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闲话”的大致过程。

在论战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候,凌叔华曾给她的老师周作人去过一封信,请求不要把她拉进里边。她知道,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周作人的怒火。周作人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了。因为我不是全权编辑,许多《语丝》同仁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
自己的弟子出来求情,这个面子不能不给,从此这场纷争就渐渐平息了。
对于这场纷争,后世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聚讼纷纭,其观点多认为是“女师大风潮”的余波所致,是“现代评论派”和“语丝派”之间的斗争。实际上,这场争论反映了那个年代有东西方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思想意识上的偏见。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营垒大分化、大改组,文学流派峰起,随之文学阵营的划分也越来越明显,学术之争、政见不同,导致了个人恩怒。“闲话”事件是那个时代的个案,但也暴露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他们维护自己的错误往往比维护真理的尊严还要卖力气,其学术壁垒自然也就成了宗派壁垒。这种原本与政治斗争无涉的纷争,参与者们却把它当作了实实在在的政治斗争。
而周作人挑起这场事端的一个潜在心理,是他对陈西滢的一腔怨恨。凌叔华本来是周作人的学生,后来转至拜陈西滢为师,继而相恋,周作人不会没有一点感慨,或许这才是他挑起争端的真正原因。


第十章 伴君京都行

新婚不久的凌叔华和陈西滢,扬帆远航,东去日本京都,开始了海外撰述员的研修生活。
这是一九二七年十月。京都这座有着东方色彩的古城,对于凌叔华来说是游过的旧地,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倍感亲切。而对于陈西滢来说,则还是第一次,这座有着东方风情的陌生城市,给他带来了许多新鲜和神秘的向往。
刚踏上这块土地,秋天便给这座古城披上了一层绿瘦红肥的色彩,红云一般把飞翘的屋顶掩映在它的怀抱里,在金色的秋阳下,给这一对旅人凭添了一种金属的质感。
陈西滢说:“这里的秋天太美了。”
凌叔华说:“美只是它的外表,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待久了才能深深地体会它。”
他们先去了京都古城洛东区的京都帝国大学,然后在东山脚下租了一处简朴的小楼,先安顿下来再从长计议。
帝国大学是一所以理工学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也是继东京大学成立之后第二所国立大学。一八九一年,二十三位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的议案中提到,日本仅有一所国立大学,缺乏竞争,对办学和学生培养都不利,建议在西京(京都)再建一所大学。一八九七年议案得到通过,诞生后的大学定名为——京都帝国大学。
这所大学建校之初就注重国际间的交流,每年有不少外国著名学者和教授来这里任教、讲学、研修和考察。陈西滢和凌叔华就是以北京大学海外撰述员的名义来帝大研修日本现代文学。经蔡元培校长批准,他们的一切费用由北京大学财务部支取。
他们报到后知道,这所大学有五百多名学生,设理学、法学、文学、经济学、工业、农业、医学七个学部,大学院(研究生院)就设在各学部内。
帝大与东大虽为日本两所齐名的公立大学,但他们办学目标迥然不同。东大以培养治国人才为主,帝大则以培养科学人才见长。
帝大有着悠久的日本传统和文化,他们远离首都东京,学校自然环境优美,是一个潜心治学的好场所。创办以来,他们注重学术上的高标准,有理重于文的传统,教学与科研占明显优势,因而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京都学派”。
一位校方人员向他们介绍说:“帝大是一所校风自由的大学,校方不过多地督促学生学习,因为学习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要靠学习者本身所具有的责任感和不懈的努力。校方所能做的主要是为学生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研造环境,以使他们完成学业。”
后来凌叔华和陈西滢了解到,事实上在这里要想拿到学位,比其他学校更为困难。而且这所大学所藏中国文献很多,有的在我们国内很难找到,如甲骨文、汉籍拓本、地图、相片等。
著名作家郑伯奇就是这所大学的留学生。他一九一七年来京都留学,一九二一年与郭沫若等人组成了创造社,一九二六年回国任教。
雷震是一九二三年考入这所大学法学部的留学生,一九二六年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随森口繁治教授攻读“宪法”专业。
凌叔华和陈西滢安排好住宿后,便开始了在帝大为期一年的研修生活。叔华先提高日语水平,而后阅读日本当代作家的小说和诗歌;陈西滢则开始修改去年他翻译的安德烈·莫洛怀《少年歌德之创造》一书的稿子,因为它提供了歌德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重要材料。现在有了时间,修改后拟再写一序言,形成一本书,年底交新月书店出版。

