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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举出东晋时期，史称五胡十六国乱华的时代，秦王苻坚的故事。
苻坚弑其君苻生，自立为王，正当东晋穆帝——司马聃升平元年（公元三五七年），他起用了那个在野的名士、平时扪虱而谈天下事的王猛为政，不过十三四年之间，北灭燕云，南胁东晋，大有不可一世的气势。再过了没几年，王猛得病将死（王猛当政也只十六七年），苻坚不但为其百计祈祷，并且还亲自到病榻前访问后事。王猛对他说：
善作者不必善成（成功不必在我之意），善始者不必善终（也就是《易经》坤卦无成有终的意思），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伏惟陛下，追踪前圣，天下幸甚。
又说：
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告诉他，切莫轻易南下用兵图谋东晋）。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王猛一死，苻坚三次亲临哭丧，而且对他的儿子（太子）苻宏说：“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过了七八年，苻坚一反常态，不顾王猛的遗嘱，便欲将百万之众，南下攻击东晋。当他聚集高级臣僚开军事会议时，左仆射（相当于辅相的权位）权翼持不同的意见说：“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太子左卫率（相当于侍卫长官，警备总司令）石越曰：“今岁镇（天文星象的岁月，镇星）守斗（自南斗十二度数起，到须女星的七度，属星纪，正在吴越分野之处），福德在吴（古代抽象天文学，认为太岁所在，其国有福），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苻坚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昔武王伐纣，逆岁违卜。天道幽远，未易可知。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这便是苻坚的最大自伐、自矜之处。
会议席上，文官武将，各人就利害关系，正反面的意见都有，始终无法决议。苻坚便说：“此所谓筑舍道旁，无时可成。吾当内断于心耳！”当时这个时候，再也没有一个人，如王猛一样，教他先求修明内政，建立最高的文化政治以巩固基础了！散会以后，苻坚特别留下亲王的阳平公——苻融商量，苻融说：“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愿陛下听之。”苻坚听了他的意见，便正色地说：“汝亦如此，吾复何望！”苻融听到他的坚持自见与自是，愈觉不对劲，便哭着说：“晋未可灭，昭然甚明。今劳师大举，恐无万全之功。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顽愚，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
苻坚仍然不听他的意见。等到回到后宫，他最宠爱的妃子张夫人，也苦苦来劝谏他勿出兵侵略东晋。苻坚便说：“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换言之，军事的事，不是你们女性所应该参与意见的。他最喜欢的小儿子苻诜也来劝谏。苻坚便训斥他说：“天下大事，孺子安知？”换言之，你这个小孩子，哪里懂得天下国家的大事？大家没有办法阻止苻坚的主观成见，便来找他最相信的和尚道安法师，请其设法劝阻。道安婉转劝说，也不成功。弄得太子苻宏没有办法，只好再拿天象来劝谏说：“今岁在吴分，又晋君无罪，若大举不捷，恐威名外挫，财力内竭，此群下所以疑也！”苻坚还是不听，转对儿子说：“昔吾灭燕，亦犯岁而捷，天道固难知也。秦灭六国，六国之君岂皆暴虐乎？”
这样一来，只有一个人在冷眼旁观——待时而动、乘机而起的燕人慕容垂。慕容垂独对苻坚说：“陛下断自圣心足矣，何必广询朝众！晋武（晋武帝司马炎）平吴，所仗者张、杜二三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一之功！”这一下正好投合苻坚的心意，因此，便大喜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谁知不到一个月，秦王苻坚自统六十余万骑兵南下，一战而败于淝水，比起曹操的兵败赤壁还要悲惨。慕容垂不但不能与他共天下，正好趁机讨好，溜回河北，不但复兴后燕，而且还是促成苻坚迅速败亡最有力的敌人。
