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爱小说林徽因：民国最美的女神(18)

提及这五个人的交集，先要从一些小事情开始说起。
徐志摩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他将最真实的情感经历记录在了一本本笔记本中，1925年去欧洲时，他将这些日记包括一些私人物品交与凌叔华保管。众所周知，凌叔华是徐志摩的女性密友之一，她是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其先生陈西滢是留英博士、学者、评论家，与胡适、徐志摩等并称为五四以来五大散文家之一。这一排列，似乎拉近了距离，他们都是这个文学圈子里的人。当时，徐志摩和胡适是新月派的核心力量，林徽因是骨干之一，陆小曼也是新月派聚会的常客，而凌叔华与新月派也有一些交汇，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凌叔华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家里为诗人举行了一个茶话会，陪同泰戈尔全程的徐志摩、林徽因必然也在场出席，这也许就是林徽因与凌叔华第一次相见，徐志摩因此次聚会与凌叔华也结为了好友，最后发展成亲密知己。
徐志摩因为两段情的不断挫伤，情绪非常沮丧。诗人的性格使然，让他急需要一个倾吐痛苦的出口，如果在男性朋友间提及这些“婆婆妈妈”的情事，是不太好的，也显得太过没出息了。于是，与凌叔华性格相投的徐志摩，在不断熟悉中彼此建立了良好的沟通信任，慢慢地他开始将这些烦恼和难过尽情向这位娴静、温和、知性的女子倾诉，显然，这样的倾诉得到了凌叔华的响应。凌叔华非常耐心地倾听了徐志摩念念叨叨的情事，而且给予了徐志摩温存的抚慰和温暖的劝慰，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女子，能充当徐志摩不快乐或快乐时的“耳朵”，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应该说这与徐志摩讨巧的性格有关，也与凌叔华对徐志摩存有好感有关。一个不在意你的女子，绝对不可能经常听你一串串“疯言疯语”，这是必然。没人会相信一个女子真能大度、温柔、善解人意到与一位无关紧要的男子聊生活、聊感情、聊私人话题。徐志摩曾经这样评价她与凌叔华的关系，饶有趣味。他说：“女友叔华是我一个好同志。”“好同志”作何解释，这或许只有创意者徐志摩才能说得清道得明了。徐志摩还这样形容凌叔华：“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你偏爱这怪字，傻，多难写，又像粽子的粽子，他那一个钢叉四颗黑豆真叫人写得手酸心烦。”写出这一段话的首先是妙人，是诗意者才会这样诗意地表达。美与不美，诗人眼里说了算。凌叔华在徐志摩眼里是很妙、妙得可爱，妙得傻气的这么一位女子。是真“傻”？这里的傻或许是对凌叔华认真和宽厚的性格的一种不由自主地褒扬。徐志摩的语言丰富，辞藻甜蜜，说出来的话既贴切，又形象。如是女子，少有不动心的吧？
当然，在徐志摩心中，妙人不止一位。这样就让许多本来简单的事情剪不断理还乱了。特别是“八宝箱”事件发生后，一些关系便陷入了僵局，引发的矛盾众多，线头却只有一个。
在当时，人们时兴写日记用来记录自己的经历、生活、情感，包括事业。当然文人的记载就更加丰富了，写作的作品有时也在其中，这是一种人生的体悟和历史的佐证。当有些往事不能盖棺定论时，日记就成了这个重要的参考依据。许多文人都会用这样的文字积累来记载自己，作为回顾生命历程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徐志摩也不列外。
凌叔华(1900—1990)著名作家、画家
因为不方便或者一些不得已的原因，徐志摩前后两次将“八宝箱”交与凌叔华保管，这在今时今日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个“八宝箱”中有些什么？为何后来许多人都紧张，不紧张的都好奇，这里用猎奇更为贴切。“八宝箱”中除了有徐志摩的日记本，私人信件，部分文稿等以外，后来还存放了陆小曼的日记本，相当有看点。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徐志摩在英国与林徽因相识那一年的日记记载，给许多人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想象空间。而陆小曼“零嘴”的一些是非话，也如数家珍地写进了自己的日记本，成为另一个让人充满想象的看点。于是，林徽因和陆小曼想得到属于自己秘密的日记本，那就非常自然了。而且，作为徐志摩的遗孀，“八宝箱”中所有的物件按理说都该归于陆小曼，保管者凌叔华应该及时归还或者记着归还。但是，这原本很简单的事件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插曲，甚至还让几个美丽的有着社会地位的女子“反目成仇”。