研修之余,凌叔华、陈西滢还与日本作家展开了文化交流。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
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便是他们拜访的一位。他们先写信给谷崎要求访谈,没有想到谷崎竟主动要来看望他们。谷崎按图索骥乘了两个小时火车来到他们住地。在交谈中,谷崎听说夫妇二人想了解日本文学界当前情况,便很快给他们开列了一张戏剧和小说家名单,还在凌叔华的手帕上写了一首和歌。谷崎还主动请夫妻二人共进晚餐,席间他们交流了欧洲作家、中国的京剧名家和日本的艺伎等情况,直到夜阑人静的时候才相互告别。
在京都,陈西滢还给胡适写信,力劝他也来日本居住。并说这里租房容易、氛围平和、查找中文资料也十分方便,与上海居住环境有天壤之别。他还说,这里“山水之清丽,古刹之众多,我们又住在东山脚下,一出门便入胜景,所以倒并不寂寞。”
研修期间,他们常去附近的疏水河边看松写竹画梅,当然还有四月绽放如云的樱花。他们挽着臂,双双走在疏水河堤上,那浅碧清亮的流水,倒映着他们青春的面影,时隐时现,摇曳着梦的每一个音符。银阁寺(又名慈昭寺)亦离住处不远,是他们最爱去的地方,驻足锦镜池、银河滩,看斜卧池上那株粉红色山茶,猩红的天竹,听山百舌、八哥等多类的鸣叫和蝉唱。玩累了的时候,便到茶室餐饮,吃最廉价的鳗鱼钵饭,尤其是覆盖在上面的那几片精致的盐萝白,味道极其鲜美,许多年后他们还回味无穷。
岚山是他们最爱的一座山。山色青绿如黛,保津川一水如碧,渡月桥接通着两岸,这里的春雨来得最勤,二人乘一把油纸伞,最爱在雨中观樱。樱,成了他们的背影,他们成了雨的背影,雨成了山的背影。在所有的风景里,最能撩拨他们的是万种风情和最动人的诗意。
陈西滢对佛寺最不感兴趣,清水寺的水却是寺院的精魂。这座寺座落在京都的东山,是日本奈良时代法相宗的金地,如果不去,来一遭日本,会留下终生遗憾。凌叔华说:“我们不拜佛,看看这座水的建筑,听听水的音乐,看看水的诗篇,那也是大功德。”陈西滢以往的执拗终于被凌叔华说服了。驻足音羽瀑布前,听大弦嘈嘈,小弦切切,在这水的梵歌中,那流水仿佛一片片羽毛,轻拂着灵魂的尘垢和生命中的姹紫焉红。叔华问:“通伯,来一趟怨吗?”陈西滢说:“那就让我们双手合十吧!”
在研修的间隙里,他们还去了附近的大阪、名古屋等地的胜迹,领略了这个国家的建筑艺术和文化。
不过在日本这一年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凌叔华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疯了的诗人》、《小蛤蟆》,独幕剧《她们的他》,散文《登富士山》,翻译了契诃夫小说《一件事》,编辑了她的第一部 小说集《花之寺》,拟交上海新月书店出版。
陈西滢则完成了安德烈·莫洛怀《少年歌德之创造》的最后译稿,编辑了过去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短论,并定名为《西滢闲话》,也拟交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突发奇想地创作并发表了短篇小说《菊子》和《成功》。

一天夜里,凌叔华和陈西滢突然接到志摩的电报,说他路过东京,要他们去接早车,在东京一晤。
凌叔华、陈西滢连夜乘车赶往东京,路上凌叔华想,没准要在东京火车站等上一个整天。没想到的是,可他们一到车站,徐志摩便在迎面的车窗里探出头来招手了。
徐志摩穿了一身整洁的西服,灰法兰绒上衣,白哔叽裤,洁白的衣领上打了一条漂亮的领带。一年多未见,徐志摩和陈西滢这对老友热情拥抱。异国相逢,凌叔华在身后也激动得落下了泪水。
徐志摩说:“我先到美国和欧洲,而后转道印度看望泰戈尔先生。”
凌叔华说:“我昨天夜里做梦,就梦见你来了,通伯也说梦见了你。巧得很,我们一到你也就到了,你说奇怪不?”
徐志摩说:“那是神的力。我也在想,到日本能否有缘见面,心中尚且没数。我们乘的英国船从昨晚就进入日本内海,九州各岛灯火辉煌。清晨起来看着内海风景,水是绿的,岛是青的,天是蓝的,点点渔帆,相映成趣。船停在神户口外,日本人下来检查护照,我与文伯说,看那一船男的全是蠢货,女的全是丑类,此去一路哪受得了?幸亏我们今天下午到横滨换乘轮船。”
凌叔华说:“你糟蹋你们男人,还不忘捎带着我们女性,真是岂有此理!咱们先出站,找一间茶室去饮茶说话。”
他们来到一间茶坊,主人跪坐门口,把客人让讲去,鞠躬行礼,寒喧后便煮茶去了。
徐志摩说:“昨天等到早上四点才在神户靠岸。王文伯约鲍振青来接,上岸后就坐着出租车乱跑,买了一点东西就去山里看雌雄泷瀑布(即布引瀑布),我喜欢神户的山,一进去就扑鼻的清香,一股清爽的空气直浸到肺腑。我和文伯买了两根刻花手杖,到雌雄泷瀑布池边坐了一阵。这真是东方山水独到的妙处。下山后又到济远寓里小憩。”
凌叔华伤心了,坐在那里默不作声。
徐志摩知道凌叔华四姊妹是在那里溺水死的,忙说:“听文伯说,现在不仅通伯敢于和女人一起洗澡,就是叔华都不怕和男性共浴了。”
凌叔华脸上飞出一抹红润。
茶室里爆出一片笑声。
徐志摩说:“今天下午我和文伯还要赶到横滨下船,咱们以茶当酒,千里相会,谢谢叔华、通伯来东京一晤。”
凌叔华说:“这真是匆匆一面。”
茶后他们挥手告别。
凌叔华、陈西滢站在茶坊门口的红纱灯下,望着徐志摩和王文伯远去的背影。