我们读历史，看到历史上以往的经验，便可了解古人所推崇的古圣先贤的名言学理是多么重要、多么可贵。譬如苻坚的暴起暴亡，抵触老子所说的“四不”戒条，无一不犯，哪有不败之理。苻坚虽有豪语，所谓“投鞭足以断流”。其实，正是他投鞭以断众见之流，因此而铸成大错特错。所以老子说“故有道者不处”，正是为此再三郑重其言也。
（选自《老子他说》）
道家管理学的终极秘密
看到后世的说法，尤其最近一百年来，许多谈论中国政治思想的，所谓黄老之道，都以老子为根本。老子主张无为，因此许多人认为那些辉煌朝代的帝王是无为之治。那么，什么才是无为？当皇帝什么都不管，那他管什么？大概只管吃饭。所以把无为解释成什么都不管，是很莫名其妙的。
所谓汉唐黄老之道的用法，历代帝王所用的秘诀，大原则大政治，就是《庄子·大宗师》中的一段精华：“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这些秘密，帝王们尽管用，但是可用不可讲，讲了就不能当帝王，只能当教书匠了。如果你们学会了这个秘诀，想当了不起的人，或者当一个老板，也是可以用不能讲，这一点特别说明。
所谓无为之道，是讲为人上者，做领导人的无为，而把国家大事，一切付之于法治，就是“以刑为体”。这是法治的精神，并不一定是讲法律！也就是现代所谓制度化的观念，将一切归之于制度。所以，上面的领导人，他在这个位置，等于一个手指头，只要按到一个电钮，整个制度就跟着动起来，所谓损力少，成事多，这就是无为的道理。
我们不要看到“刑”字，就认为完全归之于法治。首先要了解历史，在我们历史上的经验很多，不重法治天下会大乱，完全信赖法治天下也会大乱，这就是应用之妙，所以要配合上面庄子这四句话。
在我们的文化历史上，还有个东西需要了解，就是法家的学问，法家也出于道家。法家非常残酷，历史上记载，刑法太严格的法治就变成一个残酷的时代。所以由司马迁开始，把完全讲法治的人另外归类，列入酷吏这个传记里。
看这些法家残酷的法治，问题就来了，法家怎么会出在道家呢？道家是讲道德、清静无为，讲慈悲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偏差？我们要知道，一个讲清静无为修道的人，一定非常注重道德。因为注重道德，对人对己的要求就非常严格。严格的结果，就是法治的精神。譬如佛家的戒律，我们学佛本来要解脱，一个学佛的人，自己性命也不管了，头发也剃了，衣服也换了，一切都放下不要了，本来还自在的一个人，结果出了家，反而觉得很不自在，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守戒律。
戒律是一个道德的规范，对自己要求的严格，管理的严格，于是就产生了法家的精神。法家就是戒律，而且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全面的戒律，用之太过就变成残酷，用之恰当呢，法家就是治世最重要的规范。所以庄子提出，光“以刑为体”是不行的，还要“以礼为翼”。
下面庄子把这四点再加以引申，讲以刑为主的做法。
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
“以刑为体”不能过分，过分就成了酷吏，“绰乎其杀也”。所谓“绰乎”，是很轻松自在，并不是严刑峻法。刑法过重，法令太严密，那就是严刑峻法，我们的文化史上素来认为那是错误的，也不是法家的真正精神。
“以礼为翼者”是以文化的精神做辅翼，足以永垂万世。
“以知为时者”是要知机，要知道进退存亡之时机。事情到某一阶段，应该停止的时候就要停止，是不得已只好这样做，也是不能不这样做。不得已有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拿儒家来说，孔子想救世，明知道救不了的时代，他仍要去救，尽其一生去救。每个宗教家都是如此，这是不得已于事也。另一个观念，知道事情没有办法做，只能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就是不得已于事也。所谓知，就是两方面的应用。
“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这个丘，不是指孔丘，是说这个地方堆起来像山丘一样。以道德为标准，依照道德的规范，“有足者”等于佛家讲的圆满，达到一个圆满的标准，树立一个很高的像山丘一样的标准。
“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实际上，修道之人外表上看起来忙得很，“以刑为体，以礼为翼”，其实他内心什么事情都没有，很逍遥，很自在，一天到晚忙，可是像没有事一样。一般人认不清楚，以为他这个人修道很努力啊，以为这个样子才叫作修道。这是只看外形。这一句话就是庄子这一段里的点题，一个真正修道的人，入世处世，好比当了皇帝，日理万机，一天有一万件事那么忙，但心中无事，这就叫作无为之道。因为一切他都有一个制度，有个规范，已经弄好了。
