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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凭谁说，都大不过当事人的决定。没有人能体会其中滋味和个中原因，我们看到的现状和结果，是经历了时间的磨砺和岁月的检验的，这就是事实。
梁思成和第二任妻子林洙
作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两个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父亲的再婚，对他们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在他们心里，母亲美好，母亲优秀，母亲伟大，母亲一直是他们的一种精神力量和生活力量，任何人也无法替代，替代母亲这个位置。
孤独、打击、郁郁，身体，生活和事业的诸多原因，使得梁思成迫切地需要一个助手，需要一个贤内助，自然，与他最接近的女子就成了他心目中合适的人选。
人生的相濡以沫，有时不是人能预见或者看透的，智慧的顺应，理智的选择，让生命更加有活着的意义和价值，那是一种对社会的贡献和对人类的贡献。梁思成和林洙的结合，还惊动了时任北京市第一书记、市长的彭真亲自过问两人的具体情况。一次，梁思成去参加研究城市建设问题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副市长吴晗邀请他到自己家中，说：“前些时候，彭真同志问我，你们为什么反对梁思成结婚，他的生活需要有人照顾嘛。”梁思成将与林洙相识的经历和他们的婚姻经过告诉了吴晗，吴晗一边听，一边点头。临告别时，吴晗又说，彭真同志让他转告梁思成说“你告诉梁思成，我支持他们的婚姻！”回到家中，梁思成很自然地将这个喜讯告诉了林洙。两人的婚姻得到了组织的支持，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是对他们精神上的最大鼓舞！
但是，二人的结合，始终留下了阴影。那就是亲人和朋友的疏远和无形的抵制。
有一些趣闻曾提到关于梁思成和林洙的生活故事，如今真假难辨，不过很有些意思。
沈从文说，“文革”前开政协会议，会后政协委员们可以优惠价买当时算是高档生活用品的高压锅，他和林巧稚都买了，梁思成却没有登记，林巧稚就调侃说：“现在梁公的钱自己作不得主了，得回去请示新夫人。”沈从文对此评价：“林洙就是爱钱。”换作林徽因，这点小事，梁思成应该是不必回家请示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的相通，是心灵的，是相印的，是自由的懂。梁思成的成就，林徽因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不是外人或者外界能全部知道和了解的，林徽因是梁思成事业上的一盏明灯，足以照亮他们事业前行的方向，谁也不能替代。
对于女儿梁再冰的抵触，梁思成最为难过。梁再冰是公开的，不留情面地抵触。据说，在梁家的客厅里，原本挂着一幅由著名油画家李宗津所画的林徽因像。林洙和梁思成结婚后，取下了这幅画，为此梁再冰曾打了林洙一巴掌，拂袖而去。熟料，这件事不胫而走，从清华传到北大，一直传到今天。
梁思成当年有雅量支持并坚持让林徽因在卧室里悬挂徐志摩出事后飞机的残骸木头，他心思坦明，内里清澈，这是许多人无法做到的，包括林徽因。如此有勇气将一个绯闻男性朋友的去世纪念物挂于室中央，这是一个多么倔强，性情，独立，又饱含着大爱之人啊！林徽因的遗物，林洙未能全部接纳，如果换作普通家庭，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是有着林徽因足迹的地方，有着林徽因音容笑貌的地方，有着林徽因朗朗笑声的地方，有着孩子们对林徽因幻想的地方，这地方，不仅仅是一间住房了，它已经深深地烙印下了一群人，一代人的回忆。见字如面，见物如面，保持这里的一切感觉，梁再冰和梁从诫是非常渴望的。这么小小的移动，对于林洙或许不算什么，但在林徽因的子女心里却是风起云涌，不能自已的伤心。
“文革”中，梁思成遭到了打击和批斗，工作被停，这时期，多亏了林洙。梁思成在病床上对高占祥说：“占祥，这几年，多亏了林洙啊！”抚养自己的两个孩子，扶持梁思成，还要照顾林徽因的母亲，林洙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支撑着这个家。
许多待人评说的历史，其实已经没有可追根到底的必要了。每一个时期，一些人，一些故事，都是特定发生的。没有对错，只有甘愿与否，做到与否。
林洙眼里的老师——林徽因，是一个很完美的女人，是值得她尊重和爱戴的，这就足矣！
第五章 闺蜜情
我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穿过内院去找徽因，我们在客厅一个舒适的角落坐下，泡上两杯热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脑倒出来……
——费慰梅
费慰梅是林徽因极少的女性朋友之一。或者说费慰梅是林徽因女性朋友中独一无二对她一直保留着欣赏、喜欢、挂记、赞美、接纳的这么一个人。而且，费慰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外国人，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却也符合林徽因的行为作风以及交友风格。