有人指责林徽因，说徐志摩的日记本关你什么事？其实，林徽因想拥有这个日记本也属于正常。据林徽因说徐志摩曾经答应她将在英国那一段日子的日记本赠与她作纪念，斯人已去，虽不知道话语属实否，但是以徐志摩不按常理出牌的性格是有可能有这样承诺的。也有人说，林徽因虚伪，她怕自己在英国与徐志摩的恋情公开成为笑柄。以徐志摩的诗人思维，不乏有对美好臆想的描述成分在，将一些内心的憧憬化为诗句记录下来。对此，林徽因曾大致说过，徐志摩对自己的美好想象，或许来自对诗中女子的憧憬，他自己不觉得，其实那不是对林徽因真实地爱恋，有虚化成分在。这些在英国写的日记本，不管到谁的手里，特别是陆小曼，都是不利于与徐志摩这一帮子亲密朋友的感情的。或许，存放于林徽因处不恰当，却是最好的去处。
“八宝箱”的争夺战争因为各种原因，就这样拉开了。有人说，林徽因在这场争夺战中很强势，由胡适亲自出面为她要到了“八宝箱”，交由她全权处理。而陆小曼成了弱势一方，凌叔华成了受气桶一方。里面诸多的原因，即便是当时的当事人也未必能说清楚。
陆小曼(1903—1965)近代画家，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
胡适将箱子交给林徽因的理由，是让她帮着看看，编个目录，以便日后出版。林徽因收到箱子后，作了细致的清点，并回复：“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康桥)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31.1921起(1921年7月31日)。次本从Dec.2nd(同年12月2)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林徽因做事情是周到细致的，这是她一贯的作风，将“八宝箱”清理记录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如果稍有疏忽遗漏了东西，今后也许又是官司。
果不其然，后来官司真真就来了。林徽因从好友张奚若处听说，凌叔华那里还有一本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曾给叶公超看过。林徽因感觉到，最重要的日记还在凌叔华手中，除开手上现有的两本英文日记，一本从1921年7月31日起，一本从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记录的是徐志摩在康桥的那段生活。但徐志摩认识林徽因那一段时间的日记记录却一点也没有，这说明凌叔华手中尚有一本日记的可能性很大。迫无他法，林徽因只得借助胡适叫她整理遗稿为名，名正言顺的向凌叔华要日记，凌叔华自然不乐意，但是也只能答应林徽让她后天到她家去取。不过林徽因并没有取到，凌叔华借故不在家，没有将日记给她。林徽因只得再求助胡适，胡适再次写了一封信给凌叔华，要求凌叔华完整将徐志摩日记交出。其实，对于胡适与林徽因，胡适与凌叔华，从对胡适的称谓可看出疏浅，凌叔华是称呼胡适“适之”的，在文坛上能这样称呼胡适的人只有一二，少之又少。而林徽因是尊称胡适“先生”，可以感觉到，其实凌叔华与胡适的关系更为密切和自然些。但在这件事情上胡适是更为偏向林徽因的，甚至对于徐志摩的遗孀陆小曼的求助，要求帮忙将徐志摩遗稿交与她整理的诉求都没答应。其实，外界都大致有了解，胡适是徐志摩的好友，更是陆小曼的朋友、知己，一度传闻两人有情愫，这样“铁”的关系在“八宝箱”面前也没用，说明胡适在这件事上对林徽因的支持多么坚定。
后来，多次的交割后，陆小曼的日记林徽因还与了凌叔华，林徽因则保管了“康桥日记”。但遗憾的是“康桥日记”后来也不知所踪，有人揣测是林徽因的后人烧毁了。当然，凡事都有其两面性，虽说是遗憾，但也不遗憾。这些是是非非原本可以作私人空间的保留，生出的这些隔阂已经够深了，何必再去纠结呢！
再从背景看，林徽因与凌叔华的经历有一定的相似，都是名门望族，成长的经历几乎也雷同，母亲都不是正室，饱尝了些许艰辛和苦楚。最重要的是两人都有过婚外情，而且两人都是文人。林徽因对于婚外情大胆地向丈夫袒露，坦坦荡荡，凌叔华却不敢，她只能私下呵护这份感情，这是两人的性格特征决定的，无可厚非。林徽因要强，磊落；凌叔华温娴，含蓄。她们都是优秀的现代女作家，受人尊重和景仰。

第四章 师生情
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
——林洙
杨永生先生曾记述有这样一件难以考证的趣事：
刘敦桢先生得知梁思成与林洙结婚，寄给梁先生一封信，既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那四个字是“多此一举”。刘先生是一位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的学者，谁也不会料到他竟来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幽默，弄得梁先生啼笑皆非。
林徽因病逝七年后，梁思成与小他27岁的林洙结婚，此举遭到了身边许多朋友，包括家人的反对，其中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情绪反应是最强烈的。
林洙是怎么走进梁思成的，这得先从林徽因和林洙说起。
