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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评论隰朋，说他是个贤德之人，但是他谦虚，能够下于人，“其于国有不闻也，其于家有不见也”，他那么好的道德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一句话更显示他的优点了，乃至他家里的人，对他还没有这样彻底的了解。所以管仲的结论是“勿已”，你要实在找不到人，“则隰朋可”，就把宰相的位子交给隰朋吧！
然则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
“然则”是古文写法，就是这样一件事。“管夷吾非薄鲍叔也，不得不薄”，这就是政治上，也是人生最高哲学。列子说这样讲起来，管仲并不是看不起鲍叔牙，并不是轻视这个朋友，他对齐桓公不得不把鲍叔牙的优点与缺点讲出来。“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管仲对隰朋这个人也并不是特别优厚，而是为了国家，为了齐桓公对他的感情，必须找一个为国家、为老百姓真正做事的人。
“厚之于始，或薄之于终；薄之于终，或厚之于始”，人的交情，有些朋友一开始好得不得了，亲热得很，厚道得很，最后搞得非常薄，刻薄。有些则是开始清淡，马马虎虎，最后非常之好，所以人生一切事情要看结论、看结果。但是看结果就很难，所以讲“厚薄之去来，弗由我也”，总之不要有主见，没有我见，没有成见，应该完全为公。在做人的道理上，要完全为真理，这样才对。
（选自《列子臆说》）
你的老板有前途吗
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最初是没有制度的，每天上朝开会，文官武将和他吵，乱七八糟，简直没有办法。叔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为了保持文化道统，也曾跟过楚霸王，意见行不通，后来跟随汉高祖。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见读书人就骂。所以叔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什么气都受。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叔孙通说不必心急，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等到汉高祖平定天下，他去见汉高祖，建议制定礼法。汉高祖斥责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谓：“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你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这时叔孙通就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天下你是打下来了，但是将来治理天下，不能永远打下去呀！汉高祖这种人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个性固然强，可是别人有理由他一定会听。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问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替他拟订计划，建立制度。几个月以后，把所订的制度礼仪“朝班”都演习好了，再请汉高祖出来坐朝，那种仪式，那种威风，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俨然是大汉皇帝气派。汉高祖这一舒服，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
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叔孙通有办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后，召集知识分子开会，向大家说，据说外面在造反，有没有这回事？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都说真话，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并劝二世改过。唯有叔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是乱传话说造反的，二世听了，认为很对，非常高兴。可是叔孙通讲过这个话，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所以《长短经》就说，叔孙通“阿（阿谀）二世”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做的吗？于是赵蕤引证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后人对历史的看法。
叔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举，如“朝班”制度，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虽然历代各有不同沿革，但一直到清末，实行了几千年。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叔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汉代以来，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对叔孙通小节方面的批评，他从大处着眼下笔，说叔孙通：“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王允说《史记》是一部“谤书”，毁谤汉朝的大著作，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史记》的字句，司马迁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进”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测量测量老板，跟随他有没有意义，前途有没有希望。“前哲所韪”，前辈哲人（代表贤人、圣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对的，是应该的原则。这八个字，已经把一般人对叔孙通的评论推翻了。
司马迁再为这个“生”字做申论说“叔孙生希世度务”。“生”是先生。就是说叔孙通为了继承文化，不致中断，希望有个好的社会，执行正统的文化。进退之间，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时代变，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礼。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结果目的都达到了。他跟随汉高祖，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等于当个附员，闲的差事，拿一点薪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后来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成为一代儒宗。
