的蝉鸣也好像更响一些。
这里是异国他乡，她必须慢慢适应，让自己安定下来。
她学着独自走上街头，逛逛神保町的大街小巷。神保町是日本文化集散地，类似于北京的琉璃厂和潘家园，那里是日本最大的书店街，密密麻麻到处是书店、出版社、出版批发商代销店。街上的一切风景都是陌生的，街边居然还有一条黑色的河，河上漂着破船，能真切看到床上衣衫破烂的女人和孩子。这街景像上海的徐家汇，不是萧红所喜欢的，那些书，那些书店也不是萧红喜欢的，她只好写信让萧军从国内给她寄书。信里她还嘱咐他：
第一件你要买个软枕头，看过我的信就去买！硬枕头使脑神经很坏。你若不买，来信也告诉我一声，我在这边买两个给你寄去，不贵，并且很软。第二件你要买一张当做被子来用的有毛的那种单子，就像我带来那样的，不过更该厚点。你若懒得买，来信也告诉我，也为你寄去。还有，不要忘了夜里不要吃东西。
这满纸体贴和柔情穿越千山万水寄达客居青岛的萧军手中，任是铁石心肠的男人，都会为之感动。萧军嘴上说对她婆婆妈妈的关心很不舒服，他不愿被人可怜，其实他还是被深深地感动了，所以他用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告诉她青岛如何如何好，刺激她从日本赶回青岛。
既然走出来了，萧红就不会轻易妥协，她想再坚持一段时间。之后的坚持其实并不容易，她水土不服大病一场，且高烧不退。
初秋，许粤华要回国了。
因为经济上的原因，黄源负担不起妻子的学费，许粤华只好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涯匆匆回国，临别时，萧红拖着病恹恹的身体为她送行。只是，她没有想到许粤华回国后即将变成她的情敌。
那段时间，距离产生美这句话用在萧红和萧军身上再合适不过。从他们信件的内容看俨然是一对情深意切从来没有产生过间隙和隔阂的亲密恋人，萧军也对萧红的身体很不放心，用他特有的口气命令萧红，如果在东京的日子过不下去了就赶紧滚回来吧。
这句“滚回来”让萧红很温暖，他想她了，想让她回到身边了。她没有马上滚回国，而是抓紧写作，一边写她的中篇小说《家族以外的人》，一边上日语补习班。许粤华回国了，没人给她当翻译了，她要恶补日语，以后一切都要靠她自己了。
后来她的身体和心情都很不给力，经常头痛、胃痛，而且痛经的老毛病又犯了，日本的便衣警察偶尔会到她的住处突击检查，影响着她的情绪。也许那时候她真的该听萧军的话，真的该从日本滚回萧军的身边，那样，他们的爱情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那样，就不会有萧军和许粤华搞婚外情的机会。
她拒绝在萧军的劝阻下回国，是自尊，更是她与生俱来的不服输的性格决定的。她本身就是个多重性格的矛盾体，有时候喜欢逞强，有时候又显得可怜楚楚的柔弱。
东京的秋天到了，深秋时节秋意已浓，时光碾碎在秋阳中，红彤彤的枫树和黄灿灿的银杏被秋天涂抹的浓颜重彩。天气舒适，萧红的心情好了很多，身体也跟着好起来，她终于有了心情到街上闲逛。那天，她给自己买了一套毛线洋装和一张草褥。毛线洋装把她装扮得像一个时尚的女人，草褥折起来当做沙发，身穿毛线洋装的萧红坐在她自制的沙发上，守着小圆桌，桌上有一瓶红葡萄酒，酒瓶下站着一对金酒杯，那画面很温馨。她觉得如果这样话，也许她还能在东京继续住下去，住上一年半载。
她不知道，就在那天的前夜，远在上海的鲁迅逝世了。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鲁迅逝世两天后。是她去吃早餐的时候偶然从一个小饭馆的报纸上看了鲁迅和逝世的字样。依照她的日文水平，是读不懂报纸的，一种不祥的感觉顿时笼罩在心头，她神情恍惚不安，急切想知道报纸的内容，便乘电车赶往市郊一个中国朋友家，她要证实“逝世”之类的字样是否和鲁迅有关。
几经证实，她真切地知道了鲁迅确实于10月19日晨5时25分永远的去了，巨大的悲痛袭上她的心头。她手边有一本大画册，那是前几天她从一家书店买的，准备送给鲁迅，画册还没送出去，斯人已去，悲痛的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窗外，萧瑟秋风中有泛黄的叶子随风飘落，那匆匆而去的身影愈发勾起萧红的伤悲，落叶的凋零在秋风里充满悲伤情调，那个祖父般呵护自己的人不在了，中文报纸有鲁迅仰卧床上形销骨立的遗容，那张照片让萧红哭了一夜，寂寞冰冷的长夜，她的泪水一直止不住地流，第二天她给萧军写了封信，告诉他想个法子，好好安慰许广平，告诉许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哭太多。
这来自海外的哭声和国内朋友们的哭声混在一道，发在《中流》半月刊“纪念鲁迅先生专号”上。
到东京仅仅三个多月，情伤没疗好，遥远的家乡，最敬爱的老师却永远离开了，这使得萧红孤寂、清寒的异乡生活又增添了浓浓的哀伤。
她想，自己只有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才对得起鲁迅对自己的培养。于是，她埋头创作，开启了写作的黄金时代。她在11月19日给萧军的第二十九封信中提到：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光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其实，写这封信的时候她正发着高烧，嘴唇这一块那一块地破着，在日本的生活依然落魄不堪。那个冬天没有过完，她决定提前结束在日本的生活，回到上海。
东京那个地方，对于萧红来说一点留恋也没有，她想，若回去就不会再来了。
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
从1936年7月萧红乘船东渡日本，到1937年1月回到上海，半年时间，萧红给萧军写了三十五封信。
这三十五封书信依然是情人间的卿卿我我，热烈、浪漫，局外人从这些信的字里行间读到的是两个深深相爱的恋人之间的情深意长，萧红也以为她的三郎回心转意了，还在爱着她。她热烈地思恋着远方的萧军，想念他温暖宽阔的怀抱，于是，抱着满怀的希望，她回来了。
回来的那天晚上，黄源为萧红接风。那天来为萧红接风洗尘的除了萧军和黄源，还有几个东北的文友。萧红感觉大家都有些怪怪的，好像有什么事情隐瞒着自己，说话的时候，总是有意避开一些话题，闪烁其词。
萧军对她的突然回来，并没有表现出她预想的那份小别胜新婚的惊喜。
仿佛昨天刚刚分开，今天又凑到了一起，半年间通信中的情意绵绵好像从来就不存在一样。萧军的样子还是老样子，态度还是过去的态度，此前的情感裂痕似乎依然还在。
只是他们租住的地方又换了新住所，这一次是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256号。房子不错，是一家由俄国人经营的家庭公寓，一排西班牙式楼房，房间比她在日本租住的那个小屋子宽敞多了。
一回到上海，萧红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去鲁迅家看望许广平，她想到那个她光顾了无数次的大陆新村的鲁迅住所，想去寻找鲁迅留下的踪迹和气息。萧军告诉她，因为怕许广平在过去的家中睹物思人总沉浸在悲伤中，也为了防止国民党派人来搜查，他已经帮助许广平搬到上海霞飞路霞飞坊6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