同为福建老乡的林徽因和林洙，结识源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者、知名学者程应铨，当时高中毕业的林洙与程应铨是一对恋人，因为程应铨到清华大学任教，林洙便随其同行来了北京，自然就认识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元老林徽因夫妇。
林洙的父亲也是学建筑的，因此对程应铨的才气非常看重，极力地撮合自己的女儿和程应铨的恋爱关系，同时，为让林洙在京城站稳脚跟，希望林洙能进入清华大学的先修班学习。恰逢解放前夕，当时先修班未办，于是，林洙只能选择自己补习。同时持父亲的介绍信找到了福建老乡林徽因，希望得到林徽因的帮助。林徽因与林洙的父亲有多少交集，没有多人能说得太清楚。当林洙找到林徽因后，肺结核晚期的她，竟然答应了每周二、五下午为林洙单独辅导英语，这样的教授，对于身体极不稳定的林徽因来说，是非常吃力的。但她担当了，这说明她对林洙父亲介绍信的认可和对林洙这位老乡的好和认可。
而后来，林徽因对林洙的好更不用说。林洙与程应铨结婚时，两人在经济上非常困难，程应铨是大学助教，薪水只能维持生活，没有更多的积蓄，结婚过日子总得操办一些家什吧？无奈之下的林洙想到了变卖自己的首饰，林徽因听闻后，将林洙叫到自己身边，说“有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并拿出一个存折，说是营造学社有一笔钱，是帮助青年学生的，让她先拿去用，需要多少钱你就用多少钱。林洙取完钱后问林徽因，这个存折怎么会是梁思成的名字。实际上，当时的营造学社早已不存在了，这笔钱就是林徽因夫妇自己的钱，为了让林洙放心用这笔钱，她找了一个藉口而已。而对于这笔钱的资助，梁思成自己也不知道，林徽因就做主帮助了林洙和程应铨。程应铨是梁思成的同事，而且梁思成还是程应铨的上司，林洙是林徽因的同乡，林洙是林徽因的学生，按照常理，林徽因没有理由来接济这对新婚夫妻的，至少做不到资助这么多，但是林徽因就做了，而且做得心甘情愿。不是她们之间存在有太特殊的关系，更多的是体现了林徽因的为人处事的风格和原则，对于青年，她都会尽可能地去帮助和支持他们，包括栽培。林洙与程应铨结婚时，主婚人恰好是梁思成。
因为程应铨的缘故，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林洙，进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任秘书，后来更是有了近距离地与林徽因夫妇交好的机会。
1958年，林洙与程应铨离婚，当时正值程应铨最艰难的时期。1957年，程应铨因为提出保护古建筑，批评北京市剥夺华揽洪、陈占祥参与规划之权，被认为是反对“党的城市建设路线”，随后被定为右派，而这一做法，普遍被外界认为是支持他的师长梁思成的一种做法。在这人生最苦闷、苦痛，最需要支持的时刻，自己的妻子林洙不是与他手挽手，心连心地渡过难关，而是坚决地离开了自己，同时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离开，而且不让他们再见面，这种离别之苦才是人世间最折磨人的打击。这时的程应铨的悲伤可想而知，但这还不算最悲哀的一件事，后来的一些事情，对程应铨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其实，想开了，也就那么一回事，现状是如今两人情缘已了啊。
程应铨被打为右派后，林洙从清华建筑系系秘书的位置上被调到资料室做管理员，并在后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梁思成整理资料。这期间，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一个是失去爱妻的失意人，一个是离了婚的单身女人，都需要生活的温暖，都需要感情的抚慰，都需要一个人能说说话，倾诉一番心里苦楚的人，他们正好遇见了，在彼此需要这些的时候遇到了可以倾诉的人，这就是缘分。在对的时间，遇到一个对的人，就是幸福的！尽管许多人认为梁思成的选择是错的，或者是多余的。林洙可以在程应铨需要她的时候离开，如果换作梁思成也步了程应铨后尘，是不是会重蹈覆辙呢？
后来证明，林洙和梁思成一起携手走过风雨，经历那段最为波折和艰辛的日子，始终没有离弃梁思成，他们坚守彼此到了最后。
当时，这层窗户纸是怎么捅破的呢？
据林洙书中描述到，一天，梁思成终于鼓足勇气，半是忐忑，半是自嘲，给她写了一封大胆的信：“真是做梦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正式向你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我已经完全被你‘俘虏’了……署名是‘心神不定的成’。”当林洙当面看完了这封信后，梁思成却害怕唐突了她，嗫嚅着说，“我以后，再不写这样的东西了……”林洙一听到这样的话，陡地觉得伤心。她扑到她敬爱的师长和朋友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没有海誓山盟，没有花前月下，他们只是决定，从此以后生活在一起。这些，都成了后来人不断描摹着他们的感情故事的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