费慰梅(1909—2002)，美国人，著名汉学家，是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美国学者，美国汉学大师费正清的夫人
李健吾说林徽因：“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这话糊里糊涂就脱口而出了，覆水难收。但是，也不必收回去。林徽因的女性知己，就是我们现下说的“闺蜜”，却是掰着指头一个个地数，一掌之内似乎可以盖全了。
引用林徽因自己给费慰梅的信说：“我从没料到，我还能有一位女性朋友，遇见你真是我的幸运，否则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和享受到两位女性之间神奇的交流。”这样说来，林徽因的“闺蜜”更是奇少。“还能有一位女性朋友”，多么孤独的一个字眼，一段表白，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林徽因没有女性朋友，渴望女性朋友，获得女性朋友后的欣喜和激动。费慰梅成了林徽因一辈子的朋友，她们之间的友谊经历了几十年，不曾改变，而且被不断地深化和延续，甚至，连梁思成的遗孀林洙，费慰梅也是极力予以关照和爱护。这是对梁思成的友谊的见证，同时，也是费慰梅对林徽因的一种爱和思念的延绵，毕竟，在艰苦的年代，林洙为梁思成做的一切也有目共睹，林徽因对梁思成的眷恋和未完成的照顾，她来做到了。
1932年，28岁的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刚有了儿子梁从诫。回到北平后，林梁租住了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太太的客厅”那栋院子。这一年，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的女儿费慰梅来到北京，一同前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费正清。当时，费慰梅23岁，她和林徽因两人其实都处在青春芳华中，尽管林徽因已经是两位孩子的母亲，但这丝毫不影响林徽因个人对待人事的热情和激情。
她们相识于一次外国朋友的美术展上。
说起美术，林徽因和费慰梅可谓是知己遇到知己，同行巧遇同行了。
有人精心地研究过林徽因与费慰梅能成为众人羡慕的“闺蜜”的内因。必然的结果，其实已经写在了她们的经历和骨子里了，只需要轻轻地一拨就解开了。
林徽因出生于一个有着政治背景，革命背景，同时拥有文化氛围的高门庭中，封建、开明、厚重，这些都是林家独一无二的特征或优势。虽然林徽因的母亲是妾，但是，她是林家的长孙女，她从小得到的教育实际上是完整的，也是积极的。后来在父亲的栽培下，少年时代的她便留学英国，再后来留学美国，除却美术专业，还可以同时进修女学生难以涉入的建筑学，这些游学经历对她的未来和事业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因此，林徽因是一个既中国情，又西方味的；既传统，又洋派的；既创造，又务实的多重精神的女性。她热爱西方的民主，曾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林徽因曾经跟她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学比林斯说过：“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指美国)，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这话后来被比林斯收进一篇描写林徽因的文章，于1926年1月17日发表在了《蒙塔纳报》上。其实，林徽因更是一位有着民族责任感，敢于担当的女子，她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祖国的深沉情感，在不断的人生艰难中，在困苦的年代里一一具现了。
哈佛大学是文化人心中的一座灯塔，是聚集全世界精英学者和聚焦高端知识学识的地方。费慰梅的父亲是哈佛校长，自然，她的生活环境是优越的，学习环境是优质的，教养环境是优雅的。无疑，费慰梅也是优秀的，她是外国友人在中国的一方文化小缩影，她和费正清都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费慰梅有一位响当当的父亲，母亲则是一位开朗、开明的酷爱旅行的作家，她对子女的影响非常大，费慰梅四姊妹都在年轻时就开始独身外地求学或考察旅行，费慰梅是大姐，更是几位妹妹的标榜。费慰梅是幸运的，她学了自己喜好的艺术，来到了自己喜欢的国家，更加如意的是，她和自己的另一半，也是中国迷的后来成为中国通的费正清一同来到了中国，从此，他们开始了一段平常也传奇的人生道路。因为他们认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切顺其自然地就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去，而且，她还拥有了那么多的开心和收获——在异国他乡有了一辈子的知己，同路人。