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树一样，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只有这棵树是直的，但这棵树也很危险，容易被人砍掉，所以虽然是直的，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在这种时代是很难处的，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显得特别，就会吃亏，但要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样又不行。在“致曲则全”的原则下，必须保持一贯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道同委蛇”，做人的法则好像太极拳一样，跟着混，结果达成目的，这就是叔孙通的做法。
这是说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为个人，要站住已如此之难，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
（选自《历史的经验》）
一个下属的自我修养
（一）冲而用之或不盈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
“冲”与“盈”是对等性的。冲，便是虚而不满，同时有源远流长、绵绵不绝的含义。如果解释为用中而不执一端或不执一边的意思，也可以相通。总之，道的妙用在于谦冲不已，犹如来自山长水远处的流泉，涓涓汩汩而流注不休，终而汇聚成无底的深渊，不拒倾注，永远没有满盈而无止境。
从个人修养来讲，要能冲虚谦下，永远不盈不满，来而不拒，去而不留，除故纳新，流存无碍而不住。凡有太过尖锐，特别呆滞不化的心念，便须顿挫而使之平息。一切不为太过、太甚。
从事功方面来讲，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建立一代事功的帝王，严格说来，只有汉文帝和清初的康熙。退而求其次，用历史上名将相的事功，来说明老子“冲而用之或不盈”以及“挫其锐，解其纷”的作为，也可“得其圜中，应用无穷”了！
郭子仪是道道地地经过考试录取的武举异等出身，历任军职，到了唐玄宗（明皇）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造反，才开始诏命他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克朔方节度使，屡战有功。当唐明皇仓皇入蜀，皇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后来称号唐肃宗，拜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节度使的职权。转战两年之后，郭子仪从帝子出任元帅的广平王李豫，统率番汉兵将十五万收复长安。肃宗曾亲自劳军灞上，对他说：“国家再造，卿力也。”但在战乱还未平靖，到处尚需用兵敉平的时候，恐怕郭子仪、李光弼等功劳太大，难以驾驭，便不立元帅，而派出太监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来监军。
一个半男半女的太监又懂得什么，但他却代表了朝廷（政府）和皇帝，处处加以阻挠，动辄掣肘，致使王师虽众而无统帅。在战场上，各个将领互相观望，进退失据。不得已，又诏郭子仪为东畿山南东道河南诸道行营元帅，鱼朝恩因此更加忌妒，密告郭子仪许多不是，因此又诏郭子仪交卸兵权，回归京师。郭子仪接到命令，不顾将士的反对，瞒过部下，独自溜走，奉命回京闲居，一点也没有怨尤的表示。
接着，史思明再陷河洛，西戎又逼据首都，经朝廷（政府）公认，郭子仪有功于国家，现在大乱未靖，不应该让他闲居散地。肃宗才有所感悟，不得已，诏他为诸道兵马都统，后来又赐爵汾阳王。可是这时候的唐肃宗已经病得快死了，一般臣子都无法见到。郭子仪便再三请求说：“老臣受命，将死于外，不见陛下，目不瞑。”因此才得引见于内寝，此时肃宗亲自对郭子仪说：河东的事，完全委托你了！
肃宗死后，当时和郭子仪并肩作战、收复两京的广平王李豫继位，后来称号为唐代宗，又因亲信程元振的谗言，暗忌宿将功大难制，罢免了郭子仪的一切兵权职务，只派他为监督修造肃宗坟墓的山陵使而已。郭子仪愈看愈不对，一面尽力修筑好肃宗的陵寝，一面把肃宗赐给他的诏书敕命千余篇（当然包括机密不可外泄的文件）统统缴还上去，才使代宗有所感悟，心生惭愧，自诏说：“朕不德，诒大臣忧，朕甚自愧，自今公毋疑。”
跟着，梁崇义窃据襄州，叛将仆固怀恩屯汾州，暗中约召回纥、吐蕃寇河西，践径州，犯奉天、武功。代宗也同他的祖父唐明皇一样，离京避难到陕州。不得已，又匆匆忙忙拜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坐镇咸阳。这个时候，郭子仪因罢官回京以后，平常所带的将士都已离散，身边只有老部下数十个骑士。他一接到诏命，只好临时凑合出发，借民兵来补充队伍，一路南下，收集逃兵败将，加以整编，到了武关，又收编驻关防的部队，凑了几千人。后来总算碰到旧日的部将张知节来迎接他，才在洛南扩大阅兵，屯于商丘。因此，又是军威大震，使得吐蕃夜溃遁去，再次收复两京。
大概介绍了郭子仪个人历史的几个重点，就可以看出他的立身处世，真正做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尤人的风格。他带兵素以宽厚著称，对人也很忠恕。在战场上沉着而有谋略，而且很勇敢。朝廷需要他时，一接到命令，不顾一切，马上行动。等到上面怀疑他，要罢免他时，也是不顾一切，马上就回家吃老米饭。所以屡黜屡起，国家不能没有他。像郭子仪这样作为，处处合于老子“冲而用之或不盈”的大经大法，无怪其生前享有令名，死后成为历史上“富贵寿考”四字俱全的绝少数名臣之一。
（二）郭子仪与鱼朝恩的恩怨
这一件有关他个人行谊的故事，足以说明“挫其锐，解其纷”的做法。
郭子仪与监军太监鱼朝恩的恩怨，在当时的政治态势上，是相当严重的。鱼朝恩曾经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父亲的坟墓。当唐代宗大历四年春天，郭子仪奉命入朝，朝野人士都恐怕他要掀起一场大风暴，代宗也为了这件事特别吊唁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人。
鱼朝恩便来邀请他同游章敬寺，表示尊敬和友好。这时的宰相元载，也不是一位太高尚的人物。元载知道这个消息，怕鱼朝恩拉拢郭子仪，问题就大了。这种政坛上的人事纠纷，古今中外，都是很头痛的事。因此，元载派人秘密通知郭子仪，说鱼朝恩的邀请，是对他有大不利的企图，要想谋杀他。郭子仪的门下将士听到这个消息，极力主张要带一批武装卫队赴约。郭子仪却毅然决定不听谣传，只带了几个必要的家僮，很轻松地去赴会。他对部将说：“我是国家大臣，他没有皇帝的命令，怎么敢来害我。假使受皇帝密令要对付我，你们怎么可以反抗呢？”就这样，他到了章敬寺，鱼朝恩看见他带来的几个家僮戒备性的神情，非常奇怪地问他有什么事。郭子仪老老实实告诉他外面有这样的谣传，所以我只带了八个老家人来，如果真有其事，免得你动手时还要煞费苦心布置一番。他这样的坦然说明，感动得鱼朝恩掉下了眼泪说：“非公长者，能无疑乎！”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长厚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言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
（三）卢杞、李白与郭子仪
郭子仪的晚年，退休家居，忘情声色来排遣岁月。那个时候，后来在唐史《奸臣传》上出现的宰相卢杞，还未成名。有一天，卢杞来拜访他，郭子仪正被一班家里所养的歌伎包围，得意地欣赏玩乐，一听到卢杞来了，马上命令所有女眷包括歌伎，一律退到大会客室的屏风后面去，一个也不准出来见客。他单独和卢杞谈了很久，等到客人走了，家眷们问他：“你平日接见客人，都不避讳我们在场，谈谈笑笑，为什么今天接见一个书生却要这样慎重？”郭子仪说：“你们不知道，卢杞这个人很有才干，但心胸狭窄，有仇必报，长相又不好看，半边脸是青的，好像庙里的鬼怪。你们女人最爱笑，没有事也笑一笑。如果看见卢杞的半边青脸，一定要笑，他就会记恨在心，一旦得志，你们和我的儿孙，就没有一个活得成了！”不久，卢杞果然做了宰相，凡是过去看不起他、得罪过他的，一律不能免掉杀身抄家的冤报，只有对郭子仪全家，即使稍稍有些不合法的事，他还是曲予保全，认为郭令公非常重视他，大有知遇感恩之意。