八月间,正是日本酷热的夏季,凌叔华和陈西滢跟东京基督教中国青年会联系,登一次富士山消夏。
富士山,对于凌叔华来说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它只不过是一座平凡无奇的山,最大的想法是躲躲京都的暑气。然而听说登山的人都得准备寒衣,在热如蒸笼的八月,真像吃了一碗冰淇淋,于是她与陈西滢加入了登山者的行列。
从东京出发的第一段路程,是饭田町到大月驿,途中要经过三十三个山洞,乘车约三个半小时。第二段路程,从大月驿换乘小电车到吉田口,约两小时。凌叔华笔下出现了富士山的轮廓:
沿途水田碧绿,远山蜿蜒不断,好风扇凉,爽气有如中秋光景。车轨两边的大沟中流水潺潺,人家借它作水磨用的很不少,车在途中暂停时,我们下车洗手,觉得冷水如冰。土人说这是富士山融雪流下来的。
车仍然前行,忽见含烟点翠连绵不断的万山中间。突然露出一座消平的山峰矫然立于云端。峰头积雪尚未全消,映着蔚蓝的天光,格外显得清幽拔俗,山的周围并不接连别的小岭,同时也许因为富士山的山形整齐的原故,周围蜿蜒不断的美山,显然见得委琐局促的样子,恰似鸡群中立着一只羽衣翩翩悠然出尘的仙鹤。
这就是凌叔华远眺富士山的画面描写,一幅简括的构图,线条是那么美,那么清晰。
到杏田口已是下午五时,一行人在小镇上晚饭,购买登山用的木棍、短席、草帽、手套、线袜和草鞋。这时凌叔华才发现他们旅行团一共二十三人,除凌叔华和李女士,其余全是男子。他们在庙里拜过山神,木棍上刻庙印以为纪念,便从庙的左侧踏上山路。
由杏田口到山上是登山的第一段路程,计日本五合目。凌叔华和陈西滢怕走不了,就雇马前行。凌叔华笔下呈现出黄昏的树林:
穿过松柏树林的道上已是黄昏的时候,大树底下许多小树开着雪白的小花朵,吐出清淡的幽香,林中一会有夜莺娇脆流啭的啼声,一会儿是山雉哽涩的叫唤声,时时还夹杂着不知名字的鸟声与微风吹送一片松涛余韵。大家不约而同的默默不作一些声息向前走着。登富士山指南的书上说,人在山上时左右前后的看,就会“山醉”。“山醉”会晕倒的。我们进了大树林子内,虽未曾左右前后的观看,却已为林醉了。这是耳目得了太美妙的享用不觉的醉了吧。
到一合目,路并不远,因为天气冷,大家停下来加上寒衣,此地已是海拔五千三百多英尺了。
二合目因为路不长,没有停下。到三合目进茶棚休息饮茶。在黑黝黝的山道上,什么风景也看不到,前面仍是灯笼那一点光引路,余下的只有心中的怅惘和赶路的疲倦。
到了五合目,天已过午夜,大家倦不择屋,也就安然住下。第二天早上四时上山。吃过梅子饭,天已渐渐亮了,大家收拾好东西,继续上路。山风愈来愈大,约走了一里路,便觉呼吸困难,大家在一石室旁坐下来休息。凌叔华记下了白云的景像:
这目前的确是一幅神品的白云图!这重重舒卷自如,飘扬神逸的白云笼着千层万层青黛色蜿蜒起伏多姿的山峦是何等绰妙,山下银白色的两个湖,接着绿芊芊横着青青晓烟的水田是如何的清丽啊!我倚在柱子旁看痴了。我怕我的赞美话冲犯山灵,我恐怕我的拙劣画笔猥亵了化工,只默默的对着连带来的写生本都不敢打开了!
越往山上走风越大,大家到一石屋休息,据说这里是六合目。因为越往上走越困难,于是便分成两组,上去下去的各占一半。凌叔华和陈西滢归下去的一组。休息后,领路的把下山的人带到御殿场,坐火车回东京。
这是凌叔华人生之旅的一个小小记忆,她用那隽永和精粹的文字,引领我们走进异国的一个超拔世界。在这一个朝山人的群落里,不仅是一次钟毓灵秀之旅,一次消解暑热的纳凉之旅,更是一次精神和文化之旅。在那个斑斓清晨和盲睛的夜里,让清凉的山风荡进人的怀里,那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踏上去的何止是一座自然的山,那是一座文化的山,一座精神的山,在叔华的记忆里,留下一道永远也抹不去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