在美术展览会上的林徽因和费慰梅，一经交流，才得知，两家住得原来如此之近，只有几百米远。于是，一有时间，费慰梅便从羊宜宾胡同出发，骑着自行车迫不及待地赶往林徽因家处。她是这样描述那段激情飞扬的日子的：“我常在傍晚时分骑着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到梁家，穿过内院去找徽因，我们在客厅一个舒适的角落坐下，泡上两杯热茶后，就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一股脑倒出来。”后来，费慰梅和费正清自然也就成为了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里的重要人物之一。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在盛放的青春里，在亮丽的时光里，她们“一见钟情”。
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
说起费慰梅和费正清来中国，那纯粹的就是一种骨子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热爱，有种狂热的激情促使他们来到这个还处于徘徊，战乱纷纷，军阀割据的国度中，所以，他们成为“中国通”就成为了必然，而与林徽因夫妇的相识，又让他们走了一段捷径。
林徽因和费慰梅交流，几乎都是用英语，这种语言沟通的顺畅，也是她们友谊能一直持续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林徽因不会英文信件的阅读或者写作，那么，她们没有邮件来交流思想和生活，这段情谊也不会这么容易地延续下去，平台是相当重要的。在林徽因心中，用纯粹的英语与朋友交流，应该是非常惬意的一件事，对白不再更多地陷入中国式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或者是一些琐碎的是非里去，
林徽因和费慰梅郊游
她们可以用相对“洋气”的味道诉说彼此的心扉，那是一种略带贵族式的口吻，我们可以从她们接受的教育中，深深地感知到这样的情形。而优雅和爽朗，也特别适合林徽因的性格。
与费慰梅相识后，林徽因在费慰梅的带动下，参加了骑马活动，她们出去踏青，出去溜达，出去骑马。这个时候的林徽因是很精神，很利落的，她在马背上奔驰的风姿和心情，与平时在家中的状态又是不一样的。林徽因曾对费慰梅说过这样的感受：“我在双重文化养育下长大，不容否认，双重文化的滋养对我不可或缺，在你们真正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总觉得精神贫乏，若有所失。我在北京的朋友都比我年岁大，比我老成……今秋和初冬那些野餐、骑马，使我的整个世界焕然一新。”西方的娱乐方式带给林徽因的冲击，不是一种洋派的标榜，也不是一种稀奇的追赶，是实实在在地快乐与收获，林徽因从中获取的自信与骄傲，让她短暂地忘却了自己的肺病有多么得厉害，这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结果。
林徽因和费慰梅对美和美感的物体或者艺术的作品有着同样的共鸣和一样的追寻。费慰梅就任重庆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时，在重庆有一个小房子，小房子是费慰梅布置与设计的，这让林徽因非常的惊喜和惊叹：“我像是走进一本杂志！”她们对艺术都有着敏感的触角和智慧的欣赏，因“臭味相投”，交流起来就不困难了，而且交流的范围多在文化圈和艺术圈的范畴，自然喜欢，也熟络。当然，她们也有一些女人的悄悄话，比如对徐志摩的一些看法和感觉，费慰梅都是可通过林徽因的表达和接触感知一二的。费慰梅说：“我常常暗想，她为什么在生活的这一时刻如此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朋友？这可能同她失去了那不可替代的挚友徐志摩有点关系。在前此十年中，徐志摩在引导她认识英国文学和英语的精妙方面，曾对她有过很深的影响。我不知道我们彼此间滔滔不绝的英语交谈是不是曾多少弥补过一些她生活中的这一空缺。”林徽因与徐志摩的故事，费慰梅只是在感知中去体会、体味。或许，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林徽因，懂得林徽因和徐志摩之间的感情，那些妄猜，那些定论，都不足以代表当事人，他们的故事是一个谜，因为谜一般，人们才不断地揣测与探究，这就是人性的根本。
林徽因的迷人，在费慰梅心中，她是这样描述的：
她的神经犹如一架大钢琴的复杂的琴弦。对于琴键的每一触，不论是高音还是低音，重击还是轻弹，它都会做出反应。或许是继承自她那诗人的父亲，在她身上有着艺术家的全部气质。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年轻的时候，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后来，在她的一生中，视觉艺术设计也曾经使她着迷。然而，她的真正热情还在于文字艺术，不论是口头表达还是写作。
费慰梅高寿，活到了92岁。林徽因因为肺病及其并发症，早早地去了。
本来，费正清和费慰梅费劲心思，为梁思成争取了一个去美国讲学的机会，这样一来，林徽因自然也可以随行，可以去美国好好地治疗她的身体，但林徽因拒绝了。祖国在苦难中，祖国人民在苦难中，林徽因义无返顾地选择留下，她要与祖国同呼吸同命运。她的倔强，她的饱满，她的血色，她的脉动，与祖国在一起，与千千万万饱受苦难的同胞一起，他们共同渡过。她和林觉民以及那些为革命献身的林氏家族的亲人们一样，他们的血液膨胀、澎湃，那是激昂的炎黄子孙的中国热血，川流不息地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