（选自《庄子諵譁》）
道家管理学的最强一战
现在来看一个历史故事，以了解黄老之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使研究黄老的人，掌握到研究的正确方向。道家最初发生最大影响的，是在汉高祖刘邦的创业之初，所用建立功业最大的人才，便是张良、陈平这些道家人物。汉初的“文景之治”，文景父子两代的领导思想，都是用黄老道家学说。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母亲都喜欢研究《老子》，而受其影响很大。
刘邦在位不过几年就死了，政权则落到他妻子吕雉的手中，天下最诱惑人的权势，极少有人摆脱得开，因此吕后便想因势乘便，要把帝位转给娘家的人。但是，当年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文臣武将们，袍泽情深，都不以为然，所以等吕后一死，便起来削清吕家的权力。在这一段时间中，政治、经济、社会等，都非常混乱。
吕家的权力既然削平，大臣们就要找出刘邦的儿子来接皇帝位，可是刘邦的儿子已被吕后杀得差不多了，只有一个小儿子刘恒，被分封在西北边塞为代王，毗邻匈奴——内蒙古的荒漠贫瘠地带。因为他母亲薄氏喜欢走道家“清静无为”的路线，防意如城，无欲无争，所以吕后没有把她放在眼里，才保全了性命。这时大臣们商议，就找到这位远在边塞、性情朴实、清心寡欲、守道尚德的代王，把他迎请到首都长安来，继承汉祚，他便是后来的汉文帝。
研究这段历史，在黄老之学方面的运用，是很有意思的。
刘恒，顶了一个代王的头衔，被冷落在边塞，突然传说长安有人来，请他回中央当皇帝，真是福从天降，人世间没有更好的事了。可是，他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去请示母亲，该不该应邀。这时刘恒的两个重要干部，一个是郎中令——相近现代的秘书长——张武，一个是中尉——类似现代的参谋长——宋昌。张武认为，此时正是中央政府最混乱的时候，而且朝中的一班大臣，都是跟刘邦一起打天下的人物，是刘恒的父执辈，很难驾驭，所以不能去，必须打听清楚。而宋昌则反对，他分析情势，认为可以去。他说，自秦始皇暴虐以来，天下大乱，各地英雄纷起抗暴，而最后统一天下的，是你的父亲刘邦。天下的老百姓都认为天下是你刘家的，虽然有吕后这一次夺权，但为时很短，天下人心仍然归刘。现在大臣们把政权动乱的局面安定下来以后，如果不是看清楚民心归趋所在，也不会到遥远的边塞来迎请你回去当皇帝。既然天下归心，那么大势已在掌握，为什么不去？两人的意见恰恰相反，很难下一决定，最后请示母亲时，这位深通《老子》的老太太，运用无为之道、用而不用的原理说：“先派舅舅薄昭到长安去看看吧！”意思是先派一位大使前往观察一下形势，收集些情报资料。这位大使舅爷自长安回来，报告情况说，可以去接位，于是刘恒才带领张武、宋昌等一些干部，前往长安，准备承接皇位。
这时刘恒的身份还是代王，不算是皇帝，不过是刘邦几个儿子中的一个，连太子的名分也很勉强，最多只能说他同等于一位太子而已。在另一方面，这时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早已掌握在周勃一人手中。当刘恒从边塞来到首都长安城外的渭桥地方，周勃早率领了文武百官，跪下来接驾，刘恒也立即跪下来还礼。这就是刘恒之成为汉文帝，他深知此时的局势非常微妙，进退应对之间很难处理，何况自己还没有即位，所以立即下跪回拜，这也就是老子的精神——“谦德”。《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汉文帝的一生，就实践了这三件法宝。
在刘恒左右的张武和宋昌也是了不起的重要干部，都曾深习黄老之学。在渭桥行过礼后，周勃向刘恒说：“代王！我和你退一步，单独说几句话。”宋昌就出来说：“不可以。请问周相公，你要向代王报告的是公事还是私事？如果是私话，则今日无私。如果是公事，则请你当众说，何必退一步说？”宋昌确实是一位好参谋长，这也是老子之道无私的反面运用。
周勃被他说得没办法，就说：“没有别的，只是公事。”宋昌说：“什么事？”周勃说：“是皇帝的玉玺在此，特别送上。”于是将玉玺送给代王。刘恒接过玉玺，照常情，他就是皇帝了，他却说：“这不可以，今天我初到，还不了解情形，天下之事，不一定由我来当皇帝，可以当皇帝的人很多，我现在只是先代为把玉玺保管起来，过些时日再说。”这就是黄老之道的“用而不用”，要而不要。谦虚是谦虚，该要的还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